李宗陶

杰出人家 2017-08-12

李宗陶:我希望找到一种养活旧写作的新方式 2016-11-14 李宗陶 凤凰读书 作者介绍 李宗陶,记者,生于上海。在思想者访谈、人物特稿、历史写作、非虚构报道等领域均有出色作品。著有《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那些说不出的慌张》等。曾获得南方国际文学周非虚构写作大奖时代表情奖,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陈丹青说:“她写木心,写慈禧,写干露露,及近时所写的朱新建……都是难得一见的好稿子。” 活在无所不知的每一天 by 李宗陶 7月初,在澎湃的APP上看到一条PRADA太阳眼镜的广告,规格就像从前报纸头版的整页广告,发给经营传统媒体的朋友看,他回一个捂嘴笑的图标,外加四个字:时代变了。 时代确实大变。每一天,如果你愿意,都可以过成无所不知的一天,只要有空打开微信朋友圈,或者Facebook。2016年初去世的David Bowie在他那支着名的《Change》里,用一种近似口吃的发音吐出变这个词Ch-ch-ch-change,跟我现在谈论它的心情蛮搭的:真是有点措手不及啊。 这一轮的变局,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用硅谷工程师或者风投家们的断语,五十年一遇。这其中有两个关键性动作:1994年,硅谷的老家伙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和计算机神童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创办了网景公司(Netscape),这二位开发出一款Netscape浏览器,将美国国防部的内部交流平台转化为民用,而且提供免费下载。公司成立16个月后,还没赚到一毛钱,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成为全球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第一天,股价从开盘12美元蹿到收盘时的48美元,刷新了美国股史的上市首日记录。吉姆·克拉克一夜之间成为10亿美元富翁,而一年前一无所有的马克·安德森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亿美元。第二个关键性动作是史蒂夫·乔布斯完成的,他把苹果手机和ipad送到我们手里,造就了今天地铁里的壮观景象。就这样,我们跟世界联结的方式,被编程语言――一种容错率非常低的、有特殊语法的英语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电子照排,被HTML5(超文本标记语言)分掉半壁江山。 互联网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写作者熟悉的那个传统。这种改变从9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开始了,生成一种“大势”。 一个80后小妹妹跟我讲,她之所以喜欢自己贴钱跟朋友们捣鼓一些公号,就是觉得写作与发表都变得自由,排资论辈,层层审稿,都取消了;在新媒体时代,她有一种顺畅表达的快乐。我自己也从中受益,如果没有网络,《祭毒》多半还在我的移动硬盘里。 我没有用过微博,直接从博客时代进入微信时代。有一次出差到台湾,为了方便联系同事,同行的摄影记者帮我开通了微信。前几天我在想,这三四年究竟从划屏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失去的很明显,就是时间。得到的,一个是开放的心态和更广泛的新知。一些过去不会特意去关注的领域很便捷地一一向我打开,比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还有穿衣服做菜什么的。 大家都在抱怨“碎片”将人淹没,但我想,碎片的知识或信息也是有价值的,关键它是个什么成色,有没有营养,值不值得吸收。在互联网上游弋,训练人甄别、取舍的能力,然后是连贯的能力,能不能一片接上一片,把这些杂多处理成自己有机的一部分,类似光合作用。所以我对碎片化并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另外一个获得,是接地气,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可以这样迅速、逼真、大容量地把世界直接推到你面前。有时候我看着朋友圈里自说自话、前后不搭、却又有某种潜在一致性的一长串内容,会从心里笑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啊。 稍微让我有些不安的,是互联网+时代对写作内容、文本、语法、标题的重新规定。它是那么年轻,那么具有娱乐精神,还常常带点儿粗鲁,对于我们这些会为一句话、一个标点跟编辑校对吵架的写作者来说,真的是有这种效果:眼前一黑。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时段里,10万+的内容形态被制造出来了。我没有专门调研过,也没有大数据支持,没有资格讲太多它的坏话,我能说的是,它的品味不好,会让好作品无法在新媒体时代获得它应该有的位置。本来寄望时间能滤掉一些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在淘洗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又来了,媒介又变了。 技术是一种人造的东西,是现代科学的基底和本质。海德格尔曾经说,科学不会思考。德里达就不怎么同意,他说,科学技术会的,它也在思考。德里达的弟子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就是写出三卷本《技术与时间》的那位,提醒我们说,技术里回荡着一种无人称的知识,一种不署名的权威性;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发生在现代技术“无人称力量”的到来;他也建议我们在思考技术的时候加上时间的维度。问题是,北京时间前所未有地快,我们用三十年走完了别人一百多年的路,真是弹指一灰间。 我一直感激欧洲人在冷战以来在思想上、生活上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不一样的范式,他们身上有一种敏锐的辩证启蒙意识(dialecticofenlightment),对科技的进步不会天真地乐观,不会以为只要有了原子弹、核潜艇、无人战斗机、苹果手机,人就是万物的尺度了。 欧洲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赞叹,像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阿伦特、萨特、加缪这些人,都积极而睿智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引领着欧洲公民,对进步的悖论养成一种敏锐的判断力,所以,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会权衡两个方面:就算想象中的进步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稳定的有内在秩序的生活因此瓦解,这样是否值得?换句话说,今天“创造性的破坏”虽然为明天开出了支票,但比起现代性给人带来的异化和痛苦,是否值得? 我刚从英国转了一小圈回来,在咖啡馆、地铁、火车上看到,仍然有人在读报纸,还不光是读纸质书,还不全是老头,我没有看到一个捧着手机在划的人。 那一刻我忽然想,也许,在我们这个国家,由互联网+主导的资本的运作、电子商务的繁荣、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发布、对个人时间的侵占和随处可见的“手机的家园”,是一种人造景观,是由某种力量推动而不是自然天成的。把世界简化成网上和线下也是荒谬的。 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活着的方式,明明白白就在同一个地球上,就在稍微远一点的别处。 所以,当这一轮革命真的就发生在我身边――传统媒体人纷纷失业、转型、创业,越优秀的,转得越早――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这是一种打断,也提供了一个确认自我的机会。以前,像我这样比较喜欢干活的记者,光顾着埋头写,从来没有时间理一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目是什么,自己的强项和短板分别在哪里,力气该往哪里使。这样被迫停一停,自然会做反省。 阿城说过,一流人才在商界。我觉得确实如此。历史上,像张謇这样的士魂商才,比康梁之类对社会的贡献大,因为后者光破不立,士大夫出身的实业家有建设性的动作。看看今天的情形,一样的。所以我敬佩那些找到新位置、找到资本,把自己成功嵌进互联网商业版图的优秀同行。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们随口议论着公司办公室租金的涨价,短短几句言语,就让人窥见他们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这能力是我不具备的。 但是,不等于我对他们目前生产的内容心悦诚服。十年后,回头一望,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文艺青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些什么。人各有志,人各有命,我还是希望自己十年后翻翻硬盘,能找出一两部比《祭毒》好的作品。 有人把这一轮革命跟印刷术、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跟硅谷的创新相提并论,然后得出乐观或悲观的结论,我都会想一想:它们真的一样吗? 人类这几千年历史下来,纹丝不动的时光几乎没有,每一个时代大多都处在变革之中,都会面对新旧交替、新陈代谢的撕裂感和成就感,都能套狄更斯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区别在于强度和广度。我自己感觉互联网+比以往的变革更猛更强,能量更大。 我差不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稍微整理得清楚了一点。我得继续正统的、不是浅尝辄止的、也不卖萌讨巧的写作。从题材到方法,沿续过去那种一道道工序来的传统工艺,可能过去的还不够,还得往前追;然后,慢慢寻找一种与互联网+联结的方式,来为写作加分。简洁地说:我的写作不打算转型。我希望找到一种养活旧写作的新方式。 这里我想稍微说几句一段时间以来的观察,它很可能是片面的,有待随着继续观察而修正:我发现身边的同行同道,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专制、独裁都蛮敏感,反应也不失为强烈,但对资本的傲慢、霸道、经常流露的无知,反应就迟钝暧昧很多。 大家都很清楚,一个一切听命于资本的盛世并不美好,但现实是,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听命于资本,受它奴役。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词,大概可以用于描述这种俯就:分裂。 谢泳写过一篇钱钟书的书生气。他说,从政治理想上看,钱先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他对同时代那些着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半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除了钱先生的个性(自视甚高),除了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经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这一类的新派人物,谢泳觉得钱先生的“看他们不起”里,有更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士多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不能跟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一点、也更传统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儒家所谓“知行合一”。 这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也是我在多年记者生涯里从老一辈身上吸收的东西。一份人家,祖传的东西里总有一两件宝贝,这是我认定的一件。 但是现代性把知与行分离,我也不想在这里调太多书袋子,累得慌,大家看得到的,身边这些事迹不少: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而且能够自洽,而且能够合理化、日常化,现代人仿佛生成了一种新的习惯和记忆。于是,用阿伦特的话说,“那些失落的珍宝,甚至没有遗言”。 有时候听到一些师友谈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阳光,有国际视野,愿意到贵州某个贫困山区,或者非洲某个村子里当义工,也愿意积极为社团、社区服务。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对自己的父母好,不知道怎么跟最亲近的人沟通,这跟从前那种会为远方的炮火热泪盈眶,为“路有冻死骨”义愤,却不知如何处理伦常的义士们是一个路数,都是人格略有缺失的人。他们可能在某一方面有建树,但终究不能让人佩服。所以这些年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懂得放弃、割舍、有所不为,就是因为这一条。如果不那样做,我想这些年的书,我是白读了。 我想,大家不能忍受警察对雷洋的施虐,却能忍受某些投资人的施虐,是值得反思的。写作的责任之一,就是提出问题,展开对话和反思。如果创业者们继续惯着资本,它不会比一个暴君产生的危害更小。这个议题如果没有被摆上桌面,公开谈论,是我们这些媒体出身的写作者没有尽到责任。 写作者还有更大的责任。抗战时是流亡学生的齐邦媛和王鼎钧,几十年后拿出了《巨流河》和《昨天的云》等四部曲回忆录。经历过文革的冯骥才老师拿出了《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年一老师写出了《大动乱的年代》,李逊拿出了《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经历过一战、二战、纳粹集中营、“911”、第一次伊战、第二次伊战的西方作家们,都拿出了很像样的作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去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科谢耶维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记录了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我读了一小部分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和《二手时间》,还有一些她的访谈,除了源远流长的苦难和沉重,我觉得她的学养、才气、境界都是一流的。有位老师对我讲过,到最后,写作拼的不是才华,不是文字,是境界,这个我很能记得住。 跟阿列科谢耶维奇战在同一高度的还有一位出色的女性,美国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她用文学的手法写历史,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们的存在,都提醒我自己离有价值的非虚构写作还有多远,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她们都是我的导师和榜样。 每一代人把自己经历过的写下来,就很好了。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什么?有什么非得记下来不可的?还有多少空白必须去补上?除了资本以外,更广泛更深刻的决定社会和生活的力量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在慢慢琢磨的事情,它们都存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文件夹里,叫“未完成”。 写作是为了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和本质。在字里行间,通过讲故事,通过文学之美,塑造典范,传递真知灼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关切世界的人,他首先要学会同情、忘我、宽恕,然后把这些传递出去,让人们能为其他人流眼泪。 每个写作者都会有才华横溢的一段时光,也都不得不面对和处理才情的下行或用尽。所以要用功,用别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高度,学会超越自身的局限。 去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龙应台在表达祝贺的文字里提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工作里包含了记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兼牧师这些角色,我想,这个不完整描述提示了写作者的社会意义和可能的疆域。进入写作的世界,就是挣脱僵化的教育,出离日常的平庸,卸掉国家的、个人的虚荣,卸掉民族主义等等牵绊束缚你的东西。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代,写作是为了追寻自由。在这个阅读和写作都受到严厉挑战的时代,对我而言,写作本身就是自由。 最后我要感谢20年来滋养过我的每一家报社、杂志社,那种头悬截稿线的高强度工作,让我经常蓬头垢面、神经粗壮、也长了几块用于写作的肌肉。我怀念那些不用考虑别的,只要一门心思把字写好的时光,那是我们许多人的黄金时代。 节选自《画在人心的苦闷上》/李宗陶 作者: 李宗陶 出版社: 鹭江出版社 副标题: 李宗陶艺术访谈录 出版年: 2016-10 鳳 凰 讀 書 文字之美 精神之渊 主编:严彬(微信号:niaasai) 责编: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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