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线

杰出人家 2017-08-12

无产者、无神论者对未来的时间线的估计,比有产阶级和有神论者要短得多。  :您如何解读国内外主流基督徒的出世主义价值观,他们反感政治智慧,否认权衡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一切以坚守为应对之策,如果坚守的结果必然是失败那就坦然接受失败,理由是神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曾经的主流教会也是这样的吗? 刘仲敬:主流教会,那要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的主流教会。例如拜占庭的主流教会很明显就把它的精力用于在皇帝周围搞阴谋诡计上面了,因为你只要赢得了宫廷阴谋,你就赢得了一切,在宫廷阴谋中失败了,那你其他的东西就都输光了。政治智慧这个东西,的确是晚期和没落文明才有的,说得干脆一点,就是弱者才会需要这些东西,就像是残疾人才会需要拐杖一样。拐杖制作得越精巧,说明你残疾的程度越深;如果你是个身强力壮的人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这些精巧的拐杖的。  hhh照罗马人那句很不政治正确的格言,智慧这东西是属于女人和奴隶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武力,只能用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东方人讲政治智慧讲得多,正是因为他们是弱者。中世纪西欧封建的骑士的格言就是,欺诈和勇敢是不相容的。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和战斗力的话,你根本用不着那些鬼鬼祟祟的东西,那些鬼鬼祟祟的东西只能降低你的层次,浪费你的时间和资源,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你没有呢,那你就只有依靠那些了。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也就是南欧的武德已经消磨殆尽的时候出现的,而这个时候的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仍然非常瞧不起意大利人这一套,英国人和德国人就更不用说了。等到政治智慧足够成熟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民风软熟柔腻的时候,也就是失去了武德、即将失去自由的时候。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hhh因为没有任何人是真正完全相信上帝的,大多数所谓的信徒都是在某个高峰期相信上帝的存在,然后在日常状态下又降低到比较低的层次上。他们尽管会相互指责谁谁谁不够虔诚,谁谁谁不够正确,但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可能是完全虔诚的,他顶多是比其他人在更多的时间点上更接近于这种状态。阿卜杜勒·拉赫曼(1844-1901,阿富汗巴拉克查依王朝君主,1880-1901年在位,著有《自传》)曾经说过,他虽然是伟大的君主,但是一辈子只有十四天幸福的日子。一个人能够达到高峰体验的时间不会比这更多。只有在所有人都确实相信灵魂是不灭的、博弈是永恒的这种状态下,无限博弈才能够收到效果。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相信,而且这一小部分人也不是在所有时间内都能够把这种信仰完全履行到行动当中,那么无限博弈的效果还是不能够产生。这样形成的团体不是一个无限博弈的团体,而是许多个位于歧视链不同位置、对无限博弈的信任程度有很大等差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未来时间线是相差很大的。 hhh对于在极端情况下某些高度现实的人来说,今天晚上的十块钱就是永恒,为了这十块钱杀人,明天就死也是无所谓的。像主父偃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说,只要活着的时候能够获得吃五鼎食的待遇,死的时候被五鼎烹也没有关系(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像公孙述认为称帝时机成熟时,有人就对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何况是十二年,只要能当十二年的皇帝,即使没有好下场也没有关系(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乎!)。这就说明他们的博弈时间是很短的,十几年对他们来说就相当于是全部未来,就已经足够了。  主父偃名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hhh一般来说,相信子孙这种比较低级的永恒形式的儒家,马基雅维利程度达不到这个境界,也就是说时间线会比他们更长一些,不能满足于十几年;基督徒或者是穆斯林的时间线又要比儒家或者希腊哲学家放得更长。这种歧视链的差别,就会体现在他们组成的不同社会团体当中。对未来时间线估计的长短不同,所产生的社会团体的坚固程度也会相应的不同。注意,这里所谓的“对未来时间线估计的长短”不是说你在理论上论证未来有多长,而是体现在你的实际行动当中。你在某种状态之下,特别是在环境比较逼窄的状态之下,你对未来的时间估计会急剧缩短,所谓“人穷志短”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无产者、无神论者对未来的时间线的估计,都比有产阶级和有神论者要短得多。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形成的歧视链,才是一个正确的估计。  天使吹响号角——《最后的审判》局部 问:如何铲除身上的费拉性?希望能给予具体的建议以便落实,指出方向和提供改善方案。还有,若发问者是女性,是否有特别需要注意改掉的地方? 刘仲敬: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这样是做反了。你不能够用制造真空的方式去提取费拉性,费拉性实际上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用来填补空白的流沙。如果你有一种比较强势的价值观的话,你自然会觉得费拉性是一种既可怜又可恶的东西,它本身与其说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像鼻涕一样的脏东西,你会自然而然地觉得这种东西很可恶,想要远离它。像犹太人对付周围的异教徒各民族,就明显有这种感觉,即使他们在受人欺压的状态下,他们仍然觉得这些人过的生活方式是肮脏的、不敬神的、不洁的,各方面都比自己低一等,即使是表面上跟你敷衍,实际上还是瞧不起你。穆斯林在东亚对那些吃猪肉的、不讲卫生的费拉民族也是这种看法,只不过他们的掩饰功夫可能不如犹太人做得好。  hhh我不是建议你去皈依犹太教或者皈依伊斯兰教,只是说你如果有了一种固定的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自身是足够强大的,你肯定就已经达到了祛除费拉性的目的。因为没有哪个人是会自愿的,像是洗澡的时候往自己头上抹洗发水那样,故意要把鼻涕和粪便抹到自己的头发上,你会主动地唯恐避之不及。穆斯林如果看到别人逼他吃猪肉的话,他肯定会觉得恶心的。任何有价值观的人,无论他的价值观是哪一种,只要看到费拉性,感受到这种有人把粪便往自己头上抹的感觉,他简直就是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没有产生这种感觉,那就说明你自身还没有足够坚强的价值观。有了这个价值观,这些事情是会自然发生的。因为费拉是最低一级,任何一种价值观,无论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如何歧视,必然会促使它的载体自然而然的歧视费拉性。 hhh技术上讲,如果你已经有了无论是哪一种的,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儒家的、佛教的或者是任何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必然会使你歧视费拉性,然后你就有必要考虑用哪种技术手段来铲除费拉性。这个手段仅仅是技术性的,而不是价值观性质的。在价值观层面的问题解决以前,技术手段是没什么用的。假定你已经有了诸如此类的任何一种价值观,然后你才感到费拉性是令人憎恶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最简捷的手段就是避而远之,建立自己的团体,然后在自己的团体中间过一种更加高尚和清洁的生活。在政治层面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双反,反G反枝,做到了这一点,你就把全世界逼格最低的东西排斥到一边了,然后在逼格比较高的那些文化体系当中,你自然会根据你已有的价值观有所权衡。这个方面我就不能给你提什么建议了。审慎是所有德性中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层面的权衡。如果没有深入到别人的生活各个层面之间,你很难对他做出相应的权衡,所以真正的权衡只能是依靠自己,而自己也会在这个不同的权衡的过程中间,逐步使自己的审慎功夫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培养出更好的德性出来。  hhh我不觉得女性在德性方面有太多的特殊之处,但是她们无疑应该对观察人的性格和担当、观察家庭和小社区这方面多用点心。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必定会把家庭和小社区看得比大的公共生活更重,尽管他不会忽略和逃避这方面的公共生活,因为后者是跟他直接接触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理论。人一旦依靠抽象的理论,观察的准确性就会降低。女性尤其需要对周围身边的人的性格和做事的方法有所判辨,如果他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那么他的所作所为无论用多少种高明理论来掩饰,早晚是瞒不住你的眼睛的。你通过判断谁有担当,谁有责任感,谁是可靠、值得信赖的、比较诚实的人,谁是说话不可靠、不值得信赖的人,实际上就已经行使了一种非常有效的筛选功能。这种筛选对你所在的共同体的意义,可能比那些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和大人物还要重要得多,因为这种默默的筛选才是维持小共同体和小社区不断向上、至少是能够生生不息的主要因素。  问:缺德之人如何止损,让自己吃相不要太难看,做人不要太贱?只有小聪明的话如何尽力规避被小聪明耽误? 刘仲敬:通过坚强的意志力克制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这一点的难度,恐怕比你在考托福的时候接受的英语训练还要更加困难一些。吃相主要是阶级的问题,一般来说它体现你在十五六岁左右的阶级地位,人的行为模式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间段以前基本成型,以后,如果不是刻意为之的话,就很难做太大的修正。所以弗兰西斯·培根就曾经说过,意大利人强调说,养孩子的时候不能给零花钱给得太少,否则让他们挖空心思去为一点点钱斗心思,结果长大了以后也就变得性格不好,太贪吝,跟贵族和绅士的身份不相称。其他还有许多种关于家教的道理,跟这个关系不直接,就不讲了。总之这里面起核心作用的就是阶级问题。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hhh当你有机会提高阶级地位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原来在较低阶级形成的习惯,把你自己重新拉回来,因为你的习惯跟你现在所处的阶级环境已经不适合了。改变自己原有的阶级习惯,用较高阶级的习惯来替代较低阶级的习惯,有很多种办法,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使你的视角抬高到上帝视角、摆脱你自己所在的那个比较低比较狭隘的小环境的最直接方式。赫胥黎是自由思想家,但他也强调说,对于阶级地位比较低的人来说,如果不是从小阅读圣经的话,简直就不知道除了乡里以外还有天下之大世界之广。①层次比较高、阶级比较高的人有很多方法了解到世界的广大和历史的悠久,但是阶级地位较低的人来说的话,圣经差不多是他们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另外还有其他许多种方式,但是需要的必要条件都是,你必须要有相当于是向导或者是领路人的角色,必须要对你自己的生活微环境进行细节的调整。 1、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身份是进化论鼓吹者,实际上,他在担任伦敦教育委员会委员时,主张小学德育教育中应当保留《圣经》。 “我一向鼎力支持世俗教育,也就是说,摆脱神学教育。但是,我得承认自己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实在想不出采用何种有效方式,可以做到既不读《圣经》,又能维系构成伦理行为基础的宗教情感。异教的道学家缺乏活力和兴味,就连高贵的斯多噶派,比如马可·奥勒留,对于普通孩子来说也显得过于高远、过于精微了。而若将《圣经》当做一整体,若能以公允的批评将《圣经》中的缺点与错误加以剔除,若能找到一位通达、无宗教偏见的教师来放手删除不适合孩子阅读的段落,那么这部古老文献仍能保存其精神之美与辉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三个世纪以来,这部书业已融入英国最辉煌最伟大的历史阶段,它已然变成不列颠的民族史诗(national epic of Britain)。人们无论高低贵贱,无论身处何地,都熟悉《圣经》,正如从前意大利人熟悉但丁和塔索一般。《圣经》的英文高妙纯正,文字美不胜收。最后一点,身处穷乡僻壤的农夫也能通过《圣经》知晓异乡异地的风俗,也能对最古远的文明了解一二。”(《文集》卷三,397—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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