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ng Under The Nazis【15】【16】

weiz 2017-08-12

【15】这是我刚编的

1939年夏天,德国军队入侵了但泽,战争看起来不可避免。巴黎会被轰炸吗?德国人会用毒气弹吗?巴黎人仍在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吃马赛鱼汤。苏德两国签署了条约,极端保守主义没什么错——苏联人不过是换了一种帝国统治为他们自私的兴趣服务。约翰·福特的《关山飞渡》在香榭丽舍举办了首映式。

Django Reinhardt游览好莱坞时,在一个后台被要签名的粉丝包围。他几乎没法写下自己的名字,光是突出重围就花了几小时。

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克里姆林宫里的男人对西部发生的闪电战感到暗自高兴,因为它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胜利助推了一把。德国面临着面包、汽油、铁和各类商品的短缺,它可能会随着第三帝国的崩塌,而彻底被从世界版图上抹去。亚尔马·沙赫特曾说:“你可能在不得不实行面包配给制的时候结束一场战争,却绝对不可能在这时发起它。”让希特勒结束他发动的事情吧。“小伙子,再来一杯红酒!”

德国宣称要在9月打进波兰。法国进入紧急状态。在《岁月的力量》里,波伏娃回忆起那个月份,“美丽的月亮悬在圣日耳曼德佩区”。咖啡馆在11点关门,夜间俱乐部则根本不开门。人们排队买防毒面具。

巴黎Hot Club的五重奏乐团换了低音吉他手。Django Reinhardt雇了一个其他人都不太喜欢的人。“我们能做得更好!”他的哥哥Joseph抱怨道。Django承认那个人也许弹得不那么好,但是出去演2小时,可能吃饭、晃荡、赶路的时间就要超过14小时,尽管他不是世界上最后的低音吉他手,但他会一直笑着,给别人讲故事,还能打下一场艰难的台球比赛。

警察戴上了新的化锡头盔,棕色帆布包里装着防毒面具。一些地铁站被关闭,围以路障。汽车的大灯被涂成深蓝色。一个警察和Dome Café的经理因为逃生灯的问题争吵起来,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一条蓝色厚窗帘被悬挂在咖啡馆的窗户后。公交车也都被伪装了起来。

Django喜欢在他的酒店房间里呆着,有事就叫房间服务员或女仆。他经常以他们推门进来看见他半裸着躺在床上时的惊恐为乐。有一次,他没带护照就去演出了,“我很出名,不需要护照”,他说。下一班火车上,他就被送了回来。

法国对德国宣战了。第一次防空警报在夜半拉响。这只是个错误——一个骑车的男人摇着拳头大喊“混蛋”;两个在穿着居家服的女人,用内衣罩在脸上充当仿佛面具。

Django当时在Hot Feet工作,这是罗莱特圣母院街上的一家小俱乐部。凌晨2点,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黑人走进来坐在桌边,引起了一阵波动。吉普赛人们忙着演奏,来不及认出这就是Duke Ellington。最后他们相视而笑,Ellington坐到了钢琴前和他们一起演出。Django随着节奏晃着头,叹息道:“哦,我的朋友!”

一条法令规定,所有定居巴黎的德国人都必须被关进战俘营。Uniprix商店的一条告示写道:“法国公司,法国董事,法国首都”。外国定居者必须到警局注册,所以很多人开始离开。前方的电报纷纷传来——“您的丈夫光荣地在战场牺牲……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女人们焦急地等着消息。

Django介绍来一个低音吉他独奏手Louis Vola:“独奏先生现在要Vola来。”

填字游戏被禁止,因为当局害怕它们成为隐藏密码的方式。咖啡馆要求货到付款,以防屋顶突然坍塌。华沙陷落了。

红磨坊化妆间的门上满是窟窿,因为Django兄弟在幕间朝门上扔刀子。

雨把闪电战拖住了一会儿。有传闻说德国内部有森严的限制性规定,愤懑的情绪在不断增长。无法退出时局的巴黎人知道这是真的——战争在什么地方确实发生了。

一天深夜,或者凌晨,疲倦、失落的Django走进了屋顶上的牛(一家卡巴莱歌舞酒吧),他刚刚因为玩儿十一点输掉了10万法郎。“莫伊塞斯先生……”他用微弱的声音叫来男招待,“香槟”。Jo Bouillon的乐团拿起乐器时,他从乐池里拿起一把吉他,开始轻轻弹奏一段旋律,这可以为他挣来百倍于当晚损失的薪水。苦难不是白受的,他把这段旋律命名为Nuages。

一些法国士兵为了避免上前线而自残。德国宣传海报开始张贴——“我们没有针对法国。如果你们不开枪,就不会吃枪子。”在短波电台里,一个德国母亲告诉法国母亲,战争是英国人的错:“为什么法国人要为了保护英国被杀?”

Hot Club的五重奏乐团在去斯堪的纳维亚演出的时候坐火车经过了德国,没有人考虑过过境签证的事,结果他们在亚琛被带下了火车。一种奇怪的灯光,让海关办公室墙上的元首像的胡子看上去像在震颤。Django看得哈哈大笑,停不下来,这么做看起来没什么不恰当的。但Grappeli不得不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来让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但在瑞典坐船,Grappelli的脖子上带着那种为知名来宾准备的花环时,Django却闷闷不乐。

到处都有毁掉的汽车。火车上的乘客带着塞满银器的行李箱,准备把它们藏在祖母的房子里。警报和死寂交替。板舞搭建成了一门赚钱的生意。

而同居十五年后,Django决定娶他的女人Naguine。

阿尔萨斯的归属在德国和法国间摇摆了几个世纪,尽管当下它属于法国,但阿尔萨斯人,甚至法国士兵,都开始温习他们生锈的德语。德国和法国士兵在莱茵河两岸钓鱼时会相互招手。当德国机枪突然开火时,他们会竖起告示——“法国士兵,请原谅我们,这是个意外……我们并不想伤及你们。”

当问到“你确定这里安全”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后,Django Reinhardt拒绝乘降落伞到Mefrano马戏团的舞台上,舞台位于一艘星型贡多拉船上,用银色丝带拴着。来这里本是他自己的主意,他也为此有点得意洋洋:“在拉斯维加斯,Mae West也去过那样的舞台……这很美国。”

1939年12月,泛美航空飞行员Pete Clausen负责的航班上,乘客中有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的伙伴、“军官”Torkild Rieber和去参观德国工业设施的Herman Goering。Rieber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给弗朗哥政府提供石油,向法本公司传授聚合技术,还让自己的油船越过了英国封锁线,补给纳粹潜水艇。

1940年二月的一场暴风雪后,巴黎的人行道上满是积雪,因为铲工都去了军队。糕点房每周关门三天,在一周的这三个“干枯日”里,也没有地方能找到酒精。四月初,希特勒预言他会在6月15日前进入巴黎。但是在Flore咖啡馆,没什么人把他的话当回事,尽管德国人已经入侵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Django在Claridge酒店住一间豪华套房,后来又搬到了凯旋门附近的Acacias街上的一座公寓。他在Le Doyen工作,这是香榭丽舍花园里的一个时髦餐厅。

七万法国士兵丢下了自己的武器,法国的边界被封闭。保罗·雷诺在广播里说:“如果有人告诉我,只有奇迹才能救法国,我会说,我相信奇迹,因为我相信法国。”巴黎剧院上演了达律斯·米约(Darius Milhaud)的《美狄亚》,波伏娃被这部歌剧的音乐集中了,称它“很好”,整个演出也“十分值得一看”。

Charles Delaunay在Jazz Hot中写道:“我们希望我们最近的音乐会和电台节目可以帮助法国人克服他们对自己的爵士乐天赋的荒唐的歧视。我们要做的下一件事,是给出今年我们觉得最棒的十张唱片。”

6月4日,巴黎遭轰炸。当放空机枪射出团团白烟时,咖啡馆里还是有很多在站着的客人,正在试图讨论出“如何避免在被占领的巴黎像一只耗子一样被抓起来”这一问题的结果。大批逃离的人流堵塞了大道,占了全部居民的1/4。很多出租车被抢走而不是人拦下。装载着床、自行车和惶恐的家庭的卡车,被卡在静止的长队中。人们不得不在路边吃饭。意大利也宣战了。

一个有爵位的法国女士经常举办派对,邀请和她的世界完全没有交集的人来参加。一个晚上,她邀请了Andres Segovia和Django Reinhardt来演奏。Segovia准时到了,并用他的拿手曲目给宾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个小时后,Django才来,还没带吉他。他微笑着,想着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从来不在意时间,从来不带手表,而是根据太阳和月亮判断时间。Segovia拒绝把他的吉他借给Django,有人冲出去,拿回来一把琴桥碎了的老琴。Sogovia对Django用这台琴演奏出的乐曲震惊了。“从哪儿能找到这段音乐的谱子?”他问。“哪儿都没有,这是我刚编的”,Django笑道。

6月17日的早上,菲利普·贝当在他已经身陷世纪末水坑的维希政府总部所在地公园酒店宣布:“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沉重的消息,我们必须放弃战斗了。”贝当呼吁青年们发起一场“肃清运动”,一个“旧式全国革命”,为了“道德和头脑的更新”……“我相信我们的青年。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扬声器放起刺耳的军乐。

控制者失去了自己的铁路。钟表调到了德国时间。邋遢、怨声载道的难民,和衣冠楚楚、斗志昂扬、殷勤的德国人构成了惊人的对比。一家商店的窗户上贴着告示“不欢迎犹太人”。肉店里不再售卖火腿。维希广播谴责着那些“必要时背弃故乡”、去往美国的“犹太叛徒”。一张Django Reinhardt的唱片在黑市上能换两千克黄油。工厂雇佣“犹太人和外国人”。新闻短片播放时,禁止欢呼。

Django雇佣了一个没名的年轻阿尔及利亚乐手Hubert Rotasting,在新的五重奏里取代Stephane Grappelli演奏单簧管。Rotasting以前是个萨克斯手,既没有演奏过爵士乐,也没有吹过单簧管。“我喜欢你吹萨克斯的音量”Django告诉他,“你来我这儿吧。”

“对德国士兵建立信任”的海报开始出现。在尼斯,安德烈·记德的演讲被当权者叫停。Je Suis Partout报针对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反法西斯作者发表了言语激烈的社论——“我们要求揪出这些生活在我们之中的叛徒”。

英语里代表胜利的字母V开始出现在巴黎的墙上。Ernst Van’t Hoff和他的德国乐团举办了一场地下演出,轻柔的铜管乐变奏着三点一折线(莫尔斯电码中代表“V”,通常指二战中的胜利)歌曲V For Victory。

一枚手榴弹被投掷进一家德国人经常光顾的饭馆,之后就是一场血腥的报复。

Jimmie Lunceford的乐队取消了法国的巡演。

【16】圣路易斯的悲哀

1940年秋天,法国蔚蓝海岸,Charles Delaunay收到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他的朋友告诉他,这个城市一夜间就掀起了爵士热。在他北上的路上,路过第戎时,看见了Fred Adsion和Alix Combelle音乐会的海报。这很不平常,因为爵士乐在战前能在首都之外的地方生存。但大厅被装饰得当,掌声震耳欲聋。

12月19日,他在巴黎嘉禾音乐厅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所有响亮的法国名字都在出席名单之列,包括Django Reinhardt和他的新五重奏乐团(Hubert Rostaing所在的那个)。演出票提前售罄。

但是让Delaunay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前来的人数。在战前,所有穿着礼服的巴黎人,即便是在普莱耶音乐厅,也会听着Duke Ellington的音乐睡着。如今的听众年轻、充满活力,并且心情愉悦——你能明显感到一个乐迷团体的形成。他又在之后的几夜追加了相同的场次和曲目,同样售罄。

他读过《我的奋斗》,对希特勒不抱幻想:“我知道或早或晚,纳粹会取缔爵士乐,他们在美国加入这场战争的时候,已经干过这样的事儿了,”

Delaunay在采访和文章里都强调过,爵士乐如今是一种全球现象,其背后的人群混合了欧洲(最早是法国)人、非洲人、拉丁语族人和盎克鲁-萨克逊人。他也告诉那些乐手,继续唱那些他们喜欢的歌曲吧,把名字改改就行。

所以,《圣路易斯蓝调》变成了《圣路易斯的悲哀》,《忍冬玫瑰》、《忍冬的玫瑰》、《甜蜜的苏》、《我亲爱的苏珊娜》,每个人都像原来一样摇摆。好吧,至少是差不多一样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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