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冯远征:我穿墙过去

我是一根弱男子 2017-08-12
冯远征:我穿墙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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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冯远征 采访|张莹莹




1986年初,德国人露特·梅尔辛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年她将近六十岁,一头金发。在人艺,她成了我的老师。

那时我刚考入人艺不久。此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在考场上被当场选中,最终我还是给刷掉了,他们说我“形象一般”——那一届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进去了吗?所以,能进入人艺这个殿堂,我特别珍惜。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人艺师生对梅尔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对于格洛托夫斯基学派,当时人艺的老师中也有争议。在训练中,梅尔辛教授大量使用身体技术来激发演员的潜能,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包括翻滚、跳跃等运动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学也有抵...
冯远征:我穿墙过去

 界面 的阅读专栏
口述|冯远征 采访|张莹莹




1986年初,德国人露特·梅尔辛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年她将近六十岁,一头金发。在人艺,她成了我的老师。

那时我刚考入人艺不久。此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在考场上被当场选中,最终我还是给刷掉了,他们说我“形象一般”——那一届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进去了吗?所以,能进入人艺这个殿堂,我特别珍惜。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人艺师生对梅尔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对于格洛托夫斯基学派,当时人艺的老师中也有争议。在训练中,梅尔辛教授大量使用身体技术来激发演员的潜能,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包括翻滚、跳跃等运动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学也有抵触。我们班的吴刚(《潜伏》里头演陆桥山那个),就跟梅尔辛教授说自己有脚气,逃避上课。翻译把脚气翻成“脚上有病”,梅尔辛教授一听,以为他骨折了,马上准假。

我上课一直特认真,不惜力,领悟也快,梅尔辛教授经常表扬我。

每天训练完,梅尔辛教授会盘腿坐在排练厅角落,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叫过去悄声交流。说缺点时,别人听不见,保护你的自尊心;鼓励时,你会有“她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窃喜;这就是当老师的艺术。

有一天,梅尔辛教授在角落里跟我说:“如果你明年去德国,考我的班,我会第一个录取你。”翻译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再说一遍。她又说了一遍。“你愿意吗?”她问我。我回答:“不愿意。”

培训班结束后,梅尔辛教授让翻译把我叫到她的住处,正式邀请我明年考她的学校。我又拒绝了她,人艺是中国最好的剧院,我不想刚进来就离开。

然后,梅尔辛教授就回了德国。我继续在人艺。

1986年下半年,我从学员班被抽调到剧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个时候,剧院第二次把梅尔辛教授请来给我们上课。她再一次郑重地跟我谈,希望我去德国,我再一次回绝了她。还没毕业就当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为什么要去德国?我对德国的概念就是奔驰轿车、莱卡相机,以及柏林墙,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开了,墙在资本主义那一面还被画得乱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尔辛教授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剧院没有邀请她,她是以个人旅游的名义来的。她第四次邀请我去德国。那时我才知道她给我发过好几次邀请函,寄到人艺,都被扣下来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临走前,梅尔辛知道大概是无望了,便跟我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德国上学,就去三个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学”。当时我在恋爱,她还邀请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国给你们举办婚礼”。

一年之后,我从人艺毕业。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击,一心想离开中国。我给梅尔辛写了封信,告诉她我打算去德国,她特别高兴,立刻重新给我发了邀请函——这次寄到了我家里。

我开始一边拼命挣钱一边办手续。我花8000块买了单程机票,可日子快到了签证还没下来,我只好把票退了。签证下来了,我再去买机票,票已经没了。那时飞德国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卖机票的告诉我,我还可以坐火车。从北京到柏林火车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飞机到得早。那是中国的动荡年代,夜长梦多,我只想赶紧走。买吧,头等软卧一人一间,1490元,我记得特清楚。我买了两天后出发的车票。

接下来那一天多,我疯了一样跟所有人匆匆告别。朋友们挤在我家里,大家都觉得,可能这就是永别。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从老北京站出发。火车会经过二连浩特进入蒙古,穿过苏联,在8号凌晨到达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11月7号凌晨,列车抵达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节。置身红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天很冷,但广场上依然很多人摆着桶在卖鲜花,情侣们会买上一枝花庆祝节日,还有结婚的新人们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合影。许多和平鸽在红场上空飞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国,它们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车上,发现因为客满,头等舱变成了两人间。跟我一间的是个雄壮的俄罗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还穿着高跟鞋,衬得我像个没长开的小孩。发现要跟一个男人同房,女人特别不高兴。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是驻捷克使馆的参赞夫人。

参赞夫人提出,让我跟普通舱的中国女留学生换铺,我想想,同意了。结果三个女留学生都在车上谈起了恋爱,没一个愿意换的。这就不怪我了。

参赞夫人沉着脸坐在包厢里。“叮咚!”夫人按响了召人铃。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一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我在上铺百无聊赖,翻出“不老林”牛轧糖吃,一边吃一边把糖纸扔到下面烟灰缸里,却发现参赞夫人盯着那糖纸不错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纸拿起来,小心展平了,夹在笔记本里。

于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说:“For you!”“For me?”她马上喜笑颜开,连说“Thank you! Thank you!”一边把糖收到包里。我说:“Eat,eat!”她摇摇头,“For my husband”,意思是留给她丈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 you!” 夫人傻了——“叮咚!”,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两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夫人指指红茶,“For you!”。

我接着翻包。翻出准备带到德国送人的漆雕镯子,找出最大号的,“For 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动得快哭了——“叮咚!”小点心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 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1986年夏天,梅尔辛第二次来到中国,我和同学们到她在北京住的宾馆看望她。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

放下电话,梅尔辛看我的眼神变成了心疼,她立刻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大餐,之后,她再没怨过我“你是干嘛来了”。

转眼,到了1989年的圣诞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一切都很新奇。梅尔辛的亲人朋友聚在家里,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吃点心、拆礼物,忽然,我开始说德语,我告诉梅尔辛我在中国怎样失恋,怎样来德国,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的单词一个个往外蹦,梅尔辛全听懂了。“征,你会说话了!”

是啊,我会说话了,虽然那时说得错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学语言就该这样,先死记硬背,张开嘴,再学语法;要先从语法学,什么都懂了还是不会说。


1990年冬天,我和朋友们在柏林墙前。如今除了我,其他的人都在德国。



我顺利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注册入学,跟着梅尔辛上表演课,还修灯光、修舞台美术、修服装设计、修形体……课余时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忙着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不用打工,那个时候,每个月梅尔辛给我800马克的生活费,她希望我不打工,专心学习。没课的时候,余隆给我打电话,约我聊天、喝咖啡。

偶尔留学生们聚会,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恼,打工的问题,跟德国人文化上的冲突,想家的感觉……谁唱一首悲伤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们只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索性都不提,凑在一起就是瞎闹,乐呵。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书店里挑书,一个女孩跑过来问,你们俩是中国人吗?我们说是啊,她说她也是,“我是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玩儿的”。这个女孩在国内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深圳有个很好的工作,动荡之后,她花钱偷渡到泰国,在泰国等了三个月申请到联合国派发的难民号,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难民营里,一天拿几块钱发下来的生活费,等着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们就带她一起去。她给大家讲她偷渡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快到八点,女孩说要走,“难民营有规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就要被遣送。”我们去送她,我跟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校食堂的咖啡馆找我们,那里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经常待在那儿。

她果然去食堂找过我们两三次,她说难民营里也有中国人,但都有点隔阂,还有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总想占她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能说中国话,她慢慢就开心起来。

有一天她又来了,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去中国人家里玩,大家说着中文,热热闹闹的。快八点了,她又说,我要走了;我说走啊,送你。她说,是要从柏林走了。消息传下来,她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小镇,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必须在那里待满八年才能拿到德国身份。

这么一个小女孩,在那么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怎么过啊?送她的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想把话往开心了说,但总是开心不起来。她说,她有点后悔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这八年怎么过,也不知道八年后还能不能回中国。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计说话声音有点大,突然一个提大密码箱、穿西服的哥们儿三步两步冲过来,“哟,你们北京的?快跟我说说中国话,我憋死了!”我问他是干嘛的,他报了个地址,我一听,难民营,“你怎么是难民呢?”他说,别提了。带着一副“给你们开开眼”的神气,他把箱子打开——大半箱美金。他请我们吃饭,聊了才知道,他在国内贪了一笔钱,赶上动荡,自己造了个假通缉令,以难民身份跑出来了。此人也是在泰国等难民号,等半年也没见发下来,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人故意拖着他——他在那儿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钱。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他就天天提着钱在大街上走,怕在难民营被人偷。这个人,后来我也没再见过。

现在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曾写过一本书,里头提到我。写完了他专门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写你了啊,你别介意”,我心想,能写什么啊,“没事没事”。后来一看,他说我刚去德国的时候跟祥林嫂一样,逮谁跟谁说失恋。我问谭平,我真那样吗?——“差不多”。想想还真是,那时候我们聊天不想说不高兴的,就互相叙述感情经历解闷儿。记得刚到德国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学校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她跟我一样都是戏剧系。我请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张嘴我就开始说我的失恋,等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久时,三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女孩一句话没说。我赶紧道歉,女孩说没关系,“你说的挺逗的。”——能不逗吗?我爆了那么多隐私。

这个女孩现在还在德国,她开了个餐馆。每次她回国,我们都会见面。



在梅尔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来了。中国留学生都说,没见过一个中国人能在德国人家里免费住三个月,你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话,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别人家里白吃白喝白住,每月还拿800马克生活费,我多少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梅尔辛不想让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课,别的什么都不想。我们争执了一回,她拗不过我,还是听凭我开始找房子准备搬家。但梅尔辛给我铺好了后路,她安排我在她一个学生开的剧团里演戏,每月我有一千五到两千马克的收入。

于是我开始跟那些德国演员一起排戏、演出。排练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有天午休时,大家正边吃午饭边聊,我看见一名德国大提琴手没饭吃——中国人心态,一堆人冲着一个人吃东西不合适——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块三明治塞给了他。

大提琴手听说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进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个德国人分住两个卧室,另外一个15平的小房间归我,不要房租。“有这么好的事?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大提琴手说,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德国人不会像你那样,给我一个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终我们商量好,每个月我给他做两次中国饭作为回报。中国菜要用的食材和调料能在越南超市买到,这事不难。

其实,在德国,我一直遇见好人。我想过永远留在德国。这里生活挺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挣到钱,没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丰富,尤其先锋派戏剧非常发达,剧多得每天都看不过来。它不是一个容易离开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经历还是在慢慢影响着我的想法。

东西德刚统一时,很多德国朋友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否则遇到新纳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车厢里九个人,七个是外国人,两个是德国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个满身纹身、扎好多耳钉的人忽然冲到车厢门口大喊“外国人滚蛋!”虽然他们只是喊喊,没有冲进车厢,地铁出站后,那两个德国人还是起身跟我们一一握手,为同胞道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对我这样的外国人依然有着敌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剧场的酒吧里,我拿着一杯酒跟同剧团的德国同事聊天,正聊得高兴,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演戏?”“我在这里学戏剧,能演戏对我是个机会,多好啊。”他就等着这句话,“你一个中国人在德国演戏,你知道有德国演员演不上戏吗?你是中国人,回中国演戏去啊!”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演员,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上戏了。可以说大家都是凭实力,但是当个演员还要遭受敌意,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德国演戏的意义。

还有一次,德国大选期间,平时玩得挺好的两个德国朋友因为支持不同的党派而争得面红耳赤,我在旁边说了一句,某某党挺好的,他们立刻同时住嘴,转头看向我,脸上的表情是“这跟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那段时间,一个朋友拿到了德国国籍,我们一块吃饭,我敬他酒,为他庆祝,却发现他垂头丧气的。他跟一个德国女人结了婚,婚后俩人处不来闹离婚,他跟对方说,离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让我拿了身份。那德国女人也算仗义,真等了他八年。现在身份拿了,接下来准备办离婚,他说,以后回中国还要签证了,但是“不拿出护照,哪个德国人会认为我是个德国人呢?”这叫什么事啊!但已经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带着无奈,说:“这辈子就在德国混吧,也就这样了。”

这话太刺心了。在德国生活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毁灭”一样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国比中国自由,但一年语言学校加四年高等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很可能根本没有人找我做演员。即使能演戏,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无非是糊口——像我在那个剧团里的角色,就叫“外国人”,不停地在台上跑来跑去,偶尔说上一句话,也就比龙套好一点。如果我继续读书,读戏剧史或戏剧理论,读到博士毕业都快四十岁了,然后呢?搞戏剧研究?一部戏出来我评论道“这戏真本土、真德国化”?——一个中国人说一部德国戏“本土”?吃饱了撑的吧?

要留在德国就几条路,一是找德国人结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结婚,给她几万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护照;二是放弃学业,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开个中国餐馆,变成老板之后把学生签转成工作签,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三是最惨的:放弃学业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让一个搞旅游的朋友帮我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单程。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


1986年初,梅尔辛结束了第一次在人艺的授课准备回国,我和同学们到北京火车站为她送行。



走还是留,在德国的最后半年,我跟梅尔辛谈过三次。她总是说,你不要走,你是中国唯一学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学完。即使我完成学业,梅尔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国,“回那个地方干嘛啊?”她这么说。那时中国的未来仍不清晰,许多留学生还在观望,而梅尔辛想让我继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为她的传人。

我说,在德国我永远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说,那你可以教学、当老师啊。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做演员。终于有一天,我告诉梅尔辛,我决定了,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她非常生气,“好,征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行,你走吧,走吧!”

回国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尔辛家,告诉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国境况不好,我会回来的。她很冷淡,说,你随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让她难过了。

我又找到梅尔辛的妈妈,那年奶奶已经93岁了。住在梅尔辛家的那一年,经常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在她的小房间里聊天。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用彩笔给我画了很多幅小画。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干什么呀?”我只能胡乱编个谎话,说我要回国换护照。她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她说,“你必须回来,我活着等你。”她亲了亲我的脸。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必须要走了。在门外,我拥抱了梅尔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说:“妈妈,再见,一切顺利”。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生存观、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生活,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最后还是无法彻底融入,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兑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机遇,我赶上了。其实当初如果我再在德国呆个五年十年,回来可能也能当演员,但我就不会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感谢梅尔辛,没有她,没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会有今天。

我记得与梅尔辛告别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门我就开始流泪。回国之后我给她写过好几封信,她什么也没回,她是再也不想理会我了吗?2008年,《超级访问》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想找到我的德国教授梅尔辛。节目组真的托人到梅尔辛家敲门,拿着我出的书,告诉她,现在冯远征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演员。看着书上我的照片,梅尔辛说:“哦,他的头发比以前少了。”

那本书上都是我的影视剧剧照,梅尔辛说,征不作戏剧了很遗憾。后来我专门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请她告诉梅尔辛,我还在人艺,还在坚持演戏剧。

与梅尔辛告别22年后,2013年,我去了德国拜访她。我的车刚停下,院门就打开了。我想,也许她一直坐在门口等着我来敲门。她坐在轮椅上,腿肿着,跟我记忆中那个精干的女性比起来,眼前的梅尔辛苍老了许多。我有点想哭,但还是微笑着,拥抱了她。那年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我曾经住过的地方。22年之后,房子破败了。一千多平米的草坪曾经我每星期都修剪,现在草长到半人高了也没人管;我住过的小房间凌乱不堪,我和梅尔辛的儿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剧场现在堆满了杂物;梅尔辛的妈妈,那个说要活着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尔辛住进了她妈妈的房间,那里也是一片脏乱。

我向梅尔辛介绍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项链,她马上要求我给她戴上。那个下午我们聊着天,她说,她本来只能见我半个小时,但忍不住和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我邀请梅尔辛来中国,我想请中医来调理她的腿,她说,她坐不了那么久的飞机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告别,这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告别。我抱着梅尔辛,说:“再见,妈妈,我爱你”。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梅尔辛,她的电话也变成了空号。也许她住进了养老院,也许……我不愿意往下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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