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洛克的政治哲学与现代自然法学说 笔记

陆士衡闻而抚掌 2017-08-11

【李猛】洛克的政治哲学与现代自然法学说

李猛在中大博雅学院的讲座,在甘子的地盘吼。

首先入手是罗素对洛克和光荣革命的评价,洛克作为光荣革命核心观念的倡导者,洛克用来为光荣革命辩护的思想被认为是英国现代政治包括美国革命的思想源头,美国革命的教科书。

洛克关于革命的论述,不同于自由民主以及财产等问题,是洛克政治哲学的基础,并且和自然法的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

甘子主编西学思想源流丛书中的一本,剑桥学派拉斯莱特1960年的洛克《政府论》导论

政府论并不是为光荣革命撰写, 一般传统成见,认为洛克《政府论》是对1688年英国革命所做的事后辩护。

今天认为英国走了非常温和的道路,但是17世纪并不这么认为,霍布斯认为英国政治空前混乱,国王被合法的砍掉了头,之后人民又以同样的热情迎回了国王的后代。

当时早期辉格党的活动中,发明了现代党派政治的宣传和活动手段。拉斯莱特认为该书“写于1679年到1681年之间”,最多不迟于1683年。政府论的主体部分是为了排除危机写得宣传小册子。 最初的部分处理的是1678年(甚至是1675年)到1681年或查理二世治下的主要问题:当时,沙夫茨伯里伯爵等人一再试图威胁查理二世或者是无限期地解散议会,或者在无法容忍的连续休会后再召集议会。实际上,洛克《政府论》的写作就与这场密谋反对查理二世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密切相关。

洛克《政府论》研究的两个教条

在当时看来,是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回归夺取了王位,本来为排除危机写的书,阴差阳错的成了光荣革命的辩护词。表面上是一个技术性的讨论,最后改变了整个学界对洛克和光荣革命关系的认识。

洛克本人非常温和,麦考莱就拿他这一点来反过来证明光荣革命的温和。“作为哲学家洛克痛恨暴政和迫害,但他的理智和性情却使他免于党派的暴力,他不会因为个人遭受的不义而诉诸暴力,而是安静地隐居,以避免遭受可能的政治迫害”。当然是事实上因为洛克有完整的账目记录,他在荷兰隐居时,其实他和辉格党人有很多金钱往来,即使在沙夫茨伯里伯爵死后也和革命党人有密切往来,并不是超然的形象。

光荣革命这个词汇本身的矛盾,60-7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越来越强调这场革命的保守性。今天的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整个17世纪英国政治的转折其实是1640年代的英国内战,清教徒革命。60-90年代学界,最近有些变化,认为真正决定1688年革命的人,其实是传统支持政府的国教派和托利党人。詹姆斯二世继查理二世上台之后,搞了一系列政策:对天主教和所有基督教派实施宽容政策,激怒了托利党;希望重新赢得辉格党的支持,抛弃托利党和国教派。詹姆斯二世建立了克伦威尔以来最大的一支军队,法国式的支持王室的常备军,但是他们倒戈了。与其说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与宽容指引下的辉格党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托利党式的政变。

洛克非常激进,而光荣革命非常保守,这期间有非常大的鸿沟。事实上洛克并不是当时政治思想的主流,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共和派学者,独立完成了洛克在美国革命中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研究。曾经有人批评杰斐逊写《独立宣言》完全抄袭了洛克,相当一段时间内,洛克声誉来源于对美国革命的深远影响。波科克认为,笔名加图的文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洛克,而且美国人读洛克主要是《人类理解研究》,关心的问题也不是洛克讲的生命财产、自然权利的问题,而是对美德的追求对古老共和传统的迷恋、乡村和宫廷的意识形态对立等等。共和派在美国政治思想中的影响也不是一个现代问题,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到哈灵顿以来整个公民共和主义的传统延伸到美国。

呼应了阿伦特《论革命》中对美国革命特殊性的研究,美国革命对现代世界革命没有特别大影响,真正现代世界革命的形态是由法国革命所代表的。美国革命是政治革命而没有社会革命,也避免了法国革命历史必然性的哲学和政治暴力。这个也不是阿伦特发明的,而只不过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发现的推演。“美国人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无需接受一场民主革命就已经达到了民主状态,他们是生而平等的,而不是成为平等的。”美国革命很成功,同时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因为本身优势。

美国“革命没有吞噬自己的孩子”,法国则不同。革命通常是要在彻底摧毁原先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原则,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暴力和动荡。另一方面,通过革命建立的政治原则,同样也需要稳定的政治权威才能得到持久的保全。

美国革命在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传统辉格党史观,修正史学,认为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之所以能实现这种政治奇迹,恰恰是和洛克联系在一起,光荣而节制的革命。麦考莱为爱丁堡评论写了一篇对某一本1688年英格兰革命史的评论,从今天来看对1688年革命的看法完全取决于大家怎么评价法国革命。如果英格兰的历史确实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就绝对不能贬低1688年革命,虽然说是革命其实是改良,对英国和整个人类都最有好处,今天都能感到它的效果,无论在欧洲还是俄亥俄密林深处。《英国史》中将英国革命与(1848年)过去六十年欧洲18-19世纪革命做了比较,这些革命大多是在无政府和暴政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同时深受革命的暴力和同样暴力的反动之间的交错摧残。1689年临时约会《权利宣言》没有给予人民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回到英格兰古老自由宪章的政治传统中。这是我们最后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我们在17世纪有了一场保存性的革命,我们才不会在19世纪面临一场毁灭性的革命。

什么是革命?古代政治哲学中没有,希腊人有几个类似讲法,亚里士多德讲政体的变动,内乱,拉丁人讲维新。马基雅维利讲“阴谋”,法国学者“苦迭打”即政变。革命原来是意大利民众用的地方性俗语,马基雅维利不用这个词因为他是人文学者。后来革命这个词与循环运动即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运行混合。霍布斯描述1640年代英国内战的《 Behemoth 》(和利维坦一样是怪兽的名字)最后写道,在这次内战中,我已经目睹了主权的循环运动。

由于基督教神学色彩,上帝的支配性地位,革命从一个没有方向的循环性的自然变动,变成了一种方向性的超政治意涵的政治运动。建立一种更新的,更持久拥有更优势地位更普遍意义的政治秩序。古典政治学家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政,他们都关心内乱对政体的保全的关系,要么是理想政体不可避免的败坏,要么是返回开端的一种手段。但是现代清教革命,激进政治思想,赋予了民众骚乱和政治危机一个新的内涵。

如何找到一个完美的革命理论。将人民的造反,秩序的复归和有神意的诉诸,结合成一个真正可行的政治理论,洛克的政府论提供一个选项。历史材料中没有记载梭伦改革时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没有具体记载。梭伦设计的决定性的政治原则才是重点,人民和政府的对立则不重要。而洛克则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

洛克认为个人虽然在参加社会时,会交给社会一些权力,但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这个权力会从议会重新回到社会。并且最终,“人民有权力作为最高者来行动,由他们自己继续掌管立法机构,或者建立一种新的形式,或者在旧的形式下,把立法机构交给他们认为好的新人。”这也就是伯克和普莱斯辩论时候说的革命的权力。《政府论》第11章论政府解体(疑为 下篇 第十九章 论政府的解体 )最核心最终的结论。

也即一个政体基础建立在其人民拥有在某种情况下推翻重建的权力,建立在革命权力基础上的政体怎么可能被保存下来呢?

政府解体两个途径:1、立法权变更;2、立法者与人民之间信托关系的破坏。

立法权是最高权力,属于议会,立法权改变,政府就解体了。立法权建立在约束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来支配社会生活,使社会成员在和平和安全中享有自身财产。但是光靠立法不行,需要设置人世间的裁判者,判定一切争端,并救济成员遭受的损害,也即需要建立执行机关。

立法的议会是短期机构,相反执行权则长期始终存在。立法机关既无频繁召开会议的必要,反而是有害的。长期起作用的反而是执行权。洛克是两权,与孟德斯鸠不同,有第三权力,对外权力战争权。

下院加世袭上院+世袭的个人即君主。造成君主既执掌执行权,又分享了立法权,这个君主也就作为宽泛的意义上是最高权力者。立法权对执行权的支配不能有效作用于君主身上。

执行权在法律规定之外以外,甚至有时是违背法律而依照自由裁量进行行动的非常权力。只有借助这种权力,政府才能对不可预见但却与公众有关的偶然事故或紧急状态做出反应。这种非常权力,是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法律的基本原则。君主在行使这种权力的时候,就不是对立法机关负责,而是对人民直接负责了。

当君主运用非常权力和立法机关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宪政体制下找不到一个具有超越地位的评判者,这和通常意义上大家对洛克的认识“议会主权论”不同,这时只有人民才能决定君主的行为是否得当。当不能诉诸地上的裁判者的时候,则要诉诸上天,也即革命权。中文将非常权力翻译成“特权”是错误的。

现代政治不断面临新的挑战,现代社会大量面临法律没有规定的状况,这和立法权位于现代政治核心的原则实际上相当冲突,洛克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强调非常权力。

洛克并不认为革命权力来自于僭权,甚至革命并不直接关联于执政的失败。执政总是会失误,稍有失政,甚至重大失误,许多错误和不适当的法律,乃至人的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容忍,不至加以反抗或口出怨尤。人民经常不愿意革命,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即使只有少数人利益受到侵害,也会造成革命。只要所有人相信或者以为他们会受到威胁,他们就会起身反抗。当人民普遍疑惧政府的时候,政府就陷入最危险的状态。

洛克认为所有人都有财产,和无产阶级革命论不同,生命也是财产。为什么人民不再相信自己建立的政府所提供的救济,而转而诉诸自然状态下的权力呢?这里面和现代政治君主的专断执行权的性质有关。专断权力使人无法判断,真正的企图和图谋,到底是为了造福人民还是荼毒人民,人民无法确知,因而疑惧。

现代社会的例证,当你给老百姓发钱,老百姓就会认为一定是你做错了事情,要不然为什么给我发钱。

马基雅维利,杀人可以,不能侵害人民的财产。但是这个怀疑,因为政治的不对称性,结构上一直存在。老百姓不能等到太晚,一定是在猜疑的时候就起来革命了。

洛克认为真正的颠覆者不是猜疑的人民,而是引发猜疑的君主。

传统上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里,专门论述阴谋,才是讲政治动乱的方式。君主统治必然包含秘密的东西,不能完全公开。好莱坞X档案的例证,怀疑政府有个大阴谋,变成一种主题。

也即执行者要行使非常权力,必然造成疑惧,这样的疑惧与现代政治权力的特点关联在一起。最终出现危机,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以上是在第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来说,立法权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的信托基础上,信托权力是一种司法范畴的权力,洛克的政府有私权的性质。立法权是最高权力,君主因为执掌最高执行权加上分享一部分立法权,也作为最高权力。但是这两者严格来说,都建立在人民把自己财产交给这些人执掌的信托关系的基础上。因此,真正的根本的最高权力来自于人民。

“在一个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并依据自己本性而行动的国家中,虽然只能有一种最高权力,其余一切权力必须处于隶属的地位。但既然立法权只是一种为了某些权力而行使的受信托的权力。那么在人民那里就仍然存在一种最高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者违背他们交给立法者的信托关系,他们就可以拿这种权力来废黜或变更立法者。

前两种权力都是基于同意、契约被建立的权力,而人民的权力源于自然状态中的原初的权力,先于政治。人民的权力只有当政府解体时,才发生作用。一种非常奇怪的论述。

这里有理论的困难,一个标准的霍布斯问题,没有政府怎么构成人民,平时只是群众,政府解体了就是没有联系的没有秩序的混乱的群众,社会比作一个房屋,立法和政府机关是房屋的骨架,没有骨架只剩废墟。但洛克坚持认为政府解体不意味着社会解体。

洛克自然法学说,全部的政治权力,都来源于自然状态下,人民所原来拥有的权力。和霍布斯没有不同,霍布斯只是认为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自然状态,想要走出来,走出来就向社会共同体交出自己的权力。霍布斯也有一个问题,政府是为了保护你而存在,所以不能有死刑,一旦有死刑,政府也就不承担保护被判处死刑者的功能了,那被判处死刑者就不需要向政府交出自己的权力,而是可以起来反抗。

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并不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因为自然状态下就有财产,同时每个人又拥有一种自然法的执行权。洛克自己说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学说。与整个自然法传统都不同。这个学说有非常大的困难,代表了现代自然法的危机。

自然法在托马斯那边,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是一种理性和自然秩序。改变这一点的是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学者,经院哲学最后一位大师,苏亚雷斯《论种种法律和上帝作为立法者》( 《论法律和立法者上帝》 )。他批评托马斯,法律是作为某种规则和尺度,这不是法律是建议,法律则一定具有约束力。但是没有政府,谁来惩罚和制造约束呢?诉诸于上帝。

洛克本人做了非常重要的尝试,对关于洛克关于自然法的手稿研究。苏亚雷斯,自然理性对秩序的理解“自然”,约束力“法”。为了找到这种约束力,比如良心就是一种约束力。洛克另一本著作《人类理解研究》完全可以用来反驳自然法,但是政治理论里他又为了证成人民自由革命的权力,必须诉诸自然法。自然法的执行权,每个人自己是自己的判决者,但是法律必须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胡克反驳,每个人自己判决自己,如果人类是天使我们根本不需要法律,恰恰是人性有堕落的层面,我们不能依靠堕落了的人。

自然社会

自然法这个学说有很多困难,但是福柯说,一个学说从来不会因为理论上没有困难,就被大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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