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故人

闲止 2017-08-11

我比较喜欢看已经过时的电影,或者曾经流行过,而现在已归沉默的所谓“经典”。对山河故人的了解亦不例外,大概已经看过四五遍了吧,每当对这个时代有所思考时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看这部影片,而每次看完又有不同感想。并非这部影片真的已经臻于完善,无可挑剔,并非如此,它在叙事上的单一、不断重复的对时代感的强调、过于鲜明的影者态度都有碍于影片的完善,但缺陷并不代表它不能引人思考,恰如一部烂俗的商业片同样能引人深思一样,从小武开始,贾樟柯就一直像一个彼岸人物一样,用冷眼观察中国的变化。如果说,一切盛世和繁荣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腐植为其提供生长原料的话,那么贾樟柯和这部山河故人可以称为盛世之下的腐植。

1、发展

其实,从影片一开始毫无顾忌的介入九十年代开始,整部影片可以说是在悲凉的色调中不断回顾和重复九十年代的青春与骚动。九二年之后,中国的发展再次有了明确方向,基于融入全球经济环境的要求和中国自身经济的粗放式发展的要求,山西作为中国煤矿产业重要产地之一,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逐渐融入这一行业之中,但很明显,有人成了煤老板,而有人却自始至终都只能是底层矿工。当然,矿工和矿主之间的差距在八零年代还不是那么大,虽然人与人之间有性格和教养上的差距,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完全构成后来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影片中梁子属于“不会来事”的那种,而张晋生懂得为了发展,在法律以内或者之外,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那种人。时间迅速进入九零年代,在迅速进入两千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短短十年之内发生了质的变化,差距不断扩大,而这除了自身所占有的原始资本(最重要的是父辈资源)之外,个人在面对时代浪潮时所具备的能力和胆量,成为后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涛在爱情选择中也做出了艰难的抉择,可以说在发展面前,两种典型的发展模式被做出了艰难切割。多少年后,虽然涛当初所做的选择似乎并不那么幸福,但谁又能说如果当初选择梁子就一定会幸福呢?说不定又是另一个版本的悲剧。

毫无疑问,80年代开始,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在量的总和上而言),但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参与者普遍受益呢?或者,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不正是在对他者的剥夺和压制下诞生的么?但貌似,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代替手段来促进发展上的均衡,只能是剥削式发展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聚集财富,才能实现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纲领性发展要求。在资本发展的原始阶段,先发资本国家的资本积累是通过向外转移压力来实现资本的积累,但中国却是通过不断对基层转移压力来实现剥削式发展,以达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要求。而与这种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威权管理方式,即命令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人人都力求走向管理者的位置,而逃离被管理者的位置。是的,经过三十年变革之后,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一部分的确已经先富起来,但说好的先富者带动后富者,最后共同富裕呢?但张晋生和一帮权贵一起移民澳大利亚了,先富者并没有旅行当时承诺。自两千年以来,中国富豪们对外移民的速度和强度让全世界震惊,澳大利亚曾一度限制华人移民其国,理由是华人过多对其国家政治影响太大,甚至于经常爆料中国富豪买下澳大利亚某某农场、某某公司的事时有发生。

是的,发展背后的逻辑一是资本的逻辑(追求利益最大化),二是权力的逻辑(统治与被统治)。而这两者在中国又经常结合起来,所谓国企腐败、权贵亲属从商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资本逻辑要求利益最大化,而当中国生产成本增加和私有财产不能完全确保时,富豪们为什么不能选择移民?名正言顺的移民,合情合理的移民,而且带着对这个国家的憎恨与厌恶移民,憎恨于这个国家不再为其提供丰厚利润,厌恶这个国家时不时就要跳出来的伟光正宣传。在这里伟大历史的创造早已不是富豪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一个资本家应该考虑的问题,才是一个商人最应该关心的事,资本的全球流动正好说明这一点。而留在国内的被统治者又必须经受权力的管束,是的,发展已经到了瓶颈期,是时候让一部分人受点苦了,我们需要的是发展转型,需要的是结构调整,需要的是经济新常态。但有谁考虑过一层一层个的发展压力转移过程中,最受伤的永远是无法再经行压力转移的那些人,亦即那些奋斗在一线的被统治者。

可以说九十年代真是一个大分流的时代,资本迅速集中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迅速拉开,而那些成功者身上多少都流露出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淘金者们所表现出的勇敢、贪婪、坚韧和狡猾,而与之相对的仁慈、懦弱、无为和笨拙被时代远抛其后。涛的选择不仅是大分流的开始,同时也预示着分流的结束。

2、过往

十年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贾樟柯把场景设定在澳大利亚,在所谓自由的环境中,这些富豪们的二代公子,所面临的困境和父辈不同,他们不觉得赚钱是多么有趣和值得兴奋的事,而深陷其中的无根感和隔膜感才是让其奔溃的感觉。父子之间只有经过谷歌翻译之后才能经行交流,而谷歌作为现时代先进技术的代表并没有拉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相反更加扩大了人与人的隔膜和陌生。贾樟柯的聪明在于他对技术的不信任和对传统中国最重视的父子之情的挑战。

根本而言,人的存在价值或者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张晋生们认为有了钱就有了自由,所以对钱的执着和迷恋成为他们存在的最根本动力。要知道,92年邓小平说,中国已经穷了两千多年,不能再穷下去了,随之中国通过掠夺式发展达到资本积累,逐渐融入世界秩序,并成为世界秩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所以,对于90年代的中国来说,自我救赎的动力就是不穷,就是尽最大努力来换取货币,想尽各种办法来换取货币。但二十年之后,富豪们的自由呢?权贵们的威权呢?自由就是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以去买枪,但是却没有敌人,随之自我成为最大的敌人。经过无数次的假想敌式的掠夺之后,自由已经被设定为对对手的胜利,钱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自我对他人的胜利。这帮贪婪、勇敢、坚韧和狡猾的人终于失去可以征服的对象,他所有的狡猾似乎都不足以满足他对对手的胜利。一个被压抑了上百年的民族在扬眉吐气时却发现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悲凉与创伤。

父辈们的悲凉逐渐转移到子辈身上,那种因为身份认同和语言认同都有些怪异的华裔儿童在成长中多少都会询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是的,所谓自由再也不是对压迫者的反抗和对对手的征服,而是自我的认同和人我的认同。当张晋生用一贯粗暴霸道的方式吼向到乐时,他内心的空洞与愤恨其实并不比到乐要少,只是他的历史、他的过往所教会他的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就是怒吼和强制,面对对手时的残忍和决绝才让他走到今天,而决绝和残忍并不能代替人性中的温柔和关爱。到乐之所以会爱上比自己大许多的女人并非对自由的坚守,而是对一种来自父辈关爱的寄托。同辈之间是很少能产生这种情感的,这种情感之能在父辈的身影中寻找。到乐的过往就是不断迁徙,不断变化,差异不断扩大的中国现实,而这种只注重当下,不回顾过去的短视者们,他们的历史永远是从90年代开始,也永远停留在90年代。而到乐的历史却开始于整体已经被消解和差异性扩大的两千年代,如果说张晋生们还有可以明确追寻的90年代的过往的话,那么到乐们的过往事实上已经被虚无化在两千年代,他们所需要的,所匮乏的只是一个自我认同,只是对两千年代整体的构建。很久以后,到乐所能想起的也就是只有母亲的名字叫涛而已,一串仅维系着自己和过往的钥匙看似那么虚无和不足为道,而他们对根性的渴求却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到乐已经很难区分清楚自己爱上的这位比自己大太多的女人,到底应该怎样称呼她。一切都那么反常,一切又都那么正常,内心的渴求和匮乏并不能被长久的遏制,生命力的展开也正是对匮乏的抵御。

如果说60年代是90年代人的过往,那么00年代就是20年代人的过往。变化的是过往的历史,不变的是对过往渴求与追忆,人到底都是生活在过往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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