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3弹】电影《湄公河行动》对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启示

影响剧大 2017-08-11
提要:在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以明星化包装完成民族国家正义性表达的《建国大业》曾经是不可逾越的标杆,但《湄公河行动》以良好的口碑和近12 亿元的票房完成了全面超越。2016 年国庆档期受到《爵迹》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压制,原本不被市场看好的《湄公河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反超,原因在于把“主旋律”电影的精神诉求与警匪片的类型特征通过“沉冤昭雪”这种主流价值观的过渡实现了完美融合。未来如果能从观念与体制上解决“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融合问题,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种体现大国气质、类型特征鲜明又与中国社会现实高度关联的主流市场类型。

 

从2016 年9 月30 日到12 月下旬,经过近三个月的超长放映档期,电影《湄公河行动》终以11.8 亿元的票房成绩圆满收官,“凭借创新的艺术表达、精彩的视觉呈现、商业化的包装手段实现了同类题材的类型突破,取得了口碑和市场的双赢,是一部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精品佳作”。从票房排名看,《湄公河行动》位列2016 年中国电影市场单片票房第六名,在国产(合拍)电影中,仅次于《美人鱼》(票房33.9 亿元)和《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票房12 亿元)。主旋律电影能有如此好的票房成绩,进入21 世纪以来大概也只有《建国大业》可以相提并论...
提要:在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以明星化包装完成民族国家正义性表达的《建国大业》曾经是不可逾越的标杆,但《湄公河行动》以良好的口碑和近12 亿元的票房完成了全面超越。2016 年国庆档期受到《爵迹》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压制,原本不被市场看好的《湄公河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反超,原因在于把“主旋律”电影的精神诉求与警匪片的类型特征通过“沉冤昭雪”这种主流价值观的过渡实现了完美融合。未来如果能从观念与体制上解决“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融合问题,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种体现大国气质、类型特征鲜明又与中国社会现实高度关联的主流市场类型。

 

从2016 年9 月30 日到12 月下旬,经过近三个月的超长放映档期,电影《湄公河行动》终以11.8 亿元的票房成绩圆满收官,“凭借创新的艺术表达、精彩的视觉呈现、商业化的包装手段实现了同类题材的类型突破,取得了口碑和市场的双赢,是一部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精品佳作”。从票房排名看,《湄公河行动》位列2016 年中国电影市场单片票房第六名,在国产(合拍)电影中,仅次于《美人鱼》(票房33.9 亿元)和《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票房12 亿元)。主旋律电影能有如此好的票房成绩,进入21 世纪以来大概也只有《建国大业》可以相提并论,2009 年《建国大业》虽以4 亿元的票房高居年度单片票房第三名,但是考虑到《建国大业》占比近半的团体票房,就市场化程度而言,《湄公河行动》无疑更胜一筹。另外,从影片的创作来看,汇聚内地、香港、台湾172 位明星的《建国大业》更像是中影集团借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之机进行的一次明星资源整合,走马灯式出场的明星在给影片带来光环效应的同时也消解了影片完整叙事的可能,反观《湄公河行动》,票房表现从上映之初的中规中矩到完美逆袭,靠的是人物、情节与场面给观众带来的惊喜。电影评分网站的数据也可以提供佐证,以信誉度相对较高的豆瓣电影为例,《建国大业》的分值是6.1, 约11.5 万人参与评价,《湄公河行动》的分值是8.1, 约21.8 万人参与评价。

在主旋律电影发展历程中,以明星化包装完成民族国家正义性表达的《建国大业》曾经是不可逾越的标杆,但与《湄公河行动》相比,后者无疑更具有艺术生命力与市场竞争力。虽然“主旋律”电影的提法今天看来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约定俗成,今后不论是以“主流电影”还是“主流价值观电影”替代,其创作的延续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认真剖析《湄公河行动》这一成功案例,进而思考主旋律电影今后的发展策略就显得非常必要。另外,作为公安部项目竞标的产物,《湄公河行动》完全摆脱了以往“主旋律”电影国家资助、市场专供的模式,它的启示价值又不仅限于主旋律电影,对于中国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方向,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不同的是,民营身份的博纳影业并没有为《湄公河行动》申请财政专项资金,公安部除了档案资料、武器装备、联络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外也没有资金投入,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商业片,唯一的限制在于,影片对案情的呈现与演绎必须在公安部划定的红线内。客观而言,与林超贤以往的警匪片相比,《湄公河行动》不论明星阵容、动作场面还是悬念设置,优势并不突出,这也是影片上映之初被《爵迹》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压制不被市场看好的原因,《湄公河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票房反超并与前两部影片的票房总量持平,原因在于把主旋律电影的精神诉求与警匪片的类型特征通过“沉冤昭雪”这种普世价值观的过渡实现了完美融合,既扭转了市场对主旋律电影的偏见,又突破了警匪片受众群体相对单一的局限,从而最大限度发掘了市场潜能。


大国意志的精神诉求

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随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军事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逐步得到东西方世界的认可,中国也在把握一切机会展现作为一个大国的实力与责任,中国海军进入亚丁湾护航以及历次的海外撤侨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打压甚至敌视的态度,再加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屈辱的历史,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在这种社会心理背景下,文化产品对大国意志的诠释亟需上升为一种创作自觉,湄公河惨案的发生以及中国政府的强硬姿态正好为这种创作自觉提供了一个机会。2011年10月5日发生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的惨案是境外贩毒势力对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然挑衅,为了替无辜被杀的十三位中国船员伸张正义,中国警方成立专案组跨境追凶,在老、缅、泰三国警方配合下,历时半年多终将毒枭糯康及其手下骨干成员全部抓捕归案并绳之以法,不仅为死去的中国船员伸张了正义,也极大震慑了金三角的犯罪势力。《湄公河行动》由公安部选择拍摄方案并提供全方位支持,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通过影片实现对国家意志的宣示,“当国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不会坐视不理”。

当陈宝国饰演的公安部部长铿锵有力地说出这句台词时,就意味着影片的叙事动力从个人或群体英雄主义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观众经由对个人或群体英雄主义的认同最终达成对国家的认同。近年来像《湄公河行动》这样以英雄叙事实现国家意志宣示的影片还有《战狼》,《战狼》一开始所遭遇的市场环境比《湄公河行动》要严峻得多,甚至没有发行公司愿意接手,但《战狼》最终以2000 万元的投资赢得5.4 亿元票房,靠的是大国崛起时代中国军人的那种热血精神,“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所传达的强硬立场正好满足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民众对于国家意志的合理想象。其实对国家意志或精神的表达一直是好莱坞主流商业片的意识形态策略,例如《黑鹰坠落》《逃离德黑兰》《拯救大兵瑞恩》等,只是这种表达都比较隐蔽,仅仅为叙事动力提供终极解释。《湄公河行动》虽然在开局部分以新闻纪录片的风格实拍天安门、公安部,讨论专案组的成立也在部长办公室,看似主旋律标签非常明显,但郝部长“还十三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交代”的表态掷地有声,而且此后的叙事也不再强调国家使命意识,而是凸显中国警察的专业素质与职业心态,没有再重复主旋律电影惯用的只见精神不见人的套路。不论《战狼》还是《湄公河行动》,都非常高调宣扬了国家、国民凛然不可侵犯的政治理念,它们的成功足以证明,主旋律电影只要调整好主题表达策略与叙事策略,完全有可能与商业电影进行很好的融合,从而确立中国电影的主流形态。


主流价值的立场选择

《湄公河行动》虽然旨在彰显国家保护国民安全、打击境外犯罪势力的坚定意志,但影片并没有在这个宏大层面展开,而是交代清楚案情后迅速切入高刚带队的专案组以及情报员方兴武的抓捕行动,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再回到宏大叙事层面,镜头甚至都没有切回北京,对毒枭糯康及其手下骨干成员的审判也仅以字幕的方式予以交代,这样的结构安排就是要确保类型化叙事的完整性,而类型化叙事所着重传达的则是主流价值或普世价值。

在当前中国电影界价值观表达出现混乱或者偏移的时候,《湄公河行动》的出现犹如一股激越的清流,让观者为之感奋,进而思考生命、尊严、感情、责任、忠诚这些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它所带来的社会正向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电影的时空、人物、情节具有高度的还原性,毒品泛滥、恐怖袭击、伸张正义、牺牲奉献这些主题又与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有很高的关联性,因此,《湄公河行动》很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它对观众的情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影响不是普通的虚构影片所能比的。

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中,我们习惯了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个体生命融入社会发展进步、人类理想信念的英模叙事模式,很少看到国家、集体对个体生命价值、情感追求、自我实现、人格尊严的重视与保护。2007 年,《集结号》率先在这方面发出了锥心的诘问,《湄公河行动》则把对个体生命尊严的维护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从“人人为国家”的询唤到“国家为人人”的庄严承诺,《湄公河行动》体现了大国时代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策略的转换。十三位中国船员的生命虽已无可挽救,但背负的污名亟待洗刷,沉冤昭雪是对无辜死难者最大的安慰,他们虽然平凡,也可能懦弱,但公民的生命尊严不容践踏,国家有责任查清真相还他们一个清白,这是影片最令人感佩的地方。


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是《湄公河行动》在价值立场选择上的突破,这也是影片激发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共鸣点,影片传达的另一个重要主流价值是惩恶扬善,正义必胜。惩恶扬善是艺术作品永恒的主题,但“主旋律”电影往往忽视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一味宣扬超凡的政治觉悟,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与市场脱节的境地。毒品犯罪一直是电影题材的一个敏感领域,画面呈现尺度尤其难以把握,《湄公河行动》在这方面有重要突破,从吸毒者、毒品到毒品生产、贩毒集团、娃娃兵,影片都做了突破性的表现,把善与恶的对立充分渲染,这样不仅暗示了斗争的正义性与残酷性,也为最后的胜利积累了情感的强度。

因此,虽然《湄公河行动》没有终极悬念,但观众的情绪波动依然强烈,就得益于这种两极化的对立。影片为了强化惩恶扬善的主题,甚至不惜让主人公在政治立场上处于灰色地带,方新武严刑逼供、枪杀俘虏,虽然有比较充分的铺垫,但还是可以看出影片试图突破政治正确模式强化惩恶扬善主题的努力。

在惩恶扬善的叙事模式下,《湄公河行动》对英雄的塑造也与一般的主旋律电影不同,虽说这些人物都脱胎于禁毒英雄,有的也已经牺牲,但影片在英雄塑造上不仅没有拔高反而做了降格处理,并且通过增加感情戏的方式,突出人物的爱与责任这些基本的人格品质。专案组组长高刚是“出了名的倔驴”,婚姻破裂但也没有刻意强调是工作原因导致,急躁、自负又有些冒险,几次让专案组陷入绝境。方新武则容易感情用事,女友的死他也负有一定责任,到金三角做情报员以后更是“变了”,他的所作所为与传统卧底警察的形象相去甚远,以至于禁毒局局长郁平都对他有些不放心,需要高刚去替他解释。但影片在缉毒英雄塑造上的降格处理与险恶的工作环境、与毒贩走钢丝般的周旋是相匹配的,降格处理一方面让人物具有一种差异性,更具有生活质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起到欲扬先抑的效果,当情节推进到他们义无反顾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职的时候,观众油然而生的那种崇敬之情是强烈而持久的,是能够在情感记忆中刻下印记的,不是简单的煽情手段所能比的。虽说英模人物的世俗化是近些年主旋律电影的共识,但《湄公河行动》把人物置于爱恨情仇的漩涡并着重突出人格魅力的处理方式更容易获得观众认同,也成就了高刚、方新武这两个中国电影中少有的硬汉形象。


一以贯之的商业精神

以诠释中国革命历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功能定位的主旋律电影在商业价值的追求上历来是个悖论,少数通过明星化、类型化包装获得市场认可的主旋律电影往往又容易被贴上“媚俗”“妥协”“投机”的标签,因此,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进,主旋律电影逐渐成为一种远离市场规则的类型,投资普遍较低,票房成功与否并不重要,成本回收主要依靠专项资金、政府奖励、社会赞助以及版权收入等多元化渠道。《湄公河行动》显然不属于这种类型,或者说《湄公河行动》已不再属于经验中的主旋律电影类型,博纳影业民营上市公司的身份以及两亿元的大投资,都决定了《湄公河行动》必须把商业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这一诉求恰与电视剧《湄公河大案》取得成功后公安部想对同题材电影创作模式进行改革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可以说《湄公河行动》是在全新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模式下出现的主旋律电影,在主旋律电影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博纳影业在参与公安部竞标时,就把好莱坞主流商业片《碟中谍》《速度与激情》作为《湄公河行动》的蓝本,聘请在警匪片创作上卓有成绩的林超贤担刚导演类型定位也很明显,可以说除了要在精神气质、价值导向上确保主旋律的辨识度,《湄公河行动》在创作基因上就是商业化的,这与以往用商业元素对主旋律电影进行包装的做法有质的区别。当然,为了贯彻商业化的创作理念,主创团队与公安部进行了长期沟通,先后提交了二十余稿剧本,经过了层层审批,这份对商业精神的坚守实质是对市场的尊重,值得后来者借鉴。

除了张涵予、彭于晏这两位并不算特别大牌的一线明星,《湄公河行动》没有在演员阵容上做过多投入,而是把资金尽量向制作端倾斜,这也与当前中国商业电影过分依赖粉丝经济的浮躁风气形成反差,所以不论从主旋律电影的角度还是商业电影的角度,《湄公河行动》都值得中国电影界认真总结。


《湄公河行动》对商业化的追求首先体现在对案件素材的挖掘、提炼上。作为震惊中外的大案,《湄公河行动》天然具有题材上的优势,但如果过分依赖这种题材优势或者片面追求纪实性必然要牺牲可看性,其市场体量也将非常有限,毕竟案件距离影片上映已经过去五年,电视剧《湄公河大案》的播出也削弱了题材的稀缺性。从类型的角度看,警匪片的魅力不外乎悬念与场面、动作,《湄公河行动》在悬念上显然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因此,在不违背案件真实的前提下强化场面的刺激性和动作的惊险性就成为影片的唯一选择。为了贯彻这一点,影片把所有案件素材都围绕场面与动作进行集中,为了解决与案件真实的矛盾,影片还依据环境真实进行了适度虚构,素材经过集中与虚构以后,影片的节奏问题也随之解决,《湄公河行动》中动作戏占了约80% 的篇幅,这种紧密的节奏远超林超贤以往的警匪片。在充满异域风情又危机四伏的金三角,密集呈现富有现代战争色彩又不断挑战观众心理预期的动作场面,是《湄公河行动》可看性的基本保证。

除了场面、动作这些警匪片的共性,《湄公河行动》还充分利用公安部大力支持的资源优势尽力突出 “揭秘性” “异域性”“新奇性”“禁忌性”等以往警匪片所不具有的另类感。虽然经过大量的新闻报道观众对于案件的发生过程和审判结果已经很了解,但抓捕的过程以及过程中又有怎样的意外与曲折以前并没有披露,电视剧《湄公河大案》由于基本没有去境外拍摄,加上虚构情节较多,也未能呈现抓捕的核心内容,这就给《湄公河行动》留出了空间,基于“10•5”专案组秘密档案所形成的“揭秘性”就成了《湄公河行动》的情节架构核心。另外,由于“10•5”案是中国警察第一次境外执法,剧组也主要在泰国、马来西亚实景拍摄,并且使用各种真实武器,这种“异域性”“新奇性”也是影片的重要看点。影片还有一个令人震撼的地方是对“禁忌性”的突破,从影片开始的吸毒、制毒场景到方新武严刑逼供、娃娃兵轮盘赌、执行恐怖袭击再到高刚枪击娃娃兵、方新武枪杀俘虏,这些几乎都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呈现的“禁忌性”镜头,这些“禁忌性”镜头对于塑造人物、推进情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通过为观众呈现这种残酷的、另类的真实起到反毒的警示作用。

不论是突出场面、动作还是追求另类感,都还属于策略层面,《湄公河行动》最值得中国电影界学习的是敢于把一切都推向极致的创作态度。两亿投资、三年筹备、半年实拍、半年后期,《湄公河行动》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当前中国商业电影创作的最大诚意,唯有这种诚意获得市场的积极回馈,中国电影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当然,《湄公河行动》在商业化的追求上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真实与虚构、突破与禁忌的平衡问题以及渲染暴力所带来的人道主义风险,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探讨。


结语

当高速扩容的中国电影市场对相对薄弱的内容产出产生焦虑进而引发行业发展拐点论的时候,《湄公河行动》超预期的市场表现让沉寂已久的“主旋律”电影重新吸引关注的目光。联想到2014 年取得8.8 亿元票房的《智取威虎山》、2015 年取得5.4 亿元票房的《战狼》和即将上映的《战狼2》《建军大业》,以博纳影业、春秋时代为代表的民营电影公司似乎正在把主旋律电影改造为一种以英雄主义为精神诉求的商业类型,这种英雄主义因其传奇性和另类性有别于以往的英模电影,但又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尊严、捍卫公平正义等主题下表现出易于识别的主旋律气质。不论把这些影片称作主旋律商业片、主流商业片还是主流电影,它们与主旋律电影的承续关系是得到认可的。如果没有公安部的竞标,博纳影业不可能拿到拍摄权,如果没有林超贤对创作自主的坚持,《湄公河行动》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何从体制上保证这一个案具有可复制性,值得各有关方面认真思考。与好莱坞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相比,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结构合理、类型明确、质量可控、政治正确、趣味普适并且以大制片厂为核心的影片生产体系,如果不能尽快有序建立这个体系,几千个生产主体盲目追逐一个又一个题材、类型热点,不仅风险难以控制,也无法保证发展的持续性,这种弊端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大会越来越明显,2016 年国产电影市场份额、票房增速的急剧下滑就是明显的信号。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能从观念与体制上解决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融合问题,充分调动片方、资本与创作者的积极性,也许能逐步形成一种体现大国气质、类型特征鲜明又与中国社会现实高度关联的主流市场类型,这也是当前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核心议题。(文/宋维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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