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蝴蝶

东来 2017-08-11

海芝穿着一身红裙,被空气挤压成一支细长的箭,晦暗中掷向地面,在亿分之刹那,她整個人仿佛消失,下跌的只是她的裙子。她一直在我前面十米的地方,不远不近,头朝下,很快会抵达终点,而我随后即至。只有在这个時刻,我發現黑暗看来宽阔无边,其实只是一道扁而深的小门,穿过它的时侯鼓宕的风从地表上翻,抗著人,接着人,把墜落的几秒鐘拉成一個長長的隧道,物理定律失去了作用,时间如此扭曲而漫长,长得我无法看见隧道那头的亮光。余量太大,可供挥霍,足够我在一些细枝末节里停驻,张望良久。

人皮风筝,我想起来。

幼年,我和海芝在帆布厂的旧仓库里玩耍,那里排列着许多陈列布样的柜子,柜子上很多小抽屉,大部分是空的,有些藏着一些怪东西,比如刚出生的老鼠、大把的玻璃彩珠、过期的水果硬糖。有一次,我们从一个柜子里拖出一卷薄薄的皮革,皮革因潮湿生满了蓝色枯毛,看起来又有些莹莹的光彩,一拂一吹,显露出深棕色的底色来,我们把它在地上铺开,沿着皮革的边沿寻找出它脖子和四肢的轮廓,它像是某种小型牲畜——羊或者小牛的皮,却有着过分细长的手脚,上面写满我们不认识的文字。海芝的爸爸在一旁瞥见,走过来,说:“啊,那是我早些年在西藏买的人皮。”我们听他这样说,吓得立刻跳起来,弹簧似的躲开。他走过来,轻手轻脚地把那张人皮撑开,放在大桌子上,用铜镇子压着四个角,于是它那人的模样更显出来,疼痛地曲卷着,如同一个干瘪的婴儿。

“我去西藏跑运输的时候,在拉萨的市集上买到它,小摊上垒着成堆的珊瑚、蜜蜡和松石,我走过去,只看不买,直到摊主打开一个经筒,缓慢地从里面扯出一张皮子,对我说,这是人皮经,我看呆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着迷,花了一百块钱买下,带回来,随手放在这,不小心就给忘了。”

我一直想拿他做个风筝——海芝的爸爸说。

后来我和海芝在菜市场看见有人卖青蛙,小刀子向肚子划过,带走内脏,手掌蓄力,用力一挤,青蛙的身体就和皮肤失去了联系,再一甩,猛得将那一层皮掷到地上,发出吧嗒一声,手上只留一只光白无皮的青蛙肉,指骨分明,不停地弹跳,还活着似。满地都是血和皮,咸辛味漫蒸上来,我的脊背凉飕飕的,海芝也看愣了,不约而同地想起那层人皮,各自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只好掩着鼻子跑走。我们想,失去皮肤一定很疼吧。

海芝的爸爸果然用那层人皮做了个风筝,他用细铁丝撑出一个架子,竹枝做骨,接上巨大的风筝线轮,又用红色颜料在中心部位画上一只大眼睛,于是那张人皮重活过来,瞪着一只失真的眼。他把风筝挂在布样间里,我和海芝便再也不去那里玩耍,因为那双眼无时无刻不盯视着我们,我们都看见了那只眼睛眨巴,红色的瞳孔迸着光,在眼眶里打转。我们跟大人们说起此事,他们只是笑,以为那些都不过是孩童的异想天开,画上去的眼睛怎么会眨。风筝很重,足有四五斤,需要大风天才能飞上天,海芝爸爸一直在等,说要带我们去放人皮风筝,但六月无风无雨,七月一潭死水,八月份才起了一点微风,那张风筝静静挂了三个月,我和海芝都快忘了这回事,九月第一天,知了突然停止轰鸣,台风来了,雨还没来,风大得要把一切拔起来,海芝的爸爸冲进我家,把我们两个小的从沙发上抱起来,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奔到布样间取下风筝。我和海芝跟着他,飞快地往坝子上跑,我们要在雨下来之前,把风筝放上天。

黑云压在头顶几米的地方,不停翻涌。

我和海芝举着风筝,海芝爸爸拿着线轮,站在离我们二十米远的地方。

他大声喊:“放手!”声音被风吞咽,勉强才听清。

我们脱开手,风筝迎风而起,跌宕几下,栽落在地, 我们跑上前捡起它来,又迎着风,尽力举高,放手,风筝又跌落,如此反复几次,它才上天。海芝的爸爸抱着线轮,一点点放线,我和海芝仰头,看着风筝斜飞,被一根游丝扯住,摇摇晃晃地飞升,那只红色的眼睛不停地眨,越来越小,几乎没入云中。一百米的风筝线很快放完,海芝的爸爸被劲风拽得小跑,风筝线绷得直直,快要撑不住了,海芝忽然大叫了一声:“呀!”线应声而断,风筝失去了困缚,猛得往后一缩,被大风鼓着,飘飘摇摇地飞走,不多一会儿,掉进浑浊的江水中,翻腾几下,便消失了。

海芝爸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抱着空的线轮,朝着黑云看了一会儿,往地上一蹲,两颊蒙着灰翳,然后从脚底板运一口气出来,长而重地吐出去,头埋进了膝盖围成的窝里,他那时候三十岁了,看起来仍像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穿着一件黑色的老头衫,一头卷发被风吹乱,如蓬乱草,而草籽散落在风中。我们那时候小,只有七岁,刚刚知道惆怅是什么,表现在脸上,就是那种挎着嘴、双目放空、眉毛蹙起的表情,我们不敢靠近他,也不敢离开,举目一望,原来除了我们仨,四下无人。

他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多年以后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微笑的模样,嘴角深陷进脸颊,形成“()”的形状,笑得很开。我总觉得海芝的爸爸不会惆怅,我见他从来笑盈盈,笑意从眼角眉梢里溢出来,他还掌握许多令人羡慕的特长,譬如会弹吉他唱歌、跳霹雳舞。有时候他正走着路,手脚突然僵硬,变成一只提线木偶似,歪歪咧咧地走向我们,吓得我和海芝不敢动,他再伸出膀子,把我们两个小鬼拦腰抱住,夹在两肋,奔向小卖部,给我们买零食吃。他常在公共浴室里大声唱歌,一开嗓子,声浪在小浴室的白瓷砖墙壁上滚动,瘦瘪瘪的胸腔里像藏了一台大喇叭,一唱起歌来,大喇叭便开启了,将那长音打着颤钉入人的耳朵,唱的是粤语歌,咿咿呀呀,没人听得懂,都说是鸟语,却怪好听的,比电视里的人唱得还好听,不去当歌星可惜了。他那股子朝气和他一直擦得干净锃亮的皮鞋一样,常显出一点格格不入。

而其他人都那么暗淡陈旧,几乎和帆布厂的灰色水泥墙面融为一体,甚而长出青苔和霉斑来。比如我爸,车间副主任,比海芝爸只大两岁,却是另外一番样子,厂里停工之后,有段时间日子不太好过,他白天看电视,抽着烟,捱呀捱到吃晚饭,一吃过饭,自带手电筒踱去公园里下象棋,下到九点多再回来,闷声不吭地洗脸刷牙睡觉,有时候也和我妈吵一架,算作调剂。我妈说他夜夜出门,是在外面养了野老婆,我爸两兜一翻,露出兜布,里面一个子儿也没有,他说:你倒是说说我拿什么养野老婆。我妈说,我怎么知道,万一你有了路子呢。我爸说,没有万一,没有路子。争吵总要闹到打架,我爸一把揪着我妈的头发,向上一提,我妈哭嚎着挥着无力的拳头,往我爸胸口捶,捶也不会捶痛,正如我爸也不会真扯烂她的头皮,架打得斯文,但哭起来却是震天动地,众人劝解,两人分开,我妈抹泪,我爸无言,第二天又像两个没事人,该干嘛干嘛,我爸仍去下象棋,我妈去工人文化宫学画画,这样的争吵每隔一个月来一次,内容、形式一成不变,像是房间里的煤气攒够了,总要炸一回。

他们吵架时,我总是躲在海芝家。海芝爸安慰我,说,等厂子好了就不吵了。

当然,厂子是不会好的,一年之后,这家全国第二大的帆布厂就倒闭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长至好几年,帆布厂的气氛都是黯淡的,它不是一下子死掉,而像一艘触礁轮船,缓慢地沉没,绝望如慢性瘟疫,吊着所有人,又不泄掉最后一口气。尤其是在夏天,连着两三个星期不下雨的日子,太阳升起又坠落,水泥地被晒得发白,杂草浓绿,这里便如无法复原的焦土,一个人也没有。

我爸对我妈说好几个人偷厂里的帆布出去卖,他知道是谁,但往上告没人管事,他也就不理会,一开始他瞧不上这些贼,后来偷布贼们赚着钱后,他也加入他们,夜间他们开着三轮车,打开库房,几个人抬出一卷卷布,防水油布特别沉,老远都能听见他们用力时哼哧哼哧的吆喝声。厂子真倒了,我爸倒搓着手暗自高兴,显出如释重负,他和另外几个人一起低价将厂里剩余的防水油布包圆,找到了好卖家,转手就赚。这事情大家都想干,但是掏得出钱的就那几个人,我们家就是这么发家的。我读初中时,我家已经很有钱,有钱到我爸真的在外面养了一个野老婆,那时候我爸妈却不再不打架,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仇敌,互不理睬。

帆布厂倒闭后,发过一场火,起火地点布样间。当时我和海芝正坐在她家的电视机前看动画片,我捏着海芝的手,她的手如新弹的绵絮,柔软清香,电视里上扬的音乐声响起,有人喊着“起火了”,金黄的火光漫映进来,我和海芝跑到阳台上去,见几十米远的地方,火舌卷上了天,在空中翻腾,扭曲几下,又暗淡下去,黑烟四漫。夜色像黑色的丝绸,被烧破了一个洞。

我们尖叫着,过年般开心,奔下楼去,跟着大人们跑去仓库前的空地上,男人们正忙里忙外地救火,火光灼烧面孔,又热又辣,我们紧紧牵着手,捂着鼻子,看着大人们一桶接一桶地向窗户里倒水,火光被打压下去,晦暗了一些,忽然又攒足力气,重新卷起,蹿出窗户,扑向人群,木头烧裂,噼里啪啦作响,眼见着要烧到旁边的车间去。这时,有个人忽然顿住,放下手里的水桶,被什么吸引住,一步一步,慢慢朝着布样间大门走去,走入那片翻卷的金黄中,他的卷发炸开,溶入火光,接着他的衣服也着起来,整个人没入火中,像是被一只巨大的兽一点点吞掉。所有人都看愣了,没回过神,等要去救,已经瞧不见人影——是海芝爸爸呀。

海芝冷不丁甩开我的手,冲着那火疯狂地哭喊:“爸爸,爸爸!”我死死抓住她的胳膊,她才没有跟着冲进火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消防队才来,拿出白色水管,水管喷出巨大水柱,几下子火光就虚弱晦暗下去,直至熄灭,空气潮潮的,泛着新鲜苔藓的味道,金黄消退,一切复归黑暗,或者更黑,黑夜被烧破的那个角又长了回去。我妈走过来,把我和海芝分开,她一根根掰开我粘在海芝胳膊上的手指,我太用力了,几乎要攥进海芝的肉里。我妈抱着哭得晕晕乎乎的海芝,不停地抚摸她的背,直到她慢慢平复。夜里海芝和我挤在我的那张小床上,奇怪的是她一下子就睡着了,夜梦中她的呼吸像只猫,又平又浅,我却反反复复中清醒,一直听着门外的动静,大人们聚在我家客厅,瓮声瓮气地说话,一句也听不清。他们很晚才散去,我妈轻手轻脚地打开我房间的门,查看我们两个小的,我假装睡去,眯着眼瞧她,她摸着海芝的小脸,也来摸我的,说:“这叫什么事?谁能想得到?可怜的海芝啊…”

我忽然想起那个人皮风筝,它眨着大眼睛那么悠悠地飞走了,如果它没有飞走,是不是海芝的爸爸就不会走到火里去,是不是他就不会死,那次是我唯一一次见他露出惆怅的神色,整件事情必须要从那张人皮风筝说起。这个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虽然我知道两件事没有真实的联系。

第二天我醒过来,海芝已经不在,我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她家,妇女们把屋子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又往里面填充了无数叹息,挤得根本无处下脚。海芝的妈妈陷落在沙发里,仰面看天,双目失神,海芝匍在她的膝盖上。我在门口喊:海芝,海芝。她听见,扭过头来,跳下沙发,越过十几双脚,走到门口。我从口袋里翻出十几颗喔喔奶糖,放到她的手里,这是她的最爱,她因此满口烂牙。她接过糖,放进口袋,哑着嗓子说:“走,我们去看看我爸。”

海芝爸爸被安在厂里的室内篮球馆里,我们走在那边,需要穿过一片旧操场,脚步一深一浅,我一直拉着她的手,感觉到她手指间微微的颤抖。篮球场的玻璃窗很高,我们踮起脚往里看,几个男人蹲着抽烟,面无表情地交谈,他们身后是一个白布围裹起来的帷子,白布上面有血迹也有黑色的炭焦,我们知道,帷子里躺着海芝的爸爸。知了的呼声造出奇怪而冰凉的宁静,炽烈的阳光使室内的一切都蒙上蓝灰的影子。

我拉海芝进去,她又不肯,低着头说,“不想去看,害怕。”我们在外面晒了一会儿,吃了两颗糖,走进篮球场,塑料拖鞋在地面敲出踢踏声,那几个大人看向我们,站起来把我们往外轰,说:“你们怎么跑这来了?快出去。”

我没听他们的,走上前,站在帷子前,踮起脚尖往里看,只看见黑乎乎的一团,心里的畏惧冲淡了些,又鼓起来勇气,把眼睛睁大,看得更真切,那东西黑焦焦还有个人型,嘴巴鼻子眼睛都在,皮肤却烧得黑黄,露出红色的底肉来,但模样已经扭曲,我没有办法把面前的死人和海芝的爸爸联系在一起,他从来不是这样子,昨天早晨,我还听见他在阳台上唱歌,今天怎么就黑糊糊地躺在这里。海芝一直捂着眼,半天才从指缝里瞄了一眼,也不知道看没看清,哇得大叫一声,跑了出去,我跟着出来,我们在厂子里瞎逛。泡桐树香气浓冽,招揽我们不自觉走到那里,昨夜的火将树上的花烤落一半,地上全是萎凋的白色喇叭,我们踩在上面,一朵一朵地把花踩扁,期冀其中的一朵能发出声响。

泡桐树旁边就是着火的布样间,火舌舔舐过的地方留下焦痕,舔得很用力,勒进了墙体,地上全是碎玻璃渣,阳光一照,亮晶晶光璨璨,然而室内只剩一片冷冷清清的灰烬,乍一眼看去,像个洞穴,而空气中还残留着昨夜浓烈刺鼻的气味。

“你说,我爸爸死的时候会痛吗?”海芝说,她的声音细细柔柔。

“不知道,一下子的事情,应该不会痛吧。”我说。

“他为什么要走到里面去?是我和妈妈不好吗?”她又问,我什么也答不上来。

“我爸说,你爸一定是着魔了,不小心掉进火里,他那么乐哈哈的人,犯不着。”我说。

“他自己走进去的。我看见了,他本来是要救火的,最后自己跑到火里面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长叹一口气,眼睛中的光彩熄灭。我拉住她的手,她挣开,像鱼一样从我的手心里溜出去,我又伸手去拉,太滑,抓不住。

不久之后,我家搬离红星帆布厂,海芝的妈妈一年后改嫁税务局的一个官员,也搬走了,海芝有了新爸,很快就没有人再提那场大火,以及那个无缘无故走进火中的男人。我明白过来,他人的死亡是生命进程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水边涌来的会消逝的浪,但那场火是一粒种子,种进海芝和我心里。种子发芽、长大,有时候能开出好花来,有时候开出歹花。

我们还在一个学校上学,每天凑在一块,直到放学,回到家后,我们还要打电话,怕留出太长时间没有对方的空档,八点半我准时拨过去,海芝接电话,但总是没话讲,两人怏怏地挂掉电话,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帆布厂的所有事,但除此之外又没有什么好讲,学校乱糟糟的,家里也是一堆破事。海芝有了个弟弟,她妈和新爸的孩子,小婴儿需要看护,她彻底变成了一个寄居者,除了我,没人理会她。一切没意思透了。我们都长得飞快,手脚抽成细麦,身体飞速地滑向成年,日子一天天变短,战战兢兢地想在过去的影子里停留得久一点,惶恐地度过一日又一日。海芝的身高超过了我,原本黝黑的皮肤一层层蜕掉,变得晶莹雪白,甚至有些透明,有时候她站在阳光下,我远远能看见她的肌、骨、血,恍个神,又恢复了正常。那白得过头的皮肤成为她的标志,在任何地方都能发出光来,男孩子因此为她着迷,可我们不和其他人来往,两个人连体人似的密不透风,父母和老师因此觉得我和她在谈恋爱,我们也没有反驳,不知道那算不算恋爱,因为太过于熟悉对方,离不开对方,如果可以,我们想把自己嵌进对方的身体里,这样子也许就不会这么慌张。大人们千方百计地要规训我们,我们便承认,反而大张旗鼓地在学校里手牵手、接吻,谁都拿我们没办法,学校想开除我们,但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开除,也许是因为我们太沉闷了,除了早恋和学习差,从来不忤逆人。是,那时候我们执拗地想,真无聊啊,没意思透了。

幸而后来海芝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爬到城中高楼的顶层吹风,在视野范围内寻找城市的疆界。这源自于我们共同的梦境,在快速长身体的时候人都会做的飞行的梦,我们那时候频繁地梦到自己张开双臂,飞在城市半空,顶破空气无形的墙壁,在高处看人群如黑蚁,房屋如方盒,梦境的结局总是突然失去飞行的神力,无可逃脱地从高空坠落,在即将粉身碎骨的刹那惊醒。海芝由此迷上了高处。

从学校大门左转,步行四百米,可抵达城中最高的大楼“联合大厦”,十七层,带电梯,海芝每次都要求走楼梯,楼梯的灯年久失修,没一盏亮的,幽暗冰凉,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从最高处掉落下来,一层层走上去,仿佛永无止境,尽头是一扇铁门,虚掩着,门外光亮从缝隙里挤进来,仿佛外面是另一个世界,海芝打开门时总是很决然,我则跟在后面。

联合大厦顶层看晚霞绝佳,楼边垂腿而坐,脚下就是几十米的高空,但切不可向下望,如果这么干了,不多一会儿,景物会开始旋转,越转越快,转出巨大的吸力,转得人两腿发软,胃中绞痛,或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悄声细语,“跳下去,跳下去”,身体仿佛渴望着与水泥地面的强烈撞击,一不小心真的会一头栽下去。经过多次验证,我严重恐高,我问海芝怕不怕掉下去,她说:“怕呀,好怕。”又问:“你说,要是一只鸟儿患了恐高症,可怎么办?”这是哪门子的奇思妙想。

“那就不飞了,在地上生活。”

“地上好多东西等着吃它,活不久的。”

我答不上来,只好说:“实在不行,就闭着眼睛呗,那能怎么办?”

海芝咯咯笑起来,眼珠子黑亮亮的。

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登顶小城十层以上的所有楼房,顶层往往建得马马虎虎,再光鲜的大楼也是如此,加上来的人少、疏于管理,那里也藏污纳垢,在那里我们见过一地发臭的死鸽子、打架的群猫、一只人的胳膊、一排壮丽排列的风干腊猪头,还打搅过一对媾和的男女,他们光着身体对我们大呼小叫。每次拉开顶层的门,常有些不安,不知道门后是什么,大部分时候,门后什么也没有,寂静无人,只有排风口的风扇发出轻微的呼哧声,呼应着我们的脚步。当爬完所有的高楼之后,我们只好不断重温其中几幢特别偏爱的楼,看重复的风景,经历重复的心情,整件事情又变得无聊起来,直到要建电力大厦的消息传来,我们才觉得有了奔头,据说这幢新造的大楼三十二层,高八十余米,会取代联合大厦成为本城最高。

好巧不巧,电力大厦覆盖在帆布厂的旧址上。帆布厂被炸那天,我约海芝一起去看,我们翻过学校的围墙,爬到联合大厦顶层,向南而坐,帆布厂的灰色厂房不显眼,隐藏在居民楼中,需要细心分辨。下午三点,爆炸声准时响起,帆布厂方向传来一连串巨响,厂子像是被一只无形大手压扁,灰尘扬上天,厂房、仓库、职工楼、篮球场顷刻之间倾塌,不复存在,也把我们在那里度过的时间也一起消弭,旧梦不能重温,我的心陡然空了一块。海芝突然捂着眼睛,别过头去,如同当年在帆布厂的篮球场面对她爸的尸体时一样,胆怯,瑟瑟发抖。我们一直等到尘埃落定,天边染上霞影才下楼。回去时,海芝又问我,要不要再去现场看看。我说好。公交车倒了两趟才到旧帆布厂,吊诡的是帆布厂已经倒闭数年,公交站牌却还未变,到站后,售票员大喊“红星帆布厂到了,请到站乘客赶紧下车”,使人恍惚,以为帆布厂还在,探出头还能看到贴满蓝色磁砖的厂门,但从公交车的车窗向外看去,蓝色的厂门早断成好几截,哪里有什么帆布厂,只一片平缓如丘的废墟,挖掘机和起重机碾过碎砖破瓦,驶进来,像块橡皮擦,细致地擦掉草木、楼屋、机器。

爆炸虽然已经过去几个小时,空气中仍蒙着粉尘,厂里道路依稀尚在,树木都被折断,我们从中走过,辨认出幼年时居住的厂职楼,在水泥碎块站了一会,钢筋乱枝般伸出,天暗了,黑都钻进到缝隙里去。原来这座楼有七层,现在塌缩成了两三米的碎水泥堆,如被杀死的巨人倒在路边。海芝忽然走上前去,蹲下身,从灰尘里扒拉出一个东西,握住,走到我面前,松开手掌,手心里面躺着一颗彩色玻璃弹珠,她说:“送给你。”我接过来,放进兜里,其实那时候我不玩弹珠已经好多年。

从那时候起,我们满心期待,想看看,取代帆布厂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涨起来飞快,从它落地基开始,数着一层一层往上加,加到三十二层,终于停止生长。四四方方一幢楼,黄色外墙、深蓝色玻璃,立在城西,像一枚鲜艳的大钉子从天而落,重重地砸入地面,被灰扑扑的低矮楼房围裹着,如草簇拥着花。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去,都能一眼看见它,是与旧城格格不入的年轻、美丽。

那一天,施工现场拉出鲜艳红色条幅“庆贺电力大厦落成”,大楼即将投入使用,恍恍然一年半过去,我们看着它从无到有,在一片平坦中长出来,开花,结成果子。

我看到那条横幅,对海芝说了这件事情——楼已经建好了,我们可以去爬了。海芝说,那幢楼在昨夜飞进她的睡梦,她梦见自己沿着黑黢回旋的楼梯爬向顶层,腿已经重得抬不起来,却怎么也爬不到头。

“它有多高?”海芝说。

“不知道啊,至少八十米吧。”

“站上去是什么感觉?”

“还没有站过那么高的楼,风会很大,一定的。”

“我们俩这么瘦,会被吹飞啦,掉下来就不好了。”海芝笑,嘴唇轻轻抿起来,阳光照在她的面孔上,面颊上的绒毛返照出金色的淡光,薄薄的皮肤下匍匐着青红的细小血管,脆弱得很。

我们决定当天晚上就登上电力大厦,因为我们还没有在高处看过小城的夜景。

傍晚,我带两个手电筒,在铁路口等海芝,远远看见她穿着一条红色连衣裙歪歪扭扭地走过来,裙子不合身,应该是她妈妈的旧衣服,她的凉鞋也是红色,还抹了大红色唇膏,于是那天的她像一只火红色的蝴蝶,竟有一种盛装的感觉。我们走在铁路的枕木上,一步一格,迈着均匀的步子,朝着电力大厦的方向去,她在前,我在后,她嫩藕似的雪白的胳膊小幅度地摇摆,裙边不断翻起又落下,露出同样雪白的腿,雪白又马上折进红衣里,我又生出她是透明的错觉,生怕她会化成一滩水流走。白天的暑气蒸腾出来,背上又是一阵汗,空气静止,晚霞赤红,一丝风也没有,只剩下纯粹的热和焦。

“真热啊,又出了一身汗。”海芝小声说,一脚把一块小石头踢远,顺着那块石头看去,远处一片稻田,颜色由青转黄,将熟未熟。

大概两个小时前,我还没有一边坠落一边细细分解短暂的过往,我正和海芝缓慢地爬楼,爬到第十层的时候,她已经累的不行了,电梯还未启动,又不能半途而废,只好坐在楼梯上喘气,我拿着手电筒照她,她遮眼睛,生气地说,拿开啊,晃眼睛。我坐在她旁边,口干舌燥,周围是无尽绵延的黑。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呢?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海芝,当时我们骑着自行车艰难地爬上鸡鸣山的山顶,两条腿发抖不止,汗流夹背,可是风景却不值得一看——暮野四合,小小的河、一大片流淌铺平的平原。冬天,山顶寒风呼呼地吹,几下子就把人冻透。我从包里拿出一包烟,递给她一根,在大风中点上,海芝抽了一口,咳嗽几下,说,恶心,怎么有人要抽这个东西。她把点着的香烟扔到草甸里去,我担心会着火,坐在那里守着,最终没有发现着火的迹象。我们在石头上坐着,等腿不再发抖后就下山,自行车一路遛下来,到了山脚,脸和手都冻成冰坨坨了。

那时候我问她:海芝,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海芝说:不知道啊,总要找点事情做。她垮下嘴来,双眉微蹙,长叹一口气,面孔上出现了她爸爸曾经有过的惆怅,海芝和她爸爸原来长得这么像。

32层说高不高,爬到后来,却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海芝英勇地打开门,走了出去,风景依然没有什么看头,使人不自觉便开始怀疑这次行动的意义。顶楼的建筑垃圾还没有清理干净,建筑多余的水泥被搬运到这里,叠起来,几场雨下来,都结得硬邦邦的,黑暗中看起来像很多人匍匐在地,风果然大得惊人,把沙子吹得到处都是,海芝的裙子被吹得飞动,脸色惨白,越像蝴蝶。

海芝朝着楼边走去,一翻身,坐到栏杆上,我们经常这么干,所以我并不意外,只是倚在她的身边,拉着她的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的手永远这么绵软轻盈,如云朵一般。

“好高啊。”她朝下看了一眼,“你说掉下去,多久会到达地面?”

“得要个一两秒吧。”我说。

她朝我眨眨眼,说:“试试。”然后将手从我的手心里抽出来,往下一翻,像一枝红色的羽翎,向着地面飞去。我反过身立刻去捞她,跳到栏杆上,想拉着她的手,可她已经堕入暗中,越往下,黑越浓,尽头无尽,我也终于掉落,却始终够不到她。我突然明白当年那场火,海芝的爸爸为什么要走入火中,可是要说明白又很难,反正我是明白了。那时候海芝几乎要跟随她爸冲入火中,我死死拽住了她,今天没有人抓住我,海芝丢失了,在我眼前,我也丢失了,谁看见了。 我想好多,最后一秒那么长、那么长,如果我能追上海芝,我仍然要问她: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我又想,整件事情必须要从那张人皮风筝说起。这个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虽然我知道所有的事没有真实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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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可以作为《没有名字的傍晚》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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