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先生《清谈误国》

南山(马志雄) 2017-08-11

初识陈寅恪先生,是在同济大学王晓渔老师的课上,对先生学养性情格外钦佩。后来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先生多了几分熟悉,我的内心也多了几分慨叹,慨叹其学识渊博,慨叹其命途飘零。今又读先生《清谈误国》一文,感触很多,于是记录些许文字以表我一时心迹。

清谈是魏晋时期文人的主要存在方式,其谈资源于"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在当时曹氏与司马氏执天下牛耳之际,是中国古代文人存在境况最糟糕的了,从政治领域蔓延到社会的恐怖与不安,不亚于秦焚书坑儒在知识分子界激起的震荡。

清谈这一社会风尚产生有其特殊的根源。一是历史文化原因,西汉武帝以来,董仲舒假借儒家之名,改造社会政治,又形成一个罢黜百家的单色调意识形态。两汉经学逐渐沦为政治的统治工具,天人感应,君权天授,把人的自觉性全部没收,束缚在宗教意义的“天”那里。可以说,那时统治者是把人民放在道德的高地,并以宗教作为控制人民的另一重保险。故而儒家思想沦为虚伪的道统工具,一些“不安分”的人便想着要摆脱单一向度的存在格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就是名士们找到的一条出路。

另一原因是名士们面对现实强权政治的无奈。司马氏以孝治天下,却常以礼杀人,社会氛围异常紧张,嵇康赴死难,其罪名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但还有很多名士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死,他们同样是被政治架在道德高地,有的人被迫屈膝于强权,入世得一官半职;有的人向前靠近宗教,彻底沦为宗教信徒,不近红尘纷扰;还有人索性后退一步,进入自然的境域,也可以获得一份身心的清净安宁。

我想,清谈并非都是消极处世,在某种意义上,它象征着古典时期人的又一次觉醒,他们以后退一步进入自然的方式来巧妙地对抗之前的世界观念。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清谈之士几乎都受传统儒家影响,故而也不乏君子担当,退守自然不是他们的本意,只是无奈之举,而且是无奈的明智之举。

我曾读余华小说《活着》,讲述主人公历经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及文革等特殊的历史,饱受苦难。在某一个单色调的社会背景下,人除了活着,不再需要活着以外的一切。活着就是意义,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事物活着,多简单啊。在这个意义上,与魏晋退守自然倒是很契合,自然而然,活着,突破名教限制,在自然中获得自由。但转念一想,如果在一个时代,人们仅仅为了活着,其实是强权对个体人社会属性的剥离,最后,人仅仅只是活着。

陈先生在文末总结说:“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陈先生所谓“误国”,误的是哪一个国?若误曹氏或司马氏一家一姓之国,误了又何妨,只道是兴亡皆有百兴苦。若非误国而是误了天下黎民,那就值得好好考量了。

现在国家倡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清谈和空谈实质并不一样。我一直在想,何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表现为直逼本心,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是儒释道文化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人格表现,清谈其实就是魏晋风度的其中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这样想来,清谈误国一说倒是多了几分迷离,不知是国误了魏晋名士,还是魏晋名士误了国。

丁酉闰六月十七于西南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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