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普鲁斯特的逝水年华

CUT 2017-08-11

一般我在阅读时,不会去阅读传记和批判性研究文章,偶尔去查一下某些事实或者细节的正确与否,于是读到了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关于普鲁斯特的文章。而现在,我早已经读完成了这本长达三千多页的小说,应该没有太多的能量去读另外超过一千多页的传记,比如让- 伊夫·塔迪耶(Jean-Yves Tadié )或威廉 C. 卡特( William C. Carter)等所著的传记。但是,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写的短小精悍传记,透过他的角度重新了解普鲁斯特的感觉真的很好,而且他是一位非常优秀作家。

在他的传记中,怀特声明说,“普鲁斯特的名声和声望已经超过了乔伊斯,贝克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克纳,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纪德,瓦雷里和让·热内,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以及那些在各自国家像普鲁斯特那样著名的作家们,而普鲁斯特是唯一一位拥有国际声誉的作家。” 同时他也指出,和普鲁斯特同时代的人并不热心:“普鲁斯特从来就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性取向,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呈现自己任何的同性恋倾向,对此纪德相当恼怒。”而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称呼他为“魔鬼”,以及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形容他是“一个古板的犹太”。同时坊间流传着关于他的八卦轶事。 其他的朋友们,比如科莱特Colette则形容他是一位“五十岁的年轻人“。为此怀特总结说:即使他实际身高只有5英尺六英寸/大约170CM,但是大家心目中和言语中的他却很高大。普鲁斯特的情人之一雷纳尔多·哈恩Reynaldo Hahn回忆起普鲁斯特一次全神贯注地对着一丛蔷薇花丛陷入深思,怀特的描述是这样的:

通常情况下,普鲁斯特在小说中也援引了这个场景,同时又说仅凭呼吸香气是无法产生感觉的;只有一种突然的,不合逻辑,无法预料的,从天而至的物品,例如,玛德琳蛋糕,才能让不寻常的记忆觉醒,才能把过去带到当下。

他的父亲是基督徒,母亲是犹太人,而他自己在天主教教堂受洗和坚振圣事。但是怀特依旧坚持认为他是一个“神秘的无神论者,充满灵性人,既不相信存在一个上帝,更不相信什么救世主”。在小说中,他描画了很多的犹太人的形象,比如布洛赫(Blochs)一家,但是在小说中从来都没有透露他是犹太人的身世。希伯来圣经中先知以斯帖Esther,书中记载了她如何帮助她的犹太子民,在能力不够之前,甚至把他们藏匿起来等待时机。怀特在书中这样描述普鲁斯特:“参与声援德雷福斯的活动,并受到天主教洗礼的异教徒身份的普鲁斯特,似乎是一种现代的以斯帖记”。此外,怀特从各种资料中整理出来一种事实,普鲁斯特对德雷福斯的支持,给他在贵族社交圈中的友谊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并且导致了他与父亲的决裂。

普鲁斯特出生于1871年7月10日,母亲珍妮·威尔(Jeanne Weil)是一位富有的股票经纪人的女儿;他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是一位医生,祖父则是在沙特尔(Chartres)附近伊利斯(Illiers)村的开着一名杂货店。他的母亲,就像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叙述者祖母一样,喜欢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的书信。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同时彼此分享对文学的热爱,和捉弄其他人。而他在自己未完成的小说“让·桑特伊”(Jean Santeuil)中把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描述为一个“野蛮brute”和“庸俗的男人vulgar man”,然而“追忆the Search”一书中,他描绘的父母形象却非常理想化。他的家乡伊利斯(Illiers)村庄,是小说中地点贡布雷(Combray)的原型,因此伊利斯现在的名字已经正式改为伊利斯-贡布雷(Illiers-Combray)。 普法战争期间,他的母亲怀上了他,当时的巴黎被围困,生活艰苦,很多的居民都在挨饿。“由于这个原因,珍妮 普鲁斯特的健康在饥饿和焦虑中受到严重影响,当马塞尔出生时,他的健康情况非常恶劣,甚至是否能成活都成疑问。”两年后他的健康的弟弟罗伯特Robert 出生,他们的关系很近。和“追忆”一书中的第一部“斯温家那边”(Swann's Way)中开头部分内容一样,他“没有母亲的晚安吻就无法安眠”。这种依赖伴随着普鲁斯特的一生;成年后成为了他关于爱的认识和模式,而且他对爱的需求变本加厉,也变得越来越挑剔,结果却不乐观,经常地遭到拒绝。事实上,普鲁斯特本人和小说中的主人翁一生相似,想法设法地有时很绝情地把所有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从自己生活中驱逐出去。 童年时,他和他的家人居住在巴黎的马德勒堡九号大道(9 boulevard Malesherbes)。他有自己的房间,而父母的房间在45英尺相当于13米长的走廊的顶端。据马塞尔当时的同学费尔南德·格雷格Fernand Gregh回忆说:“这间公寓的内部比较昏暗、不明亮,房间里的家具看上去都很沉重,四周挂着沉重严密的窗帘,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所有的物体颜色不是黑色就是红色。” 怀特在传记中指出,“那个地方……还坐落着巴黎新建不久的新巴洛克风格,酷似维多利亚时期的墨水瓶上的或者列支敦士登勇士勋章上的十字架,巴黎歌剧院(Opéra Garnier)。”当时的巴黎还有另一座新建成不就的建筑物--艾菲尔铁塔,它在普鲁斯特关于巴黎的童年印象中是“太新潮了”。“一生中,普鲁斯特始终保留着他父母和家人收藏、购买和保留下来的丑陋的家具”,同时“他的房间充满了可怕的物体,对他来说,这些都是代表了他死去的父母,他的童年还有那些逝去的时间而显得神圣”。

和小说中的叙述者生活一样,童年的普鲁斯特,和他最亲密的朋友玛丽和尼莉·贝纳斯基(Marie and Nelly Benardsky)两姐妹一起,在位于香榭丽舍大街的花园里玩耍。有资料表明玛丽可能是小说人物吉尔伯特·斯旺(Gilberte Swann)原型。怀特注意到,读者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会经常困惑于早期的小说情节中,当时小说叙述者和吉尔伯特的实际年龄,因为他们虽然在玩着小孩子的游戏,保姆弗朗索瓦丝在一旁照看,但是他们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很多。怀特是这样解释的:“他们实际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最大也只是十六、七岁而已,正处于青春期开始之前,直接从童年到成年的转变时期,男孩上一刻还穿着短裤,下一刻就有了情人。” 据怀特的观察,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把普鲁斯特笔下的女性都视为伪装的男性角色,这个角度是错误的”。例如,小说中有关奥德特Odette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Duchesse de Guermantes拉·贝尔玛La Berma的描写“毫无疑问的都非常、特别女性化”;拉·贝尔玛的原型是法国两位伟大的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夏安(Réjane)的综合体其他角色,比如叙述者与其调情的送货女孩们,有点类似于“异装男孩”(boys-in-drag)的形象。此外,叙述者痴迷于阿尔贝蒂娜的女性同性恋主张,原型可能来自普鲁斯特与他的司机阿尔弗雷德·阿科斯蒂内利Alfred Agostinelli的同性恋情经历而阿尔弗雷德·阿科斯蒂内利本身主要是“异性恋者”(heterosexual)。我们是否可以产生这样的疑问,小说所描写的情节,推定为异性恋者的叙述者强烈嫉妒阿尔贝蒂娜的女性同性恋情,可能反映了现实中的作家--同性恋者普鲁斯特,当得知他的双性恋的情人回到了女性身边产生时,产生的无比愤怒之情?

1881年,在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的一次散步后,普鲁斯特的哮喘首次发作。“哮喘病,成为影响普鲁斯特成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迫使他不得不与世界隔离,孤独一生:“如果他想看到山楂树开花生长,他只能坐在一辆密封的车子里,远远地欣赏。”此外,他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机会,无法有规律地去上学:1882年他入学孔多塞公立中学(the Lycée Condorcet),同时和创作“卡门”作曲家的儿子雅克•比才(Jacques Bizet)、作曲家的侄子作曲家侄子丹尼尔•哈利维(Daniel Halévy)成为朋友。十七岁时,他爱上了比才,但是哈利维回忆说:“当时我们对他很不理解和失望。”同时他的妈妈,也怀疑普鲁斯特和比才是恋人,于是禁止他们见面。怀特的论点是,普鲁斯特“相信男孩之间的性别或性,是无辜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为了一种‘恶习’而已”。比才后来染上了严重的毒瘾,并在普鲁斯特去世前十天自杀身亡。 遭到比才拒绝后,普鲁斯特转而爱上了比才的母亲比才夫人--吉纳维夫•斯特劳斯( Geneviève Straus),她是歌剧“犹太女”(La Juive)的著名作曲家雅克·弗洛蒙塔尔·阿莱维(Fromental Halévy)的女儿。在小说的第二卷“在少女的花影下”(In the Shadow of Young Girls in Flower)中也提到了她的形象--蕾切尔(Rachel)罗伯特·德·圣洛普(Robert de Saint-Loup)的情妇小说中叙述者亲昵地称呼她为“蕾切尔,当时的主”,灵感来自歌剧“犹太女”中的一首咏叹调。因为比才夫人的机智风趣,她同时也成为了小说中德·克雷西公爵夫人的原型之一。

在孔多塞公立中学上学期间普鲁斯特最喜欢阿方斯·达鲁(Alphonse Darlu)教授。达鲁教授“相信灵性而不是基督”,这种理想主义的标志深深地影响着年轻的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拒绝安德烈·吉德(André Gide)关于用更平常地现实主义形式写作的建议,他通过不断堆积和加设小细节的方式在小说创作中设立人物或情境,也就是说普鲁斯特可能只对那些揭示一般真理和真相、或表达诗意魅力的那些细节充满兴趣。这样一来,普鲁斯特的杰作中每一页都充满了好几个“一般的真理”,同时也增加了其哲学高度。 怀特称普鲁斯特为“伟大的哲学主义小说家”,并因此把他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托马斯·曼(Thomas Mann)赫尔曼·布罗奇(Hermann Broch)和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等等放在一起。 十七岁时,普鲁斯特不仅受到自己同性恋倾向的困扰,而且开始迷恋起四十岁的劳拉·海曼Laure Hayman,当时及后来他发现劳拉·海曼不仅是他叔叔的情人,而且还是他父亲的情人。劳拉,和小说人物奥德特Odette一样,住在拉·彼鲁兹(La Pérouse)街上喜欢在布洛涅森林散步同样喜欢菊花。普鲁斯特创作时,规避了当时“颓废”作家的写法,而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方式来写作,其中包括他经典的长句型。二十岁出头,他最喜欢是当时的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和阿纳托·弗朗斯(Anatole France),因为这两位作家的写作风格很适合他的古典主义的口味。后来,受到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影响,致使他“放弃了法国的唯物主义思想,转而想获得更为意气相投的精神主义”

Coligny Caserne, about the time Proust was stationed there

1889年11月11日,毕业后,他服兵役一年;虽然一年时间中,“他经常地痛苦地抱怨”,在后来的怀旧时他称之为在“天堂”的时光。这种怀旧的情节内容出现在小说的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The Guermantes Way)中,当叙述者去栋西埃(Doncières)探望朋友圣-卢普Saint-Loup;当时普鲁斯特兵役期间的驻地奥尔良(Orléans)是书中地点栋西埃的原型

1890年9月,他去位于诺曼底(Normandy)海岸的度假胜地卡布尔(Cabourg)休假,而此地为小说中的小镇巴尔伯特(Balbec)的原型。同年秋天,他入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学习政治与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他的这段法律和政治的教育经历,提供給作家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成功地描画和设立外交人员以及其生活和朋友的形象,提供了良好的坚实的专业基础。在小说写作时,他同时也受到巴尔扎克的启发,借鉴了巴尔扎克在描述社会各个方面轻松的风格和语气。此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学习经历给了作家,“熟练地精确地掌握他们的语言,其中包括他们的复杂的逃避策略和态度”。在学习期间,他选修了历史学家作家阿尔伯特·索雷尔( Albert Sorel)的外交课程,此人是小说中德诺坡斯先生(M. de Norpois)的原型,“最圆滑最投机的政治家”

1891年,他认识了并见到了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马上邀请王尔德到家里做客,和他及他的父母一起共进晚餐。那时流传着一个可能杜撰的故事,大意是说当时王尔德看到普鲁斯特家里的“沉重,暗色家具”受到震惊,继而丢下一句“这里的一切都是极其丑陋的”话后,愤而离开。普鲁斯特在小说的第四卷“所多玛和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中,直言不讳地提及了王尔德受到的打击事件1906年的一件涉及到菲利普·冯·欧伦伯格王子(Prince Philip von Eulenberg)的丑闻,也警告着普鲁斯特,要正确认清当时社会对待男同性恋者不良态度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和罗伯特·德·弗勒斯(Robert de Flers)以及吕西安·多代(Lucien Daudet)成为朋友;1892年,他的母亲有次偶尔看到他们三人的合影,感到惊慌,由此触发了他与父母之间,以后在小说“让桑特伊”中提及的一次争吵。虽然他继续寻找其他的男同性恋者成为朋友,但是他并未公开认定自己是同性恋者: 多年后,他对安德烈·吉德(André Gide)说:一个作家只要不公开承认说自己是同性恋,他可以长篇累牍地描写关于同性恋情的内容,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他开始在社交圈中崛起,机智地去观察和参照他所遇之人的一举一动,培养他的社交礼节和能力。怀特注意到这种善于模仿的天赋,“在他开始创作带有狄更斯风格的怪人物时,派上了用场:查尔卢斯夫人(baron de Charlus),弗尔杜林夫人(Madame Verdurin),德 盖尔芒特公爵(the duc de Guermantes)以及女仆弗朗索瓦(Françoise),他们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尤其荒谬的说话方式”。 在写作时,他同样喜欢混合著名作家的风格和写作来进行,并表示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消除或掩盖自己刻意模仿的痕迹:“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不再使用这种不自觉的模仿风格,而成为原创作家”。不仅如此,他还那这种创作方式当做一种分析工具,通过尝试再现或检验其他作家的创作风格。他甚至把龚古尔日记(Journal des Goncourt)的内容也混合到了其小说第七卷“重现的时光”( Finding Time Again)中。 他引起了著名作家阿纳托利·弗朗斯(Anatole France )和莫里斯·巴里斯(Maurice Barrès)等的注意,并跻身于上流社会,成为了拿破仑侄女玛蒂尔德公主(Princess Mathilde)沙龙里的常客,而玛蒂尔德公主以原名出现在小说第二卷“在少女的花影下”中。 他还认识和见到了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但是有关此作家对普鲁斯特思想的影响程度,此传记作家怀特对此抱否定的观点,除了反映在第四卷“所多玛和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中,有关一战以后他们之间关于睡眠的本质的一次谈话。“伯格森似乎已经将普鲁斯特归到只对上流社会(le monde)感兴趣的的一类人中,”怀特说;他同时注意到当时普鲁斯特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势利眼。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笔下所描述的普鲁斯特“会毫不犹豫地批判上流社会,嘲笑他们的愚蠢。他在发现这类人蠢笨无聊的同时,又充满了优越性,而这些都非常符合势利阶层定义”。怀特辩护说年轻的普鲁斯特之所以被贵族所吸引,是因为他把他们视为“在当时社会现实中生活,呼吸,行走,谈论历史的,一个中世纪传说的现代化身”而已。 作者在小说中所设立的,叙述者在贡布雷村里历史悠久的吉尔伯特 德巴德(Gilbert the Bad)教堂里初次见到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很明显地在叙述者眼里就是这样的一种化身。但是怀特还指出,他“最终成为了有史以来对势利阶层批判最透彻最入木三分的批评家”。当时,他社交圈里的很多人得知他们作为“追忆”一书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的原型时,感到震惊和愤怒,而切维涅伯爵夫人(Comtesse de Chévigné),“小说中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原型之一”,更是愤怒到了极点,甚至烧毁了他们之间的通信。而其他人对小说中“他的礼貌尊重的描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对贵族的所有秘密了如指掌,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和观察他们的礼仪、仇恨、家谱、以及虚荣心,与此同时,因为他的半个犹太人的身份、没有爵位、同性恋以及健康问题导致的残疾事实,致使他又和这个世界保持着距离。 在1892年至1893年期间,普鲁斯特,丹尼尔·哈利维(Daniel Halévy),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和费尔南德·格雷格(Fernand Gregh)创立发行了一本名为Le Banquet的文学杂志。当杂志发行失败后,普鲁斯特便开始在另一本文学杂志La Revue Blanche上发表小说。1893年,他结识了风流倜傥的罗伯特·德·蒙特斯基(Robert de Montesquiou),后者马上成为其小说中人物查尔卢斯(Charlus)的原型。蒙特斯基以前曾经是另一位作家惠斯曼(Huysman)的小说“反对自然”(Against Nature) 中的人物德斯 埃塞恩特斯的原型,最有趣的是,作家惠斯曼从没有见过蒙特斯基,只是听马拉美(Mallarmé)提到过。自成为朋友后,蒙特斯基马上成为了普鲁斯特模仿和学习的重点,主题,但是普鲁斯特最钦佩和尊重的还是他的“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他的“年轻人分享第一,贪图第二”的观点。小说中的人物查尔卢斯在小说中的性格是:“发脾气,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血统荒谬的自豪,无休无止的独白”,因此蒙特斯基并不是查鲁斯的唯一原型;在描述这个男爵时,雅克·多沙桑(Jacques Doasan)也成为男爵的原型之一因为他和小说中的查尔卢斯对查尔斯·莫雷尔(Charles Morel)所做所为一样,“因在一个波兰小提琴手身上倾注了过多的心血,而毁了自己”。此外,怀特还建议普鲁斯特在塑造查鲁斯这个人物时还赋予了他“自虐的怪癖,他的审美观点以及他的敏感和烦恼”

1894年,他遇到了年轻五岁的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Reynaldo Hahn),并且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恋情--“和普鲁斯特一样,他也是半个犹太人、同性恋者和艺术家”。他们“一起去旅行,被宽容的女主人在城堡里安排住在一起”。其中一位宽容的女主人是莱梅勒夫人(Madame Lemaire),普鲁斯特受到她的“强横……对客人的关注”特点影响,以此为原型在小说中刻画了维尔杜林夫人(Madame Verdurin)人物形象。由于普鲁斯特“强迫性需求”,他们的友谊最终破裂。小说中斯旺在巴黎寻找奥德特的情节,来自于在现实生活中,“普鲁斯特无法找到雷纳尔多,差点疯了”的真实事件。 1895年,他们一起拜访了住在布列塔尼(Brittany)海岸贝勒岛(贝勒岛)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在那里的时间,普鲁斯特开始创作小说让·桑特伊(Jean Santeuil),只是后来放弃了。小说中以自己为原型所刻画的人物,不是以叙述者的身份而是以第三人称的身份出现。此外,小说中父母形象被刻画成,“粗暴,野蛮,和庸俗地妨碍和阻扰他们的儿子的社会和艺术野心”,而在创作于他们去世后的小说“追忆”中,他们的形象是“明智、精致、忧郁的人,他们除了希望他们神经衰落、痛苦的儿子健康幸福以外,别无他求”。 在这本早期的小说中,当时“虽然普鲁斯特早已把他的男性朋友们看作为女孩”,以及小说中人物让 (Jean)迷恋的、以哈恩(Hahn)和都德(Daudet)为原型刻画的两位女同性恋者,但是在这本早期的小说中,他却很少提及同性恋的倾向。哈恩的形象没有在“追忆”这本小说中出现:“对普鲁斯特来说,用语言来刻画一位朋友的形象,等于是对他的一种拒绝和忘记,在小说让·桑德维尔中以这种方式,普鲁斯特已经忘却了哈恩”。而怀特进一步建议说,与哈恩的分手,可能是普鲁斯特放弃这本小说创作的一个原因。此外,这段恋情也是“普鲁斯特生活中极少数的平等和互惠的,性与浪漫兼有的友谊之一”,分手后他们依旧是朋友--后来普鲁斯特在写作小说的第一卷“在斯旺家那边”(Swann's Way)时,曾朗读給哈恩听,另外,小说中刻画的斯旺和奥德特之间的,“嫉妒与和解交织”的友谊,就是以作家与哈恩之间的关系为原型创作的。 接着出现的是,比普鲁斯特年轻七岁的卢西安·都德(Lucien Daudet),成为了作家在“1896年和1897年的爱恋焦点”。都德是当时最著名的法国作家之一的作家的儿子,并且与另一位共同的朋友惠斯勒(Whistler)一起学习绘画。他们的恋情也只是持续了十八个月,之后他们依旧是朋友。

1896年,27岁的普鲁斯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快乐的时光” (Pleasures and Days)。这本书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响。阿纳托利 法朗斯(Anatole France),“追忆”一书中贝尔格特(Bergotte)人物原型,“抱怨普鲁斯特写作的‘句子太长,太浪费读者时间’”,以及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评价此书“过于风情过于华丽”,因为这本书的版本设计超级豪华和昂贵,而售价是其他相同大小的书籍售价的四倍。接下来的从1897年到1899年期间,普鲁斯特没有进行大量的写作,反而进行了大量的阅读,特别是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 在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Lost Illusions)时,普鲁斯特深受其中的故事情节影响:两位来自外省的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在巴黎如何在情人、甚至一位强大的男性情人的帮助下,在社交圈往上爬的故事:其中一位主角吕西安(Lucien de Rubempré),得到魏特琳(Vautrin)的帮助,而后者却是一位爱上主角的刑事主犯。 同时阅读巴尔扎克也带给了作家“一种戏剧的感觉”,以此作家戏剧性地在小说的第七卷“时光重现”(Finding Time Again)中描画了尤皮恩(Jupien)的男性妓院的情景,以及第一卷“在斯旺家那边”中刻画的法国少女/女士(Mlle)的场景;小说中亵渎了法国女性形象的文杜林(Vinteuil)和她的女性情人们;还有文杜林的父亲,以及对查尔卢斯非常残酷的文杜林夫人(Mme. Vinteuil);在小说的第五卷“女囚”(The Prisoner)中刻画的人物维尔杜林(Verdurin)。 此外,普鲁斯特还大量阅读了莎士比亚,歌德和乔治·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其中特别受到艾略特写作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刻画的人物卡索邦(Casaubon)的影响,普鲁斯特如此形容这种影响,“他的一生在这些微不足道的,荒谬的工作中度过”。

1897年,小提琴家让·洛兰(Jean Lorrain)在评论普鲁斯特的书籍“快乐的时光”时,称作家是“是那些社交圈中努力使自己从文学中受孕的漂亮的小男孩之一”,同时在这篇文章中设法告知公众,普鲁斯特的同性恋的身份,而洛兰本人也是同性恋者。于是普鲁斯特与他进行了一次决斗,事后没有人受伤。在以后的年岁中,他又多次与其他人进行决斗,还好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追忆”一书中的叙述者曾多次暗示他进行的决斗,只是没有真正地描述过一次内容。 普鲁斯特用决斗这种特别的办法去树立自己的一种超级形象,以抵消到处传播自己是同性恋者这种消息。普鲁斯特一直尝试着在亲朋好友之间谨慎地进行同性恋生活,而如今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这样的行为非常容易引起社会愤怒,即使在巴黎,这种社会情绪直到最近才消散。

到此时,普鲁斯特把他文学上的精力投向了翻译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两本著作“亚眠圣经”(The Bible of Amiens)以及“芝麻和百合”( Sesame and Lilies)的工作。实际上,作家不是对拉丝金的作为社会思想家以及和平主义者的身份,而是对拉丝金的审美家的身份感兴趣。怀特就此指出,普鲁斯特“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一个骄傲的前士兵除了和平主义者之外的任何身份”。 翻译工作是这样的,首先由作家的母亲,哈恩的英国表弟马利·诺德林格(Marie Nordlinger)完成每一个单词的字面翻译,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家开始自己的翻译工作;同时与哈恩一起亲自前往亚眠,与母亲一同前往威尼斯等地,实地参观和考察拉丝金书中描绘的建筑。 “普鲁斯特用法语写作所形成的,在保持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的写作风格,连同其在法国文学中非同寻常的复杂句法和长句型,听起来非常符合拉丝金”。作为翻译序言的随笔“在阅读”,实际上就是普鲁斯特的“第一篇成熟的写作”。它是有关阅读如何影响一个孩子的想象力的发展,该主题同样也出现在小说第一卷“在斯旺家那边”,普鲁斯特返回到家乡“贡布雷”章节中。 最值得指出的是,普鲁斯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以反对一个主要思想家的理论的个人文章的形式出现……而我们这个时代许许多多文学艺术都是通过一种类型反对另一种类型种迸发出火花,比如小说和回忆录,以及虚构小说和随笔等……在普鲁斯特的情况下,丰富的描述充满在随笔和小说之间。

现在普鲁斯特在贵族阶层结识了很多的朋友。朋友之一法国最着名家庭之一的加布里埃尔·德·罗切福卡(Gabriel de La Rochefoucauld)是法国最著名的家族之一的一位成员,同时也是小说中刻画的角色罗伯特·德·圣卢普(Robert de Saint-Loup)的原型之一。 另一位朋友是罗马尼亚王子安东尼·比比斯科(Antoine de Bibesco),他发现因为普鲁斯特与别人握手时的方式和力度等等,很容易让对方产生他是同性恋的想法,于是试图展示和教授作家用怎样的力度和方式与别人握手。 这个细节同时也表示了那个时期,社会关于同性恋者的思维和看法多么歪曲和顽固:一个同性恋的握手肯定是疲软的;而正确的有力的抓握方式,会让异性恋者的对方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伪装成异性恋的同性恋者;而事实上对方恰恰似乎是:一个同性恋者以及他的无力的握手…… 比比斯科告诉人们,普鲁斯特向他证实了他对另一个贵族朋友贝特兰·德·费雷伦(Bertrand de Fénelon)的感觉,费雷伦听说后受到极大震惊。“普鲁斯特似乎没有意识到,社交圈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一名同性恋者”。后来得知费雷伦是双性恋,而普鲁斯特直到晚年才得知。另外,费雷伦还为塑造圣卢普这个人物形象作出了贡献:在一家餐厅,在宴会中他曾穿过一桌又一桌为普鲁斯特取他的外套,而小说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The Guermantes Way)中圣洛普为叙述者做了相同的举动(1)。另外,普鲁斯特还请求比比斯科暗中窥探费雷伦,而小说人物叙事者因为“他非常嫉妒阿尔贝蒂娜”,做了同样的事情。除此之外,他与朋友们一起前往巴黎周围的各种教堂,并且记录下很多建筑细节,而这些细节后来一一出现在小说“追忆”中。1902年,他和费雷伦一起去荷兰旅游,在那里他欣赏到了维米尔的绘画“代尔夫特一景”(View of Delft),那是一幅画有黄色油彩绘画作品,而在小说第五卷“女囚”(The Prisoner)中,贝尔特中风前看到同样一幅(2)

维米尔 View of Delft

1903年2月,他的弟弟罗伯特结婚,同年十一月,他们的父亲在罗伯特女儿诞生一天后不幸去世。两年后,1905年9月,他们的母亲去世,年仅56岁。母亲的离世带给了马塞尔终身难以抹去的哀伤,他用余生的每一天来哀悼他的母亲,有次他说:“她和她的小马塞尔一同死去了”,为此怀特认为这是普鲁斯特人生的转折点,普鲁斯特从“知识分子的马塞尔”转变成“坚定的、明智的、禁欲的普鲁斯特”。此外,怀特同时指出,在“追忆”一书中,叙述者的母亲有普鲁斯特的母亲“对儿子缺乏自律能力感到失望”,而书中的祖母一角却被作家赋予了“他真正母亲的温柔,尽管他经历了所有的失败,但是她还是无条件地爱他”。 他母亲去世时,普鲁斯特只有三十四岁,在写作方面,只出版了一本故事书和翻译拉丝金的作品,但是他的目标却是“写一本可以与巴尔扎克的描绘巴黎社会全景著作相抗衡的书籍”。他既具有丰富的世界知识,同时又有坚持不懈的恒心,加上父母去世后留下的遗产,这笔遗产相同丰厚,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相当于今天的600万美金,其中包括每月大约15,000美金的收入”。 他花费比较大手大脚,将财富浪费在购买大量的礼物上,他甚至为自己的情人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利(Alfred Agostinelli)订购了一架飞机作为礼物,好在在后者去世后普鲁斯特马上取消了订购----毫无意外的,作家把这个故事应用到了小说创作中:小说第四卷“女囚”中叙述者向阿尔贝蒂娜(Albertine)提出购买游艇。此外,他也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不成功的投资,但最终他还是很顾自己,在自己身上也花费了一些,“他是一位僧侣式花花公子”。

1906年12月,他搬到豪斯曼大道102号(boulevard Haussmann),在那里,为了隔离卧室的噪音和灰尘,他用软木盖住整个墙面,“用从未打开的厚重的窗帘”遮盖住窗户。此时在这里,他开始了他的创作,开篇“作为一种与他的母亲之间关于十九世纪文学评论家圣-伯夫(Sainte-Beuve)的柏拉图式的对话”,而1904年12月全国广泛庆祝圣-伯夫百周年诞辰。 圣-伯夫认为读者如果想了解以为作家的创作和作品,就应该阅读和学习有关这个作家的传记,但是普鲁斯特从根本上不同意这个观点。相反地普鲁斯特坚信,由于持有这种信念,导致了圣-伯夫从根本上严重低估了司汤达(Stendhal),波德莱尔(Baudelaire),以及内瓦尔(Nerval)等作家的价值。“一本书,是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习惯,社会生活,以及我们的恶习中所体现的不同自我的产物,”普鲁斯特为此断言。 但是,关于圣-伯夫的对话不是作家打算创作的唯一内容:

在这段时间的一封信中,他列举了他的写作计划:一份关于贵族的研究报告; 一本关于巴黎人的小说;一篇关于圣-伯夫和福楼拜(Flaubert)随笔;一篇关于女性的随笔;以及一篇有关鸡*奸的随笔。其他被提及的话题还有关于墓碑,教堂窗户彩色玻璃,以及一篇关于小说的随笔。这里需要强调的关键是,在开始创作“追忆”的最开始,普鲁斯特认为他的书会是好几本,内容大部分是随笔形式。

到1908年6月,他一直写作他与母亲关于圣-伯夫而进行的虚构对话,他勤耕不辍,同时也担心出版社不会出版他的、被他自称为“内容淫秽”的文章。那部作品是一本小说,但是目前只有一个“暂时书名”:反驳圣-伯夫,清晨的记忆(Against Sainte-Beuve, Memories of a Morning),其中小说中刻画的主角之一就是同性恋。在作家写给朋友乔治·德·劳里斯的信中表示,“经过这么久的关于圣-伯夫和美学上的对话和思考”,他一定会写完成这本书。 经过怀特的仔细观察,发现作家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是以一种冥想的方式结束的,而不是如作家开始设定的以有关美学谈话而结束的。而且,有关圣-伯夫的自传理论,已经遭到了小说中作家刻画的人物文图林(Vinteuil)的反驳,而Vinteuil本人是“一位具有强大创作能力的作曲家,同时又是一个自娱自乐的窝囊废,一句话,他就是在个人生活和创作中批判和反驳圣-伯夫和谐一致理论的完美代表”。 此外,从一开始,普鲁斯特在他的写作计划中,就确定了小说的主人翁一定是同性恋,他的小说内容一定是写关于同性恋的内容

他开始非常担心他无法完成这项写作任务。“他生病了,每年的药费大约需要2万美金”。他开始了几乎全隐居的生活,但是没有完全从世界里消失,依旧有选择地去旅行。在卡布尔,“他研究和参考演员露西·杰拉德女士( Lucy Gérard),和奥尔顿子爵(Viscount d'Alton)两个女儿”,以她们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第二卷“少女的花影下”中的“女性团体”。 与此同时,他也带着一种“狂热和迷恋”的态度考察了一群在沙滩上偶遇的男孩,其中一位名叫马塞尔·普兰特维尼斯(Marcel Plantevignes)男孩接受邀请去到普鲁斯特的酒店房间,最后一位女性警告普兰特维尼斯,普鲁斯特是同性恋,这种互相拜访才结束。但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当这个女性通知普鲁斯特,普兰特维尼斯和她决定指控普鲁斯特时,作家暴跳如雷,甚至挑战普兰特维尼斯的父亲,准备进行一场决斗。 冷静下来后,普鲁斯特瞬间意识到挑战和决斗的做法都是极其荒唐的,仿佛是“奥芬巴赫(Offenbach)的歌剧中一场决斗”那样荒诞不经。于是普鲁斯特收回了挑战书,决斗取消了,同时他和男孩普兰特维尼斯级他的父母恢复了友谊,成为了朋友,因为他们一再表示和保证他们从未认为普鲁斯特是一个同性恋者。 后来,男孩普兰特维尼斯甚至申明,小说第二卷的书名“在少女的花影下”,法国书名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是他的主意,是他建议作家用这个书名的。

大约在1909年8月中旬,普鲁斯特告诉一位编辑说,他以前计划写作的小说已经差不多写完了,小说大约300多页,开篇是一篇关于圣-伯夫的一篇随笔,一共150页。那个编辑立马拒绝了普鲁斯特的稿件,而另一个编辑也拒绝了稿件,原因是不适合在报纸上连载。于是,普鲁斯特决定继续创作,这样一来,又连续写了三年的时间。 同时他也改变了一些原来的构想,刻画了一个叙述者的人物,以此为主线,贯穿起整部书籍;于是开篇就是叙述者童年时期在贡布雷的故事,紧接着就是叙述者和吉尔伯特·斯旺(Gilberte Swann)在香榭丽舍大街花园里的玩耍的青春期经历。 然而成书后占据了第一卷“在斯旺家那边”五分之四篇幅的“斯旺的爱情”(Swan in Love)内容部分,并不是最初设想结构的内容。该部分之所以称为“追忆”一书中的组成部分,因为斯旺先生对奥德特小姐的单相思内容,与后面书卷中叙述者与阿尔贝蒂娜之间的爱情遥相呼应;此外,斯旺先生未能成为作家这一事实,则反映在叙述者的自身的经验中,只是叙述者能克服创作中的阻碍和困难最终取得了成功。

而这表明,造成斯旺先生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他过于痴迷于友谊和其中轻佻任性感觉,尤其是“偶像崇拜”(idolatry),而后者对于普鲁斯特来说,仅仅意味着收藏家对精美家具,漂亮情妇和伟大绘画等等物质性的热爱:(我们热爱)这个世界上容易腐朽的物质(Things),而不是他们内在不朽的思想,而后者只能在我们自然的记忆中存在和重新想起,同时正是后者才能被/编纂成伟大的文学作品。

普鲁斯特具有极高的文学才华,写作技巧高超,知道如何去构建一本小说;如何去塑造人物;如何讲述一个主题,然后放置一旁,在最后又能重新串起;以及如何利用叙述者这样的第一人称进行创作,同时其他人物形象随着故事的进展而成长或改变:“追忆”书中的叙事者,首先听说查尔卢斯是一个好色之徒,于是臆断他是奥德特的情人,但是这个假设和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改变。怀特由此观察到,关于查尔卢斯这个人物的刻画和创作,“应该属于狄更斯和亨利·詹姆斯两者人物刻画方式内容的有机结合”。和狄更斯的角色创作相似,查鲁斯具有“难忘的特质”,同时又体现了“狄更斯大胆塑造”方式。此外,“随着时间的推进,把各种不同的形象逐渐地拼贴组合成一盒完整的查鲁斯的形象,由此普鲁斯特的人物刻画又达到了亨利·詹姆斯所推崇和追求的复杂程度”。

狄更斯在塑造人物时会首先确定坚实的轮廓,但是使用很少的细节描写,致使人物无法透视。而詹姆斯恰恰恰恰相反,单个人物描写具有强烈的深度和层次分明,在他晚期的小说写作中尤其明显,但是角色与角色之间却不分明,非常模糊。用与狄更斯相同的寥寥数笔简单的方式,普鲁斯特成功地塑造和渲染他的角色们,同时“通过创作”数百页的内容,赋予了角色更逼真和微妙的行为和性格。

1909年到1911年期间,普鲁斯特重新创作和扩写了“追忆”一书的第一卷。他决定先让速记员写出和确定手稿的大致轮廓和内容,在此基础上不断底修改、添加、旁注等等丰富内容,有时会是一些小的旁注,但是有时会粘贴一整页新的内容。“事实上,如果任何一个作者能从一种文字处理器中获益的话,普鲁斯特当仁不二,”怀特在传记中这样写道。当然,普鲁斯特为此也付出了昂贵的排版费用。 1910年,他开始“在斯旺家那边”(Swann's Way)和“盖尔芒特家那边”(The Guermantes Way)的创作工作,然后将手稿一分为二,一部手稿去名为“失去的时间”(Time Lost),另一部份手稿叫“失而复得的时光”(Time Regained). 他深入简出,几乎闭门而居,很少出门,其中只是出席了一场备受争议的著名音乐会:斯特拉文斯基,佳吉列夫,尼金斯基之春天庆典(Stravinsky/Diaghilev/NijinskyRite of Spring)的开幕晚会. 1911年,他收订了一种音乐节目“剧场电话”(Théâtrophone),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通过电话收听音乐会。在以后的时间里他用这种方式收听了歌手大师演出之三(Act III ofDie Meistersinger),以及德彪西的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 在音乐当面,他更喜欢瓦格纳,因此,有些批评家把“追忆”一书与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一起比较:帕西法尔中的骑士对圣杯的追求和寻找,与小说中叙述者对“文学真谛”的故事相对应;而歌剧中的花妖们(Flower Maidens)形象则与小说中的“花丛中的少女”相一致。除此之外,小说中的盖尔芒特家的名字以圣杯骑士领袖古内曼兹(Gurnemanz)名字为原型而起。

1912年,普鲁斯特创作手稿已经多达1200页,他开始着手寻找出版商。当时給他手稿打字的打字员名叫阿尔伯特·纳希亚斯(Albert Nahmias),有传言说他对这个打字员产生了感情,最后作家在小说中用他的名字阿尔贝特(Albert)为原型,給他的一位角色取名阿尔贝蒂娜(Albertine)。 1912年10月,作家把书稿寄给了出版商法斯奎勒 Fasquelle,这个出版社层出版过福楼拜,左拉和龚古尔兄弟的著作和书籍。然而,同年12月,作家后收到了出版社的退稿,外加一封编辑读者的退稿信,信中表达了编辑极度困惑。 随后,作家把稿件继续投递到了伽里玛出版社,当时这个出版社刚刚由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杰克斯·科皮(Jacques Copeau)和吉恩·施伯格(Jean Schlumberger)三人创立不久。可惜的是,由纪德为首的编辑组似乎连手稿都没有读,就以普鲁斯特当成“社会名流和势利者”为由也拒绝了稿件。后来,纪德对那次失去机会表示了后悔和遗憾,同时也表示,无论如何,“那本书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刚刚成立的出版社来说,太长了。” 接着,作家又把手稿投给了出版商奥伦多夫(Ollendorff),依旧得到退稿,同时出版社的编辑埋怨说普鲁斯特创作方法,“三十页的篇幅只是描述他入睡前如何在床上翻来复去的折腾的过程”。 最后,普鲁斯特的书能够在出版社伯纳德·格拉塞(Bernard Grasset)自费出版:

格拉塞,因为他的强硬,锐利和高效,普鲁斯特把这个人比作一架乌木切纸机,也正是这个人揭开了法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序幕;他率先采取大规模的新闻攻势,广告宣传,买通知名人士,利用他们的声誉进行口头宣传等等活动和方式。

1907年,普鲁斯特结识了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利(Alfred Agostinelli);在诺曼底,他为普鲁斯特开车,一年后还是他为作家开车,完成了从卡布尔到凡尔赛宫的旅程。随后,直到1913年,他和普鲁斯特才再次见面,当时阿戈斯蒂内利25岁,和一名名叫安娜的女性同居。这次,普鲁斯特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雇佣他为自己的秘书和司机,最后,阿戈斯蒂内利和安娜一同搬到了作家的公寓里。

当时,有关同性恋关系,尤其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被公认为一种良好的资助形式,或者根本就不会受到关注或重视,除非出现了相关的丑闻;同时这种丑闻重来就不是法国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法律在1791年提议为这种关系定罪,在1810年刑法典评准,同性恋之间的性关系定罪为刑罪。

这种“资助”(Patronage)关系通常出现在一个年老的富翁和一个穷小子之间,而且那个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慈善和慷慨的举动”。实际上,普鲁斯特确实相当慷慨,他竟然給阿戈斯蒂内利的家里汇款。对于作家自己,当然认为“自己在恋爱”,此外,他一直存在的嫉妒心情不仅体现在小说中叙述者与阿尔伯蒂娜之间的关系的内容中,同时也反映在1913年8月他对斯旺与奥德特关系的重新加工的内容中。 1913年12月1日,在普鲁斯特还是休息时,阿戈斯蒂内利和安娜搬出了作家的公寓。年初开始他们就和作家住在同一个屋檐。普鲁斯特受到严重打击,极度伤心,竟然承诺給阿戈斯蒂内利买一架飞机,以换取他的回归。--阿戈斯蒂内利喜欢飞行,这个成为了小说中的一个内容,叙述者陪同阿尔贝蒂娜到巴黎各地机场。 1913年11月,“在斯旺家那边”(Swan's Way)终于出版,但是阿戈斯蒂内利的离去給快乐的心情覆盖上乌云。虽然反响很好,评论很高,普鲁斯特依旧无法开心起来。 1914年5月30日,阿戈斯蒂内利在地中海的第二次单飞时发生空难而死亡:他紧紧地抱着飞机残骸,但是因为不能游泳而溺死。此时普鲁斯特把安娜接到自己的家里,照顾帮助她,直到她心情恢复平静为止。 作家自己的心情也很糟,6月开始他收到了小说“在少女的花影下”的校对手稿,但是作家还是无法正常工作。接着八月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本书的出版不得不推迟,这样一来,作家有时间重新修改,并将它与“盖尔芒特家那边”(The Fuermantes Way)分开,加重了阿尔贝蒂娜的角色的内容,成为一个主要角色之一。当时作家也构想了“女逃亡者”(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的内容,其中他在整个写作内容突出了有关女同性恋主题。 “在阿戈斯蒂内利死后的八年间,普鲁斯特的书籍内容翻了一番”。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鲁斯特的写作本质和天性逐渐被读者认识和理解,安德烈·吉德(André Gide)为自己曾经拒绝“在斯旺家那边”的书稿而道歉。 除此之外,普鲁斯特也从阿戈斯蒂内利的死亡中恢复过,并且和恩斯特·福斯格伦(Ernst Forssgren)产生了恋情,这个新情人是“一名六英尺四的金发碧眼的瑞典阿多尼斯(Adonis)”,他的代理秘书,而这段恋情持续到福斯格伦因逃避瑞典军役而移民美国时结束。

在战争期间,普鲁斯特坚持创作,写出上千封信件給其他的热呢,询问事实,细节和轶事,以这种方式来了解和研究他所需要的材料和知识。战争夺去了他的很多朋友的生命,其中包括在战斗中牺牲的贝特兰·德·费雷伦(Bertrand de Fénelon),而另一位朋友伊曼纽尔·比比斯科(Emmanuel Bibesco)因为自己患有绝症而自杀身亡。 战争期间,唯一且始终陪伴他的是他的仆人塞莱斯特·阿尔巴雷(Céleste Albaret),后来她写了一本回忆录,讲述有关她和作家一起的生活。“只有他的母亲和塞莱斯特給了他所期望的无条件的爱,”怀特的传记中这样写道。有趣的是,当传记作家们问起这位忠实的女仆有关作家的性取向问题时,忠诚的塞莱斯特坚决否认她的主人--普鲁斯特是同性恋者,但是承认作家曾去过一个男性的寻欢场,“那只是为了创作的研究”,她随即声称。 作家“甚至把一些属于他父母的家具”送給这个同性寻欢场作为享乐的温床”,而这一举动,自然被作家当作原型故事写在了自己的小说中,“在少女的花影下”,叙述者把他从婶婶莱奥妮(Léonie)那里继承下来的部分家具送给了一家寻欢场(3)。 更有一个不完全可靠的见证者的说法,普鲁斯特的性知识是通过观看用固帽针针刺活老鼠来启蒙的。几个其他人的说,他会在性生活时向他妈妈的照片吐口水--这个故事中情景曾出现小说第一卷“在斯旺家那边”中,文特维里(Vinteuil)的女儿和她同性恋情人之间,也许也出现在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Guermantes Way)中,当时查鲁斯有一个令他兴奋的幻想,就是想观看布洛赫揍他的母亲(4)

1917年到1918年间,普鲁斯特一反以往,出门开始频繁起来,其实主要是去到丽兹酒店,因为那里的服务生领班,奥利维耶·达比斯托(Olivier Dabescat)可以給他讲很多都可以写在自己小说里的消息轶事。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却不乐观,因为时好时坏的情况加剧,于是使用肾上腺素,咖啡因还有鸦片等等增加,因此身体健康情况日益恶化。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候他不的不从自己的软木房间里搬出,开始在小说中人物形象拉贝尔玛(La Berma)的原型,演员勒琼(Réjane)家里逗留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哈默林街44号(44 rue Hamelin)安定了下来。

1919年,巨作的第一卷“在斯旺家那边”(Swann's Way)由伽利玛出版社再次出版,同时该出版社还出版了作家的巨作的第二卷“在少女的花影下”(In the Shadow of Young Girls in Flower)和一本集短篇章和模仿练习为主的书。同年底,凭借着“在少女的花影下”一书,在当面的龚古尔文学奖的角逐中以六票对四票的优势,一举荣获当年的龚古尔奖,得奖后,作家分别給评委礼物,并且宴请他们。 然而普鲁斯特获得龚古尔奖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为生活在过去的无能者的加冕”。同时他的书是“一种畏缩无能的表现……作为混乱无序的童年和青春期的记忆----无形式,无情节,和无休无止”。尽管作者自己明白整本创作的构图,设想,特别是记忆和回忆在此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普鲁斯特依旧对这些批评感到沮丧:“无意识记忆的主题”是在第一卷开始不久的一次有关玛德琳蛋糕的场景是引入的,然后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卷“时光重现”(Finding Time Again)才真正地丰满和完成。 一直到1927年,普鲁斯特离世5年后,“追忆逝水年华”书籍的完整出版才告结束。

普鲁斯特是反智的,并且相信,仅仅依靠单独的推理或者方法,永远无法挖掘和打击艺术领域中收集的我们所有的回忆经验,这些回忆经验必须通过超出智力或意志力控制的创作过程传递给我们,新鲜,生动。这里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如果普鲁斯特是反智识的,那么他同时也应该是深刻的哲学,其中他所寻求的不是意外或事故,而是过去事件的本质。无意识的记忆,反智识的定义,不管怎样,都尽可能精炼记忆,其中包括将所有不必要的细节细化为一个被遗忘的时刻,只保留了其未装饰质朴的核心

1918年夏天,作家爱上了一位丽兹酒店的服务生,亨利·罗查特(Henri Rochat),“一个英俊的瑞士人,梦想成为一名画家”。那个时候,虽然普鲁斯特的财富由于大手大脚和失败的投资减少了25%,但是他依旧用礼物海淹没他的情人。罗查特也搬到了普鲁斯特的公寓里,不再去工作,每天只是画画。 最终,普鲁斯特厌倦了罗查特懒惰,无聊整天的无所事事,于是设法摆脱了他。

最近几年有研究人员发现,在阿戈斯蒂内利离开和死亡之后不久,普鲁斯特就首先创作了“逃亡者”(The Fugitive),而当时写作的素材和故事在他的脑海里鲜活生动,同时他的心上如同压着一块石头一样沉重,而后他才详细创作和描述了小说“囚犯”(The Prisoner),尽管按照他的写作计划和出版计划,这本书应该在“逃犯”一书之前写作出版。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五卷“囚犯”(The Prisoner)中的刻画主人翁阿尔贝蒂娜的灵感来自亨利·罗查特(Henri Rochat),而不是死去的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利(Alfred Agostinelli)。在普鲁斯特阴沉的公寓里,罗查特独自住在自己的房间里,而居住在自己房间里的是罗沙特,而阿戈斯蒂内利却是和妻子一起,也就是说是他们只是和普鲁斯特同居一个屋檐下而已。因此,“囚徒”(The Prisoner),这本早在1916年就勾画出来的草稿,在罗查特与普鲁斯特共同生活的两年时光里,内容增加了一倍。

1920年一月,普鲁斯特在法国文学杂志“法国新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发表了一篇关于福楼拜的随笔,文章中他分析了自己写作风格与福楼拜写作风格的区别,既福楼拜创作中缺乏暗喻,拟人的写作方式,而普鲁斯特的风格与之相反,则是充满了深刻的隐喻和寓意。 1921年春,作家开始频繁地感到强烈的晕眩,这时他最后一次的出游,就是去观赏在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Jeu de Paume)中展出的维米尔的作品“代尔夫特一景”(The View of Delft)。然,作家同样地把这次出游用到了自己的小说中,即小说人物贝尔格特(Bergotte)出游和死亡时相似情节,同时“在他去世前一晚,普鲁斯特决定他的最后一句话,‘维米尔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一个中国人的耐心’”。另外,维米尔同样也是小说人物斯旺未完成的研究和学习主题。

1921年5月,小说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 and Gomarrah)出版,但是出版没有掀起如期的热潮,“甚至连一个丑闻都没有,普鲁斯特非常失望”。 只有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对普鲁斯特的“丑陋的……同性恋情描写”非常生气。在一次与纪德的对话中,普鲁斯特的解释是,“他把记忆中的所有关于同性恋者的迷人和温柔特性换位到了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刻画上,这样一来,其他的同性恋者角色只剩下奇怪,滑稽可笑的性格特征和内容”。 而在其他的场合,普鲁斯特还认为,同性恋者长期以来受到基督徒的迫害,“只有幸存下来的同性恋者才是久病成疾而无法治愈”。

1922年9月,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雪上加霜,他患上了肺炎,接着肺炎恶化成支气管炎,最后更加恶变成肺脓肿。最后1922年11月18号晚,普鲁斯特离开时人世。

“普鲁斯特小说的每一页都是一份思考的记录……一种全心全意的,高度配合,坚持不懈的,有原则的,不断反省反思的思想,声音。一种高度自主自由理智和智慧,”怀特这样评论道。 然而,他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相反的,我们阅读到的是关于社会种姓阶层的寓言,家庭的美德的欲望,被嫉妒压抑和掠夺的社会责任,以及艺术的慰籍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而是一篇篇童话式谎言”。

普鲁斯特可能告诉我们,爱情是一个喀迈拉(Chiemera)(5),一种丰富的,戴着神秘面具的但是无动于衷,绝情的幻想,与此同时这个幻想看上去却是无比美丽,充满了艺术的人为的天堂般的寓意……普鲁斯特是第一位描述我们这个反复无常,动荡不定的时代的作家,毫无疑问的,普鲁斯特同样是第一位二十世纪的当代作家。

注释

1. “盖尔芒特家那边”(Guermantes Way),第二部分,第二章, 从“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到 “……和圣洛普一起晚上的第二天”。 From "I have already said (and it was..." to "...the day after my evening with Saint-Loup"

2. “女囚”( The Prisoner) 从“我知道那天的死亡……”到“……再次从我身上夺走”。 From "I learned that day there had been a death..." to "...was to be once more taken from me."

3. “在少女的花影下”(In the Shadow of Young Girls in Flower) 从“这次是关于布洛赫……”到“……个人还没有自由”。 From "It was about this time that Bloch..." to "...personal freedom, has not yet acquired."

4. “盖尔芒特家那边”(Guermantes Way) 从“我们再次回到客厅……”到“……他们快乐起来”。 From "We returned to the drawing room...." to "... off they set at a brisk trot."

5. 喀迈拉:有时会翻译为奇美拉,或嵌合体。是希腊神话中的会喷火的怪物,在希腊神话中,这种嵌合体是一种会喷火的怪兽,上半身像狮子,中间像山羊,和下半身像毒蛇。居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吕基亚,是为母兽。“Chimera”一词在近代演变为异种生物部位混合的神话幻想生物的泛称。再此,我觉得还是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好过于直接翻译为嵌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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