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滥用:2017法国文学回归季前瞻

Oberkampf 2017-08-10

两次世界大战,1968革命,传记式虚构(历史名人或者与历史名人有关的小人物)......2017法国文学回归季(rentrée littéraire)将要出版的581本小说(390本法语小说,191本外语小说)的关键词依然是:反刍历史。

历史自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得到文学化的审视,本来于法国的史学界以及文学界都是一件双赢的好事。今年我们将看到一些上佳的“历史学家小说”(romans historiens),如帕特里克·德维尔(Patrick Deville)的《塔巴-塔巴》(Taba-Taba)和莫迪亚诺的新作《沉睡的记忆》(Souvenirs Dormants)(前者从拿破仑三世的1860年到2015年11月的巴黎屠杀,后者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是更多通俗的“历史小说”(romans historiques)泛滥成灾,大量感叹伟大作家一去不返,怀金悼玉,追念小我青春的“自我虚构”(auto-fictions)充斥市场。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里认为“历史感”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伤害和毁掉每个人,民族甚至文化体系的生命。拒绝面对法国错综复杂的现状,同时把未来的想象全盘让位给科幻小说,一时间成了法国作家的瘟疫病。

一个作家有权利不书写当下的现实,但一代作家集体忽视现实,传达的是什么讯息?是现实太复杂,太平淡,太瞬息万变,太不可预测了吗?而一提到历史,严肃作家就摆出一副严肃样子,让他的博学多闻有了用武之地。对现实不满,怀念过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大众心理,这些作品大多有迎合读者口味的嫌疑。鉴于此,我们对法国几家大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小说中的历史因素做了调查。

调查发现:格拉塞(Grasset)出版社11本小说,有10本都是历史类小说。斯托克(Stock)出版社9本小说有7本。瑟伊(Seuil)出版社6本小说有5本,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11本小说有5本等等。

我们选择两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战争及1968革命前后,女性解放(女性作者占多数,虽然也有男性作者关注这个话题),传记式虚构等几个话题来分述。不得不说很多小说的文类(genre)是这些话题的综合,这些书贴着小说的标签,但我们已不太清楚它们是小说,散文,随笔还是传记。

一战类小说从2013年《我们天上见》(Au revoir là-haut)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到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100年蔚然成风,比如艾什诺兹的《14》。今年将要出版的小说包括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的《金刚》(Kong),讲述《金刚》(1933)导演舍得萨克拍摄一战战壕和美国英雄飞行员梅里安·库珀(Merian Cooper)的故事。尽管对一战被过剩讲述有准备,洛朗斯·康帕(Laurence Campa)依然认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月光下的鸽子》(Colombe sous la lune)“战争+爱情”模式会感动读者。

二战类小说从2006年《复仇女神》(Les bienveillants)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到今年《HHhH》被好莱坞搬上大银幕,越来越多从纳粹党卫官或德国普通人视角的小说,比如埃里克·维亚尔(Eric Vuillard)今年5月出版好评如潮的《议程》(L'ordre du jour)就是关于戈林和国会纵火案。弗雷德里克·韦尔热(Frédéric Verger)将在伽利玛出版的《梦想家们》(Les rêveuses)想象了一个17岁的德国男孩假冒法国士兵为法国抵抗德国侵略的故事。奥利维埃·古埃(Olivier Guez)的《约瑟夫门格勒的消失》(La disparition de Josef Mengele)讲述了号称“死亡天使”的纳粹党卫官,奥斯维辛医生Josef Mengele在南美的奥德赛之旅。尼古拉·德斯坦·德·奥尔弗(Nicolas d'Estienne d'Orves)的《被诅咒者的荣耀》(La gloire des maudits)则是关于战后5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谎言与丑态。菲利普·波内·维拉尔(Philippe Pollet-Villard)的小说《蝇孩》(L'enfant mouche)受启于母亲作为德占区香槟省孤儿的经历。

阿尔及利亚战争及1968革命前后类小说包括Pauline Dreyfus的《街垒战的午餐》(Le déjeuner des barricades),1968年的罗杰·尼米埃文学奖是如何颁给一个默默无闻只有23岁的青年小说家,即后来的莫迪亚诺的《星形广场》的,小说还吹嘘了很多当时文艺界的名流如保罗·莫朗(Paul Morand), 雅克·夏尔东(Jacques Chardonne),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等。“乱世+佳人“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布里吉特·吉罗(Brigitte Giraud)的新作《狼的男人》(Un loup pour l'homme),只不过这次的背景是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革命前后也是“道德解放”的时期,摇滚乐也还没到争论是否已死之时,大卫鲍伊等摇滚乐手的影响随处可见,让-米歇尔·圭娜夏(Jean-Michel Guenassia)的《大卫鲍伊的影响》(l'influence de David Bowie)就是纪念鲍伊的作品。

女性解放类小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除了身体,欲望,歇斯底里就无法可说的尴尬后,又在法国有了新的转机,尚塔尔·托马(Chantal Thomas)《落潮的回忆》(Souvenirs de la marée basse)讲述了作者母亲,一个生于1919年,喜欢通过游泳摆脱束缚,发现自己奇情幻想的故事。多萝黛·韦尔内(Dorothée Werner)的《以深夜的名义》(Au nom des nuits profondes)描摹了一个底层女性在上世纪70年代从一名裁缝到高管的上位史,在那个年代“女性解放”是热门词,几乎所有的女青年都摆酷地抽烟伴随着烟圈吐出“解放”二字,而她们的母亲们则希望回到“美好年代”。画家加布里埃尔·布菲-毕卡比娅(Gabrièle Buffet-Picabia)的两个曾孙女则以一本加布里埃尔(Gabrièle)追忆了她们曾祖母的前卫,让杜尚和阿波利奈尔等男人都作了裙下之臣。

传记式虚构类小说首推弗朗索瓦-亨利·德热哈布尔(François-Henri Désérable)的《某位皮克利先生》(Un certain Monsieur Piekielny)。弗朗索瓦-亨利·德热哈布尔大学主修法律和文学,曾是法国国家冰球队的一员,今年30岁的他已经是法国文坛升起的实力派新星。之前《你将向人民展示我的头颅》(Tu montreras ma tête au people)(题目取自丹东临死遗言)和天才数学家埃瓦里斯特(Évariste)的同名小说都可圈可点。这部新作是关乎他小时候与作家罗曼·加里相遇的传奇,小说氛围还是二战。他的下一本小说主角是格瓦拉。同样的,阿尔及利亚裔青年作家卡乌黛·阿迪米(Kaouther Adimi)把发掘加缪的阿尔及利亚青年编辑的故事发掘了出来。

艾娃·尤奈斯库(Eva Ionesco)2011年根据自己和摄影师母亲伊莉娜·尤奈斯库(Irina Ionesco)之间的纠缠拍摄了电影《我的小公主》,请来于佩尔饰演自己的母亲。今年又把自己这段只是母亲追名逐利工具,父爱缺失的童年时光“小说化”,题目就叫《无辜》(Innocence),而前年,因为在同名小说艾娃(Eva)里抖落艾娃的私生活,他的前夫作家西蒙·里贝拉蒂(Simon Liberati)一直处在争议中,今年他推出了回忆自己童年和法国历史的新作《黑色枝桠》(Les rameaux noirs)。

除此之外,马克·杜甘(Marc Dugain)的历史悬疑小说《他们要杀了肯尼迪》(Ils vont tuer Robert Kennedy)落墨在美国60年代。沙里夫·马达拉尼(Charif Majdalani)的《步行的皇帝》(L'empereur à pied)着笔于19世纪的黎巴嫩,解放时期的法国和冷战时期的巴尔干半岛。这几年,除了韦勒贝克或《2084》的桑萨尔,很少有法国作家处理当下和未来。历史疑云可以说无处不在,看不到一点甲光向日。补充一个角度,丰富的过去时态(未完成过去时,复合过去时,愈过去时,简单过去时,先过去时)是法国作家讲述一个久远故事的惯性,与此同时,这种对历史的纪念碑化,弱化了对现实的关照呼应。

今年强化这一点的是巴黎四大老师克里斯朵夫·普拉多(Christophe Pradeau)的《日与夜的二十四扇门》(Les Vingt-quatre Portes du jour et de la nuit),这是君士坦丁堡市民对自己城市的昵称,但故事却是发生在当下巴黎的一个普通男人的一天,只有他还记得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建于550年。它是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教堂,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后,圣使徒教堂曾短暂成为东正教普世牧首的驻地。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摧毁了圣使徒教堂,僻出空间建造法提赫清真寺)的钟表。内心的钟表和圣使徒教堂的钟表以乔伊斯的方式合二为一。一场天真烂漫又诡计灵巧的爱情冒险。

除了德维尔的《塔巴-塔巴》和莫迪亚诺的《沉睡的记忆》,我再介绍几本不一定得奖,不一定畅销但可能会在学界得到一些讨论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威信”。

阿尔诺·贝尔蒂纳(Arno Bertina)在垂直出版社(Verticales)出版的《燃烧的城堡》(Des châteaux qui brûle)就是一本关于今日暴力冲撞中的苦乐的小说。一个国务秘书被一群工薪阶层人员非法拘禁在一个密闭的工厂里,寻求司法解决的暴力故事。各方力量的声音都在小说里得到了尊重。小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力道在里面。

关于Arno Bertina的基本信息,参见拙文《Inculte:新小说之后的法国文学团体》https://www.douban.com/note/622717435/

玛丽-埃莲娜·拉丰(Marie-Hélène Lafon)在布榭&沙斯特尔出版社Buchet&Chastel出版的《我们的生命》(Nos vies)是这位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少有的都市题材尝试,关注城市里的孤独症人群,譬如Franprix超市里的女收银员,一个年轻的男人每周五早上都会来购物,他们的生命就这样静默地交织在一起。又譬如像是普鲁斯特《追忆》里外祖母的“两次死亡”(身体的死亡和叙述者心中的死亡),拉丰的外祖母临终前悄悄地只对她说起自己在遭受袭击后视力下降却不敢言的隐痛。

关于Marie-Hélène Lafon的基本信息,参见拙文《乡村里的当代法国:以Marie-Hélène Lafon为例》https://www.douban.com/note/632231529/

安托万·佛楼定(Antoine Volodine)在翠鸟出版社(Verdier)出版的《黑色村庄》(Black Village)是他以笔名之一吕茨·巴斯曼(Lutz Bassemann)出版的“后异国情调”系列的最新一本。衣衫褴褛的两男一女,生前是诗人和刚认识不久的同事,在通往地府路上,魑魅魍魉,时间循环,始终抵达不了阴间“城堡”。为了给阴曹的生命再续一秒,他们互相开始“讲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轻松,多是暴力,忙碌的冒险,复仇,犯罪的任务,梦魇,奇幻的探索。每件事都在紧要的关头归于失败。像是来自萨满宗教的神秘力量不停打断叙述。这段旅程以漆黑开始,以漆黑终结,小说里的声音不过是见不着天日的回音壁发出的。三个人不知道终点会在“弹指一挥间”还是“世上已千年”。佛楼定一如既往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洛特雷阿蒙的诗的,大卫林奇的电影的废墟后世界。

关于Antoine Volodine的基本信息,参见拙文《佛楼定的藏传“中有身”与“后异国情调”论》https://www.douban.com/note/621697133/

让-菲利普·图森( Jean-Philippe Toussaint)在午夜出版社(Minuit)出版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是根据他在中国的出版人,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老板陈侗先生的生平撰写的,图森大概在画家,编辑,书店老板,艺术策展,美院老师陈侗的身上看到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200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南京,昆明,丽江,不管去哪都是在陈侗的伴随下实现的。今年两人合作拍了一个八分钟的短片《蜂蜜裙子》,一个法国裸体女模特因为身上涂了很多蜂蜜在T台上被蜜蜂覆盖,美院学生紧急救场的行为艺术。http://honey.jptoussaint.com(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请勿点开链接)。

关于Jean-Philippe Toussaint的基本信息,参见拙文《知识分子与伪球迷之间的足球》https://www.douban.com/note/518628018/

10底11月初的文学奖季能否有轰动的“文学事件”发生?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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