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个骗子、魔术师和梦想供应商 | 伯格曼10年祭
10年前的7月30日，瑞典导演伯格曼去世。他被称为“导演中的导演”，“创造了美丽、复杂、智慧的电影”。
但先别着急对这些帽子敬而远之。
2006年，李安去瑞典法罗岛看伯格曼。这是后者去世前一年。
因为他所留下的作品，虽然严肃、沉闷，却是亲切的，——那事关我们在人生中所遭遇的诸多困惑：对信仰和意义的寻求，对死亡和冷漠的恐惧，对爱的渴望和罪恶感的掩饰，男女间的忠贞和背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沟通……
伯格曼始终以一个如我辈般普通、柔弱、不断犯错误的态度去探问人生和命运，他的愿望是“生产真正的梦境、轻松的游戏，让恶毒的联想交错纠缠，吹出漂亮的肥皂泡”。
《假面》的片场，伯格曼和两位主演
——也是他的女友毕比、乌尔曼。
1. 伯格曼从小就习惯于说谎和幻想，一直游移在现实与梦境，谎言和真实之间。但严肃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他提供了一些生活上的纪律，像效率、准时、对金钱的责任感等，他的一生都在有序而精力充沛地工作，因此留下了56部电影作品、大量的戏剧作品，以及同时周旋于多个女人间的令人感喟的爱情。
伯格曼和母亲
2. 伯格曼的一生在童年中生活了太久。那是一个阴影：牧师家庭严格的家教，与父亲紧张的关系，用尽各种办法猎取母亲注意而不得……
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58岁那年才走出青春期”，那一年应该是1976年，他指的或许是由于财务问题被瑞典税务人员逮捕的事件，“那是一场无妄之灾，”他最初的反应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男孩：“我把所有的门都上了锁，来福枪也装上了子弹，拿着枪坐在厨房里，从那里可以清楚看到屋外的大路和停车的地方。”
70年代时的伯格曼
3. 伯格曼后来逐渐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群赌徒，是国家官僚侵入个人生活，他选择了抵抗和自我放逐国外。
那段时间里，他去了许多地方，在巴黎，警车在一条反方向的路上为他开道，在柏林，他拍了一部自己梦中的城市：《蛇蛋》，虽然并不成功。但在更多的时候，他都像一个小男孩那样充满紧张，甚至和女人吵完架后，他会躲在屋里玩起童年的小火车，以此疏解疲惫和压力。
4. 童年的不快是靠电影院的快乐来弥补的，而成年时每次面临家庭和与女人关系的困境时，电影也都适时充当了他逃避的出口，最重要的是，他将这一切编织成梦幻，让同样遭此磨难的人获得安慰。
“我穷尽毕生之力在轻叩那个梦幻世界的门扉”，他甚至有些妒忌费里尼和塔可夫斯基在梦幻世界神游的本领，他形容后者的电影为“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
1963年时的伯格曼，墙上挂着《野草莓》的剧照
就像对魔灯的念念不忘一样，那些生命中留存的记忆和物件成为他失意和慰藉的重要来源：教堂的钟声，河边的垂钓，树木下的散步，幻灯机，秋千……
《处女泉》剧照
5. 瑞典是一片独特的土地，充溢着力量和神秘，强暴和平和。漆黑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夏天之间形成了黑白对比的感觉，这些都被伯格曼纪录在了影片中，即使并非有意。
晚年选择隐居的伯格曼一生中只短暂地离开过他所习惯的环境去创作，瑞典的土地和斯特林堡那样的作家供养了他：在那独特的气味和图像中，梦与现实、宗教与肉欲、神秘与追求、牧师的欲望和焦虑、中立国旁观纳粹暴行的愧疚和罪恶感都纠缠成对于生命意义的质询……
《第七封印》剧照
6. 他晚年自我放逐在法罗岛上，就像《第七封印》的经典镜头一样：一个人与死神静静地下着国际象棋。他从1960年第一次来到法罗岛，在那里“有一种特殊的回家的感觉”，那里的石头、大海、绵羊不仅出现在他的多部电影中，也将陪伴他做一个长长的梦：“月圆之夜，四周一片寂静，我独居此屋，在56米长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月光透进来，如过滤后的日光，我感到四周存在着不同于现实的实体”。
《第七封印》剧照
7. 《第七封印》表达了传统信仰和玩世不恭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冲突，它让当时还就读于天主教学校的马丁·斯科塞斯刻骨铭心。
那个时候，电影中伟大的60年代正在酝酿中，法国的新浪潮将起，戈达尔的尖锐姿态和特吕弗的扑朔迷离将把法国的风情连同它的时尚生活扩展到世界。但在当时，还不是十分自信、常常为和女人的关系及经济状况担忧的伯格曼在瑞典相对安静的庇护下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成熟。比如三年后的《处女泉》。
《处女泉》剧照
8. 《处女泉》后来点醒了李安，令其“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时，李安已是成年人了，“但还是不敢相信竟然有人会通过这样戏剧性、这样充满视觉美感的方式提出这样的质疑。从此，我决定毕生都要跟随着它的脚步，不管它会把我引向何处。我至今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但要当电影人就必须能提出疑问，也许不一定能找到答案——毕竟我们都只是凡人。我们那么卑贱和渺小，但只要能能提出问题，那就已跨出了一大步，距离他人心灵真正的沟通更近了。”
《沉默》的剧照
《穿过黑暗的玻璃》、《冬日之光》、《沉默》
因充满着道德焦虑感和对神的质疑，被列入“沉默三部曲”。
9. 牧师家庭出身使得伯格曼一直醉心于宗教问题，他质问上帝的存在，因为他的焦虑无从疏解，他看到的苦难没有救赎。
直到60年代的《沉默》三部曲过后，他才对此感到释然：“我与整个宗教上层建筑一刀两断了，上帝不见了，我同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样成了茫茫苍穹下独立的一个人，同时也感到十分激动。”
此后他的镜头更多地在日常生活中容纳下他的悲天悯人和诸多困惑：梦境与生活之间的摇摆、个体于人群中透出的挣扎、爱与恨的爆发……
《假面》的剧照
10. 虽然伯格曼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他也说自己总是从一幅画面开始构思电影的。“他把摄影机对准一个人的脸，然后就放在那，一直放在那。这是与你在电影学院里学到的完全相反的，却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伍迪·艾伦说。
《假面》的剧照
那多半是女人的面孔，女人或许是伯格曼最大的一个梦：他从小乞求母亲的爱，用尽各种办法来争取她的注意，他早年一面躲在女人的世界里，一面又不断地背叛和逃避，“我那时实在苦恼至极，压抑着一股说不出的痛苦”。
伍迪·艾伦说，“他很迷恋于美貌，并且对女人很有一手。他就像田纳西·威廉斯那样与女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他感到某种封闭，她们的问题迷惑住了他。”
《假面》的剧照
11. 伯格曼的女性特写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女人的爱、恨、希望、愤怒、悲伤、迷惘都融合在其中。
他总是让镜头里演员的面孔近些更近些，他曾经打断一个完整的叙事段落，而让女主角丽芙·乌尔曼转过来直视镜头，戈达尔看到这一段后激动不已，随即在自己的多部电影中如法炮制，过了很多年，他才明白那或许是因为乌尔曼和伯格曼正处于热恋之中。
左起：伯格曼、斯文·尼克维斯特、厄兰·约瑟夫森、丽芙·乌尔曼
12. 摄影师斯文·尼克维斯特回想起那时候，伯格曼用十万元的资金拍摄一部成员为八到十人的工作小组和四到五名演员的片子，他说：“那种工作方式相当好，每个人什么事都做，彼此间互相帮助，像一家人一样”。
伯格曼和厄兰·约瑟夫森
他有一个固定的班底，如同家族。
伯格曼对这样默契的合作也心存感激，“我的快乐在于用灵魂、用真情来拍电影”。1972年，他又说，“我工作的唯一任务就是研究人。我试图越来越亲密地解剖和分析他，从而发现他的秘密。”
伯格曼和毕比
13. 毕比·安德森回忆说：“他的电影关心情感，而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关心。”毕比曾是伯格曼的情人。他们共处了两三年，也是终生的朋友。
伯格曼一生结了五次婚，那些影片中的女人很多也和他纠缠不清，他们常常彼此斗争，却又成为一生的朋友。“我以她们为荣，我从她们身上学到了许多。”
伯格曼和凯比·拉蕾苔
14. 在毕比之后，伯格曼和凯比·拉蕾苔走入了第四段婚姻。她是一位有名的钢琴家。“两个成功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在美丽的布景和完美的灯光投射下，没有人看得出这个婚姻其实是破绽百出。”伯格曼后来回忆说，“我们都在寻求自我的认同和生活的安全感，并且不断努力地取悦对方，我们都戴着面具在生活，只是这个虚伪的面具并没有维持多久就粉碎无遗，我们互相以逃避的目光瞪着对方，一切转而成为徒劳无功。”
他们在离婚后，又成了好朋友，“回到未结婚前那样，各自用业余的眼光去评判对方的艺术。”
伯格曼和乌尔曼
15. 在和凯比离婚前一年，伯格曼认识了乌尔曼。
“那时我正在养病，有一次看到毕比的照片，她坐着靠在一面深红的木墙上，她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她们很像，但又有些不同，我正好在构思《假面》，就让她们过来出演。”
伯格曼和乌尔曼
在拍摄的时候，伯格曼和乌尔曼陷入了热恋，“我疯狂地爱着她，连同我们工作的法罗岛。我辞去了皇家剧院的工作，和凯比离了婚，并和乌尔曼移居到法罗岛。我是打算和她在那里终生厮守的，所以都不用在法律上结婚了。”
伯格曼和最后一位妻子英格丽
16. 和乌尔曼分手后，伯格曼与英格丽结了婚。之前，他们已经相识了二十年。他也已经53岁了，“我不再那么害怕死亡和堕入悲伤。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不再分开。”
“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入睡，但却经常被一些讨厌的梦所骚扰，像谋杀、酷刑、窒息、乱伦、毁灭、精神错乱等等。年纪大了之后，老是做逃避主义的梦，但大多友善，而且舒适。英格丽总是带给我这种舒适，我们一个想事情，另一个就配合对方。
《秋日奏鸣曲》剧照
17. 伯格曼的多数电影，都是爱情和女人的奏鸣曲，在大半个人生中，他都背负着罪恶感从一个女人逃到另一个女人那里，但也因此探触到了男女关系的最幽深的领域。
“婚姻就是一个地狱，是战争中的短暂合约，但是两个人下地狱，总比一个人单独下好些。但是爱情，仍是值得追求的，因为爱情或者并不持久，但它提供旅人在沿途有一个迷人的间歇，是横越眼前黑暗的明亮时刻。”
《婚姻生活》剧照
同样有保留的赞美还出现在电影《婚姻生活》中，一对夫妻离婚之后又再相遇，突然发现可以用轻松愉快的方式与对方接触。妻子哭了，她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爱过，也没有为别人所爱……”丈夫说：“不是这样。就我所知，你一直用略微神经质的方式在爱我，而我，一直用不完美的方式在爱你。毫无疑问，我们彼此相爱。”
《芬妮与亚历山大》剧照
18. 伯格曼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很特殊。在导演贾樟柯看来，伯格曼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可能比电影还大，“作家们在看到他的电影之前，很早就读过他的剧本，如孙甘露、苏童、格非等。”
《野草莓》让余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电影，看完以后激动万分，他竟独自在深夜的北京街头，整整走了差不多十公里的路程，才回到鲁迅文学院。
《呼喊与细语》剧照
余华小说《呼喊与细雨》中的潮湿、幽暗，或许是与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隐隐相应。
事实上，伯格曼被誉为影坛莎士比亚，他也深受作家斯特林堡和斯约斯特洛姆的影响。他也似乎很契合从罗丹、里尔克一脉所来的对刻苦工作的强调和对于自我的压抑。
19. 伯格曼认为电影的创作是一件精确的工作，“我讨厌纷乱、唐突以及夸张的情感表现，我每次的排练工作一定按部就班，而且清晰明了，排练是一种规规矩矩的工作，并不是让导演或演员发泄个人情绪的场合”，“一条长达2500米的、榨取我的生命与精血的带虫……当我拍电影时，我总是精疲力竭。”
《第七封印》片场
他同样批评了现代艺术中主观和个人主义的流行：“艺术家把自己的微小琐屑放大，……我们集合在一个广大的兽栏中，我们站在那里哼声表示我们的寂寞感觉，而彼此都漠不关心，不知道我们彼此都窒息到快要死了。那些个人主义者都直楞楞地彼此注视着对方，却否定了对方的存在。”
伯格曼和儿子
20. 晚年，伯格曼对他的子女们说：“对不起，孩子们，我知道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子女们说：“你不是一个父亲，你只是个导演。”
伯格曼的家
你对他的哪些电影印象最为深刻？
评论里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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