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大作——中国古代家具与建筑的结构性关联

隔溪山 2017-05-15 00:13:19
已许久未动笔,想养成经常写点东西的习惯,却常常被惰性打败。回望我在工业系的四年,古典家具被提及的极少,查阅家具史的现有资料,其丰富性与延展度也远不如建筑史。古典家具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或许是个尴尬的存在,本科论文选的这题,跟我即将离开的专业和即将迈入的专业都有些联系,还是值得改改记在这的吧。

依家具史研究者的习惯分类,中国古代的家具可按人们的坐卧方式分为低型、高型和两者在唐宋之间的过渡期三个阶段。其中,宋代逐渐成熟的高型家具到明代形成一套完整的制作体系与美学原则,被后世者尤为推崇,再加上清式家具日益繁冗,华而不实,明式家具已成为中国古代家具发展顶峰的代名词。所以现在人们说古典家具时一般多指明式家具(或清式)。因实物资料的丰富性,研究明清家具的学者与著作都颇多,而本文探讨的则主要是古典家具(主要是坐卧类)在它成熟之前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建筑,即大木作对它产生了怎样重要的影响?


■低型家具时期

家具的诞生大概可溯至河姆渡文化。当时的人们已熟练掌握了干阑式建筑的做法。底层架空,楼板木梁上铺以草席以居。河姆渡的草席可能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坐卧类家具——如果我们不将土地面视为家具的话。当人们成熟的掌握编织技术时,席的种类便大大丰富。与此相伴的是“席地而坐”这一延传甚久的起居方式。席地而坐必然要求建筑的地面具备隔绝潮湿阴冷的能力。这主要依靠较高的夯土基座或类似河姆渡式的木构干阑构造来完成。显然夯土基座施工较为简易,但不具备干阑式的舒适性。因此或是为进一步隔绝湿气,或是为彰显地位,高于建筑地面的躺卧家具——床,还是出现了。

复原的河姆渡建筑

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漆木床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漆木床明显的分为床足,床身,床栏三部分,自下而上累叠而成。其中床足仅19厘米高,只是从楼面微微架起而已。而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漆木折叠床甚至更矮,仅17厘米余。床的高度虽普遍不高,但长宽均分别在二米二与一米三之上。此时的床结构类似于建筑平坐,即自平地立柱,柱上再加梁栿。甚至床栏也类似于平坐栏杆。于是我们发现从席到床的演变过程中,卧具由楼面的构成材料逐渐分离出来,成为楼面上架起的另一层“楼板”。

床与席虽然都具备坐卧的功能,但因床体量过大主要用于睡眠,席无论如何变化因其低矮的特征无法显示出统治阶层的高贵,一种新型的比床小而比席高的家具类型——榻,应运而生。《埤苍》:“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可见榻主要用于一人独坐或两人相坐。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榻是“独眠床”,可见榻这一名词的指向性数千年而未有大的变化。榻因其体积较小,可方便在室内自由移动,但可移动性也带来对结构的更高要求,早期床所用的累叠式构架被箱体结构所取代。箱体结构可能由板式腿足演化而来,板式腿足在楚几中十分常见。这种板足有可能是木头对青铜器皿的再现。当两块板变为四块板,并直角相交时,箱型结构便出现了。

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凭几

为打破板片的沉闷感和减少重量,板壁上往往开洞使造型通透。当汉末至魏晋佛教传入后,借鉴佛教建筑中门的形制,此种洞口多开成“壸门”造型,后世沿袭几成定制。榻至迟在战国便已出现,至汉魏极其流行。值得注意的是,战国至汉帝王将相追求“高台榭,美宫室”,宫殿建筑中高台流行。此时木梁架结构尚不够发达,巨大的高台中间往往以夯土填充,周围环以木构。在家具上,这种以高为尊的倾向也可从床榻的逐步升高体现。东晋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中出现一床围以十二面屏风,短边明显运用壸门箱体结构,高度甚至能够满足人物沿床边垂足而坐。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床

■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的转变

垂足而坐,这一新型的坐姿在魏晋南北朝逐步传入中国。它催化了低型家具向高型的转化过程。与之相关的家具一是北方少数民族带来的胡床,二是西域佛教徒带来的绳床。

左:北齐校书图所绘胡床 右:敦煌285窟西魏壁画中的绳床

胡床绳床虽均有“床”字,但均不是汉地传统意义上的床。以床名之,应是此两种器具都承担了传统床榻的坐卧功能。胡床又称交床,及后世交椅的前身。我们现在一般叫它马扎。少数游牧民族四处迁徙,因此携带这种可折叠的坐具十分方便。于之相关联的是垂足而坐的坐姿习惯。绳床是一种座面与靠背以绳编织的扶手椅,为行脚僧人所用。随着佛教的昌盛,绳床数量逐渐增多。唐代被民间所用,因不再使用绳编,而以竹木板衬面,便脱离“绳”字改称椅床,即是后世椅子的来源。佛教徒打坐时多使用趺坐(类似盘腿坐),这与中原传统的跪坐差别尚不是很大,下身均相对固定。也因此,绳床及其相关的趺坐,成为从跪坐到垂足坐的过渡形式,这对突破传统礼仪和思想观念无疑十分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绳床有靠背,但因其座面进深远大于面宽,倚靠并不舒服。这就为传统家具“凭几”与垂足坐具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凭几是早期席地而坐时常见的家具,方面跪坐的人倚靠,缓解腰部压力。因其与身体的密切关系,到魏晋南北朝时演化出一种三足抱腰式凭几。这种凭几与高足坐凳结合便成为最早的圈椅形式。

南京马群街六朝墓出土凭几

唐代是家具由低型转向高型的关键期,文化的开放与经济的发达使得中国传统家具的剧变成为可能。莫高窟85窟中唐壁画《庖厨图》描绘了一幅有意思的画面,屠夫所用的两张高桌仅由四根独立的腿足支撑,之间并无任何联系构件,屠夫后方的建筑仿佛暗示了两者间的结构关联。

中唐85窟壁画庖厨图中的桌子

中唐周昉《内人双陆图》局部

与之相对照,同样是中唐,周昉所绘《内人双陆图》中两位贵族妇女坐于月牙杌子上,其所用的棋桌由两个壸门箱型案累叠而成。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最先用于基本的功能性设施,上层社会因巨大的文化惯性往往不会轻易接受新形式。人文的因素往往使结构的因素退居次要地位。也只有新的结构技术发展成熟与传统形制相融合之时才易被接受。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屠夫面前简单的框架结构桌与贵妇面前精致的壸门箱体案之间的鲜明对比了。

中国木构建筑在南北朝至唐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大体量建筑尚不能完全脱离夯土壁体,如大明宫麟德殿与武则天万象神宫,但木构框架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从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上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模数化痕迹。梁,柱,斗栱及昂等构件高度规格化,有可能已采用“以材为祖”之制。南北朝至唐,所存建筑实物很少,但位于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洞窟外侧凿成建筑形式的窟廊,是了解北朝至隋唐建筑的重要资料。据傅熹年先生的研究,从麦积山石窟所反应的建筑形象中,以柱和阑额的连接方式来看,此段时期的建筑结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是柱顶或柱头栌斗承托整条阑额,阑额上再承托斗拱以承撩檐枋。第二种是柱顶或柱头栌斗直接承撩檐枋,柱身之间以阑额相连,阑额上则再置人字拱。第三种与第二种类似,但柱顶有了成熟的斗拱,阑额仍然联系柱身。

很显然第一种类型阑额与撩檐枋间以斗拱形成了稳定的桁架结构,但它们只是搁在柱上,柱与柱之间并无拉结构件,仍不够稳定。而第二三种类型中的阑额均起到拉结柱身的作用,柱列的整体性加强了。在家具上,由于垂足坐的传入,家具高度的增加对家具本身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具便自然的向对稳定性要求更高的建筑结构借鉴。唐天宝年间的高元珪墓壁画上有一把椅子直观的反应了这种借鉴。

唐高元珪墓壁画上的椅子

椅背上部模仿建筑斗栱中的栌斗以承托搭脑。另外敦煌108窟,148窟及196窟壁画中的椅子同样可以找到栌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大木结构上的逻辑同样体现于高足家具上。建筑中拉结柱子的阑额相当于家具中拉结腿足的枨子。

赵佶《唐人文会图》局部

《唐人文会图》中的四腿方桌典型体现了这种框架结构。同时建筑中为加强稳定,柱子大都有侧角,即顶端向内的微微倾斜,这在家具中也反映出来,并影响了后世无束腰家具的基本造型规律。同一时期与框架结构家具并行发展的是壸门箱体结构家具,以前文所提及的壸门榻为典型代表。此时壸门箱体结构的一大重要发展是演变为束腰型家具,并与无束腰家具形成后世中国家具的两大主要分支。

以两件明式凳子图示两大类家具的区别:

有侧脚,橫枨,牙子牙条,无壸门,典型的无束腰家具形制

有鼓腿彭牙与壸门装饰,无牙子牙条与枨子,典型有束腰家具形制

再简单补充一下壸门箱体结构家具如何演化为束腰型家具。王世襄先生曾撰文考证建筑中须弥座与束腰的关系,颇具新意的是他以家具上所称的“托腮”与建筑中所称的“叠涩”读音类似来证明两者间的渊源。据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束腰家具的结构原型可能是将带有须弥座的佛教造像置于方足床榻上的形式。高床榻在当时中国本来就具有高贵的内涵,因此将佛像置于其上也就不奇怪了。

台北故宫藏《北魏太和元年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唐卢棱伽《六尊者像》中的带束腰案

在唐代卢棱伽的《六尊者像》中,我们可以发现最早的束腰案形象,此时的束腰与须弥座基本相似,还未经后世的简化。简而言之,在唐代,后世家具的两大类型——无束腰及有束腰家具已初步形成,它们均分别借鉴了建筑中的做法。前者从结构上参考大木框架结构,后者从形式上学习须弥座。前者的诞生得益于社会风气对坐姿态度的变化,而后者由壸门箱体一步步进化而来,历史更为悠久。

■高型家具时期

如果说在唐代,垂足而坐尚未被正统礼制完全接受,到了宋代,垂足坐便已十分普遍。《清明上河图》中所绘赵太丞家有一女子临街垂足而坐,显得十分自然。甚至宋代国君也已垂足而坐,见之于宋徽宗赵佶《听琴图》。与此同时,文人官僚群体的兴起引领了社会风尚,他们的审美情趣大大影响了彼时的造物。

赵佶《听琴图》局部

由唐入宋,木作由雄浑壮丽变得瑰丽精细。现存最早的官方制定的建筑规范文本《营造法式》在北宋崇宁二年刊行。营建活动,尤其是官方的活动极大的规范化。大木作做法上,明确“材分八等,以材为祖”的用材规范。木作趋于模数化。成熟的木作技术使得宋代的建筑屋顶类型大大丰富,存世的宋代木构如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屋顶为重檐歇山四处抱厦,蔚为壮观。从存世的宋代界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有别于传统四阿顶或九脊顶的新式屋顶。木作的精细化同样反映在家具上。大同华严寺建于辽代,为与北宋对立的北方王朝,寺内薄伽教藏殿中有一组木构经橱,几乎为当时建筑的真实版小模型,即《营造法式》所谓之天宫楼阁壁藏。此组小木作做工精美细腻,被梁思成先生誉为海内孤品。

薄伽教藏殿中的木构经橱

模数化的思想在家具中的体现可从《燕几图》中窥见一隅。该书为宋代一部家具专著,书内列出三样共七件案几。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创造出多达七十五种使用方式。每件案几的长宽数值存在比例关系,才使得如此繁多的组合能够实现。

影响木作家具精致化的另一个因素是木作工具的进步。李浈先生指出平推刨最晚于南宋后期就已出现。从地域上看南方家具多方料,北方家具多圆料,因此平推刨应先于南方出现。与此相关的是南方束腰高型家具种类的丰富。另一种对家具进步起重要影响的工具是线脚刨,它可以用来圆混家具的棱边并制作出各种装饰线脚。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崇尚享乐的世风使得装饰盛行。而线脚刨正好大大推动了装饰的发展。除去线脚装饰,镶嵌,髹漆等诸多工艺也使得家具趋于精致。

上文所提及傅熹年对麦积山石窟窟廊建筑形式的归纳中,第二与第三种类型为《营造法式》所详细记载并大量运用,而第一种类型也有传承。在法式卷五阑额条中,记下这样一种构架:阑额是通面阔的檐额,压在柱顶之上,檐额上承托斗栱,斗栱再承檐檩。檐额下垫有一条木枋,名曰绰幕枋。绰幕枋的前身是替木,在汉代的明器中就可发现其身影。替木一般会出现在两个位置,一是柱与檐额之间,二是斗栱组中最上面一层横栱的散斗口中。后一种位置的替木不仅能校正撩檐枋的不平整也可将最上方的散斗连成一个整体。从唐代遗构中如正定开元寺钟楼中可以看到当时替木十分修长,而朝代愈后长度愈短。在后来的发展中,因为补间铺作的增多与撩檐枋拉结能力的增强,第二种位置的替木逐渐消失了。而第一种位置的替木则继续发展,成为宋代绰幕枋及明清雀替。

开元寺钟楼修长的替木

演化为绰幕枋的替木

汉宝德先生认为明清雀替的兴起与斗栱组的增加致使阑额所承受压力增大有关。另外从形式上,斗栱组的增多与额枋的加大使得柱头处有必要存在一三角形承材作为视觉之过渡。因此明清雀替发达,发展出不同的装饰形式。

清代建筑上的雀替

反观家具,与雀替或绰幕枋类似的构件便是牙头牙条。早期框架结构家具腿足之间以枨子拉结,若跨度过大往往枨子上加矮老。这就类似于早期框架建筑阑额上以人字拱承托檐檩。但枨子应用于桌案时会出现挡腿的问题,牙头牙条则可以规避这一问题。牙条的逻辑相当于绰幕枋或雀替的逻辑,是在柱头与檐檩(家具腿与最上面的边)之间的加固,部分取代了横枨加矮老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牙条与横枨也可同时存在,早期的直枨为配合凹形的牙条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成罗锅枨。

绰幕枋与牙头牙条

直枨被牙条牙头“掰弯”变成罗锅枨

于是在明代之前,中国家具的结构类型便已基本定型。古典家具的盛期所谓明式家具不过是在定型的结构上日益完善而已。到了清式家具则有装饰过渡倾向,以至于部分损害了本身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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