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毒师》与美国电视剧文化的索福克勒斯之怨
在刚刚落幕的第66届黄金时段“艾美奖”上,《绝命毒师》风光无限,拿下了剧情类(drama)最佳剧集、最佳男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剧本等重要奖项。但国内媒体惊呼《绝命毒师》“横扫”艾美奖时,或许并不知道该剧总共在5个播出季中拿下两座最佳剧集,其男主角Bruan Cranston也曾四次戴上剧情类最佳男主角的桂冠。在专业影视评论网站metacritic上,该剧第五季赢得了99分的高分,创下网站有史以来电视作品的最高纪录,很多批评家盛赞该剧为“有史以来最好的电视剧”。所以说,《绝命毒师》在本届艾美奖上的风光,实在只是辉煌的延续,而不是什么新鲜事。
此外,就在剧中主人公“老白”(Walter White)不断以“反英雄”的姿态征服全球观众的同时,剧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在各国对于毒品的敏感态度中得到放大。美国媒体就曾报道,伊利诺伊州一位21岁的年轻人看过该剧后开始模仿其剧情,在自家建造的实验室中炮制冰毒,被逮捕时身上还穿着剧中大毒枭Gus所开炸鸡店的T恤衫;而英国的一位61岁的化学教师也以老白为榜样,在秘密实验室大量制作高纯度安非他命,负责审理案件的调查员表示,自己为了研究案情还专门在Netflix上观看了《绝命毒师》。一流的制作水准使该剧在故事和视效上极具吸引力,而围绕它产生的各种社会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其舆论热度。从未有一部美剧的获奖在中国激起这样强烈的反应,因此有必要对其做出一番观察。
《绝命毒师》的独特性
《绝命毒师》的成功令不少观察者感觉诧异或不适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它与其他的“国民美剧”有显著的不同。简而言之,就是该剧在叙事上赋予了犯罪行为一种人性上的合理性,进而也就让“反英雄”成了名副其实的“英雄”。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制毒者、毒贩、毒枭并最终殒命,但他的罪恶在受到公理制裁的同时,却得到了道德上的宽宥。
剧情的母题大致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相似:俄狄浦斯王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那反叛了城邦的兄长波吕尼刻斯安葬,并最终被处死。悲剧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种下,观众却得以旁观她注定会走向自我毁灭的整个过程。安提戈涅的故事中包含着影响了西方道德哲学与法哲学发展的一个悖论:当一个人出于朴素的人性而选择与既定的社会规范相抗衡并最终自我毁灭,那么他/她的行为究竟算是高尚还是卑劣?一如索福克勒斯在剧中呐喊:“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这何尝不是全球观众对“老白”命运的一种慨叹?在选择以生产和贩卖毒品为方式去捍卫自己对家庭、爱情与亲情的忠贞的那一刻,老白的命运已经刻写在巨石板上,对观众而言,这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不过是三季、五级还是八季、十季的时间差异而已。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Chuck Klosterman曾经在评论《绝命毒师》时如此诘问:“究竟是什么界定了一个男人的‘坏’呢?是他的行为?还是他的动机?还是他选择做一个坏人的清醒决定?”没有答案。《绝命毒师》带给人的思考是一种超越了一般流行剧集的复杂哲学,“好”与“坏”、“对”与“错”并不像童话里展示得那样简单纯粹。《绝命毒师》中包孕的“索福克勒斯之怨”,其实在早先的另一部剧集《黑道风云》(The Sopranos)中已经有了体现。《纽约时报》剧评人Ross Douthat就指出,《绝命毒师》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黑道风云》对复杂人性的探讨,无论老白还是Tony Soprano,都是“罪恶、诅咒与自由意志的混杂镜像”,也就是“现代人”的再现。
美国电视文化语境中的《绝命毒师》
美国电视剧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主要类型:喜剧类(comedy)和剧情类(drama)。由于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商业电视系统,美剧历来以制作精良、文化保守著称。但最近十年来,上述两大门类似乎都尝试在理念和叙事上跳出一般意义上的流行文化的甜美基调,努力使自身成为文本意涵深刻且高度开放的文本,好如文学和电影一样被纳入文艺批评的范畴。目前来看,这一努力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学术界对电视剧的评论开始侧重于文本本身,而非剧集的社会影响,如《迷失》(Lost)对神秘主义与平行空间的冥思,以及《副人之仁》(Veep)对主流政治叙事的解构,等等。体现在艾美奖、金球奖等主流电视奖项的评选上,则是有线电视频道播出的剧集正在逐步超越主流电视网的作品成为评论界的新宠和得奖的热门——在本届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的提名作品中,没有一部是来自电视网的, AMC、HBO等老牌有线台和Netflix这样的网络新秀,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有线频道在内容上受到的管控较电视网宽松得多,因此也更容易进行题材与形式上的试验,以为观众提供一种有别于“全家欢”式的、崇高而残缺的快感。在这些剧集中,经典美剧所建构和维护的那种整合的、有机的理想人格被打破,取而代之以内在的分裂与矛盾。如《绝命毒师》中老白的种种罪行皆源于其对家庭的热爱,但他最终也在剧中承认自己从这一过程中获取了乐趣,就像安提戈涅为安葬兄长而反抗法律,却也最终以死亡的方式完成未竟的俄狄浦斯情结而获得了安宁一样。《洛杉矶时报》的剧评人Josh Gajewski认为老白的名字Walter White是对19世纪伟大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指涉,第五季中有一集的标题Gliding Over All就是惠特曼《草叶集》中一首诗的标题。而《草叶集》以鲜明的个人意志著称,惠特曼本人也曾被保守派批评家Rufus Griswold以拉丁语批评为“一个肮脏的热爱自由者”。这与《绝命毒师》的意涵几乎重合。
种种证据表明,美国主流电视剧正在进入一个继70年代以来的一个新的文化与创造力的黄金时代,电视剧的创造者正在有意识地打破80和90年代弥漫于美国流行文化中的专业精英崇拜与逃避现实的倾向,逐渐转向对人性罅隙和社会失范的挖掘,这一趋势在艾美奖提名与获奖作品的演变历程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在整个90年代中后期,剧情类最佳剧集几乎全部由四大电视网播出的长寿剧垄断,包括医院剧《急诊室》(ER),警匪剧《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以及科幻惊悚剧《X档案》(The X-Files)在内的五六部作品轮流坐庄,天下太平、皆大欢喜。这些作品以精巧的结构和讨巧的语言著称,却在本质上追求着某种僵化的“类型片”气质。如今看来,已是传统电视网时代在终结之前的回光返照。新世纪的主题是“分裂”,或者说是“不确定性”。
结语
赋予《绝命毒师》这么崇高的意义和使命,似乎有失严谨。的确,再怎么样也好,电视在美国终究是一个以昂贵著称的文化工业,一部剧集能够被观众感知和思索到的,或许只是其全部意涵中十分无关宏旨的一小部分。但我还是要用古老的“索福克勒斯之怨”来对这部十分容易令人陷入绝望情绪的电视剧进行一种“反电视”的解读。
表面上看,《绝命毒师》以及其他一些非传统意义的剧集的成功是美国电视工业被新的技术和制度影响而哺育出的新文化形态,但若将这些剧集置于更为宏阔的社会语境中去观察,或许能够得出“美国电视剧文化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的结论。在这个时代里,社会的协调一致性作为一套神话的话语受到嘲笑和摒弃,而人性的分裂、秩序的虚无和善恶的漂移成为新的主题。一种类似于“新好莱坞”的电视文化风格借助有线台和互联网提供的阐释空间逐渐形成,而它与美国主流评论界与主流观众之间复杂而迷人的三角关系也值得我们展开持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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