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思恐极的商鞅变法
当年读《史记·商君列传》时,吸引我的是这样一段,说商鞅为秦行新法之初,秦民“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然而严刑峻法行之十年之后,国富民强,秦民大悦: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秦民对法令的评价从负面转向正面,却被商鞅定为“乱化之民”并放逐。当时我的理解是,对于政策、法令,无论说它好还是说它不好,都是在对它进行价值判断;既然在作判断,那就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对其根基即“政道”的反思。而在商鞅、韩非这一系的法家看来,这样的反思终究危险,有碍于政策通行。所以,即便是对新的政策、法令表示认可和赞同,也属于“乱化之民”,必须予以驱逐;直到“民莫敢议令”,才算是理想状态。
其实“莫敢”还不够理想,要是能够令人即使想表达异见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那才是永绝后患。这令人想起希腊电影《狗牙》中的新语言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刘瑜专门写了这部电影的影评:《语言的贫困》)
为什么要这样重新学习语言?《1984》中有解释:“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以上都是虚构的作品,现实中更不乏例子:提起“农民起义”就条件反射地冒出“可歌可泣”,说到“地主”就联想到“剥削”——这就是多年的政治历史教育指望留下的痕迹。
可见控制思想是统治技术的一部分,这不就反证了“思想的力量”吗?“想象力的枯竭”,不就是统治技术指望达到的效果吗?然而在我修订本书的时候,读到一位名叫“始安公士或”的网友写的文章《商鞅变法的节奏感》,顿觉自己当年的眼界还是偏于文艺小清新了。
这位作者借助《史记》的《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梳理出长达二十年的整个商鞅变法历程。颁布于孝公三年的第一批新法中包含这样两项内容:一、分户政策,即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却不分家的,赋税翻倍;分门立户,就依法授予田宅。二、什伍连坐,即有人犯罪的话,同伍之人若知情不报就同罪,实名举报且非诬告者有奖。这是商鞅改革的一期工程,以改造乡村为中心,以建设新型基层行政组织和铺设法网为基本点。这就是商鞅变法导致秦国胜利的关键。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先掌握必要的背景知识。西周春秋社会是邑社经济体,西周“王土”只是虚拟的概念,实则以相对独立性较强的农村邑社(老子的“小国寡民”)为统治根基。在此情况下,诸侯国的君主对于底层不可能有很强的动员力和汲取力,集权也就无从谈起。随着生产力发展,邑社经济体衰亡,才催生了战国官社经济体——于是加强集权的客观条件出现了,集权理念也就产生了。
包括秦国在内的战国诸侯都是官社经济体制。各国变法追求的都是直接由国家“制土分民”,然而六国没能彻底瓦解控制乡村经济命脉的宗族豪强,无论是王室还是封君,都不得不依赖乡村势力维持统治。而秦国变法却能彻底瓦解宗族势力,乡村经济命脉被乡政府牢牢掌握,故能实现由国家制土分民。
这是怎么做到的?且看上述新法中的两项内容:分户政策,把大宗族拆分为个体小家庭,打破基层组织天然的有机性;什伍连坐,把原子化的乡民重组为新的共同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赤裸裸的相互监察。这两者都便于集权政府对基层的直接管理。再看上面引用过的文字:秦民“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是新法刚实行,数以千计的宗族豪强代表到国都上访。商鞅的反应是不为所动,搁置一旁冷处理。十年后,这些人享受到了国家集权奖励耕战的改革红利,又来称颂变法,却遭到商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豪强“乱化之民”尽迁于边城。冷处理是因为乡村改造刚刚开始,基层的统治基础还不牢固,没到收拾豪强的时机,这一点我当年读书时全然未曾注意。十年后,豪强已被架空,国家对于基层有了一定的动员力,当然就是时候把地方豪强势力清洗出局了。至此,传统宗族势力对乡村的控制,完全被国家直属的乡政势力所取代。至于我所看出的“控制思想”什么的,这效果或许是有,但并不是主宰局面的关键。
此后秦国变法的二期工程被提上日程。迁都咸阳,脱离老世族盘踞的旧都。全面实行县制。享受军功爵位的耕战之士控制军界,学室栽培的文法吏与外来名士共同把持政坛,老世族势力逐渐淡出秦国的历史舞台。当然这些都不在本文话下。
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变法用的并不是见效较快的那几招治标之法——反贪、减税、大赦天下、整肃吏治,而是从重组乡村社会开始,自下而上地修正整个“格局”。宏观地看,一旦格局奠定,思想往往就不在话下,即便人可以“自由思想”也多半扛不过格局。
此话怎样?何谓“格局”?我就用凯恩斯举过的例子来提示一下吧。在有众多美女参加的选美比赛中,倘若猜中了谁能得冠军你就能得大奖,那么你该怎么猜?凯恩斯会告诉你,别猜你认为最漂亮的美女能够拿冠军,而应该猜大家会选哪个美女做冠军。显然,如果你志在得大奖,那么这就是你会采用的策略。在这一局面中,你自己的审美口味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格局”决定了大家的判断标准是出自“技术面”而非“基本面”。《乌合之众》的主旨说,人在集体中会不擅判断而急于行动;这书的局限和当初的我是一样的:仅仅站在个体头脑、心理层面看问题,没有真正把历史格局纳入考虑。如果身在局中考虑博弈策略,那么看似盲目、从众的举动要么是出自理智判断,要么是出于无可奈何——这两者往往是一回事。从众的话固然未必能分一杯羹,但不从众的话当下肯定吃亏。反正如凯恩斯所说:“In the long run, we will all die.”那么争夺短期利益并努力争取(或自以为能够)在可能的崩溃前脱身,何尝不是局中的最优策略呢?
其实,看破格局、跳出格局甚至重新塑造格局的可能性永远存在,而这才是“思想的力量”所在。但要做到这一点,即便是英雄豪杰也要依靠风云际会。不过,这样的要求对于哲学来说,却必须是当仁不让。
——此文是《思想的力量》译者李宏昀先生给这本书写的译后记,后浪君有部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