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札记(三)

齐物秋水 2017-02-13 21:25:18

1.爱罗先珂为何“窘极了”

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三联2015年版)第四章,写爱罗先珂住在周宅,与孩子们关系融洽。周建人的儿子很顽皮,“他时常和爱罗君玩耍。爱罗先珂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但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每叹气道:‘唉,唉,真窘极了!’”

爱罗先珂为何窘极了?显然是需要解释一下的。页末有一个注:

“《知堂回想录•爱罗先珂(下)》。其中还说:‘至于爱罗君为什么不喜欢爱罗金哥这个名字的呢,因为在日本语里这字有种种说法,小儿语则云钦科,与金哥音相近似。’金哥与日语‘欠陷’谐音,或为爱罗先珂不喜此称呼的原因。”

爱罗先珂很窘,必有缘故,但读过这个注释后,恐还是有些让人糊涂,似乎未解释清楚。翻开书后的“参考书目”,看到所用《知堂回想录》版本为香港三育图书公司一九七三年版。手中有这一版本,翻开第四百二十页,正是以上引语,引述完整,表面似无问题。

以前读过这部回想录,大致知晓毛病出在哪里,于是翻出另一部内地的安徽教育版《知堂回想录》,在一三九节《爱罗先珂(下)》有云;

“至于爱罗君为什么不喜欢爱罗金哥这个名字的呢,因为在日本语里男根这字有种种说法,小儿语则云钦科,与金哥音相近似。”

爱罗先珂之窘,窘在“男根”二字,香港三育版踪迹不见,内地版却是全璧。

香港三育版《知堂回想录》有首印之功,但病在错漏太多,鲁鱼亥豕;内地的河北教育版、安徽教育版、十月文艺版,经重新校订,较为可靠。《八道湾十一号》选用三育版,或为迷信早期版本,而对版本之流变如此麻麻胡胡,实是不该。而作者做这一注释,显然未意识到因版本问题导致引文错漏,于是又加了一句“金哥与日语‘欠陷’谐音,或为爱罗先珂不喜此称呼的原因”,意图自圆其说,反而有些弄巧成拙。

2.俞平伯的“莽撞”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中,一九二三年的两封信,均为俞平伯所写,回函无存。日期为八月五日、九月二日,主要内容为俞平伯要去上海大学教中国小说,“此项科目材料之搜集颇觉麻烦,不知先生有何意见否?鲁迅先生所编之《中国小说史》讲义,不知能见赐一份否?”“《小说史讲义》在鲁迅先生处假得一册,觉得条理很好。原书仍交伏园奉返,请您晤他时为我致谢”。

编者在这些内容下加一注:

“鲁迅192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讲义,最初油印本名为《小说史大略》,其后铅印改名为《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年12月和1924年由北京新潮社分上下卷正式出版时方为《中国小说史略》。”
此注从知识性而言并无问题,不过俞平伯的这两封信所涉及的“内情”,却是这个注释无法解决的,此注即使不能说是无效的,也有隔靴搔痒之感。

可以看看一九二三年七月到十月间周氏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七月十九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一封绝交信。鲁迅当日的日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八月二日,鲁迅搬出八道湾,暂时租住砖塔胡同。

十月,鲁迅搬入买下的阜成门内西三条住宅。

了解这些背景,再读俞平伯的两封信,才会明晓不知情的俞平伯写这些信的“莽撞”。因周作人的回信不存,不知具体怎么答复弟子请求的,但想来是推脱开了,于是俞平伯自己去借了一册讲义;但有些令人尴尬的是,俞平伯读完后未直接还给鲁迅先生,而是托孙伏园送与周作人转交,且代俞平伯致谢,这真是让苦雨翁有口难言。

《中国小说史略》非僻书,有注固然可以,不加注也看得懂;而俞平伯的“莽撞”,做注似可使人更明了些。

3.希腊语翻译

读周作人致松枝茂夫的一百一十封信,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函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审译著均无成就,唯此希腊译本(按,指《炭画》)似较为真实耳。鄙人在东京留学数年,懒不用功,至今只记得一点希腊语。今冬无事,正在整理神话译文,希望明春可以毕事。深喜得了此心愿,胜于他事多多矣。”

这封信第一次读到,却有似曾相识之感,令我想起另一段更有名的话语。那是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暮年的周作人立下遗嘱: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这两段文字距离二十八年,话语方式却有着某种相类之处:“自审译著均无成就”和“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虽一“译著”,一“文字”,但均一概自我否定;“唯此希腊译本似较为真实耳”和“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前为《炭画》,后为《希腊对话》(即《路吉阿诺斯对话集》),都是希腊语翻译;“胜于他事多多矣”和“识者当自知之”,均有提请他人注意的意思。

书写的时间,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五年,是周氏人生历程的两个关节点,荣光已过,最黑暗的“辱”悄然逼近。他(有意无意)选择了希腊语翻译,其不同时期心态之同与异,是有些耐琢磨的。

4.补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偶失

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以周“公开发表的文字为限”,梳理甚清晰,搜罗材料殆尽。
但亦不是没有遗漏的,就近日阅读的印象,似有一例。

在《笠翁与随园》这篇文章中,有云:

“《随园诗话》在小时候也照例看过,却终未成为爱读书,章实斋的攻击至今想来还没有多少道理,不过我总不大喜欢袁子才的气味,觉得这有点儿薄与轻,自然这与所谓轻薄又是不同。我很讨厌那两句诗,若使风情老无分,夕阳不合照桃花。老了不肯休歇,还是涎着脸要闹什么风情,是人类中极不自然的难看的事情,随园未能免俗,又说些肉麻话,所以更显出难看了。”

表面是在评论袁子才,不过若熟悉周作人文风,联想起他以前说的: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志摩纪念》)

“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周作人书信•序言》)

周作人擅绍兴师爷笔法,喜皮里阳秋,写纪念徐志摩的文章,为自己的书信集作序,都不忘夹枪带棒讥讽鲁迅一番。而评袁子才,捎带上兄长,也不稀奇,那些话语(“老了不肯休歇,还是涎着脸要闹什么风情,是人类中极不自然的难看的事情”),与另两处的口吻如出一辙;而“又说些肉麻话,所以更显出难看了”云云,固然是在说袁枚的诗,但我有些疑心似在附带影射《两地书》,因《笠翁与随园》写于一九三五年,而《两地书》于一九三三年已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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