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三记

齐物秋水 2016-12-20 22:13:06

1.借 书 记

随园主人发关涉借书之慨时,想来是有翻旧窠出新声的意思,没料想被后世直用成滥调,若有后知,亦会愀然不乐的。毕竟,借书一事,读书人多多少少总是有的,不过其情形及缘由差别颇大,岂可单线条一语概之,即使偶有中的,仍未免简化得令人避之不及。若以个人经验谈谈此事,或有廓清之效,兼及忆往,一举而两得,是不妨一记的。

初始的借书,全然出于匮乏。幼时自己手头的《草原小姐妹》、《海岛女民兵》、《山间铃响马帮来》,还有如《红缨闪闪》之类小孩子机智抓潜伏特务的书,翻腻了,借邻居家的《大林和小林》,没头没尾的格林童话、天方夜谭,《没头脑和不高兴》什么的,看得津津有味。总是特担心没头脑设计的那栋九十九层的高楼,没电梯,大家爬上去,自带的干粮够不够吃?武松在台子上打老虎,怎么也打不死,要不,给老虎下点蒙汗药?阿拉伯的在天上乱飞的毯子,让我看着眼晕,显然超出了其时童稚对世界的认知能力;阿里巴巴故事里,勇敢的女人用滚烫的水浇死瓮子里的四十个大盗,想想那些个强盗的感受,得多疼,竟然一声不吭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全挂了,不可思议。

大了些,知晓金庸好看,就到处觅来。全的不多,东零西凑,且得一本一本借,常常缺斤短两,乃至颠三倒四。如《笑傲江湖》,第一册看了,忽然蹦到第三册,情节断了,没关系,照读,然后是第二册,再然后,没得了,成了断尾巴蜻蜓;《侠客行》,自始至终只看到下册,倒是毫不影响阅读,“狗杂种”的前史在想象中补齐,自有乐趣;《倚天屠龙记》更绝,只有第一册,张无忌的江湖奇遇记刚刚开个头就煞了尾,惹得牵挂不已;《雪山飞狐》倒是薄薄一小册,没缺什么,但胡斐那一刀到底是劈没劈下去,苗若兰在外面等得心焦,让我心里极是担忧。彼时的借书,彷若沙漠中寻找绿洲,惶惶不择,逮着什么是什么,勿管天头与地尾是否齐全,抓来就读,心悬着是免不得的,倒也颇有趣味。

时光忽忽而过,匮乏时代已然消逝,但借书之事并未随之中断。缘由不在少数,先谈其一:有些书,多半只能通过借的渠道才能看到。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想读的时候,尚未有简体版(当然,即使后来内地引进,因删节过多,已不适合研究之用了),只能从图书馆的港台室借出香港友联版,厚厚一册,繁体竖排,却读得舒服,也快,因为相较国内的同类著作,格调大不同,没有头巾气,独立发声,敢于做论断,虽不无偏见或偏颇,但仍是好看的。

再有,由别的书牵扯出来,算是随机的。如读《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2012年版),有一篇陈凯歌的文章,极好,知晓是从其自传中摘出来的一节,就去图书馆找那本《少年凯歌》。还真找到了,人民文学社2001年版,读后有些吃惊,既因写得太好(幸而做了导演,否则或会抢专业作家的风头),亦因发现后出的那本书竟有所删节。也即是说,初版本一字未动,十余年后再出,且是撷取其中的一章,竟要删去其中的“违碍”之处,不知是不是时代在进步的缘故。

另一种借阅,是版本的杂,致使重合中时有遗漏。汪曾祺的书,版本的众多是识者皆知的。全集有1998年北师大版(虽然也是全集不全,遗失太多),另有据说正在编撰中的人民文学版,前者错过不再可得,而后者标价之昂,显然拟将普通读者拒之门外。除此之外,即各类选本了,我手上有十几种,虽然尽量收集较好的版本,但免不了多多少少重合,亦不可免遗漏。但还是想尽可能将没读过的篇目找来看看的,而许多本子里未寓目的也就几篇,数十页而已,买来是不值当亦无必要的。此时图书馆的作用就相当显豁了,借来多本,抽取来读,阅后还掉就是了。另有想读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两篇小说,并未涉及别的作品,不想为这些篇幅买一整本书,不如去借一本丁玲的小说选,是既经济也省力的一种法子。

还有一些绝版的单行本,借来看看亦是别有意味。如三联有套白皮小书系列,小巧,装帧素净,里面收有金克木的三种:《天竺旧事》、《旧巢痕》、《难忘的影子》(后两册署名辛竹)。尽管后来八卷本的金克木文集推出,这些作品均已收入,但单行小册的雅致精巧招人爱是不会为读书人忘却的,其价值不是其他版本可以轻易取而代之。我们且可发现,这套书的封面设计署“叶雨”,亦即范用,大出版家的别样爱好,是值得细细端详的。而杨绛的《干校六记》,首次在内地问世,也是在这个系列里,想想当初无人敢接手,只得在香港出版,之后北京三联接盘,颇费周折。若在图书馆里看到几种这样的书,即使有的已在别的版本里读过,再借来把玩一番,又有何妨?

如此种种借书的情状,稍作勾画,抛砖引玉而已。忽想起两位前辈学人或作家,钱锺书与汪曾祺,原因无他,只因其家中均无甚藏书,需要读时,显然是需要借的。这样的记述,前者见于来访的后辈或记者的笔下,后者见于子女所撰《老头儿汪曾祺》之中。这是很奇特的事情,因钱为大学者兼作家,汪为学者型作家,读书之多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与家中藏书之少构成鲜明比照,他们借书而阅的频繁及数量是可想而知的。其实略做探究可以分析,钱锺书在清华时放言要扫清学校图书馆,自然是借来看,去英国读书,远行万里,应不会为书所累,亦会借国外图书馆的书读;回国后适逢战争时期,奔波于湖南、云南、上海之间,即使有藏书大约亦会散尽;建国后,想来会有一些藏书,但很快这物什即成为四旧,务使毁之而后快,是存不下多少的。待至海清河晏,钱先生或已没了囤书的兴趣,于是家中三个读书人日日手不释卷,室内却无太多存书,“借”字而已。汪曾祺虽小钱锺书一辈,但四〇年代之后的经历大致如此,日后除手头经常翻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宋提刑洗冤录》等,要看别的,多半即从单位借来就是了。

这不免让我联想至目下读书人于书的某些问题,固然不很高雅及脱俗,却也有说说的必要。我们身处太平盛世,自然不会有前辈们在动荡中的忧虑,藏书不会无妄毁去,于是囤书之欲望大增,不过对于许多人而言,买书是买得起的,但放置书的空间却大大发愁,以至沉默无语的书籍渐渐侵占活人的领地,予人不小的压力。当此之时,我们抱怨城市诡异的房价是不可免的,是不是也要稍稍念及一些久已冷落的“借”书一事?

“借书记”百端,因人而各异。我只是略述个体的稍许经历及些微看法,虽为一孔之得,亦可聊助谈兴,一笑也。

2.枕 书 记

披露自己多年来的枕边之书迹近冒险,因为这几乎是一种袒露,将自己的某种精神成长的历程曝光于他人面前,难免令当事人有些羞赧。若说创作者时常有“悔其少作”的心理,那读书人亦不乏悔其少“读”的微妙心态,毕竟时光流转,当年痴迷阅读的书籍或许仍价值依旧,抑或已时过境迁,成明日黄花了。不过不管怎样,以笔留存曾经的痕迹,或不乏裨益,于己,是一种溯流而上的回顾,于人,是旁观者清的参考与借镜。想通这些,枕书之记也就可以稍作描画了。

十几岁时,得一本《鲁迅散文选集》,属百花文艺社的“百花散文书系”(倪墨炎编),阵容颇为可观的现代作家散文选集中的一册。其时正在读中学,鲁迅的文章在教材里期期不缺,但那种编选方式及课堂解读的机械论调,不折不扣地断然抹杀掉鲁迅的诸多好处,徒留刻板的无味印象,学生所得寥寥,或竟有逆反。而正是这本《鲁迅散文选集》(编选精当,很用心思),真正建立起我对鲁迅作品的初步审美,文字之美、文体之美、思想之锐利,在在令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沉迷其中。“……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有一游魂,化作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首次读时未能全然理解,但直感一种纠结入骨的痛楚。多年后,看到鲁迅说自己的文字是含有毒素的,并不适合太年轻的人去读,我顿感心有所动,但仍坚持认为少时读之亦无妨,只要个体足够坚强,适足以刺激待开发的稚嫩精神家园。这本书在一段时期内常伴身畔,不但读的次数极多,许多篇目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以《野草》、《朝花夕拾》为主体),更大的意义是,它成为我进入鲁迅世界的起首,日后阅读《鲁迅全集》及众多研究著作,一切的源头在多年前就已赫然在目了。

如果说于鲁迅作品的阅读获益堪称以小搏大的话,那对先锋派文学的潜心研读就有些事后的憾意了。我接触先锋派诸小说家的作品,其实已是先锋派面临转折、即将偃旗息鼓的时期,我赶上了个浪潮的尾巴,更多的是在补课,但其痴迷程度无以复加。不仅读已出的单行本、选本,还大量翻阅初刊于各刊物上的中短篇作品,几乎看了个底儿掉。马原、洪峰、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北村、吕新等等,覆盖面无一遗漏,且多数作家的尽数作品,均扫荡一清。其中一些篇什,如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关于厕所》、格非的《褐色鸟群》《大年》《锦瑟》等,读之不止一次,记忆尤深。后置的叙述时间、叙事空缺、环形结构、颠覆与拼贴、零度情感介入等概念,相当吸引其时追慕新奇的我,以至投入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不过事后看来,形式大于内容的先锋派,不过尔尔,话语的颠覆之后,这些作品仅仅成为了某一时期的“过河卒子”,缺乏独立的恒久价值。我对其若干年的迷恋,仿若青春期的幻梦一场。

对博尔赫斯的认知,是阅读先锋文学的最大附加惊喜。博尔赫斯对诸作家的影响,是覆盖式的,即便气质与之差异明显的余华,亦写了一篇《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聊以致意,更不必说有“私淑弟子”之称的格非了,自成名作《迷舟》开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始终在做博尔赫斯中国式转换的努力。但如果你一旦认识本尊,其余的一切模仿者均于瞬间都烟消云散了,这是我的切身感受。记得读的第一篇博尔赫斯小说是《沙之书》,那种对时间的奇特思虑在短短的篇幅内张力十足,似乎将我亦陷入了流沙中,一时喘不过气来。于是开始搜寻博氏的书来,那时不比如今版本众多,仅只有王央乐译的上海译文版《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1983年,外国文艺丛书),早已卖断,市面罕见,图书馆有目无书,估计长期处于借出状态。后来终于买到王永年译的《巴比伦彩票:博尔赫斯小说诗文选》(云南人民社,1993年,拉美文学丛书),摩挲良久,反复阅读,一解渴盼,也明白了国内许多作家叙事空缺与迷宫构造的由来渊源。多年后,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小径分岔的花园》(浙江文艺版,1999年),仍是王永年译的,选目有所不同,就顺手买了下来,本来是想送给学生的,自己也做一个阅读的比较,后因故未送出,就搁在自己书架上了。再后来,博氏的书出得愈多,其全部作品似均已译出,但我大多是借来看看,很少买了,不是不喜欢,却是夹杂有凭吊纪念的情感在,保持一种距离感也是好的。

枕边之书多半是有阶段性的,每一个时期都有所更换与调整,但某些书却有着不变的位置,于我而言,是《红楼梦》。对其的熟稔,自忖及不上张爱玲(人家读不同的本子,那些相异的用词与句子能够直接跳脱出来,眼光之狠如是),但于文本的上下四角、沟沟坎坎也大致有了不算差的认知,门径是触手可及的(毛泽东曾说没读过若干遍《红楼梦》,算不得中国人,我勉强可免除这个惭愧了)。“红楼”对国人来说是个深潜的文化共同认知,我若谈任何体会与认识都有班门弄斧之嫌,必落浅薄,缄口方是上策。只能提说一句,记得以前有人出一问卷,问如果在一荒岛,只可带一本书,大家会选哪一个?不知别人会作何选择,我的选项,已然是确定的了。

枕边书的选择,偶然性是有的,但占据上风的显见是必然性,因为个体的性情趋向终究会如指南针样的磁力,吸附住某些、某类书籍,概莫能外。岁月流转,人不会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书籍亦在变换,即使是同一册,在相异的时间或空间中,也会让阅读者生出新的认知,这是书的新生,更是人的成熟。枕边书有变,亦有不变,映照的是拥有者的悠远心路,且仍将延展下去,达至一个宁静的所在。

3.重 读 记

博尔赫斯曾说最令其快乐的是阅读,而“还有比阅读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读,深入到作品中去,丰富它,因为你已经读过它。我要劝大家少读些新书但要更多地重读”。老书安然躺在书架上,而无数的新书在妖娆地招着手,未免使人目眩神迷,一时又趋新起来。在这行行复行行的阅读历程中,旧与新的拉锯,于人是一种心理的折磨,旷日持久,不知伊于胡底。我倒是未见博氏这一说法之前即已服膺此意,重读如老友重晤,乐何如之。

重读为双方面的事体,一者为己,一者为彼,捧读者固然要有坐得住冷板凳的耐心,而书卷亦须具耐得住反复翻阅的分量。如《野草》,第一次读是在十六七岁,震动无已,一扫中学语文教材留下的鲁迅作品刻板印象,竟能稍许领略文字之美,及是中灵魂的挣扎,不禁流连阅读,目之不解瘾,辅以口诵,“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知道它并非空虚……”,少年将死与生念念于口,虽有不识愁滋味之嫌,亦可看出一份沉迷罢。及长,再读《野草》,又读钱理群、孙玉石的研究著作,再与周作人《死之默想》等文章对照,对鲁迅的心境、《野草》的涵义有了新的认知,诚如有论者所言,若前面的路乃万丈深渊,“(周作人)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但鲁迅却跳了下去,以异样的声音正视黑暗”。

年岁与阅历的增长,总会带来口味的变化,饮食如此,读书亦然。小时候喜读欧•亨利的小说,因其新奇精巧,而读契诃夫,茫茫然,散漫不得要领;后来再读,欧•亨利如花花绿绿的糖果,唬不住了,当玩意儿瞧罢了,而契诃夫的简白悠长,行于所当行,止于其所止,却令人心仪不已。说到这里,想起钱锺书的几本书,《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看得极早,遍数许多,尤其《围城》,有令现在的我吃惊的十几次,可见痴迷程度。返回头来审视,讲句不恭的话,钱先生太有学问了,《七缀集》《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有目共睹,厉害,不过置于文学创作上,学问的四溢未必是件好事。就我个人的感受,《写在人生边上》中的随笔属于妙笔生花之属,旁征博引,煞是热闹,不过文章显得太聪明,文字太花哨,就有滑向“油”的可能,或不是随笔(essay)的高境界;《围城》的成就自不待言,写得也的确好,其被称为现代的《儒林外史》,当之无愧,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收着写的,其简约含蓄、引而不发是成就之一,而钱先生的机智在《围城》里拦都拦不住,隽语连珠,好看固然好看,妙固然妙矣,其实在小说的“格”上未必是最高的(小说的艺术,亦是一种人生的艺术),不太动声色的吴敬梓仍胜出一筹。

重读,亦会带来某些触类旁通的想法。《榆树村杂记》是汪曾祺生前编定的一个集子,里面有三篇文章——《岳阳楼记》《桃花源记》《故乡的野菜》,以名篇之题作文,汪老的心思大值得琢磨。我多年前即已读过,如今再看,生出一些先前未有的想法,前两篇且不论,毕竟语境、文体,乃至文言与白话已然不同,而《故乡的野菜》,知堂的冲淡之文流传久矣,汪曾祺在半个多世纪后以小品文对小品文、野菜对野菜,同题同材也写上一篇,颇有意思。争胜的心态固然可能有,但内里是否亦有文脉的流传之意?不过印象里,汪的文论里从未谈及知堂文章对自己的影响,找出《晚翠文谈新编》,重读一遍,果然没有,他在早期的相当长时间内不谈知堂,后来环境宽松后,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做的序里,开始引用知堂的话,并多做肯定,在别的一些文章中也会言及知堂且有引文,但并未承认过自己是否有所师承。

我又找来手头所有的汪曾祺小说与其他散文集,做一次全方位的重读,越来越感觉,至晚年,汪曾祺的文化趣味愈靠拢知堂一脉(尤其是散文创作),他其时写出《故乡的野菜》一文,似乎是有意无意之中释放出一个信号,将在文论或言论中没说的事情,直接通过创作透露了出来。检索了一下,关于汪曾祺与知堂的这种文脉承袭,并未有人专门著文做过详细论述,于是想,何不自己写写呢?不过这是个大工程,既然要研讨二位大家,固然汪曾祺作品是重读过了,知堂的文集也不能不重新拾起。费时一个多月,重读了二十几本集子,边写边改,迤逦许久,终竟完成《汪曾祺与苦雨斋》,自感有些论述还是有意思的,如“若说苦雨斋是爱智者,从‘十字街头的塔’中慢慢退居书斋,汪曾祺可说是‘爱美者’,这个‘美’是对自然与人性的审美,有人间世的烟火气”,“世俗社会对大淖挑夫群落的侧目而视,即隐含着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而此群落中女性的生活及性心理之健康,是对传统腐朽看法的有力一击” 。

当然,重读也不妨放松心态,以缓步而行徐徐涵养之。《连城诀》小时候读过,那时的状态大约就是走马观花吧,光顾热闹了,多年后捡起再看,无催迫感,且阅历增加,看出许多以前没想到的东西来。如狄云被诬坐牢那一段,几乎就是对《基督山伯爵》的照搬,狄云和丁典的关系,如同爱德蒙•邓蒂斯和法利亚神父的关系,有些细节如同孪生(如邓蒂斯懵然不知自己因何入狱,法利亚神父抽丝剥茧分析辨明;而狄云亦如此,丁典指明),另法利亚神父赠予邓蒂斯以巨额财富,而丁典传于狄云绝世武功。金庸得有多喜爱大仲马的这部小说啊,才会这样在结构与情节上如此成章节借用,印象里,金庸的其他作品固然受中外小说影响,但化用得都“融”开了,似无这般肌理不断。另如血刀老祖带着“小和尚”狄云逃避“落花流水”四大侠追杀,奔出千里,这故事竟让我荒谬地联想起公路小说或电影,现场感十足,一笑也。

情感的某种契合,大约是重读的契机罢。如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初读与重读都发生于十多岁及以后的几年,显然与青春期的情绪连接在一起,一篇旧文中曾这样写,“少年时,我读塞林格作品,顺畅自由,虽不觉得他解答了多少青春的疑问,但真切地感受到其叙述应合着我的精神的脉动,于苦恼中顿见微茫的希望。虽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不过青葱岁月哪有不见底的黑暗,晶亮的水珠折射的光亮已够激荡少年的心。我随霍尔顿漫游纽约的大街小巷,见他可爱的小妹妹苏比,寻找中央公园的那些鸭子冬天到哪里去了。我也想站在麦田和悬崖之间,当玩耍的孩子跑到悬崖旁边时,把他抓回来,放到麦田里去。我感知霍尔顿虽稚龄却已疲惫的灵魂,同时也化解着自己焦虑而惆怅的内心”。现在回忆起来,大致就是如此。

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多年前偶然买的三联那个选译本,陆续地读了多次。兰姆的随笔行文有点怪,思路曲里拐弯,绕来绕去,却总能一把揪回来,不带到沟里去,笔调幽默,时时自嘲,是很迷人的essay。而更要紧的是,了解了兰姆的悲惨身世,再反观其作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国内似乎一直没有全译本,是个遗憾(后来找到兰姆和姐姐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也算是补偿一下罢)。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重读,有种读故事的快感。那是浙江文艺社的版本,初读之下,感于故事的复杂及好看,一再阅读,彻底理清楚情节脉络与作者的书写底气,以及再看到国内那一茬儿小说家对其的疯狂模仿,是一桩有意思的事情。后来一次搬家时,这本《百年孤独》与别的一些书(如漓江版《霍乱时期的爱情》)一起遗失了,重读戛然而止,也未再买新出的版本,或许是心境不再重来了。

初读如尝鲜,重读如忆旧,滋味不同,各居其分。就气息之浓重而言,后者大约要占去胜场。重读或为学术研究,或为闲闲温习,目的之各异,却也无所谓,因无论何种形式,内里不离相类。翻开纸页,旧相识舒展而来,总是一件好的事情。


(附记:这是以前给杂志写的若干命题作文,先时都是单放着。昨,友人沙仑兄不嫌扰渎清神,竟翻出一篇陈年旧文“枕书记”,且言尚堪一读。就想何不将几篇相类文章蒐集一处,可较全面表述鄙意呢,以有三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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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物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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