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利:纪念伯纳德特(修改稿)

Deuteros Plous 2010-02-02 05: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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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伯纳德特(评《情节的论证》)

          维克利 撰
          郭振华 译

  伯纳德特身后留下大量作品,其广度令人吃惊,涉及诗人、史家、哲人,包括:希腊悲
剧和柏拉图对话译文若干,柏拉图义疏本五部,荷马、赫西俄德、索福克勒斯作品义疏各一
部,论集一部,文章多篇,广涉多位作家、多个主题。谁对伯纳德特著述有所了解,就会赞
叹:其解读拥有不同寻常的深度与妙处,其人博学多闻,从不畏惧挑战最有难度的文本和问
题。伯纳德特不仅仅是位学者,他属于那种极罕有的解经家,他们会如其渊源般持存。伯纳
德特是哲人,是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哲人中的一位。
  伯纳德特出身于布鲁克林区一个学术家庭,有西班牙犹太人血统,曾就学于芝加哥大学
(1948-52,1954-55),博士论文完成于社会思想委员会,专论《伊利亚特》。后来获奖学金
支持,赴雅典、佛罗伦萨游学,历任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圣约翰学院安纳波利斯分校、布
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教员,后于1965 年执教纽约大学古典系。此间亦开始授
课于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古代哲学,此项教职贯穿伯纳德特后半生。伯纳德特一周工作七天,
就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那里没有窗,到处是书,离家很近,走走就能到。伯纳德特非常不
在乎习俗意义上的学术成就。他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伯格(Ronna Burger)写道:“在伯纳德
特的教学和写作中,尤其在活生生的交谈中——交谈不可避免地交织着幽默、洞见与玄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范,看到什么是过哲学生活。”
  伯纳德特的哲学探究,显然深受其师施特劳斯影响。施特劳斯曾送给小伯纳德特两本书
作为礼物,一本是亚里士多德《论自然》(Physics),另一本是海德格尔《林中路》(Holzwege),
毋庸置疑,施特劳斯老师注意到这位出众的学生有处理第一哲学的潜力。晚年伯纳德特在完
成其一系列重要的柏拉图研究时,显然有海德格尔压在心头。像施特劳斯一样,伯纳德特也
喜欢借用柏拉图在《王制》中的著名比喻,将城邦或政治共同体比作洞穴。施特劳斯重新发
现“洞穴这一首要现象”,伯纳德特继之,赓续施特劳斯的未竟大业:回应海德格尔对西方
传统的解构(Destruktion)。
  伯纳德特理解,施特劳斯所讲的“自然洞穴”其实是悖论、是佯谬(ironic),因为,自
然洞穴指的是,一旦政治被哲学揭穿,然后从自然的立场看政治生活,后者会显现为何。自
然洞穴指的不可能是现实的“洞穴”——无论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还是在其他任何时代——
不可能是任何达成过最高德性(excellence)、应该通过政治实践的努力得以恢复的洞穴。从
自然角度理解洞穴,就等于把握下面两方面的自然差别:意见与求真。如伯纳德特所言,“政
治哲学是哲人从洞穴上升,而非下降到洞穴。哲人一再回看洞穴,却永不回到洞穴。”因此,
自然洞穴就像最佳城邦,仅仅存在于哲人的思想或言辞中。
  要把握柏拉图所讲的洞穴是什么意思,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现代哲学。现代哲学
试图不依据自然、而是依据历史理解人事。海德格尔将后者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发展到极致。
施特劳斯喜欢讲,现代人活在“洞穴下的洞穴”,活在其自己的历史-文化世界里,甚至更
加远离为自然的太阳所照的世界。认为历史可以封闭自然洞穴,无异于宣称一种概念,即,
可以遗忘哲学要从意见、从洞穴上升:意味着哲学本来就会朽坏。伯纳德特(跟随施特劳斯)
看到,以这种方式谈论自然,并无矛盾之处,因为自然有等级;只有在自然的最低一级,自
然才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都必然占上风的东西”(施特劳斯说,现代自然权利的平等主义
式自然——声称善必然实现——是所谓“历史转向”[turn to history]不可或缺的条件)。在
伯纳德特看来,通过指出必须从某种已被遗忘、难以捉摸但至关重要的意义上,将存在重新
切近为自然(Being must be approached as nature),施特劳斯恢复了“政治哲学和存在论
(ontology)之间的联系”,因为存在的遮蔽(the hiddenness of Being)不可分割于哲学式自
然的遮蔽。伯纳德特将这项事业推至没人探索过的领域,在那里,他发现无数奇妙之事。
伯纳德特的柏拉图解读的中心——伯纳德特涉及其他作者时,亦不离此中心——是《斐
多》中苏格拉底关于自己“第二次启航”的说法。哲学必然在错误中开始,因为人的心智的
自然道路既来自、又朝向各种原因(causes),各种原因又成问题地独立于各个整体,而各
种原因要解释的恰是各个整体。在这一分离中,各种原因反映出言辞的特征:分延① 与聚
集(dividing and collecting)。苏格拉底在转向言辞之前,并没有看到其行为在逻各斯中的根
基,因此,他看不到在事物的共属一体(togetherness)② 问题上,灵魂何其至关重要。这一
转向,或者说“第二次启航”,是转向政治哲学,因为政治哲学反思下述两方面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是整合各种分离的原因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受意见支配的“理念论”,或“民众的柏
拉图主义”。这样的“理念论”运作于《王制》卷四:血气(spiritedness or thumos)支配着
灵魂三分,产生出一种“从血气角度”(thumoeidetic)③ 的划分:欲望,血气,理性各有其
理念(eide)。这样的“理念论”亦见于,完全依照灵魂划分城邦阶层结构,而灵魂抽离于身
体。
  在《王制》中,苏格拉底在完全具备自我认识的情况下,与其对话者一同上演了一出“第
一次启航”。其实,每篇苏格拉底对话里面都有一出第一次启航,在这样的第一次启航中,
对话之定形,端赖于其对话者的扭曲视角,由此,对话者们的灵魂得以揭示,即便他们的灵
魂遮蔽于自身。伯纳德特大胆地将“理念论”等同于第一次启航的一种形式,等同于一种工
具,苏格拉底使用这种工具影响灵魂,使之转向(periagoge)自身。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看
不到,真正的最好城邦不是言辞中想象出来的城邦,而是就在眼前运动着的、他们对话中“对
话式的城邦”(dialogic city),这标志着他们没有完成转向。与此相似,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
看不到,关于哲学教育的真实说明,或许应是反思自己从苏格拉底那里受到的教育,而非卷
六、卷七中的理想化说明——这种说明和想象中的最佳城邦一样不可能。格劳孔和阿德曼图
斯缺乏自我认识,这关系到言辞的双重性,一重是关于存在者的表达,另一重是对话,这种
双重性反映在对下述两方面的关切中,即理念式分析与生成式分析(eidetic and genetic modes
of analysis)。
  既然一切探究都以善(the Good)或“好处”(“interest”)为指导,那么,要进行探究
行为,必先获知人与环境的偶然性。揭示苏格拉底对话真正论证的,是情节。情节透露出上
述偶然性如何规定着对话中产生的问题和答案。与诸篇对话中的“抽离”(例如,蒂迈欧的
宇宙论与《王制》双双抽离爱欲[eros])相对应的是对话者的盲目,而显在的论证处理一个
明显被忽略的东西时,其方式是通过展示(而非明言)其缺席意味着什么。但是,恰恰是通
过这样的抽离,对话才反映出灵魂的自然,并且得到某种完美。哲学通过错误才成为可能,
或者说,哲学通过某种需要——需要开始将某部分当作从脱离整体的一部分、而非整体的一
部分对待——才成为可能,因此,最好的哲学写作采取“幻象式”(phantastic)影像,这恰
恰对应于灵魂的限度。但是,这等于说,哲学言辞充分发挥政治生活所固有的错误,因为洞
穴是试图将某一部分(城邦)当作整体对待。认为最好的世界会使一个统治得很好的世界、
好到礼法——由此也包括城邦本身——不再必要,这是城邦的“理念论”的错误。《治邦者》
(the Statesman)中的颠转宇宙神话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没有城邦,诸神像牧人一
样统治人们。这是一个没有爱欲、没有哲学的世界。伯纳德特谈过“恶的目的论”,他注意
到,哲学的可能性以城邦的本来目标受挫为前提条件。意见本身倾向于自乱阵脚,这便允许
灵魂获得一种超越意见的目光。
  通过上述反思,伯纳德特以无与伦比的深度和严谨揭示出哲学与诗的结合在柏拉图那里
的意义。此外,伯纳德特达至这样一个结论:“哲学中的苏格拉底革命,恰与希腊诗共存”,
荷马、赫西俄德已然掌握关于错误与洞见、论证与情节的哲学真理。伯纳德特还在亚里士多
德论著中看出某种诗性情节,正是这种情节修正其论著中显在的论证:通过看似建立各种分
离的原则,亚里士多德悄悄表明,什么是需要被联合起来的东西。按照伯纳德特的阅读,海
德格尔很可能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某种关于存在的说明:存在从未在场,存在
被存在者和关于各种存在者的学问遮蔽。但是,海德格尔在看到不可能用“方法”之网捕得
存在的同时,并未充分反思思者的——进而也是政治领域的——灵魂的品质,如何作为通达
存在的条件。海德格尔的深刻努力,旨在恢复存在问题,因此落入这样一种错误:将各种哲
学洞见与各种民众的或流行的启示(revelation)合并。按照伯纳德特的阅读,海德格尔未能
完成“第二次启航”。
  上述评论仅为浮光掠影,并未窥得伯纳德特诸般造诣之全貌。也许,进入伯纳德特思想
世界的最佳途径,莫过于从他的文集开始读起:《情节的论证:希腊诗哲散论》(University of
Chicago,2000),编者伯格和戴维斯(Michael Davis)为此文集所作的序言很有助益。此书
末篇“施特劳斯论柏拉图”阐明解读柏拉图的原则,更进一步的讨论见于《道德与哲学的修
辞:柏拉图<高尔吉亚>、<斐德若>》(Chicago,1991)。关于苏格拉底的“两次启航”,见
《情节的论证》中“论柏拉图《斐多》”,而这也是《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启航:论柏拉图<王
制>》(Chicago,1989)的主题。关于因果关系(causality)的苏格拉底式分析——伯纳德特
所用的术语是“理念式/生成式”区分——常见于其各种研究,尤其见于伯纳德特关于通常
被认为“非苏格拉底式”对话的研究,如《情节的论证》之“论《蒂迈欧》”,以及《柏拉图
<法义>:发现存在》(Chicago,2000)。伯纳德特关于苏格拉底将与灵魂、身体分离的理念
替换为一种关于理念的说法——理念是一条隐藏着的存在之线,它“展现出来的往往非其所
是”——的讨论见《生活的悲喜剧:柏拉图<斐勒布>》(Chicago,1993)。关于“肖像式”
影像制作与“幻像式”影像制作之间的区别,关于政治生活倾向于将礼法绝对化、而那将是
爱欲和哲学的灾难,可参看伯纳德特为柏拉图三部曲所作义疏:《美之存在:柏拉图<泰阿泰
德>、<智术师>、<治邦者>》(Chicago,1984)。关于伯纳德特以苏格拉底式的方式读希腊诗
作,可参看《情节的论证》之“论希腊悲剧”,以及《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Lanham,MD,1997)。伯纳德特进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亦与此相同,见《情节的论证》
之“论智慧与哲学: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一前两章释义”。


注释:
① [译注]采陈春文教授译法,见氏著“海德格尔: 语言的言说与物的分延”,兰州大学学报,第31 卷
第1 期,2003.1。
② [译注]或译“归属”。
③ [译注] thumoeidetic 由两个词组成:“thumos”(“血气”)和“eidos”(意为“理念”、“种类”、“样子”;
其动词形式为eidein,意为“看”)。Thumoeidetic 有两个含义,一个是thumos-like,意为“血气似的”,暗示
护卫者的血气虽与狗的相似,但毕竟只是“看起来像”;另一个含义类似于“as seen by thumos”,意为“在
血气看来”、“从血气角度”。
Deuteros P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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