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奥威尔

玛特🇹🇻 2016-10-22 10:44:10
本文以《奥威尔仍不过时》为题,刊于2016年10月22日的深圳《晶报》“主题阅读”:
http://jb.sznews.com/m/article.htm?url=http://jb.sznews.com/html/2016-10/22/content_3642583.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按】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两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认识也仅止于这两部小说。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被认为是迄今最权威的奥威尔传记;奥威尔本人的信件和日记,以及他在《动物农场》和《1984》之前的诸多作品,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奥威尔日记》、《奥威尔信件集》及迈耶斯的《奥威尔传》,今年都出了中译本,就让我们围绕这几本书,再来谈一谈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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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奥威尔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并且说他自己“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看重的”。而大部分读者对他的印象也不外如是:《动物农场》和《1984》的作者,先知与圣徒,毕生坚持人道主义、揭露极权统治之恶,或者如杰弗里·迈耶斯为他所作传记的书名所推许的:“一代人的冷峻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这出自V·S·普里切特对他的评价。总之,他的写作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联,其声誉并非纯文学意义上的,即便他已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文体大师”。

      这样的印象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稍嫌简单化。奥威尔并非生来就是先知与圣徒,正如奥威尔并非生来就叫奥威尔。他原本名叫埃里克·布莱尔,直到1933年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将要出版,“由于不愿令家人难堪,并想为自己确立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形象”,他才决定以笔名出版这本书。几经斟酌之后,他最终选定了“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并使用终生。

      奥威尔1940年4月17日为《二十世纪作家》撰写过一篇《我的简历》(确实非常简短),在其中他写道:“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情况和我从此以后看到的左翼政党的内部运行情况,使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摆脱政党标签才能保持正直”。而1946年《流浪汉》第四期夏季号刊登了他的《我为什么要写作》,他在文中说:“西班牙内战和1936至1937年之间的其他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迈耶斯则在前述奥威尔传记(《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中指出,“苦难、不公、暴行和压迫促使他去写作,而其声誉是建立在发人深省的真诚之上”。

      参加西班牙内战无疑是导致奥威尔思想转变并在后来写出《动物农场》与《1984》的关键,因此关于这场内战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就成为理解奥威尔的重要线索。1936年底,新婚不久的奥威尔作为“几千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加入共和军一方,与佛朗哥的国民军交战。当时他的《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刚刚交稿并将于次年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他为“调查大萧条时期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工人状况”所作的自愿的体验生活的艰苦旅行的所见所闻,这次旅行中与“社会不公和人间苦难的直接接触”使他成为他所自认为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他的“社会主义”显然有别于通常的教条。然而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海明威、聂鲁达、奥登或“斯大林的朋友爱伦堡”等众多作家不同,他既不是“在西班牙漫游几周就平安回家”,也不是作为同情共和国一方的战争观察者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也并未加入“吸引了绝大部分外国战士”的国际纵队,而是经由英国的左翼旁系小党——独立工党介绍,参加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异端”派别——马统工党(P.O.U.M)的游击队。这个小党被斯大林一派称为“托派”(托洛茨基一派则对此加以否认并严厉抨击马统工党)和遭到清洗,因此在“内战中的内战”中,奥威尔获得了斯大林的党残酷打击政敌的亲身体验,因在前线受伤而从医院拿到退伍文件的他,与妻子一起目睹了同志被关、被杀,他们自己也险遭逮捕和处决。离开西班牙之后,幻灭与觉醒的奥威尔认识到“政治的恐怖”并至死反对极权主义,无论它以何为名。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想要更好地理解奥威尔,除了维冈码头和西班牙内战的极端体验,其实还有另外一条线索。1917至1921年他凭奖学金在伊顿公学就读,虽然他在《我的简历》中说“我在那里没有用功读书,学到的东西很少,我并不认为伊顿对我的一生成长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正如西蒙·黎斯所说,奥威尔这位“伊顿公学的校友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毫不突出地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他改变不了自己“上层阶级的口音”,也改变不了自己被出身与教育所潜移默化的审美。他喜欢从莎士比亚直到D·H·劳伦斯(特别是被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毛姆)所代表的英语文学传统;他喜欢英式烹调(并写有《为英国式烹调一辩》)和英国茶(写了《泡一杯好茶》并归纳了十一条所谓“最佳泡茶方法”);在他落魄伦敦的时期,1935年春天,他邀请两位年轻的作家朋友到租住的公寓吃饭,他会做“很好吃的牛排”、“会点红酒”并且颇为在行,他的厨艺和红酒知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与妻子在乡下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但当(妻子)爱琳要把一罐果酱拿上桌时,他“坚持要把果酱倒进盘子再体面地端上桌”,除此之外,他“讲究的礼数还真不少”,包括用家传的银器奉茶。1931年9月4日在肯特郡采摘啤酒花(打零工)时,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他在乡间听到了原以为差不多消失了的“同韵俚语”。凡此种种,即便他再怎么以苦行僧般的自我折磨来体验无产者的底层生活,但他从未丢弃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敏感。而真、善、美从来都是一体的,也正因此,他才能更敏锐的感知(并且同情)他人的苦难,正如人们常举的一个例子,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一书中,他曾写过一个在寒冷的冬天跪在屋外“用一根棍子在捅屋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的贫民窟姑娘,从她脸上,他看到“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并认识到“他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不会不一样,“她很清楚的知道她的遭遇是什么”。

      也正因此,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清醒洞察和本能反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审美上的、或者说是对于形式的敏感。在其1940年6月2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革命的爆发肯定会带来自由、平等等思想的广泛传播。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寡头政治的生长壮大,它和任何统治阶级一样,极力维护阶级特权。今早的《新闻纪事》报道称,苏联红军战士又开始对上级敬礼了。革命军队在开始时总是废除敬礼,这件小事也象征了整体形势。当然,这并不是说敬礼等仪式毫无必要。”日后他在《动物农场》中对于动物们赶走琼斯先生之后,口号慢慢从“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而“一头猪正站着用两条腿走路”所作的描写,显然来自于此。“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对于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寡头政治”的这句寓言式的总结,也显然来自他身上同时并存却自相矛盾的对于“礼数”的讲究和厌恶。

      前面提到,奥威尔认为“现代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毛姆,我极其钦佩毛姆“直截了当地讲故事而不加修饰的本领”。相对于毛姆擅长讲述别人的故事,奥威尔的大部分小说则总是带有不同程度的自传性,从《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到《让叶兰继续飞扬》、《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再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但他同样是直截了当地在讲自己的故事,以一种新闻报道般的冷静与手术刀式的精确,并因此被认为是“非虚构小说”的真正发明者。而正是通过这种充满自省的自我审视,才铺就了通往创作《动物农场》和《1984》之路。

      在我看来,《动物农场》与其说是一部通常认为的预言(和寓言)小说,毋宁说是一部推理小说。毕竟它开始创作于1943年11月,距离莫斯科审判已有一些年头,甚至连托洛茨基也已于1940年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去的杀手用冰镐凿开了脑袋。作为外部观察者,西方并非不能看穿斯大林统治的真相,只是奥威尔勇于“直截了当地”讲出来,虽然他并不曾踏足苏联——而不像罗曼·罗兰,即便到了苏联、发现那里并非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也不敢说出来,而自愿把《莫斯科日记》尘封50年。在罗曼·罗兰访苏的次年,纪德也应邀访问了苏联,他在《访苏归来》中直率地指出:“我不免怀疑,今天,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思想还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加低三下四,更加战战兢兢,更加俯首帖耳!”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所做的,其实只不过是“重建现场”。这部小说的情节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高度相符,并不是作者擅长未卜先知的“预言”,而是他具有善于捕捉蛛丝马迹的观察能力和无所畏惧的道德勇气。

      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1948年竣稿的《1984》(众所周知“84”是“48”的颠倒)才是他的洞见与想象力的真正体现。可以说,他之前的小说创作都是在为这部小说做准备。早在1941年,他就指出,“提到极权主义,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俄国、意大利,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文学和极权主义》)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他才杜撰出一个“老大哥”和“英社”领导的、使用“新话”的大洋国,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他写出来,恰是为了阻止人类社会滑向那样的未来。不过,即便如此,奥威尔仍然不是一位凭空而出的先知。被同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部,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都写在《1984》之前,小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而他读过这两部小说,并在1949年3月30日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这本书“揭示了乌托邦的超理性和享乐主义”,而且认为“《美丽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抄袭了这本书(即《我们》)”。因此,《1984》不能说是前无古人的,甚至在深度上也未必逾于前二者,虽然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语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前言)

      文学批评家D·麦卡锡评价奥威尔是“这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位重要作家之一”,相信这并非过誉。但是把奥威尔放在人类文学和良心的伟大传统中,我们应该愉快地承认,他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否则,我们人类的处境只会更加危险。恰如西蒙·黎斯在《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中所说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政治的发展和其间发生的事情会把奥威尔变成一个完全过时的作家,他的著作只是为了要满足一种特殊的历史好奇心才拿来参考一下。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是的,还有“老大哥”在看着我们,也还有许多人自愿非自愿地“喜欢老大哥”(to love Big Brother)。在今日世界,我们仍未完全免于滑向扎米亚京、小赫胥黎或奥威尔所描绘的危险未来的可能(它们各不相同却同样令人不寒而栗),因此,奥威尔仍不过时,为了不要“老大哥”,我们还是得读奥威尔。

                                                                     2016.10.10

参考书目:

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
《奥威尔日记》
《奥威尔信件集》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英国式谋杀的衰落》、《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让叶兰继续飞扬》、《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动物农场》、《1984》
扎米亚京:《我们》
A·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纪德:《访苏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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