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情事

一
一年一度的纽约时报十大好书出炉，奈保尔正传《世事如此》（The World Is What It Is）榜上有名。从时报网站闻讯之前两天，我正好读完这本书名也很奈保尔的奈保尔正传（书名来自他的小说《河湾》开篇名句：The world is what it is; men are nothing, who allow themselves to become nothing, have no place in it）。正传副题当然也不含糊：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 S. Naipaul。
只是，贤明读者看到“授权”（authorized）二字，切莫经验用事，以为又是隐恶扬善涂脂抹粉之类印刷垃圾。阁下要是老老实实读过奈保尔几本书，不论小说还是游记，就应该知道，奈保尔不吃这套，也不擅这套。再有，为奈保尔立传的这位老兄，年过不惑的英国作家派屈克•弗仑奇（Patrick French），他的前言写得也很清楚，自从接下这宗订单直到交货，奈保尔多次接受他的详尽访谈，但从未对弗仑奇发号施令，叫他这样不能写那样不得碰。另外，早在一九九三年，奈保尔就把自己所有文稿和书信（前后累计超过五万页），连同第一任妻子帕特（Pat）的日记等等，卖给美国俄克拉荷马一间大学保存。有奈保尔授权，这一大宗档案，弗仑奇不仅自由检索（包括不对公众开放的部分），也可自由引述。最后，正传杀青，奈保尔读完文稿，亦未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奈保尔是我的obsession，不光因为他的文学天赋和独到眼光，也因为他始终不离的主题我有切肤之感：孤独，焦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奈保尔所有作品，我读过大半，他不抱一厢情愿的美丽幻觉，不人云亦云欢呼天下大同世界是平的，他让你正视现实，虽然现实令人不安和痛苦，这些我也深有共鸣。
这本奈保尔正传到手之前不久，我读了美国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那本《维迪亚爵士的影子》（Sir Vidia’s Shadow）。索鲁说起他跟亦师亦友的奈保尔多年交往，文笔略显夸张（跨越五大洲超越三十年），但也是深入了解奈保尔的难得之作。然而读过正传我才明白，索鲁的叙事与评论，尽管依然不失钦仰，却有虚构并含小小报复（报复维迪亚爵士亦即奈保尔与他突然绝交）。不过，书中提到奈保尔参加威尔士某个文学节说的一段话，我却毫不怀疑真伪：“我觉得文学应该私下阅读。文学不是给年轻人的。文学是给老人，给经历丰富的人，给受伤的人，给受损的人，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给自己的经历找到共鸣，找到某种安慰。”多么偏狭，多么落伍，又是多么奈保尔！索鲁写道，那天的读者见面会，作家拉什迪也在。散场后，拉什迪一脸不屑，当然也不屑奈保尔这番话。可是，这个细节是真是假，我倒觉得不重要。
就像索鲁回忆录不止一次提到，奈保尔总是告诉他：“不要美化，要讲真话。” 派屈克•弗仑奇为这位不乏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立传，笔触冷静而不失同情，但也并未美化他的“客户”。奈保尔有名的臭脾气，他的精明，悭吝，自私，自恋，逆反，毫不妥协，难以相处，等等等等，书中都可读到。然而，奈保尔如果纯是如此恶人或顽童，他若没有写出这么多影响深远的小说和游记，他若不是二十世纪不可多得的文学大家，这本正传还有什么价值？就算传主直言不讳，就算立传者毫无偏袒，也不过心理异常行为怪异的公众人物自曝隐私，弄不好，传主还要被人讥为自我炒作，立传者还要落个替人张目的枪手恶名，这个世界不缺这样的调料笑料。《世事如此》问世以来，英美读书界好评虽多，但的确也有论者高举阴谋论大旗：七旬老翁奈保尔功成名就，他还嫌不够，还要搏出位，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留名万世。
我不觉得（读完正传方知，奈保尔试过几次撰写自传，但都无法继续，不单因为审视自己实在痛苦，也因为他不愿写本避重就轻之作）。就算是，那又如何？最起码，就文学生涯而言，即将谢幕的奈保尔，又献给世人一部难忘之作，虽然这次不是由他执笔。读完《世事如此》，我除了读到一个愣头愣脑的印度裔小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好不容易得了一笔奖学金，从加勒比海殖民小岛千里达（Trinidad），去到大英帝国的中心加入文明（I came to join civilization），最后成为影响深远的作家，我也读到一位真正视写作为生命的文学天才，只有投入写作才能得到安慰和升华。
很少有作家像奈保尔，为了写作勇往直前，不惜牺牲一切。这种热诚近乎疯狂近乎恶魔，远远超越世俗标准。然而，奈保尔要是留在缺少出路的殖民小岛，他再有天赋，也很有可能沦为被人讥笑的疯子，正如他前几年跟传记作者坦言，他会崩溃，他会疯掉，因为他当年所在的那个原始社会最擅阴谋诡计，而那不是他的特长。像奈保尔这样的才华与个性，也只有西方可以包容他，令他有机会崭露头角成为大家，令他找到真正读者，甚至被他的仰慕者（包括他的妻子和情人）宠得像个任性孩童，既让他的文学天赋，也让他的恶与善与美与顽皮尽情展露。他是令人爱恨交加的文学大家。若以街道师奶的眼光审视，若以阴谋论者的逻辑，他甚至可恨可鄙，根本不配做个丈夫，更不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如此结论当然痛快。但是，既然世事如此，还是回到世事本身吧，看看正传之中一大焦点：奈保尔如何跟激励他或宠坏他的两个女人纠缠。少了这两个女人，这本奈保尔正传必然黯淡无光。
二
奈保尔与第一任妻子帕特相遇，是在一九五二年初，他所在学院某出话剧表演的最后一夜。其时，两人都在牛津就读，都来自贫寒人家，都靠个人才智进到这所名校。帕特读历史，是牛津戏剧社成员，奈保尔念文学，来英国不到两年。那出话剧的海报是由奈保尔设计，相关宣传他亦帮手。正是那晚，他看到一位英国少女，纤弱可爱，手捧一迭节目单。他们先是闲聊，随后，他邀她茶叙。这一年，他俩十九岁，帕特比奈保尔稍长，但只大他十七天。
同年三月，她回伯明翰父母家休假，他给她写了有生以来第一封情书。他说他很想她，有时候，很奇怪，他似乎嗅到她的味道（他叫她别恼，因为那是好味道）。他也说起写信那晚，他想起她在学院的那间宿舍，没了她，就没了所有魅惑、温馨和安逸，等等。而因为这些，他是多么爱她！他说他没喝醉，就让他毫不英国，就让他在可笑的痴情之中沉迷吧：“我爱你，我亲爱的帕特，我的爱一天比一天强烈。”当然，这封情书，他没忘记请她阅后销毁。下学期，要是哪天她使性子，她或许语带嘲讽，把这封信读给他听。他想起这个就很讨厌：“写得真诚的男生，听起来通常很傻。”但是她的回复令他鼓舞，她说他第一封信令她兴奋无比，她很高兴他没自作聪明写得文艺。帕特的父亲在法律公司任职，反对女儿跟这个印度佬交往，但是假期结束之前，他俩电话往来，他甜言蜜语。
同年夏天，两人更为亲近。他在学院宿舍写信给她，说只有她才能拯救他。他那时非常孤独，缺钱，想家，也曾精神崩溃。假期来临，除了借住伦敦亲友家，他这个有色印度佬就算找到居处，跟上流然而清贫的英国人家同住，他亦局促不安。七月初，帕特又回伯明翰老家，在农场打短工，锄草，掘土豆。父亲继续阻止女儿跟印度佬见面。除了通信，他们只好约定有机会再聚。新学年开始，他写信说他的小说惨遭退稿，他怎样喝醉，怎样误闯陌生女人房间一头倒在人家床上。他说他从来不是醉鬼，可是进了牛津，他三个学期醉了六次，假期在农场夏令营，他天天都醉。他说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这些，但是除了她，他还能讲给谁听？
他们通信当然也谈文学，谈他的作家梦，谈他儿时怎样初识人世悲哀。她相信他的文学潜能，给他打气，她爱他，她不忍看他精神崩溃，他得自己寻找疗方。但是她不知道，夏天过后，他试过用煤气了结自己生命。有天，他穿上两年前那套出国西装，开了房内煤气。他躺在床上，打算玩一回俄国轮盘赌：煤气表是投币式，他只等煤气跑完。他要是活，他就活；他要是死，他就死。但是煤气跑完他还没死。他觉得这是预兆。之后，他强迫自己推迟自杀计划，因为死在那天没有意义。他晚年回忆：“我一天推一天，告诉自己：‘帕特下周要来看我。’”他再没试过自杀。
奈保尔家人发现他与帕特交往纯属偶然，她给他的一封信被学院误邮到千里达。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儿子写信回去，不满家人私拆信件，顺带解释帕特何许人也（当然，他们不赞成他将来娶个非印度女子）。他告诉家人，迄今为止，他俩关系虽然不是柏拉图式，但堪称贞洁。仅仅过了三天，他一脸尴尬去到药房买了避孕药膏：他俩不再贞洁。而之前，他是寡言处男，她是拘谨处女。据他晚年与传记作者谈话，他和帕特的性事起初并不成功，因为他俩笨手笨脚，她很紧张，他毫无经验，要么欠缺这类天份，不晓得如何令她放松，或许他不想让她放松。
第二年，他们书信往来不断（那是五十年代，没有手机、电邮和Instant Message）。尽管痛苦，她愿意放弃她的舞台梦（她想当演员），因为他说自己还是有些印度人，见她浓妆华服抛头露面，他害怕她不再是她，他害怕她离他而去（二零零一年，帕特早已过世，他痛悔不已，在笔记中写道：“我真希望我鼓励过她。太迟了，唉……）。他还是一边求学一边写作，他的短篇在BBC播出。临近毕业，他在英国的工作前景却很黯淡。她激励他，叫他不要懒散，静下心来写作。她也告诫他不能欠债，向他追讨他欠她的一英镑。他转弯抹角问她，她的信可不可以写得更亲密，他想她什么都写，他想知道她更多隐私，“就像现在，并非想吓人，我愿告诉你，尝你的嘴，摸你的乳房，是多么舒心，又是多么‘发狂’”。她的回复依然英国，讲她妹妹年幼淘气，把石头装进胸罩在家乱窜，但她不提胸罩，只说“我讨厌提及的那件衣服——我俩都讨厌这个名字”。她也说起孩子，他们的孩子将来应该如何如何（不幸的是，她后来不能生育）。她说她太爱他的纯洁与诚实，她想匍匐在他脚下。
三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奈保尔父亲去世（他视父亲为文学启蒙恩师，父子书信后来结集，名为Between Father and Son。根据《世事如此》注释，这本书信有所疏漏，即将面世的新版既有修订也有扩编），一家人的生活更拮据（七个兄弟姐妹，奈保尔排行第二）。这段时间，奈保尔的学业已近尾声，但他在英国依然找不到工作，他的哮喘也时有发作。他只好留在牛津，三心二意在读英国文学研究生，旁及西班牙文学。夏天，他得到殖民部一笔旅行资助，到西班牙做研究。他在马德里过圣诞，他写信告诉帕特，她是世上最好的女人，是他理想的妻子。在马德里，他给她买了一件和服，她一直留着（穿上这件和服，她觉得性感）。过了将近三十年，他到巴西去跟他的阿根廷情人约会，她的日记写道，他出门之前，他俩没有拥抱，她只碰了碰他的肩膀一侧。随后，奈保尔有位千里达老友来访，可怜的帕特穿上这件和服，但是那位老友一言不发，谢绝了她的引诱。
一九五四年，多少因为一位退休教授的种族偏见，奈保尔的研究生学业终止，但他还在牛津呆了一阵，在学院图书馆打杂。离开牛津，他又去伦敦亲友家的地下室暂住。他写信告诉母亲，他要是回到没有出路的千里达度过余生，他会死掉，但是英国充满种族歧视，他也不想呆下去。这一年，他到处托人找工作，包括想去印度，进BBC，到美国加入电视业，还向二十来家广告公司求职，但是一无所获。人家实话告诉他，他想做个广告人是在以头撞墙，因为他的姓名面孔和肤色都是问题。当然，他不得不考虑是否返回千里达，去母校做个教师，试着写一两本好小说。他也想过跟帕特住在一起埋头写作，虽然冒险，但他知道自己有这个天赋，他迟早都会成功。就他找不到工作这点，帕特的反应既实际亦天真：参加面试，他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衣着。
为了这个印度佬，帕特跟父亲终于摊牌。她写信告诉奈保尔，她绝对相信他终将大有作为，她也坚信他俩会是杰出一对。八月，伯明翰大学给她一份奖学金，她从家里搬到市郊与人合住。九月，靠牛津朋友帮忙，奈保尔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国立肖像馆（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整理资料。十一月，天气转冷，他的工作没了，只好去新闻电影院打发时间。帕特劝他回千里达碰碰运气，但他怒不可遏，因为他十二岁就发誓离开那里（他后来回忆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去，为他的国家效力，他说：“什么国家？种植园？你如何效力？”）。他告诉帕特，他的困境源于诸多历史因素：奴隶贩卖，废奴，英帝国主义，印度沦为殖民地，加勒比种植园需要廉价劳工，他的印度祖先因此移民，等等（谁能想到，随后五十多年，他当初这番话，几经变奏，几经升华，竟然成了他所有作品的主旋律）。只是，他跟她袒露的内心创痛，他后来再没公诸于众：“出去找份文职工作，你写道，还说，这些工作大把。我不愿让你吃惊……但是当权者觉得我的条件只配在厨房做搬运工，跟筑路工一起。我的外形别有宣示……这是我的错。我为什么不回我来的地方，不再令人讨厌？黑鬼应该明白他们的位置。”
这是最艰难的时刻。帕特比他乐观比他实际，要他立刻行动拯救自己，她觉得到了圣诞就有转机。她也向伯明翰协助加勒比新移民的人士咨询，还以他的名义给大公司写求职信，或是想在税务局给他找份文职工作，但是他太骄傲，他是作家奈保尔，他既不接受他所谓“伯明翰穷人守护者”的帮助，他也不是爬下香蕉船想进工厂打工的那帮人。但他觉得两年以前的精神危机又将来临。他甚至写信让她寄点钱，够他吃上两三天的伙食费。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帕特的乐观预计终于应验，他跟BBC一个文学节目“加勒比之声”签了合约，他的工作包括评论新出版的小说（譬如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细雪》：“毫无疑问值得称道。”），采访作家，主持讨论西印度群岛文学。二十五年后，在某出电视纪录片之中，奈保尔告诉他的恩人，慧眼独到的加勒比之声编辑，原籍爱尔兰的Henry Swanzy（来自加勒比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Derek Walcott，亦曾受过 Swanzy的恩惠）：“这份工作真的救了我的命。我那时多多少少活在绝望边缘。”
年底，他不再寄人篱下。他先是租了诺丁山一位巴巴多斯医生的房子（五十年代，有色外国佬在伦敦不易租到房子）。周末，帕特来伦敦帮他搬家，给他做饭。当他老了，回忆这段经历，他潸然泪下：“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有了一个类似家的所在。……那是令我非常非常感动的时刻，神圣的时刻。很美好。……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了一点支配。”几周以后，通过BBC门房介绍，他再次搬家，住进一室一厅带厨房的房子（浴室与人共享），因为他想“搬到更好的地方，你可以在那里打字，天花板更厚实，楼梯铺了地毯，房门可以上锁”。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半。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奈保尔和帕特结婚。双方家庭都不知道。他没给新娘准备结婚戒指，他晚年跟传记作者这样解释：“我对珠宝不感兴趣。我不觉得这很重要。我只是没钱。”帕特后来自己买了一个戒指，但很少戴。结了婚，她仍回伯明翰，继续研习历史和哲学，周末才来伦敦，来之前给他的信，常常开列购物清单，叮嘱生活小事。仿佛不详之兆，婚后不久，他竟然弄丢结婚证书。六月初，他坐在BBC一间工作室的打字机前，开写他的处女作《米格尔大街》（Miguel Street）。七月，帕特搬来伦敦，在London County Council做候补教师。千里达的家人风闻他们结婚，但要等到十月，奈保尔才写信向母亲坦白。帕特也把结婚一事告诉自己父母。这年圣诞，奈保尔应邀去伯明翰的岳父岳母家作客。那时，他已收到出版社预付的部分稿费，他的文学生涯跨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四
早在二零零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奈保尔就公开承认自己曾与妓女上床。一九九四年，他接受纽约客杂志访谈，形容自己是个大嫖客（So I became a great prostitute man），但也承认跟妓女做爱不得真正满足。他和帕特都在保守压抑的环境之下长大，她耻于提及胸罩一词，他觉得射精这个概念荒诞。据他前几年自白，他和帕特去看电影，银幕上不论出现何种亲密场景，他都受不了。他会眼光低垂，要她等银幕男女接完吻再告诉他，因为接吻很私密，为什么要请他来旁观（有趣的是，J. M. Coetzee的自传小说Boyhood也有类似场面：当电影中男女接吻，小提琴低回如诉，小说主人公就在座位上局促不安）。他和帕特的性爱不算圆满，但他羞于跟她讨论（要等晚年，他才对传记作者坦白，他知道他跟帕特在这方面有问题，他不知道怎样吸引、挑逗和满足女人，没人教过他，他要很久以后才明白，就像一位的士司机偶然告诉他：永远要先让女人满足）。一九五八年夏天，他开始去找妓女。帕特上班了，他在报上找出妓女电话号码，下午就去拜访。他不常去，因为他没钱。虽然不得真正满足，但有时候，他几乎心怀感激，因为她们帮了他，他多少得到满足和安慰。他那时为什么不来一场婚外恋？他没时间，没这天份，他不懂。他只有一次还算正常的尝试，他在BBC遇到一位中年的加拿大女作家，但是他的床上表现令他羞愧，令他更为苦恼。
套句中国流行语，奈保尔公开承认嫖妓，后果很严重，不过这是后话。《米格尔大街》之后，他佳作不断，包括已成经典的长篇《毕士华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笔触辛辣的印度游记《暗黑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但他依然居无定所，经济困窘（为了养家，帕特还得工作，后来才不教书，跟随丈夫前往加勒比和印度等地旅行）。在亲朋眼中，帕特温和，友善，羞怯，做得一手好菜；奈保尔脾气暴躁，常常需要帕特母亲般的安慰。正如《世事如此》还有索鲁回忆录所论，这对性情迥异的夫妻，结婚四十余年不曾分手，很大程度，在于他们相互依赖，在于帕特无私奉献，她对丈夫的爱甚至崇拜（崇拜他的文学天赋），在于奈保尔后来虽有新欢，但他离不开帕特，不只在生活上依赖她，更在创作上需要她，因为他相信帕特的文学鉴赏力，他需要她的协助（一九七七年，奈保尔准备开写《河湾》。之前两年，他跟情人玛格丽特（Margret）到处旅行，跟帕特很少碰面，但是这次，他要帕特从伦敦的公寓回到Wiltshire的乡间住所，他说她不在场，这本书就无法继续。仿佛着了魔，她真的回来陪他。这是她的命，她的选择，她的牺牲。不单如此，她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河湾》的创作艰辛。或许，这是文学史上最无私最动人的记录之一）。
他在性爱方面真正得到满足，亦令他的写作气象一新，要到一九七二年四月，他去阿根廷，为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写关于阿国政局的文章，他与有夫之妇玛格丽特相识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在波赫士（Borges）助手Norman的公寓初识（奈保尔很坦率，告诉Norman他和帕特分床，他写完一本书就去找妓女，他的婚姻有问题）。玛格丽特是欧洲血统（父亲苏格兰人，母亲为英国、匈牙利及荷兰混血儿），时年三十（小他十岁，个子比他稍高），漂亮，迷人，结婚十一载，育有三子，但已换过几个情人。他对她一见钟情，虽然不知怎样示爱（据Norman回忆，起初，玛格丽特对肤色黝黑的奈保尔根本不感冒，她只对畅销书作家有兴趣），但有Norman牵线，这段延续二十四年的婚外情就此开始。他跟玛格丽特相识那天，帕特正在千里达跟婆婆一起，她给他写信，要他照顾好自己，注意这样小心那样，每天抽点时间放松。
他跟玛格丽特的关系不同寻常，如他多年以后自白，他后来所有作品，不再像从前那样枯涩，某种意义上，都与玛格丽特有关。玛格丽特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他俩一个喜欢施虐，一个喜欢受虐，无论肉体还是精神。她对他既爱又恨，愿意做他的奴隶，不惜抛下丈夫和三个孩子，而她给他自信和力量（虽然玛格丽特始终没能为他生个孩子，但因为有她，他才知道他并非不育），令他在文学道路上勇往直前。但是他亦清楚，他和玛格丽特彼此迷恋不是因为心智（如他所说：It was not a meeting of minds），否则他真有可能离开帕特。随后几年，他和情人满世界约会：欧洲，南美，千里达，为了去阿根廷见她，他甚至绕道新西兰。他不常写信或寄书给她，但她书信不断（有的他甚至拆都没拆开），包括寄上自己的性感照片。她连篇累牍（文法时常令他发噱），爱怨交加，不乏挑逗之辞，譬如上街吃到圆锥雪糕，有趣得就像阴茎，还说为想起他，她有意选了巧克力色（她后来有封信，果然用深褐色墨笔，画了一个实物大小的penis，戴着太阳镜，扣了一顶莱檬绿牛仔帽）。她也给他寄Ravi Shankar演奏录音，故意逗他，说他又黑又丑。她恼他不理不睬，说她有的是机会，他不过找到一个女人更愿接受他的伤害，他得到他想要的：家里有个妈妈，南美有个婊子。
一九七三年十月，奈保尔从乌拉圭回到Wiltshire，准备开写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小说《游击队员》（Guerrillas）。他向帕特坦白了他跟玛格丽特的私情。帕特没有离开他，只是短暂逃到他俩刚在伦敦买的狭小公寓，随后又回Wiltshire。根据帕特日记，虽然痛苦（她现在经常依赖药物镇静），但她决定保持沉默。没了身为女人的自信（不能生育，丈夫又有外遇），她更内向、自责和屈从，而他既折磨她又需要她（他晚年承认，他得到解放，而她却被毁了）。他甚至想以恶言恶语让她主动消失，如她的日记所记：他说她没才华，说她不像作家妻子更像职员老婆。就像后来记录《河湾》，她也记录那个漫长冬天，《游击队员》的创作艰辛。他俩都活在这本充满暴虐的小说之中，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他看重我的意见，我的赞许就跟Francis一样重要（笔者注：Francis是出版社编辑）”。她的日记从未提到玛格丽特的名字，最多“那个女人”，“他的朋友”，“她”，“那个人”。他推心置腹，仿佛帕特不是妻子而是挚友，跟她讲起那个女人（他决定还去找她）。他想在这本书中描写性虐，可他很紧张，总在绕圈子。等他写完读给她听，她吓着了，想要离开狭小憋闷的房间。但是他俩的性爱死灰复燃，她穿上他从前给她买的日本和服，“我们做爱，更大胆，更亲密。薄暮降临。房间很冷”。她在日记中用起首字母写下一串密语“H h n d t w h”。根据传记作者推测，应是“He has never done this with her”（他从未跟她做过这个）。
五
随后二十多年，奈保尔与两个女人若即若离，既抛不下玛格丽特，也放不开帕特。一九七四年秋，玛格丽特为来英国见他，不惜跟一位阿根廷银行家辗转欧洲几国。等他察觉，她甚至告诉他，只要能来见他，她情愿跟那个银行家睡上一百次。他极度沮丧，对她动粗，用他的话说，两天下来，他的手都肿了，她那张脸根本不敢见人（他后来坦白，他恨自己如此举动，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文化烙印）。但她毫不介意，因为那是他对她的激情。等玛格丽特的姐姐把妹妹救出Wiltshire，他打电话给帕特。根据帕特日记，他说他非常糟糕，要她从伦敦回来。他浑身颤抖，给她说起发生的一切。可是帕特最后写道：“I love him – at last.”她最终还是爱他。难以置信？然而世事如此。恰如他们一位朋友接受正传作者采访所说，帕特愿意为他做一切，她就像纳博科夫的妻子，绝对相信丈夫的天才（帕特后来的日记提到他，的确以“the Genius”一词替代他的名字），为了让丈夫的才华充分发挥，她愿意献出所有，她对他的期盼甚至多过他对自己的期盼。
最佳范例，还是前面提到的《河湾》。这本关于非洲的杰作，历史、现实、政治、种族与个人命运交织，充满不幸言中的先见之明，可谓奈保尔的最好作品之一。只有通过帕特的日记，读者才能窥见《河湾》背后，那段超乎寻常的焦虑、安宁和自我牺牲。这段时间，他俩多有恩爱，去河边散步，到伦敦看布努埃尔一出电影（他正打算描写小说主人公Salim跟情人Yvette的暴力场景，这部电影令他有所启发，但素材来自他对玛格丽特的施暴）。然而奈保尔依然喜怒无常，动辄因为小事怪罪帕特，她的反应则是更多自责。她照顾他的起居，必要时候记下他的口述（《河湾》的结尾乃是脱口而成，其后少有更改）。这就是她笔下的奈保尔：写到性，他要她让他独处，否则他会尴尬。凌晨一点，她服了镇静药已经入眠，他把她叫醒。她给他煮麦片粥，笔录他的口述。他们就此争论一番，然后他再看一遍，重新口述。过了三点，两人才回复平静各自上床。“当他思考和口述的时候，他多半闭着两眼，他的表情大概变了三次，就像天气一样。一开始，他全神贯注，专心致志，眉头紧锁。讲到一半，他的脸很安详。最后，则是相当坚定而且有力……作家过的是可怕的生活，他说，然后很是惬意”。
七十年代末，奈保尔换了出版商。随后，他收入激增，声名日盛，并在Wiltshire买下一所荒废农舍Dairy Cottage，经过改装，终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迁入新居。年过四十的玛格丽特，依然随他前往非洲美国等地，但是两人关系不比从前，更多龃龉怨怼。帕特的不幸雪上加霜，她想重返教业，或是当个自由记者，然而都不如意（据友人回忆，帕特提起笔来过于精细，她更适合研究工作。除了协助丈夫，帕特还应Harold Pinter的夫人Antonia之邀，去伦敦图书馆为Antonia将要撰写的专著Love Letters搜集资料）。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奈保尔不曾旅行，除了偶尔款待到访友人，多数时间，他和帕特呆在Dairy Cottage。这段时期，帕特试图撰写自传，在日记中断续回顾她的一生。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有机会到很多地方旅行，跟某人朝夕相处，“为了方便，我将称他为天才”。这个天才可以从事她渴望的写作，而且写得很出色。可是他的个性令她无所适从。他并非大男子主义，但她想什么他无所谓。他与人交谈很坦率很有趣甚至肆无忌惮，他有同情心，但他从不交换意见。他看很多事情都很鲜明，虽然不至极端，她也受其影响。她质疑自己有没有见解，她觉得自己无力申辩。曾在奈保尔家作客的印度友人回忆，帕特对丈夫很尊敬，她敬畏他，就像一个为了丈夫牺牲自己的印度妻子，而且比多数印度妻子还要印度。
六
一九八九年，奈保尔夫妇从印度回来不久，帕特知道自己得了乳癌。手术虽然顺利，但她少了右边乳房。随后几年，病情没有恶化。就像帕特日记从不提及玛格丽特的名字，“癌症”一词从未在她日记中出现。一九九四年，奈保尔接受纽约客杂志访谈，提到从前嫖妓一事，成为不少媒体的头条新闻。帕特从不知道丈夫跟妓女上床，她不听他的劝阻，偷偷读了报纸。之后不久，她旧病复发，再没好转迹象。奈保尔终将因为这番自私言语负罪余生：“她受尽折磨。可以说是我杀了她。可以这样说。我多少觉得是这样。”
现在，除了旅行，他跟玛格丽特很少见面。一九九五年七月，奈保尔前往印度尼西亚，为新书Beyond Belief搜集素材。两年后，他的一则笔记，记录了他跟帕特道别的情景：他在伦敦机场跟她拥抱，很多年来第一次。她倒进他怀中，他感觉得到，她病得有多重。后来，她打电话给航空公司，问飞机是否抵达，但是航班延迟了。等他到了雅加达，他和帕特终于通上电话，两人满是旧日情爱，虽然另一个女人很快又将从阿根廷飞来跟他相会。
两周之后，帕特住进医院。奈保尔还在印度尼西亚，他给她发了传真。这么多年过去，他对她的爱再度复活，他向她表达“tremendous and enduring love”，“I love you six”（这是他俩从前爱开的玩笑）。他说他很伤心，请她告诉他，她觉得他能做些什么，“With v. great love and gratitude for all that you are. V. SIX”。但是帕特让他继续他的工作。他接着旅行，告诉她写作素材正在成形。帕特的日记写道：“这份传真显然令我感动。我读了就像闪电。它满足一切需要。你问你能做什么，这就是你能做的。”
奈保尔与帕特的旧情复燃，但是玛格丽特还在身边，他心怀愧疚。某天，他在雅加达的酒店给还在医院的帕特打电话，玛格丽特在一旁冷言冷语：“嗯，几乎就像旧情人一样。”他极为愤怒，虽然这次他表面平静，但已开始排斥相随多年的情人：就算帕特病逝，他也不会娶玛格丽特为妻。他很清楚这对玛格丽特不公平，但他没有选择，用他的话说：“我无能为力……我跟玛格丽特在一起，直至她人到中年，几乎是个老妇。”
印度尼西亚之后，奈保尔要去伊朗和巴基斯坦，他请玛格丽特跟他同行，但是后者拒绝，说她从不喜欢巴基斯坦人。他只好独自上路。仿佛天意，十月二十六日，在拉合尔美国总领事官邸某个聚会，奈保尔跟四十二岁的巴基斯坦女记者Nadira初识。随后两周，他们见面九次。她跟他讲她的故事，在那样的社会之中，一个职业女性的艰辛与坚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从不愿意吐露心声的作家，终于向Nadira倾诉，讲起帕特和玛格丽特，还有他的家庭。他告诉她，他的妻子就要死了，而他也无法让情妇如愿。他说他不该娶帕特为妻，但是帕特对他是个巨大支持。他在性方面不快乐，可是玛格丽特改变了一切，虽然他跟玛格丽特走到末路，但因为便利，他还得走下去。他也告诉Nadira，他对帕特很生气，因为她要死了，因为她死得不够快（他想继续生活）。用Nadira的话说，他的妻子即将死去，他只能用生气来应对。他无法应付伤心、痛苦和坏消息：他会一枪干掉前来报信的使者。
Nadira帮他安排他的巴基斯坦行程。她带他去Bahawalpur，他俩望着月光下的沙漠，他告诉她：“我从未想要孩子，但我要是想要，我想让你做他们的母亲。”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卡拉奇，Nadira去朋友家参加一个感恩节派对，凌晨三点左右，电话响了，他要她马上去他所在酒店，他想跟她谈谈，但她只同意早上八点半再见。等到见面，奈保尔还穿着昨晚的衣服，头发蓬乱，表情狂野，问她愿不愿意有天成为奈保尔夫人。她没马上同意，但是那晚她和他一起。电话响了，她接的电话。帕特在那边，问丈夫接电话的是否玛格丽特，他说不是，是另一个人。
圣诞之前，奈保尔从马来西亚回到Dairy Cottage，帕特已病入膏肓。这年初，帕特剩下的那只乳房又经手术，还有脖子和腋部化疗，但她后来拒绝继续治疗，她在电话中告诉奈保尔的妹夫：“我为什么得活？”过了新年，他又飞往巴基斯坦，不仅为了他的书，也为了Nadira。这期间，他跟玛格丽特通过几次电话，但是他没跟她提到Nadira。一月十九日，他回到英国。之前几周，帕特告诉友人，她的日子所剩无几，他在巴基斯坦又有新欢，他想跟这个女人共度余生，她并且暗示，她一旦死了，他们就会好过一些。
一月底，帕特的病情急转直下，医生告诉奈保尔，她有肝癌，活不了几天。她躺在Dairy Cottage，由兼职女管家照顾（后来又多请一位护士玛丽），除了服用镇痛药，有时也写点日记，多为三言两语。要是天气好，她会下楼跟奈保尔聊天。她说她喜欢非洲，喜欢印度，喜欢加勒比，喜欢他的家人。哪怕最后几天，他还在给她念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笔记，他念得太久，直到她痛得叫唤，他才停下来。她继续给他意见，好的建议，当然是跟文学有关。一月三十日，奈保尔开始写日记：“她的记忆减退。病榻前的书（洛克，Ibn Battuta游记）。”她问他：“你怎么样？还好吧？在工作吧？”听他说是，她一脸微笑，面容美好。他也问她感觉如何，问她是否满意，她说是。他又问她一生是否快乐，她没直接回答：“或许是我的错。”他给她读狄更斯的Nicholas Nickleby和The Pickwick Papers，他俩二十二岁那阵，他哮喘发作，她曾读给他听。“当我安顿她睡觉，她吻了我。她搂着我吻我。她二十多年没这样了”。他告诉她，他在巴基斯坦遇到Nadira，但没提到婚事。
帕特去世前一天早晨，他想帮她起身梳洗，但她太痛动不了。玛丽来帮忙。回到床上，她的脚还是湿的。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她说：“维迪亚，你犯了一个错误。维迪亚，你犯了一个错误。”“我总是犯错。”他哭了。她微笑，用手摸他的脸鼓励他。那晚，帕特陷入昏迷。第二天早晨，一九九六年二月三日，将近七点， 帕特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三岁。玛丽来叫他，把他领进帕特的房间：“她的手又冷又湿。死亡降临。她的脸变形得厉害。难以忍受……玛丽问我要不要跟她独处。我不要……”
帕特的葬礼（火化）定在二月八日上午。总共十来人参加，没有音乐，没有朗诵，没有致辞。用奈保尔的话，那是帕特的愿望，她喜欢简朴。第二天，Dairy Cottage迎来一位新人：Nadira。四月十五日，他俩正式结婚。远在南美的玛格丽特从报上得知，既不意外但又痛苦，而她的家人很愤怒。但是最后，通过奈保尔的出版经纪，她得到一笔钱。根据正传作者叙述，即使过了十年，玛格丽特依然写道，她跟他在一起那些年，是她一生最可怕也最美好的岁月，他教给她一切，无论精神还是肉体。
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半，奈保尔和Nadira坐上的士，出外抛撒帕特的骨灰。七十年代初，他的布克奖小说In a Free State创作期间，他和帕特午后常去散步，在某处弯道，他俩看到狐狸，帕特希望她的骨灰就撒在这里。他们先去殡仪商那里取骨灰，Nadira捧出一个灰色塑料袋，她摘下头巾盖在上面，开始祈祷，他哭了一阵。他想把骨灰放在汽车后面的行李箱内（他讨厌任何令他不快的东西，他受不了刺激），但是Nadira很愤怒：“你不能把她放进行李箱。”然后，他们开车向北（Nadira把骨灰瓮放在膝上），出了Wiltshire。走了一阵，他记不清路了，他又开始哭，想回家，改天再来。但他们总算找到地方，一条崎岖小路，两旁都是枯叶。那天落雨，路很滑。Nadira走在前面，走到几株山毛榉下，打开骨灰瓮，任灰色塑料袋飘落地上，开始抛撒帕特的骨灰。奈保尔的笔记写道：“我摘下帽子，哭泣，感激而且高兴她能为我做这件事。骨灰扬起少许烟尘。”接着，Nadira独自走进树林，为第一任奈保尔夫人诵念一则穆斯林祷文。等她走出树林，她的丈夫靠在车旁，泪流满面，不能言语。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