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光,东方的影(for 《文汇笔会》)

至秦 2016-10-17 09:16:00

 来到爱荷华城后,每天都震撼于此处日落的美。我很难找到确切的词汇来形容眼前日落的盛况,因为猛然发现自己的中国经验完全无法适用。

在国内,日落固然也美,但却是不同的美,会看到一枚咸鸭蛋般的夕阳缓缓落下,落下后,天边飘荡着她绛紫色的襟带。爱荷华的日落很晚,夏天的夕阳要到晚上八点才开始依依不舍地退场,秋天虽早一些,但也得到七点半才见暮色。并且,日落最初昭示她的存在并非以溏心蛋那样的形状,她早已落到地平线以下,你看到的是整片天空的万道光芒,所有的云朵都是金色的,大块大块的金色,奔腾,立体,连绵不绝,充满力量,叫我联想起文艺复兴风格教堂的镀金浮雕——是的,我痴痴地望着这金灿灿的天空,有一瞬间简直觉得将有胖嘟嘟的小天使从云朵背后探出脑袋来。

我总觉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夕阳美景在东西方文化中激起的回响也完全不同。在东方的文化中,日落总使人遗憾,如李商隐那句连小孩都能背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或者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啊,你眼睁睁看着那红彤彤的太阳就这么沉下去了,你想留也留不住。然而,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中,日落和愁思之间从没有过什么密切的关联。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日落大道,更多是为定格日落时分的美景而非凝固内心的感伤。小时候读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契尔的《飘》,包括后来观看以此为蓝本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我一直有个困惑:斯嘉丽在失去女儿邦尼,在丈夫瑞德也离开自己之后,究竟是哪里来的勇气,可以独自站上荒原,面对夕阳,说出那句著名的“明天,又是一天”?

上周五偶然的一趟回家经历让我似乎寻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在克林顿街等校车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眼见着晕染整片天空的耀人金色渐渐被殷红取代,然而,当我乘坐校车再耗费半小时光景回到位于西校区的宿舍时,刚下车的我竟然发现:即便黑夜已然降临,那地平线仍是一道炫目的金光,我甚至起了个天真的念头,只要我一路向西,或许我永远能看到一道金色的地平线。我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美国的日落所释放的信号,是温暖,是希望,是永恒的光芒。怪不得美国诗人桑德堡会写:“我告诉你这世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充满明天的海洋,/一个充满明天的天空,/我们在日落时说,/明天又是一天。”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文化,我跟随一位天主教徒艾瓦女士重新学习《圣经》,从头学起。研读《创世记》的时候,艾瓦问我一个问题:“上帝要到第四天才创造出太阳、月亮和星辰,你觉得第一天上帝创造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艾瓦说她的脑海中有这样一幅图景,上帝打开了天堂入口的一扇门,让原本属于天堂的光芒倾泻下来,照亮人间。我们当然很容易找到这种解释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上帝第二天才创造天堂,远在创造光之后。但我和很多美国人聊起《创世记》,聊起光,发现很多人脑海中上帝创造光的图景和艾瓦描绘的惊人地一致。

光这个意象,在西方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其英译就是“点亮(enlightenment)”。光与黑暗的分界也是文明与愚昧的划分,甚至可以这么说,光早已决定了西方人眼中的美学标准。

西方人理想的家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玻璃窗要擦得通透,让阳光能够完完全全地照进来,客厅里设有壁炉,不仅是为了冬日取暖,也是漫漫长夜光芒的所在。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这里的公园是成片成片的草地,你会看到欧美人在草地上或坐或躺或野餐,尽情享受阳光的滋养。

常常是在这种时候,我会感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竟是这么不同!中国人为世界文明贡献了诸多发明,然而玻璃这东西恰恰不是我们发明的,甚至也不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中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或者可以这么说,玻璃这东西应该是被我们的美学所排斥的——太通透,让所有东西一览无余,还有什么意思呢?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其随笔名篇《阴翳礼赞》中谈到,他装修房子的时候很苦闷,他讨厌玻璃,他倾心的是糊在日式拉门和窗棂上的纸,可最后,出于安全和应用方便的考虑,他还是在里层糊纸之余,于外层安装了玻璃,结果大煞风景。确实,在传统的东方,纸才是符合我们生活趣味的发明,它让明烈的阳光减去锐利的锋芒,又让门窗上精心设计的寿字阑干以一种柔和的形态投影在地上。如果说西方人爱的是光,那我们东方人确实更爱阴翳。

谷崎笔下对日本茅厕的描绘是我所见过的描绘厕所的最动人的文字,“这种厕所与正房相脱离,建造在绿叶芬芳、青苔幽香的树荫里,通过回廊走过去,在薄暗中,一边欣赏那微微透明的纸窗的反射光线,一边耽于冥想,又可眺望窗外庭园景色,这种悠悠情趣,难于言喻。”除开厕所外,如果你醉心于中国的园林,那你恐怕要觉得西方的公园多少是缺乏诗意的。我们的美源于一个“遮”字,芳草古木要用小桥流水或亭台楼阁掩去一部分,若隐若现,如此,才有了移步换景,才有了曲径通幽。

不仅如此,即便是文艺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于女性美的感知,西方和东方也迥然相异。

无论是文艺复兴的画作,还是之后的印象派,西方人眼中女性的美很大程度上由光展现,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德加画中的芭蕾女孩,画家都用心将光引到画上,照亮女性。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呈现艾玛的美,也用了相仿的方式:

“在一个解冻的日子,院子里的树皮渗水了;房顶上的雪也融化了。她站在门槛上,把阳伞拿来,并且撑开。阳伞是闪色绸子的,阳光可以透过,闪烁的反光照亮了她面部白净的皮肤。天气乍暖,她在伞下微笑,听得见水珠点点滴滴落在绷紧了的波纹绸伞上。”

艾玛明净的肤色是需要通过透过绸伞的阳光来确认的,在西方人的心中,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光,所以人们才可以看见。

同样是女性的美,在东方的文艺作品中则更多借助被遮掩的部分来显现,似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中国古典戏剧舞台上女性角色手中的扇子,偶尔甩起的长长的水袖,常常遮去容貌的一部分,反而使这一部分脱离现实的桎梏,成为想象的对象,任凭各人天马行空的揣想为其填上无穷的魅力。日本文坛巨匠川端康成的作品《雪国》中,一样是描摹光影下的女性,他却洋溢着东方的情致,自与福楼拜不同:

“(姑娘)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分,遮住了窗外的暮景,然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像是透明的,是不是真的透明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的脸的前面流过,定睛一看,却又扑朔迷离,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反光没有了,这使岛村看入了神,他浅浅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川端呈现的是阴翳中似幻似真的少女驹子的面庞,正是因为模糊不清,才成为想象的对象,成为情感的对象。最后真作假时假亦真,表面上窗玻璃映出的驹子的脸庞是虚像,但这一刻却是唯独属于岛村的对驹子的“看见”,没有别人可以拥有这样一个驹子。

再说了,在东方人眼里,直视美女的面庞实在于礼不合,王子服在上元灯会不小心看婴宁看出了神,换来一句“个儿郎目灼灼似贼”,可见君子不为也。所以那女性的美常常只能在匆匆一瞥中捕捉到一个点滴,一个点滴就已经足够唤醒所有的感官细胞了。譬如《雪国》中,岛村最初看到驹子的容貌,是车窗反光映出的她的一只眼睛,是的,只看到一只眼睛,听起来很有几分惊悚的气息,但实在是东方男性捕捉到女性之美再平常不过的角度,不经意的意外收获,内心窃喜,仿佛还在梦中。又如周作人写《初恋》,他印象中也不曾认真端详过三姑娘的全貌,却清晰记得她有一双“尖小的脚”,怀里抱着一只名叫“三花”的大猫,因为三姑娘常抱着“三花”来看他写字,他低着头,自然也就只能瞥见她的脚了。

我固然能感到西方的光芒对人的感召和鼓舞,但更喜欢东方人和阴翳玩的游戏,东方强于感官,而西方胜于逻辑,各有所长,但我们似乎却不认为“强于感官”是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而今的我们还剩下多少阴翳可言呢?我们的公寓、大厦也都安上了玻璃,厕所铺上白色的瓷砖,宛然脱胎成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我们也都熟练掌握了西方的礼仪,说话时要和对方保持眼神的交流以示尊重——连对方的脸上有几颗雀斑也能清晰数出的时候,留给美的想象空间,是否还存在呢?

本文刊于2016年10月14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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