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米沃什对谈陀思妥耶夫斯基

泅渡 2016-09-27 13:35:10
1983年冬季学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密歇根大学担任了六周客座教授。除了读诗和公共演说外,他还讲授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研究和波兰现代诗歌的课程。卡尔•普勒弗,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与米沃什一起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为行文方便,以“米”指代米沃什,“普”指代普勒弗, “陀氏”指代陀思妥耶夫斯基。

普:1917年以前,《地下室手记》在俄国尚未广泛流传。目前在陀氏全集中,这本书已有三种版本,但很难在苏联买到,除非花大价钱。而在美国,各种版本随处可见。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米:首先,这是一本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车尔尼雪夫斯基属于19世纪的进步阵营。想一想他的《怎么办》对列宁的影响吧。这本讽刺作品,对苏维埃体制的神圣起源极尽嘲弄,定然不会讨克里姆林宫的喜欢。这可能是一种原因。

普:确实是这样。当初我大学毕业后去莫斯科,在列宁图书馆楼顶,望见一排排俄国所有伟大作家的雕像: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让我惊奇不已,但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那都是斯大林时期的雕像。

米:可我深深怀疑,尽管《地下室手记》传布甚广,陀氏在美国是否得到了很好理解。在讲授陀氏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乏力,难以将他置于19世纪的俄国历史背景。我觉得,在美国陀氏首先被视为一位心理学家。学生们能很好地分析他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可一涉及他的风格史、其对俄国历史的关切、政治宗教思想,他们就难以理解了,因为他们的总体历史感很弱。

普:所以你在这里才挑选《群魔》来重点讲授?

米:对,我选了这一部,可我不知到底能传达多少。当你一打开《群魔》,第一章就是关于百年俄国生活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容,这儿的学生很难掌握。因此我认为有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对俄国人而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对每个人而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普:我认为有一个对每个人而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这样一位作家,每个人都能以他的作品来印证自己的观念。我以前买过美国一家制药公司推出的套装产品,里面有一个设计精致的小包,包里装着:一本廉价的《罪与罚》平装书;一盒录音带,录的是一个精神病学带头人和一个澳洲人从精神病理学方面对《罪与罚》的讨论;其他小册子,比如《拉斯科尔尼科夫与其妹妹》、《乱伦主题》、《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病》,这些都有什么目的呢?还有该制药公司为各种药品做的广告,可治疗类似《罪与罚》中的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

米:真是疯了。但这也证实了我刚才所说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痴迷。当然,陀氏肯定会感到沮丧,因为他说过“我不是心理学家,我是现实主义者”。

普:俄国作家们无不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真是大谬不然。当然,不只俄国作家这样。

米:最重要的是,他关心历史。拉斯科尔尼科夫不能被抽离出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语境。陀氏生于拿破仑战败后的1821年,正值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时代。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去选择宗教和政治权威而是选择诉诸暴力,是背叛了人民。他们肇始于1848年那一代,以《群魔》中的斯捷凡为代表,结束于精英群体的虚无主义,以基里洛夫、希加罗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为代表。这些人厌憎东正教及教众,厌憎农民阶级。陀氏对俄国的未来深感恐惧。他的恐惧,一如尼采的恐惧,带有启示录般的预感———将有大事发生。知识分子们无力阻止这大变动,反而通过策划阴谋来促其实现。

普:你认为他是个伟大先知吗?《群魔》是不是因其预言才特别吸引你?

米:是的。俄国人很快就感觉到了《群魔》先知般的力量,首先见于《路标》中的文章。革命后连共产主义者都对《群魔》赞赏有加,却不知道他们自己正是陀氏竭力驱除的群魔。

普:事实上《群魔》,除了那短暂的革命后时期,也是一本未能在苏联出版的书。在后斯大林时代,尽管他们发行了十卷本陀氏文集,却依旧为是否收录《地下室手记》和《群魔》而苦恼不已。从1972年开始,他们就着手做陀氏全集,如今11年过去了,他们的工作仍没完成。因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编辑原因,这项工作常遭搁浅。围绕陀氏坚定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幕后的编辑们论战不休。他的观点一目了然,比如他曾说“共产主义者是傻子和白痴,将死于灾难”,很难将其另作别的解释。我怀疑,他的全部书信未得出版,正是由于他的异端立场。他的这些作品在波兰出版了吗?它们出版的情况怎样?

米: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不读波兰文译本,我读的是俄文与英文译本。我有一本很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波兰文译本。我知道,《群魔》在波兰很受欢迎。

普:回到“作为先知的陀氏”主题。你何以认为《群魔》具有先知的洞见?是否考虑到希加罗夫和革命的心理学?

米:对。希加罗夫是个阴郁、精神错乱的人物形象,他没有家没有爱,是个自由的涅恰耶夫式革命者。陀氏相信,人必须拜伏于某物,因为人无法承受自身的重负。此即斯塔夫罗金的重负,他的名字源自“十字架”的希腊语 “σταυρός”.他想寻找一个值得承担的重负,却未能找到。陀氏不相信知识分子鼓吹的以“人民意志”取代上帝,他看到那些捍卫人民的人,寻求的只是暴力和施行暴力的理由。陀氏害怕俄国沦为像美国———一切邪恶的化身———那样的国家(沙托夫和基里洛夫都曾在美国近距离观察“最悲惨的社会状况”)。但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个晦暗的预言。斯捷凡是群魔之父,却又是小丑和恶棍,他热爱艺术。他及其学生身上有很多滑稽可笑之处。美国的学生对此困惑不解:一个保守派作家竟能写出讽刺作品。

普:你也许是对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位保守派作家写出了一篇很好的讽刺作品。

米:此外我感到,正因陀氏是保守派,正因他如此担忧俄国的未来,他才有了一双洞幽烛微的眼睛。要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之危险,必须有一个更加辩证的头脑。

普:确实,我还从没这样考虑过。今天我仔细查阅陀氏的日记和笔记,惊奇地发现他的一些观念与总统里根相似,比如在军事领域。很长一段时期,他撰写有关军队和加强军力的文章。自由派曾提议裁军五万人,将节省的经费退还人民。而陀氏坚决反对裁军,若裁军,节省的经费将流入自由派的腰包,而老百姓连一个子儿也见不到。他喋喋不休地反对裁减军事预算。

米:他还想建立铁路网用于军事目的。

普:他是个优秀的保守派作家。我的多数学生,对陀氏无比叹服,这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才18岁左右年纪。当我指出他的错误、愚蠢、自相矛盾的政治观点时,学生们时常会感到忐忑不安。几年前,我读到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犹太人》的新书,深感震惊。我早就知道陀氏是个反犹主义者,苏联删除了其著作中的反犹言论及词句。此书作者大卫•戈尔德斯坦,通览了陀氏的论辩及艺术著作,将其与当时的反犹主义小册子作对比。很显然,他读过这些小册子并引用改写,像俄国黑色百人团*一样笃信不疑。他的仇外心理竟至如此,实在是不可思议。
(译注:*俄国黑色百人团,20世纪初沙皇政府镇压革命的组织。)

米:我在想,假如他能再多活几年,读到一本《锡安长老会纪要》*的书,他会作何反应?你向学生读过他在西伯利亚所写的诗吗?
(译注:*《锡安长老会纪要》是1903年在沙俄首度的出版一本反犹太主题的书,作者不详,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

普:事实上,我读过。俄国文学评论界存在一个神话———我想俄国作家们也相信———伟大作家无论如何不可作恶,不可道德败坏。但陀氏在将要刑满释放时,为了尽早离开西伯利亚,不惜卑躬屈膝向沙皇家族成员写冗长的颂诗,全然贬抑自己的艺术。

米:我不同意你说的。我相信那些诗都是陀氏真实观点的表露。这些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诗,可追溯至普希金在1831年波兰起义后所写的著名三部曲*,甚至风格上都很相似。他曾被囚于鄂木斯克(Omsk)的劳改营,他的狱友们回忆说,当发现一个政治犯竟抱持这样的帝国沙文主义观点,他们颇感惊讶。
(译注:*指普希金的“反波兰”三部曲,包括“致俄罗斯的诽谤者”、“博罗季诺”和“在圣墓前”三首长诗)

普:我常常这样想,陀氏是个证明了“监狱可以改造人”的很好例子。他年轻时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联系时,依旧是个正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但仍然很奇怪。他因与左派团体联系而入狱,出狱时却变了一人,各方面几乎都成了右翼。

米:在我看来,他并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只是改变了宗教观点。去服刑前,他依旧带着同样的专制主义思想。

普:对沙皇也这样?

米:是的。有份证词证明,他坚信共和理想适合法国,而不适合俄国。

普:真很有趣,尽管我还未读过这证词。我不久前刚翻译完与陀氏有关的资料,还有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受审时的材料,美国人会感兴趣。作为第一个坐牢的著名俄国作家,陀氏开启了现代古拉格文学。你认为,学生来上陀氏的课,是因为对他的思想感兴趣,还是因为他是位伟大艺术家?

米: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陀氏是学生最想了解的少数几个十九世纪小说家之一,关于巴尔扎克的课也吸引不了这么多学生。

普:为什么?

米:也许是与我前面谈到的精神分析有关。直到弗洛伊德教会读者剥开意识的分层,陀氏才在西方声名远播。他证实了这些意识分层。但随着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推崇,陀氏的普及性就有所减弱了。或许这只是我粗浅的观察,可我有这种感觉。相反,我用的是历史考察法。我想,学生们是由于错误的原因来跟我学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普:不,我根本不觉得是错误原因。他是适合每个人的。要想成为陀学学者很难。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弗洛伊德、荣格等各种宗教内外的人,都写下文章来论证陀氏与他们意见一致。

米:我赞赏的一位评论陀氏的作家是舍斯托夫,尽管他有太明显的倾向性。

普:你具体怎么看待舍斯托夫?

米:他宣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更多地站在伊凡一边,而非佐西玛长老一边。听起来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斯拉夫灵魂”———灵魂在敌对的情感交战中挣扎,惨烈胜出。但并非如此。通过这本书,陀氏狠狠地贬抑了伊凡,不可认为舍斯托夫所说为真。伊凡就像基里洛夫和《群魔》中的其他革命者一样,他不爱具体的人,只爱人类。伊凡将上帝视为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坏父亲,他想用报复来毁灭世界。假如我们看到陀氏将他刻画成一个叛逆的、抑郁寡欢的青年,就不会把《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太当回事。

普:对。今年也常有学生问我,“伊凡的论辩有错吗?他是对的,陀氏一定也相信他说的,不然他不会这样呈现。”我说,好吧,让我们看看论辩之外的东西。带着如此信仰的伊凡结局如何?带有别样信仰的阿辽沙结局如何?因为,陀氏相信,是生活教会人,而非理论和思想。看各种人物的结局,教会你真理。这种方法说服了大多数学生,但他们仍对伊凡关于孩子受难的论辩感到困惑,即,如果有一个孩子无辜受难,不管这孩子得到怎样的永恒奖赏,不管这无辜受难怎样满足了上帝计划的最高幸福和正义,伊凡也要把天堂入场券毕恭毕敬地退还给上帝。对此我也很难辩驳,这可以理解,人人都如此。

米:这是个无法回答的论辩。西蒙娜•薇依曾说,伊凡关于孩子受难的论辩无法在经验的层面上得到回答。除非你爱上帝,信仰上帝,否则找不到答案。《约伯书》是对这个主题的伟大探究,对陀氏有深刻影响。

普:你是否同意,相比青年人,陀氏不大能激起中年人的兴奋?

米:嗯。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当你年轻时,初次遇到人类探究了上千年的基本哲学问题,会特别激动和兴奋。年轻人在陀氏那里发现非常古老的思想及对古老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不可避免的。过一段时间,这些答案不再新鲜,失去了价值,面对他的紧张感也渐渐消退。

普:我认为,他之所以更吸引年轻人,还在于他的“浪漫主义”。19世纪的俄国,浪漫主义风行。陀氏的俄国包含了各种极端。他处理的人物不是普通人,而是精神或心智处在边缘的人,与其他边缘人混杂在一起。所以有太多哭喊、尖叫和情感的歇斯底里。相对于四十岁的人,这些东西更能让十八九岁的人兴奋。实际上,这些看起来有些蠢。我怀疑,纳博科夫也是因此对陀氏怀有强烈的敌意,除去艺术风格上的考虑。

米:我还没读过纳博科夫对陀氏的评论。他怎么说?

普:他称陀氏为“哥特式和感伤的次要小说家”。

米:他是指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

普:和他年轻时代的作品有关,可实际上是对陀氏总体作品的责难。他在讲稿中称陀氏的风格令人生厌,写的是很糟糕的俄语,而且多有重复,充满廉价的感伤和宗教的俗套,宣扬伪教义。托尔斯泰无疑也是个意识形态很浓的作家,坚定地捍卫自己强有力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未妨碍纳博科夫对他作品的赞美。他更能同情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而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却来自未知而陌生的世界。另一方面,纳博科夫作品中有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题,常以拙劣模仿的形式出现。

米:纳博科夫也写过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氏的敌人。

普:对,但却彻底毁了他。

米:是的。

普:纳博科夫的小说《天赋》有一章写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生。在苏联,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大英雄、圣徒。纳博科夫原封不动地从他的传记中摘取材料,辅之以各种形容词和想象,彻底颠覆了他的形象,将其变成一个愚蠢的小丑。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甚至不能在俄国流亡群体中出版。纳博科夫在三十年代写下这一章,将之交给巴黎一家自由主义杂志《当代记录》。这一杂志由俄国移民团体主办,他们都是被布尔什维克驱逐出俄国、财产亦遭没收的流亡人士,而正是他们在读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讽刺传记时,拒绝将其出版。车氏绝对是个圣人,即使对革命失败者来讲。直到十五或二十年后,此书才最终在纽约出版。

米:这真是很有趣,也很奇怪。可你怎么看待俄国伟大作家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冲突?我在某处曾读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受俄国知识分子的喜欢。二者皆反对俄国知识分子进步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尽管二者反对的原因不同。纳博科夫在革命后继续写作。

普:纳博科夫延续了这争论。我认为他的为艺术而艺术,更多表现在争辩中而非在实践上。他如此夸大艺术的审美,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俄国文学,不想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阵营有半点瓜葛。

米:今日的俄国文学面临类似的选择,或像陀氏在《地下室手记》中所做的那样,直接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作斗争,或摆脱社会教条,完全独立自主地写作。而假如陀氏是对的,纳博科夫就是错的。我这一代的读者依旧惊讶于他作为预言家的强力和宣传家的愚蠢。阿赫玛托娃曾说:“鄂木斯克的囚犯理解了一切,终结了一切。”

普:作为鄂木斯克劳役营的囚徒,陀氏理解了一切。他结束了劳改营的主题。让我最后问你一个我最喜欢的问题:坏人也能写出好书吗?

米:在我看来,实话实说,好人会写出很坏的作品,但一个坏人必须要拥有一些善的资源才能写出好作品,我相信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很多好作品。
泅渡
作者泅渡
721日记 1相册

全部回应 10 条

查看更多回应(10) 添加回应

泅渡的热门日记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