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翻书】“醋栗熟了”——乱翻书之契诃夫与米齐诺娃书信集
昨天会友回家，急煎煎把《爱的故事——契诃夫和米齐诺娃》看完。书编得不好，童道明怎敢把自己创作的戏剧夹在这对情侣的书信与契诃夫的《海鸥》中间呢？说不好是勇气可嘉，还是充满了自黑精神。《爱的故事》这个标题也起得甜腻腻的，契诃夫与米齐诺娃的关系实际上并没那么多甜腻的存在。情场如战场，相爱相杀的状态倒是总令我想起很多年前读毛姆《人性的枷锁》，菲利普与米尔德里德之间纠缠不清的苦恋。
契诃夫大概并不预备制造什么浪漫传奇——在制造了无数绯闻之后。越是深入他的书信与作品，就越能感受到他所过的那种无所牵挂又充满力量的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世界里，这样一个有着一米八几的身材与精心修饰的外表（与瓦等登湖畔那个邋遢不羁的梭罗正好相反）的男人从不乏女人缘，绝大部分他所结交的女性都想到了结婚。据好事者（比如Donald Rayfield，契诃夫的最佳立传人）所统计，在契诃夫的绯闻清单上，仅仅具名的女性就多达33人。这一场镜花水月，始于1873年，年轻的作家造访塔甘罗格（Taganrog）的妓院，终于1898年他与女演员柯尼碧儿（Olga Knipper）的婚姻。
没有必要将契诃夫视作一个俄国的唐璜——或者干脆就是拜伦爵士，我也无意于讨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圈中放松的性爱模式。契诃夫曾谈道：“每个人都过着他真实而有趣的生活——在表面的秘密之下。”我更感兴趣的，无非是在生活的谜面之下，一个人本真状态的谜底。显然，契诃夫并不惧怕评论与非议，他深谙在个体的经验中，公众的意见是最无价值的，他并不需要如拜伦那般避走欧洲大陆、远离英国的道德舆论，驱赶他的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的，是俄国的严冬与日渐恶化的肺结核。对于文学批评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他声称不记得任何有关评论他文章的只言片语——有一则例外，那则评论预言他会因为酗酒而横死沟渠。
各种各样的女人在他的生命中溅起浪花。1886年，他忽然宣布和一个至今仍如谜一般的女人埃弗洛斯（Dunya Efros）订婚，六个月后却又很快悔婚——“我和她分裂了，或者说，她和我分裂了。”这段颇有卡夫卡风格的悔婚韵事激发了他写出《伊万》。接着，1890年，自称“杜马的抄写员”的丽卡•米齐诺娃闯入了他的生活，两人开始长达九年的苦恋。九年间，鸿雁往来、鱼传尺素，两人的生活都在各自向前荡开，米齐诺娃订婚、私奔、怀孕、丧女，而契诃夫害病、疗养、成名与成婚。现在保留下来的，共有98封米齐诺娃写给契诃夫的信与67回信。此去经年，曾经的少女有些试探地在信中自怨自艾道：“那个从前的丽卡已无踪无影。”（1894年9月20日）不知怎么的，这口气让我恍惚想到昆德拉在《不朽》中描述的一幕：游泳池边一个老年女人微微一笑、一抬手臂，那笑靥和那动作，分明属于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这是淹没身体的无魅力之中的一个动作的魅力”。美人迟暮。
米齐诺娃是契诃夫妹妹玛莎的中学同事，天生一副好嗓子，后来甚至还去巴黎学唱歌，两人的书信中也曾谈过此事。据同时代人库博尼克（Shchepkina Kupernik）回忆，这是一位有着惊人外貌的姑娘：“她是真正的俄国童话的‘天鹅公主’。有着灰色的、波浪起伏的头发，浓密的黑色睫毛下是灰色的眼睛。不同寻常的女性魅力。她似乎不知道自己有多美……但不会阻止人们在街头看她”。她的狡黠与文学素养很自然地引起了契诃夫的注意，但一开始，他也许并未留心。想起米齐诺娃想要出门远行，他说道：“给您和您的男友（我忘了他的名字了）提供免费的车票。”（1891年1月11日）这语气颇值得玩味，在“记下”和“忘了”之间，契诃夫流露出微妙的优越感和自信。在这封信的结尾，他称丽卡为“我心灵的凶手”。
故事的发展永远不会顺遂。当契诃夫在语言上不断接近着丽卡时，身体却若即若离。像个最佳情人，他在信中事无巨细地嘱咐丽卡“注意胸前的保暖，哪怕穿一条棉背心。吃的尽可能多一点，最好吃鲜奶制品。早上，午饭和晚饭都要有鲜奶。不要大口喝，而是小口小口慢慢喝。”（1861年6月20日），同时，他又委婉地拒绝丽卡一同出游的要求。米齐诺娃使出了女人惯用的伎俩：赌气。一会宣称和一个72岁的老头订了婚，一会又和画家列维坦打得火热。心非木石岂无感，契诃夫对子虚乌有的前者报以一笑，对后者，则将情绪发泄到了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中。小说中，契诃夫讽刺女主角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善于结识名流，很快跟他们搞熟……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都是真正的喜庆，旧的名人消失了，被人遗忘，又有新的名人取代他们”。显然，把“名人”换成“情人”也是合适的。
从两人的通信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试探、推诿、责骂、赌咒与和解。它并不如寻常爱情那样顺利。最大的危机发生在契诃夫又一次“错失”了与丽卡结婚的机会后，米齐诺娃赌气地与作家的朋友帕塔宾科私奔到了巴黎，并生下了私生女。对此，米齐诺娃在书信中说：“这一切都是您的过错。”而契诃夫在得知一切后，愤怒地称帕塔宾科为“猪”。在这里，不得不顺便一提，有关生育控制的问题在十九世纪早期，仍然是遮遮掩掩的。直到世纪末，避孕套这种“由橡胶或者皮囊制成的盾形物”才开始略带羞涩地进入两性关系。契诃夫的妻子柯尼碧儿显然不及享受避孕的好处，在与契诃夫长期分居又觅得新的情人后，她不幸经历了流产之痛。米齐诺娃女儿的出生并未阻止两人旧情的复燃，只不过，这感情中，仍然有太多不确定和不平衡。在两人现存的合照中，我们分明能读出那溢于言表的身体语言。总是米齐诺娃亲昵地将身子倚向契诃夫，眼角眉梢全是爱与敬，契诃夫则木讷地端坐，并不反馈他的爱人什么情感信息，他要呈现的只是他自己与他的光晕。当然，对比一下他与其它女性崇拜者的照片，他的身体语言如故。
在两人的通信中，经常出现一个契诃夫式的暧昧的暗语：醋栗。“我们的醋栗熟了”、“我们的醋栗已经熟了”、“醋栗这里也没有成熟”、“玫瑰花开了。而醋栗还没有熟”……似乎，这冷不防出现的诱人符号总是隐隐指向两人的感情状态，所有相思与相对、等待和降临，全都浓缩在了这颗小小浆果之中。听起来很诗情画意，但这也许从根本上透露出契诃夫对于婚姻乃至“大写的幸福”的怀疑。
在契诃夫短篇小说《醋栗》中，醋栗代表着叙事者弟弟毕生的理想：要有一个庄园、而且必须种有醋栗。“他不能想象一处庄园，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竟然没有醋栗。”“你可以坐在阳台上喝茶，水塘里有自家的小鸭子在戏水，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但是，契诃夫旋即嘲弄了这种庸常的理想与抒情的世界，他说，“面对着这个幸福的人，我的内心充满了近乎绝望的沉重感觉。”契诃夫的抒情绝不同于屠格涅夫，他的抒情里有一种反讽的意味，那讥诮声从内部腐蚀着田园诗。与昆德拉一样，他警惕着抒情幻觉里那些虚荣、势力且庸常的存在，这也可以推演出他警惕着和和美美的婚姻生活平庸和乏味的底色。可以说，他对美好、幸福一类的愿景总是保持着距离，而“醋栗”，正是这种庸常生活的代名词。
在另一篇未被正典化的小说《拜访朋友》中，一向很少自我暴露的契诃夫塑造了一个自传式的、周旋在两个女人中的男人克里亚(Kolia)，他又吸引女性，又惧怕婚姻。两个女人都渴求着他的爱却都最终未果，因为他的始终回避——从战略上来说，他发现逃避比任何发自内心的宣誓更有用。在与米齐诺娃的通信中，契诃夫这种虚以委蛇的招数比比皆是。而在《海鸥》中，与契诃夫有着同样医生身份的多恩对于自己的女人缘也无所用心：“那又怎么样？女人们对我有好感，本来就无可非议。”大概契诃夫也会认同肖斯塔科维奇的判断吧——“若要保住某种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它。爱得太过的东西容易毁灭。要冷眼对待一切，特别是心爱的事物。那样，它们生存的机会反而会多一些。”在激情的顶峰，他总是戛然而止，打消了任何持久的可能性，以距离保持着激情的幻象。他的传记作者（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好事者）说他，一个热爱动物的人，在情爱方面像一只猎豹，当看到与它相似的母豹时，就会阳痿（嗯，够奇怪的比喻）。
我揣测着契诃夫对于婚姻和生活的怀疑论的来源。作为一个医生，他很清楚自己的肺病意味着什么，他的很多朋友与亲人都死于肺结核。米齐诺娃曾抱怨说：“我失掉了健康，就像失掉了你。”这句话，让契诃夫来说也是合适的吧，在前路充满不确定性的漫天烟幕中，任何对于稳定和持久的尝试都变得荒诞了。十九世纪是一个对于医学前景感到悲观的时代，流行病使得这个世纪不堪重负，对医生与医学的怀疑四处弥漫。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也充斥着疾病叙事：霍乱、肺病、狂犬病、风湿、发烧、歇斯底里等等。一个自学成才的英国家具商霍普金森（James Hopkinson）宁可选择草药而不愿意相信医学，而在切近的死亡阴影下，夏洛蒂•勃朗特则抱怨道：“我觉得我的肺部感染了，却感觉不到医疗力量的自信。”显然，必死性的思虑将对于稳定婚姻渴望部分地驱逐开了契诃夫的心灵。他断言:“我可以结婚，但是要遵循如下条件：一切照常……我没办法承受从今天迁延至明天的欢乐，从今晨持续到明晨的欢愉。”一切坚固的东西，在疾病与死亡面前，都烟消云散了。
另外，对朴素与极简美学原则的追求或许也渗透到了契诃夫的生活考量中。在契诃夫与他人的通信中，他一再高呼：“朴素是最高美学。”在这一美学原则指导下，“契诃夫的手枪”具有了与“海明威的板斧”同样的意义。1889年，在给一位剧作家的信中，契诃夫提到了手枪这一说法，它意味着虚构故事中每一个元素都是必须和不可移易的。这一删繁就简的原则与海明威“砍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 何等相似。也许，婚姻对于契诃夫来说正是非必需与可移易的。虽然，《海鸥》中，那个以米齐诺娃为原型的少女说道：“我以为，剧本里无论如何应该有爱情”。但是剧外，契诃夫以医生的冷峻说道：“性在世间角色重大，并非费所有事都倚仗着它，并非处处有它的重要性。”契诃夫之后与女演员短暂而不那么幸福的婚姻似乎从反面证明了这一论断。
我还是想回到这个叫做米齐诺娃的少女身上。两人的关系在契诃夫几乎成为陈词滥调的赞美中结束了：“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契诃夫这封写于世纪之交的信再没得到米齐诺娃的回应。多年后，她死于癌症——“我失掉了健康，就像我失掉了你。”童道明揣测米齐诺娃获得“契诃夫的海鸥”称号是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结果，我以为这太不近人情也太不负责了——尤其对那些爱过的人来说，千帆过尽，她在乎的只是被爱，而不是留名史料的符号。毕竟，米齐诺娃不是歌德身边那个寻觅着“不朽”的贝蒂娜。
从前看苏珊•桑塔格的日记，她也在情爱中苦苦挣扎，以切肤之痛，她说道：“恋爱伤人。恋爱就像让对方剥下你的皮，而且知道对方随时可能拿着你的皮，从你身边走开。”有时候，看着照片里明眸皓齿、风致翩然的米齐诺娃，我想，她可能早已“毛将焉附”？
契诃夫大概并不预备制造什么浪漫传奇——在制造了无数绯闻之后。越是深入他的书信与作品，就越能感受到他所过的那种无所牵挂又充满力量的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世界里，这样一个有着一米八几的身材与精心修饰的外表（与瓦等登湖畔那个邋遢不羁的梭罗正好相反）的男人从不乏女人缘，绝大部分他所结交的女性都想到了结婚。据好事者（比如Donald Rayfield，契诃夫的最佳立传人）所统计，在契诃夫的绯闻清单上，仅仅具名的女性就多达33人。这一场镜花水月，始于1873年，年轻的作家造访塔甘罗格（Taganrog）的妓院，终于1898年他与女演员柯尼碧儿（Olga Knipper）的婚姻。
没有必要将契诃夫视作一个俄国的唐璜——或者干脆就是拜伦爵士，我也无意于讨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圈中放松的性爱模式。契诃夫曾谈道：“每个人都过着他真实而有趣的生活——在表面的秘密之下。”我更感兴趣的，无非是在生活的谜面之下，一个人本真状态的谜底。显然，契诃夫并不惧怕评论与非议，他深谙在个体的经验中，公众的意见是最无价值的，他并不需要如拜伦那般避走欧洲大陆、远离英国的道德舆论，驱赶他的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的，是俄国的严冬与日渐恶化的肺结核。对于文学批评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他声称不记得任何有关评论他文章的只言片语——有一则例外，那则评论预言他会因为酗酒而横死沟渠。
各种各样的女人在他的生命中溅起浪花。1886年，他忽然宣布和一个至今仍如谜一般的女人埃弗洛斯（Dunya Efros）订婚，六个月后却又很快悔婚——“我和她分裂了，或者说，她和我分裂了。”这段颇有卡夫卡风格的悔婚韵事激发了他写出《伊万》。接着，1890年，自称“杜马的抄写员”的丽卡•米齐诺娃闯入了他的生活，两人开始长达九年的苦恋。九年间，鸿雁往来、鱼传尺素，两人的生活都在各自向前荡开，米齐诺娃订婚、私奔、怀孕、丧女，而契诃夫害病、疗养、成名与成婚。现在保留下来的，共有98封米齐诺娃写给契诃夫的信与67回信。此去经年，曾经的少女有些试探地在信中自怨自艾道：“那个从前的丽卡已无踪无影。”（1894年9月20日）不知怎么的，这口气让我恍惚想到昆德拉在《不朽》中描述的一幕：游泳池边一个老年女人微微一笑、一抬手臂，那笑靥和那动作，分明属于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这是淹没身体的无魅力之中的一个动作的魅力”。美人迟暮。
米齐诺娃是契诃夫妹妹玛莎的中学同事，天生一副好嗓子，后来甚至还去巴黎学唱歌，两人的书信中也曾谈过此事。据同时代人库博尼克（Shchepkina Kupernik）回忆，这是一位有着惊人外貌的姑娘：“她是真正的俄国童话的‘天鹅公主’。有着灰色的、波浪起伏的头发，浓密的黑色睫毛下是灰色的眼睛。不同寻常的女性魅力。她似乎不知道自己有多美……但不会阻止人们在街头看她”。她的狡黠与文学素养很自然地引起了契诃夫的注意，但一开始，他也许并未留心。想起米齐诺娃想要出门远行，他说道：“给您和您的男友（我忘了他的名字了）提供免费的车票。”（1891年1月11日）这语气颇值得玩味，在“记下”和“忘了”之间，契诃夫流露出微妙的优越感和自信。在这封信的结尾，他称丽卡为“我心灵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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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齐诺娃 |
故事的发展永远不会顺遂。当契诃夫在语言上不断接近着丽卡时，身体却若即若离。像个最佳情人，他在信中事无巨细地嘱咐丽卡“注意胸前的保暖，哪怕穿一条棉背心。吃的尽可能多一点，最好吃鲜奶制品。早上，午饭和晚饭都要有鲜奶。不要大口喝，而是小口小口慢慢喝。”（1861年6月20日），同时，他又委婉地拒绝丽卡一同出游的要求。米齐诺娃使出了女人惯用的伎俩：赌气。一会宣称和一个72岁的老头订了婚，一会又和画家列维坦打得火热。心非木石岂无感，契诃夫对子虚乌有的前者报以一笑，对后者，则将情绪发泄到了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中。小说中，契诃夫讽刺女主角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善于结识名流，很快跟他们搞熟……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都是真正的喜庆，旧的名人消失了，被人遗忘，又有新的名人取代他们”。显然，把“名人”换成“情人”也是合适的。
从两人的通信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试探、推诿、责骂、赌咒与和解。它并不如寻常爱情那样顺利。最大的危机发生在契诃夫又一次“错失”了与丽卡结婚的机会后，米齐诺娃赌气地与作家的朋友帕塔宾科私奔到了巴黎，并生下了私生女。对此，米齐诺娃在书信中说：“这一切都是您的过错。”而契诃夫在得知一切后，愤怒地称帕塔宾科为“猪”。在这里，不得不顺便一提，有关生育控制的问题在十九世纪早期，仍然是遮遮掩掩的。直到世纪末，避孕套这种“由橡胶或者皮囊制成的盾形物”才开始略带羞涩地进入两性关系。契诃夫的妻子柯尼碧儿显然不及享受避孕的好处，在与契诃夫长期分居又觅得新的情人后，她不幸经历了流产之痛。米齐诺娃女儿的出生并未阻止两人旧情的复燃，只不过，这感情中，仍然有太多不确定和不平衡。在两人现存的合照中，我们分明能读出那溢于言表的身体语言。总是米齐诺娃亲昵地将身子倚向契诃夫，眼角眉梢全是爱与敬，契诃夫则木讷地端坐，并不反馈他的爱人什么情感信息，他要呈现的只是他自己与他的光晕。当然，对比一下他与其它女性崇拜者的照片，他的身体语言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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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与他的崇拜者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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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齐诺娃与契诃夫 |
在两人的通信中，经常出现一个契诃夫式的暧昧的暗语：醋栗。“我们的醋栗熟了”、“我们的醋栗已经熟了”、“醋栗这里也没有成熟”、“玫瑰花开了。而醋栗还没有熟”……似乎，这冷不防出现的诱人符号总是隐隐指向两人的感情状态，所有相思与相对、等待和降临，全都浓缩在了这颗小小浆果之中。听起来很诗情画意，但这也许从根本上透露出契诃夫对于婚姻乃至“大写的幸福”的怀疑。
在契诃夫短篇小说《醋栗》中，醋栗代表着叙事者弟弟毕生的理想：要有一个庄园、而且必须种有醋栗。“他不能想象一处庄园，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竟然没有醋栗。”“你可以坐在阳台上喝茶，水塘里有自家的小鸭子在戏水，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但是，契诃夫旋即嘲弄了这种庸常的理想与抒情的世界，他说，“面对着这个幸福的人，我的内心充满了近乎绝望的沉重感觉。”契诃夫的抒情绝不同于屠格涅夫，他的抒情里有一种反讽的意味，那讥诮声从内部腐蚀着田园诗。与昆德拉一样，他警惕着抒情幻觉里那些虚荣、势力且庸常的存在，这也可以推演出他警惕着和和美美的婚姻生活平庸和乏味的底色。可以说，他对美好、幸福一类的愿景总是保持着距离，而“醋栗”，正是这种庸常生活的代名词。
在另一篇未被正典化的小说《拜访朋友》中，一向很少自我暴露的契诃夫塑造了一个自传式的、周旋在两个女人中的男人克里亚(Kolia)，他又吸引女性，又惧怕婚姻。两个女人都渴求着他的爱却都最终未果，因为他的始终回避——从战略上来说，他发现逃避比任何发自内心的宣誓更有用。在与米齐诺娃的通信中，契诃夫这种虚以委蛇的招数比比皆是。而在《海鸥》中，与契诃夫有着同样医生身份的多恩对于自己的女人缘也无所用心：“那又怎么样？女人们对我有好感，本来就无可非议。”大概契诃夫也会认同肖斯塔科维奇的判断吧——“若要保住某种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它。爱得太过的东西容易毁灭。要冷眼对待一切，特别是心爱的事物。那样，它们生存的机会反而会多一些。”在激情的顶峰，他总是戛然而止，打消了任何持久的可能性，以距离保持着激情的幻象。他的传记作者（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好事者）说他，一个热爱动物的人，在情爱方面像一只猎豹，当看到与它相似的母豹时，就会阳痿（嗯，够奇怪的比喻）。
我揣测着契诃夫对于婚姻和生活的怀疑论的来源。作为一个医生，他很清楚自己的肺病意味着什么，他的很多朋友与亲人都死于肺结核。米齐诺娃曾抱怨说：“我失掉了健康，就像失掉了你。”这句话，让契诃夫来说也是合适的吧，在前路充满不确定性的漫天烟幕中，任何对于稳定和持久的尝试都变得荒诞了。十九世纪是一个对于医学前景感到悲观的时代，流行病使得这个世纪不堪重负，对医生与医学的怀疑四处弥漫。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也充斥着疾病叙事：霍乱、肺病、狂犬病、风湿、发烧、歇斯底里等等。一个自学成才的英国家具商霍普金森（James Hopkinson）宁可选择草药而不愿意相信医学，而在切近的死亡阴影下，夏洛蒂•勃朗特则抱怨道：“我觉得我的肺部感染了，却感觉不到医疗力量的自信。”显然，必死性的思虑将对于稳定婚姻渴望部分地驱逐开了契诃夫的心灵。他断言:“我可以结婚，但是要遵循如下条件：一切照常……我没办法承受从今天迁延至明天的欢乐，从今晨持续到明晨的欢愉。”一切坚固的东西，在疾病与死亡面前，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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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接受天花疫苗的卡通画 |
另外，对朴素与极简美学原则的追求或许也渗透到了契诃夫的生活考量中。在契诃夫与他人的通信中，他一再高呼：“朴素是最高美学。”在这一美学原则指导下，“契诃夫的手枪”具有了与“海明威的板斧”同样的意义。1889年，在给一位剧作家的信中，契诃夫提到了手枪这一说法，它意味着虚构故事中每一个元素都是必须和不可移易的。这一删繁就简的原则与海明威“砍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 何等相似。也许，婚姻对于契诃夫来说正是非必需与可移易的。虽然，《海鸥》中，那个以米齐诺娃为原型的少女说道：“我以为，剧本里无论如何应该有爱情”。但是剧外，契诃夫以医生的冷峻说道：“性在世间角色重大，并非费所有事都倚仗着它，并非处处有它的重要性。”契诃夫之后与女演员短暂而不那么幸福的婚姻似乎从反面证明了这一论断。
我还是想回到这个叫做米齐诺娃的少女身上。两人的关系在契诃夫几乎成为陈词滥调的赞美中结束了：“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契诃夫这封写于世纪之交的信再没得到米齐诺娃的回应。多年后，她死于癌症——“我失掉了健康，就像我失掉了你。”童道明揣测米齐诺娃获得“契诃夫的海鸥”称号是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结果，我以为这太不近人情也太不负责了——尤其对那些爱过的人来说，千帆过尽，她在乎的只是被爱，而不是留名史料的符号。毕竟，米齐诺娃不是歌德身边那个寻觅着“不朽”的贝蒂娜。
从前看苏珊•桑塔格的日记，她也在情爱中苦苦挣扎，以切肤之痛，她说道：“恋爱伤人。恋爱就像让对方剥下你的皮，而且知道对方随时可能拿着你的皮，从你身边走开。”有时候，看着照片里明眸皓齿、风致翩然的米齐诺娃，我想，她可能早已“毛将焉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