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80、90后什么样?

铁葫芦 2016-07-05 15:59:44
葫芦妹说:李叔同、胡适、蔡锷、张恨水……这些8090后们,对没错,是1880、90后!虽然咱们现代人总是在课本上见到他们,可是遥想当年,他们也曾是历史推手和弄潮儿,个性与上进俱在!

李叔同:不走寻常路的富二代
(1880—1942)
李叔同留学日本时期饰演茶花女的剧照
李叔同留学日本时期饰演茶花女的剧照

民国以来不断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说,他们因为家世、际遇而较早地展露其才华,但多数也终于公子状态、止于少年才气。少年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曾经在吏部做官,后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富有。李叔同天生聪慧,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等,对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学填词、书法。他的聪明才情在十八九岁时,就已经发展到巅峰了。

跟公子哥儿们不同的是,李叔同不仅得了中国文化的形,还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即使生活在小康状态,他也有社会关怀,忧时伤世;在优哉游哉之际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甚至愤世嫉俗的诗文。康梁变法失败后,十八岁的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1905年,二十五岁的他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东渡日本留学。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进修音乐、绘画,编辑音乐书刊;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10年回国,任职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图案教员。1913年,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副刊画报主编。《太平洋报》停办后,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在课堂上采用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向学生介绍新音乐思想。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跟夏丏尊、马一浮等人来往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1917年旧历正月初八,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定慧寺出家,李叔同恰好也在那里,他目睹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就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
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皈依师从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

蔡锷:火速升职的护国将军
(1882—1916)
蔡锷戎装照
蔡锷戎装照

蔡锷六岁入私塾读书,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入湖南时务学堂。类似于今天的80后六岁读小学,十三岁中学毕业,十五岁考进大学。年龄最小,“白帽轻衫最少年”的蔡锷在学校里接触到了一些最杰出的维新志士,并跟梁启超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十六岁的80后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他所在的湖南时务学堂也被解散,教育改革试点撤销了。蔡锷先后去武汉、上海、日本等地求学。1900年,十八岁的蔡锷回国参加老师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蔡锷幸免于难。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了武装革命、军事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流血救民”。

蔡锷体质弱小,但才思敏捷,文章优美,实是大家之材,而对军事从未涉猎,故梁启超认为他还是以文救国的好。结果不到二十岁的蔡锷对老师说:“我不做个第一流的军人,就不是您的学生。”他到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10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百里(第一名)、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

他的社会地位升迁仍是惊人的。毕业一回国即任江西材官学堂监督。1906年,清廷在袁世凯的老家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蔡锷奉令观操,并任中央评判官。1907年,二十五岁的蔡锷与老资格的革命家黄兴会面,并计谋镇南关起义事宜。1908年,出任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二十六岁的他有了军权。1910年,蔡锷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后又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赴云南。在云南,他写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后来蒋介石、毛泽东都曾拜读过的这一现代军事教材。他尚曾国藩、胡林翼“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是“扼要探本之论”。1911年7月,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新军十九镇中有大批同盟会会员的青年军官,这些年轻相当的80后在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斗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6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邀蔡锷一起策划响应武昌起义,未参加同盟会的蔡锷被推为起义总指挥。

1913年10月,三十一岁的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的军权和地方实权移于他人之手。没有对手诤友的袁世凯终于一步登天,于1915年底复辟称帝。此时,无论革命家孙中山、黄兴,还是改良派政治家梁启超,都没有实力反对。年轻的蔡锷孤身犯险,他逃离北京,去云南说动实力派唐继尧们组成护国军,起义讨袁。三十二岁的唐继尧对三十三岁的蔡锷说:“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杜月笙:会做人的黑帮老大
(1888—1951)
杜月笙(前排左3)与梅兰芳(前排左2)等名流合影
杜月笙(前排左3)与梅兰芳(前排左2)等名流合影

在我国现代史上那样“混乱的自由”里奋斗的人物中,杜月笙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杜出生于江苏川沙高桥南杜家宅,不到四岁,父母先后去世。十四岁时,他到上海某水果行当学徒。他的打工生涯是卑贱、辛酸而堕落的,这种打工生活极容易让人苟且认命。但杜不苟且,他有付出,比如他做事认真,削水果很在行,一时获得“莱阳梨”的称号。他更有出人头地的愿望,他跟王阿国等人一起,既体验到底层打工的艰难,又学会了光棍自作自受、朋友义气等不少江湖中国的生活。他有小钱会跟朋友分享,有巨款也会想起朋友,甚至在朋友中间散尽。为求上进,他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

杜月笙机灵可意,很快获得黄金荣的赏识。黄是当时法租界的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其名号在当时的小混混之中如雷贯耳,是他们梦想的靠山。杜在众多的小混混中一跃成为黄的亲信,可见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也必得在打工生活中把自己锻造成为锥才是,有能力、有理想,有豪杰相照相惜的意志。在这方面,杜比他众多的师兄弟甚至师父一辈的人都更具备条件。他没有白白地打工,他的学徒生活足够丰富,准备也足够充分。故一旦进入黄金荣的视野,他就能够迅速地摆脱下三滥时代的毛病,而努力学习着新生活和新规矩。由黄金荣的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因为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杜月笙成为在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他的羽毛丰满,使他迅速地跟黄金荣平起平坐,他也出色地完成了跟黄金荣在辈分、地位上的转换,黄金荣由他的老板、师父变成了他的“金荣哥”。1925年,杜月笙三十七岁,他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杜月笙的格局远非黄金荣们那样“一入黑道,便无足观”,他的义气、苦出身让他成为青帮中的革命性人物,他最大可能地完成了对青帮的改造。“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是当时人的定论。

胡适:高薪教授
(1891—1962)
胡适致族叔胡近仁签名照,右下为照片背面签名。
胡适致族叔胡近仁签名照,右下为照片背面签名。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虽比鲁迅小10岁,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即他就职的现代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跟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等相比,要优待得多。26岁时的胡适拿的月薪要高于36岁的鲁迅的月薪。不仅如此,做公务员的鲁迅还没有胡适在文化界的资源多。当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算得上是“朝阳产业”。现代大学、新闻业、出版业都迅猛发展。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就希望挖到胡适。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元。”可见在个人的生活中,青年胡适有“海阔天空”的条件。

27岁时的胡适请北大朋友吃饭,一次就花掉了60元,相当于今天的3000元左右。他租住的钟鼓寺14号是个四合院,共有17间房屋,9间正房,5间偏房,加上厢房、耳房。庭院不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月租20元,相当于今天的800元左右。胡适租这样的四合院,也是希望把母亲接来一起住。胡适的生活显然是今天北京的屌丝们难以相比的。他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四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四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胡适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还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卢作孚:草根大亨
(1893—1952)
青年卢作孚
青年卢作孚

卢作孚出身于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学成才,二十来岁开始办报,三十一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四川通俗教育馆,三十二岁时转向实业。卢作孚以八千元开始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容易。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才募集了一点资金购置了一条仅七十余吨的小客船。这种艰难的起步或说夹缝里的生存大概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我们想象不出的是卢作孚坚持了下来,而且成功了。几年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他从只有一艘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拥有一百三十多艘、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则有七千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

卢作孚又是清廉的,他几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范。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也从不求田问舍,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他的孩子回忆说,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

卢作孚说过这样的话:“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平常人以为替自己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自己享受是快乐的,不知道替公众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看着公众很快乐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乐。”

张恨水:有钱任性
(1895—1967)
张恨水家庭照
张恨水家庭照

22岁时,张恨水辞去工作,到北京做“北漂”。他为此给记者做助手以得10元的劳务费,他的一首词,“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让后来的报业巨子成舍我看到,两人成为好友。成舍我办报,就请张恨水当助理,副刊主笔。年轻的张恨水抓住了机会,他借此平台使自己成为一个“副刊圣手”“小说大师”。为办报,他一度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全身心投入编辑工作当中去。

成舍我创办《世界日报》时,请29岁的张恨水担任副刊主笔,张恨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号称“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90多万字的小说,连载四年多,风靡整个北京,张恨水一举成名。当时的盛况是:每日下午两三点,许多读者便在报馆门口,焦急地排队等待当日报纸发售,只为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一排就是5年!

31岁时,张恨水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即100万言的《金粉世家》。就是说,30来岁的张恨水能够同时驾驭两部以上的小说创作。小说的成功,使张恨水成为出版界的宠儿,他曾经一下子得到8000元的稿酬(合今人民币60万元左右),以及每月500多元的稿酬,这在当时,绝不亚于一流大学教授的收入。当时人传说张恨水,“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

张恨水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大概只有今天的美剧、韩剧可以与之相比。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张恨水书店”,不法书商也攒出了100多种伪书。当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时,《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即与严谔声、徐耻痕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唯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

1930年开始于上海《新闻报》副刊连载的《啼笑因缘》
1930年开始于上海《新闻报》副刊连载的《啼笑因缘》

1930年年底,张恨水用4000银圆购置了前门大栅栏12号的一所大宅门四合院,据说这跟鲁迅购置的北京西直门八道弯大宅门价格相似,规模相当。对比鲁迅中年借款置业,30来岁的张恨水置业无论如何是一项足以自傲的人生成就。但张恨水很是淡然,他说:“我虽然现在天天发表文字,却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写字,消遣是为兴趣写字──四十年记者生涯,以字当米一颗颗蒸了煮了吃了,甘苦自知,悲喜两忘。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写字对他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他的名言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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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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