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文坛领袖难敌妖魔化

唐山 2016-06-02 12:51:32
“我必须指出,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在1918和1919年间,这一反对派的重要领导人便是那位著名的翻译大师林纾……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派,我们的声势便益发强大了。”在口述自传中,胡适如是说。该书在上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

胡适早年曾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林纾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可宽容如胡适,最终也给林纾打上“反对派”的标签,且“不堪一击”,实属遗憾。

林纾真是“落伍”者吗?真的“食古不化”吗?从他的人生悲剧中,不难读出时代裹挟的盲目与可怕。




因个人遭遇迷上《茶花女》

林纾是福州人,生于1852年。林家世代务农,祖父辈始入城,父林国铨贩盐为生。

林纾4岁时,父亲的盐船触礁沉没,致倾家荡产,父亲去了台湾。林纾在祖母和母亲拉扯下长大。5岁时,林纾婶婶去世,遗孤秉华交林母抚养,林母每餐必令秉华先吃,然后才轮到亲生子女,林纾等“面有妒容”,林母说:如果我不幸先死,你婶婶也会这么待你们。

林纾9岁入私塾,曾在墙上画一棺材,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林纾22岁时学画,虽患咳血症,10年不愈,却“一日未尝去书,亦未尝辍笔不画”。

30岁时,林纾中举,以后7次参加吏部考试,均未铨选成功。

1897年,林纾妻子刘琼姿病逝,林纾心情郁闷,在友人劝告下,去福建马尾友人处散心,结识了正在船政学堂任法文教习的王寿昌。王寿昌小林纾12岁,曾留法6年,好文艺,枕边常置《茶花女》,在酒席上,王寿昌聊起了书中内容。

王寿昌曾与琵琶女蟾月有染,蟾月后嫁给商人,双方仍有往来,事迹略近《茶花女》,而林纾也与一谢姓歌妓有染,迫于礼教,只好分手(该歌妓后来也嫁给商人,3年后抑郁而终)。

林纾被《茶花女》打动,但当时小说被视为邪书,不可公开谈论。王寿昌说,在法国,只有最优秀的文人才去写小说,希望林纾将其译成文言文。

一小时能“译”1500字

林纾不懂外语,但当时士林只接受文言文,而写好文言,绝非易事。

严复留学归来后长期不受重用,就因他文言太差,翻译《天演论》时,文稿经著名学者、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改写,始得风靡,吴汝纶很欣赏林纾的古文,吴赴日考察时,伊藤博文曾问当下谁文言水准高,吴立刻答以林纾。

清末以来,翻译西书多取“舌人”法,即由懂外语的人口译成汉“语”,再由“撰述者”转写成“文”。

林纾下笔奇快,一天工作4小时,可成6000字。

王寿昌口译时,常泪流满面,林纾亦深受感动。二人此生只合译过这一本书,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出版,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足见其轰动程度。为了这本书,林纾特别编了个“冷红生”的笔名,但2年后翻译《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大伯的小屋》)时,则不再藏头露尾,直接署名。

对《茶花女》,林纾并不特别看重,不仅将稿费全部捐出,助办福州蚕桑公学,且后来检讨自己译书“将及十九种,言情者实居其半”,决定转向外国探险小说,即“摭取壮侠之传”,“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并说“白人一身胆勇,百险无惮”,希望通过译书“俾吾种亦去其倦蔽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

在北京大学混得不开心

1903年,林纾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书局聘用,该局总办为严复,月薪300两白银,有说法称林纾是副总办,实属讹传,林纾不懂外语,职位比“分译”还低,只是“笔述”,月薪仅60两(分译为120或100两)。

林纾曾自叹:“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此真吾生之大不幸矣。”

1906年9月,林纾被正式聘为北京大学教习,但到1913年,与校长何燏时冲突,在私信中,林纾称“校长何某,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专引私人”,因北大经费困难,兼以学潮,林纾只好离去,结束了在北大的9年沉浮。

林纾收入不低,但开销亦大:一是再娶后子女多,计有七子五女;二是好友王灼三、林述安逝后,林纾将他们遗孤带回家中抚养成人。在北京,林纾利用知名度在各学堂兼职,并与出版商往来密切。

虽离开北大,但林纾“前已为政学大学延为讲师,每礼拜六点钟,月薪一百元,合《平报》社二百元,当支得去。唯搬入城内,屋租三十八元,稍贵耳。幸与铭盘、石孙、秀生三人译书,亦可得百馀元”。

对于被解聘,林纾曾说:“究竟余一生靠天,即无大学堂一席,亦不至饿死。”著名学者陈平原认为,从此言中可嗅出林纾硬争面子的味道,认为这是他后来“与北京大学诸君直接冲撞的远因”。

坐稳文坛领袖

从逻辑上说,民国文学史本从1912年1月写起,可到目前为止,仍多以鲁迅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为始,留下整整7年空白,而这7年,恰是林纾领袖文坛时期。

汪辟疆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将林纾、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并称为“清末五小说家”,其中只有林纾、曾朴活到辛亥革命后。

林纾自称:“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证,故着意为小说。”1913年,他完成了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庚辛剑腥录》,写戊戌变法,1914年又有长篇小说《金陵秋》,写辛亥革命,此外还有《冤海灵光》、《巾帼阳秋》(即《官场新现形记》)、《劫外昙花》等几部长篇。1911—1917年,林纾堪称是第一国民小说家,只是未脱传统章回小说窠臼,艺术价值不高。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起巨大轰动,一个月后,林纾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予以回应。在文章中,林纾提出“文无所谓古也”,认为“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今译为拉丁文)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这本是寻常的文艺争论,却遭新派学人轮番嘲讽。

林纾本是清末白话运动的干将,戊戌年前出过白话诗《闽中新乐府》,1900年在杭州参与白话报工作,并写了数篇白话道情(一种民间戏曲)。

林纾提出异议,或有争正统之意,此外,林纾天性好辩。

林纾终于上了当

在《论古文之不宜废》后,林纾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涉此话题,可新派学人的批评声反趋激烈,甚至转向人身攻击。

一方面,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陈独秀与胡适观点不尽一致,唯有在批林纾上有共识,故彼此竞逐、层层加码;另一方面,新派人物初期社会影响低,常感寂寞,期待用争吵引来关注。

1918年,《新青年》4卷3号上,“双簧戏”正式上演,刘半农假借回应“王敬轩”(实为钱玄同),称林纾“著作……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多少”。

刘半农、胡适还在《新青年》反复嘲讽林纾误译,林纾的翻译确实不够忠实原文,随意删改,但刘、胡举却举错了例子,把别人的误译安到林纾头上,称“这样译书,不如不译”。

傅斯年则撰文称,林纾“怕白话文风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说卖不动了,因而发生饭碗问题,断不至于发恨拼此残年,反对白话”。

轮番轰炸下,林纾终于把持不住,掉入了对手圈套,先后写了《荆生》《妖梦》,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进行人身攻击。

《荆生》中写了一个“伟丈夫”,痛殴陈独秀等,陈马上将其附会为军阀徐树铮。其实,荆生为“经生”(书生之意)谐音,林纾少年习剑,自视为侠客,他与徐树铮虽有私交,但后半生从不入官场。

袁世凯复辟时,让徐树铮请林纾出山,林纾回以“请将吾头去,此足不能履中华门也”,后段祺瑞祝寿,重金请林纾的画,林却予以拒绝。

林纾本光明磊落,惜一时修养功夫不够,从此名声扫地。

真的是千万富翁吗

林纾一生共翻译出版184种作品,郑逸梅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中140种,别人稿费千字2—3元,林译为6元,如此算来,林纾仅翻译收入便高达20万银元,在今天至少是千万富翁。

林纾后期绘画收入已超译书,据他自己说,1924年时“今舍译卖画,一月到得千元”,据说他的山水画每幅卖30块大洋,其好友陈衍称“琴南房中是造币厂”,并夸张地写道:“纾有书画室,广数筵,左右设两案:一案高将及胁,立而画;一案如常,就以属文。左案事毕,则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饮外,少停晷。”

但林纾经济情况未必像传闻中说的这么好,因他翻译作品需与“舌人”分账,有时他拿3.5/6,“舌人”拿2.5/6。1913年,在给儿子的信中,林纾写道:“一钱来处均不易,父老而力疲,须从俭为是,亦以体贴老父,即为孝子。”

1918年,林纾致信商务印书馆称,译稿字数一直有漏算,应予重估,并补足差额。商务印书馆让实习生谢菊曾专门负责此事,果然漏算10 万字,补发了600元。

为了生计,林纾晚年笔耕不息,郑振铎曾说他“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直到去世前,林纾“犹日作画数事,自谓以分诸子也”。1924年6月,林纾一病不起,强撑至孔教大学授课,作诗说:“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
 
9月10日,林纾溘然而逝。他曾撰一联,称“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其中悲怆,何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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