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好

颜彦清 2016-05-30 15:02:15
在广播里讲过钱钟书与杨绛吵架的事:两人新婚燕尔远渡重洋,曾为一个法语读音吵得不可开交,这种争执,胜者不喜,败者不服,徒伤感情。双方约定以后遇见分歧,各持己见,对方不干预,允许有第二种答案。

这就是杨绛的好,懂自处,不强求,这是一种阅尽千帆后的云淡风轻,智慧老道。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人无久处之厌。乍交之欢如烈酒,如花似锦,辛辣浓烈,荡人心魄,不过这不是长久,等到清晨欲起,必是头痛欲裂;白开水,温吞性,保持人格独立,各抒己见,看似平平淡淡,你却离不开这杯白水。

梁朝伟必得配上刘嘉玲,梁朝伟的内向,敏感,羞怯,高在云端,没有刘嘉玲身上的大大方方的烟火气,便易碎难存,这是种保全。熟悉钱钟书的人知道,这个人不通世故,不仅对恩师同事嘴不留情,曾有言曰:“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对林徽因他们更是狂吐槽,生活上左右不分,不会照顾自己,没有杨绛的熨帖周到的照顾,游刃有余的处理,钱钟书的痴傻呆气很可能不是名士风度而是不识时务。

日寇侵华时,钱家挤居上海,钱钟书父亲钱基博问老婆:自己身后,你愿意跟谁住?她回答:季康。杨绛本名叫杨季康,不要提那个年代,就是现在,婆媳相处也是老大难题,杨绛在那炮火连天的动乱岁月,上敬公婆,下抚子女,在一群乱麻中挥洒自如,这份能力可不是每个才女都有。

杨绛当年的文名远甚钱钟书,《称心如意》,初出茅庐之作,出手伶俐,之后的几部趁热打铁,文名日甚。钱钟书写《围城》暗心猜想多少有点比试的意味,他在看完杨绛的话剧,回家便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战时上海,时事维艰,安静地在书桌上写长篇真是奢侈,为此杨绛将鸡毛蒜皮,家事琐屑一肩挑起。创作中钱钟书多有泄劲松气时,是杨绛一点点的鼓励慰藉促成这部新儒林外史的诞生,我们在佩服钱先生的老辣毒舌,写出我们细微熟悉的可笑时,这些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离不开杨绛的支持。钱钟书在《围城》序里坦坦诚诚: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对丈夫,对公婆,对子女,春风化雨,周周到到,如一碗素面,一砖豆腐清净素雅。如果只是这样,她只是“最贤的妻”,远远够不上杨绛先生的称谓。

杨绛早年的剧本声名远播暂且不提,为了准确翻译《堂吉诃德》,四十八岁开始学西班牙语,日日坚持。七年后,终有小成: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撞上运动,书稿全部交出,后竟在废纸篓遇见自己的心血译稿。十三年后杨绛返京,想接着翻译,可是搁笔多年,文气不畅,全部推倒重译。1976年,终于交出全部译稿,这时距她初始学西班牙文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的断断续续,十七年的始终如一,这股韧劲令人动容。

杨绛文学最动人心魄处在其散文。杨绛的散文平稳淡泊,含蓄隽永,越读越有滋味。初次碰到杨绛文字是高中,在一片张牙舞爪的课文里,杨绛的《老王》不显山不露水,悄然寂静,心里却“咯噔”一声,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萦绕心中。《走到人生边上》,《我们仨》,《将饮茶》,均是以情动人,通透直白。105岁的高龄,没有停止阅读,没有放弃思考,独坐书斋,沉稳安静地看书写字,这才是一个真正读书人该有的样子。

陈道明演《围城》时,已经凭《末代皇帝》名满天下,自陈自己当时虚华浮躁。《围城》是他的转折,他去钱钟书夫妻家里讨教,陈道明说:“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多年之后,陈道明仍然记得钱钟书夫妻家里万籁俱寂,只有一个药锅子,到了点,那个药锅子就“噗”响一下。书香夹杂着药味,陈道明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沉稳安静下来。现在我们都知道陈道明演戏,一张床,半边都是书,影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这就是钱钟书与杨绛的风格,无声无息,不言不语,大道至简,宁拙勿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写这篇文章的现在,天阴,窗外滴答细雨,我又捧起了《我们仨》。钱钟书先生走的那天,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先生就活在书里。”现在杨绛先生也去了,套用这句话:喜欢她就去读她的书吧,她活在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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