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秘史《白鹿原》为何没能走向世界

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
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
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
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
陈忠实留下的古体诗不多，这首大概可算是他对《白鹿原》创作的一个总结了，所谓“十年无言还无言”，因为《白鹿原》从1983年构思到1993年完成，恰好是十年。
陈忠实来到人间，似乎就是为了来写《白鹿原》。
在这本书之前，陈忠实的作品很少引起读者们的关注，在这本书之后，陈忠实也未再写出同样精彩的作品。著名评论家霍达先生曾这样评价《白鹿原》：“原先的陈忠实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大智若愚的陈忠实站到了面前。他在什么时候悟了‘道’，得了‘理’，暗暗参透了物换星移、鱼龙变化的奥秘？”
陈忠实成名后，采访过他的人不少，相信许多记者会在心中暗暗诧异：“真是这个人写出《白鹿原》的吗？”在某些方面，陈忠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甚至缺乏常识，而一个尚未完全读懂当下的作家，又如何能写出超越时代的东西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白鹿原》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有过”的小说，可它却并不是国际影响最大的中国小说。
我们常常以为，文学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可在现实中，这句话其实未必成立。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截然不同，在很多时候，彼此很难达成共鸣，《白鹿原》即为一例。
《白鹿原》为何能震撼中国读者的心灵？因为它写出了一段民族的“秘史”。在这段历史中，有“义主”的化身白嘉轩，为了心中的理想，虽九死不悔；有“忠仆”的化身鹿三，恩怨分明，绝不僭越自己的身份；有奸贼的化身鹿子霖，即使不利己，也要损人；有大儒的化身朱先生，竟一人斥退20万清军；加上浪子黑娃，“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却最终幡然悔悟；还有荡妇田小娥，介于人妖之间……纷纭的人物，契合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全部想象，但更关键的是：在小说中，不论好人怎样历经磨难，变成了坏人，乃至坏人怎样遭遇震撼，转而成为好人，他们最终都是失败者——善也罢，恶也罢，一切终将烟消云散。在时光的眼中，每个人的坚持与放弃，其实毫无意义。
正如雷达先生所说：“几乎每个人的生死祸福，升降沉浮，都是难以预料的，出人意表的，却又是不可逆转的，合情合理的。”
也许，一言以蔽之：谁也逃不出命运的拨弄。表达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从《东周列国志》的“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到《三国演义》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乃至《红楼梦》中的“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其实都未离开这个母题。
只要是历史，就会有人的悲剧，就会以个体被淹没为结局。这不仅是文学赋予我们的认识，也是我们自身成长中获得的经验。从童年的自我中心，到被动融入社会，谁不曾经历一个伤痕累累的心路历程？白嘉轩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或者，只有中国读者才能真正读懂这些话，才会真正被它背后的苍凉所打动。
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去的百年充满波折。我们上下求索，一次次误以为找到了挣脱现实苦难的钥匙，可每次用它打开大门后，却发现门后藏的却是下一次苦难。被激情、忠诚、热爱、逻辑一遍遍狂虐之后，除了幻灭，我们还能再说什么？曾经坚信过的一切，已归于消逝，那么，除了历史，还有什么能安慰此岸的苦痛？
是的，历史为怪异的现实提供了合法性——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时，我们至少可以这样回答：不用问了，历史从来如此。
依靠对历史空虚、恒久的想象，我们化解了一切追问，也原谅了自身的全部过失——曾经的罪过源于过程，谁也无法做得更好，我们只能接受结果。
毫无疑问，《白鹿原》完美地契合了当下国人的认识结构、情感结构，所以消遣者中能从中找到好故事，纠结者能从中找到安慰，负罪者能从中找到解药，甚至连猎奇者，也能从中得到宣泄。
然而，在不同语境中，情况则完全不同——面对生命的苦难，东方文化的解药是逍遥，而西方的解药是拯救，可从拯救的角度看，《白鹿原》则显得有些含糊。
毕竟，历史并不永远冰冷，也并不只是“成住坏空”那么简单，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中，也会喋喋不休地抱怨历史的“永劫回归”，他一遍遍指出历史本质的无序，但这个指出本身，就带了无限的留恋在其中。而在《白鹿原》中，虽然不是“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可既无解决方案，也无归宿，陈忠实只好借白孝文的口说：“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活着就有希望”，毋宁说，无数次潮起潮落，让“希望”早已无法为我们提供什么动力了，活下去，只能靠习惯，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很难说拯救与逍遥谁优谁劣，西方文明从两河时代起便已是集体耕作，共同维护水渠等公共设施，而东方文明则从一开始便以个体耕作为主，所以前者发明了乌托邦，后者发明了桃花源，外表相近，但两者之间却无法互通有无。
不否认，确有一些经典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得到了共同的推崇，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彼此对经典的误会，远远超过对经典的共识。人是靠直觉来欣赏的，直觉貌似是个人化的产物，其实是教育、环境、社会的综合体。一个在现代都市中为时尚而烦恼的洋人，如何能被白鹿原上的农民打动？剥去怪异的故事，则剩下的部分将被视为“啰嗦”，而那些“啰嗦”其实恰恰是《白鹿原》的精华所在。
也许，我们应该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既然文化的深度沟通如此难以达成，则《白鹿原》在国际文坛没有引起足够大的反响，应属常态，倒是那些得到国际文坛认可的作品，反而更可能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