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 好像音乐就无害一样

folie à deux 2016-04-19 01:10:06
原文:http://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al-comment/music-harm

Richard Strauss with the S.A. leader Ernst Roehm.

“自由主义者正在谋杀艺术”——这是一篇Jed Perl最近在New Repulic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挑衅式标题,他是这份杂志的长期艺术评论家。文章主要观点在于左倾的批评家、评论员以及支持者们,牢牢抓住他们歌颂品德的政治价值观不放,从而脱离了艺术“天马行空的隐喻、神秘和魔力”。抛开他右翼的说教观点,也不去提几千年来的宗教教条,Perl嗅到了一场用政治正确的标准来审判那些杰出而麻烦重重天才们的运动。我很惊讶的发现在一些对我文章的解读中,我被认为是政治化屠杀这些神明们的主犯。Perl误读了我的作品,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当我遇到某个古典的传统似乎时常被其近期历史所过度折磨时,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Perl断章取义的截取了2013年(纽约客)里我写的关于俄罗斯大师Valery Gergiev文章里的几句话,其中我在思索这位指挥家对普京政权,以及随后对同性恋激进分子抗议活动的公开支持。我写到,“当一家俄罗斯报纸问他”—Gergiev—“关于同性恋的问题时,他说,‘作为剧院的总监,我只有一个标准:能力,天分。’看起来Gergiev想两面都要:他既涉足政治,然而又坚持将政治挡在艺术大门之外。其实这是个由来已久的空想。理查德·施特劳斯在一封1935年写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写下了相似的话:‘对于我来说,只有两类人:那些有天赋的,和那些没有的。’”

Perl认为这是我对艺术政治化的“粗鲁宣言”。事实却不尽如此。我所认为的空想,是相信一个人可以公开参与政治活动,而后面对质疑又可以坚持政治与艺术无关。当艺术被用作保护盾时,生搬硬套那些关于艺术独立性的陈词滥调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这些花言巧语玷污了Perl所极力维护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这个问题在古典音乐之中尤为尖锐,是因为长久以来对“绝对音乐”理念的追随—认为巴赫,贝多芬,以及其余人所栖息的纯粹精神领域,远高于鄙俗的政治。就像音乐学者Richard Taruskin所做的那样,将与政治无关的普世价值归功于某些种类的音乐,特别是德国音乐,可能成为强烈的政治信号。这场争论也不是什么新的进步,这是战后美国自由主义者虚构的论据。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质疑自我满足的美学经验这一观点,说,“仿佛音乐和诗只是玩乐,从来都不会有危害。”

斯特劳斯的没落,是唯美主义遭遇现实的极度痛苦。(这是他人生欢乐的终结乐章之前的黑暗篇章,这位作曲家在晚年与美国士兵合作,写下“最后四首歌”。)1935年,斯特劳斯正与茨威格在一起创作喜歌剧“Die schweigsame Frau安静的女人。”那年6月,剧作者茨威格告诉斯特劳斯,因为斯特劳斯与纳粹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他作为Reich Musich Chamber德意志室内乐团负责人的职位,他必须取消这个项目。斯特劳斯在愤怒的回信中,抱怨“犹太人的顽固”使茨威格感到自己与德国犹太人结为一体。他坚持自己的艺术丝毫未受政治影响,并为己开脱说自己的官方活动是出于“避免更大的灾难”的目的。然而茨威格从未收到这封信;信被盖世太保截获。当希特勒和戈培尔得知斯特劳斯对政权的鲁莽言论后,这位作曲家不得不辞去他的职务。对于斯特劳斯来说,艺术自主的幻想崩溃的过于迅速了。

正如我在我的专栏里所强调的,俄罗斯同性恋者的情况,不应该与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或是纳粹德国的同性恋相提并论。尽管如此,眼见诸如众多德国音乐家过往那样,不间断的愁容满面的自我辩解实在令人不安。Gergiev坚称俄罗斯的反同性恋立法不会影响他在Mariinskt歌剧院的领导职务。他并不歧视;因此同性恋运动者跟他之间没有麻烦。同样,斯特劳斯详相信纳粹德国的反犹太立法不会影响他与茨威格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可指责。“做个好孩子,忘掉摩西吧,”斯特劳斯这样写给茨威格。然而,茨威格无法忘却摩西。

Perl继续写道,“斯特劳斯的’Capriccio卡布里乔莎’于1942年希特勒政权鼎盛时期在慕尼黑首演,对于那可称之为杰作的优美尾章,难道没有人觉得它与当时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吗?” 是,的确是,但有人反对这种干脆,甚至是鲁莽的划清界限也不应该感到奇怪。“Capriccio卡布里乔莎”于1942年10月28日首演;在同一天,超过8,000名来自特雷津集中营的犹太人来到奥斯辛威,其中绝大部分人被送进了毒气室。有一些人绝不会对这样一个世界所孕育的歌剧感到自在。以我的经验来看,他们并不是致力于监管艺术的自由主义空想家;而更多的直接承受着来自这段历史的伤痕。

作为斯特劳斯的热爱者,我常常困扰于寻找合适的方式来评论他在1935年的耻辱之后所写下的杰作:神话歌剧“Daphne达芙妮”和“Die liebe der Danae戴安娜之爱”,18世纪对话篇章“Capriccio卡布里乔莎”,弦乐“Metamorphosen变形”。除了最后一个是引用贝多芬“Eroica英雄”的慢板来表达德国文化最后的仪式,这些作品弥散为抒情的薄雾,获得一种脆弱纤柔的美感,与他青年时期强烈的激情非常不同。最终我还是无法忘怀历史背景。然而,要完整而热切的投入这音乐,遗忘与否并不重要。的确,当我想到斯特劳斯的没落时—当戈培尔斥责他后,他曾一度在宣传部的台阶上泪流满面—这种美仿佛更加不可克制了。“Daphne达芙妮”尾章里,在树叶闪烁着飘渺的微光中,仙女被变成一颗月桂树:这也是斯特劳斯自己的变形,成为一个僵化而又有力的形象。显然,在他最后的岁月里,这位作曲家在钢琴上一遍又一遍的弹奏着这个段落。

Perl继而提到T·S·艾略特,艾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以及其他那些因为与反犹太主义和/或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而染上污点的人。他说我们纠缠这些艺术家们太久了,在方方面面寻找他们的过失。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深有瑕疵的人所创造出的伟大艺术。当然,这些都合情合理,就像斯特劳斯一样,我并不认为作品应该从政治意图上被排除在外。当庞德在“长诗120题记 Notes for Canto CXX”中写到——


我尝试过去描写天堂

不要动
  让风去述说
    那就是天堂

——很难不联想到诗人的纵入深渊。在一部并不单纯的作品结尾,幽灵般闪现的这些纯洁文字让人头晕目眩,而这首诗需要了解此前的事情(“让上帝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是接下来的两句诗)。细细思量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同时进行思考,美学的和历史政治的——总的来说这是相当明智的方式来解读艺术的迷宫。争论政治是否一直存在或者从来都没有影响,就像是在玩填字游戏却失去了语境,那就是艺术家和观众们都身居其中而不断变化的现实。

有趣的是,在Perl的这些被玷污的天才名单中缺少了一个名字,理查德·瓦格纳,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所有的重要艺术人物当中,他的大门从未对政治关闭过,而这并不仅是说他总是参与政治。就在上个月,历史学家James Loeffler在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强硬的文章,标题是“瓦格纳的反犹太主义阴魂不散”。Perl的文章也许更应该以内部辩论的形式发布,因为Loeffler的论断比我专栏里写Gerfiev的任何一篇文章都要唐突。例如:“瓦格纳真正留下的,至今我们仍与之共存的遗产,完全就是蔓延在现代古典音乐中彻底种族意识形态的印记。”此外,Loeffler也击碎了Perl所珍视的态度:“即使我们真的面对伟大作曲家们的道德堕落和微小过错时,我们的本能应该先隔离音乐本身。因为,在所有的艺术之中,音乐最能维持它超凡脱俗的神圣光环。”

在瓦格纳的问题上,我稍微偏向Perl这一边。并无意抹去他的反犹太主义,我认为瓦格纳这件事,用尼采的话说,已经变成了无限度无止尽的控诉。更狂热的评论家把瓦格纳定义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建筑师,以及大屠杀的先知。这样的定位不但剥夺了瓦格纳音乐本身着迷的复杂性,同时非常危险的将纳粹主义的根源简单化了。毕竟,希特勒从未提到过瓦格纳的反犹太主义;但他倒的确称赞过亨利·福特为犹太人挺身而出。(有趣的是,“瓦格纳的希特勒”一书的作者,特别热爱那些诉讼巨著的Joachim Köhler,也收回了他的话,在翻译自最近一期瓦格纳期刊的一篇文章中,他争辩说反犹太主义不是“瓦格纳一生的主题”而是“很多不可描述的主题中的一个。”)瓦格纳有太多的东西与希特勒毫无关系;也有很多东西与希特勒相悖。即便如此,我也绝不会做梦去说瓦格纳的歌剧应该完全彻底的与政治脱离开来。现在不可能;也永远不可能做到。

1951年,在瓦格纳孙子Wieland和Wolfgang的指挥下,瓦格纳音乐节在拜罗伊特自1944年以来首次上演。节目指南上引用了“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一句话:“Hier gilt’s der Kunst 这里只有艺术”。换句话说,把政治留在门外,就像湿雨伞那样。可惜瓦格纳弟兄漏掉他们祖父歌剧里的那一点讽刺。年轻漂亮的Eva被作为一次歌唱比赛的奖品,她告诉年长的智者Hans Sachs他的年龄不是问题,因为她在意的只有艺术。Sachs问她“亲爱的Eva,你会欺骗我吗?”他对Eva花言巧语的怀疑非常明智;最终,她投入了年轻骑士的怀抱。艺术从来都不会脱离现实;如果脱离了现实,艺术也就失去了生命,没有光,没有黑暗,没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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