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激进性

tomshiwo 2016-03-23 07:50:06

爱的激进性 The Radicality of Love Srećko Horvat


前戏:坠入爱河,或革命 所有试图对于“爱”(love)进行的谈论或者写作都不可避免的与一种深层次的困境与焦虑相伴:言词永恒的匮乏。然而,即使如跃入一滩暗沉的深渊,我们也应该勇于谈论爱,携带着所有可能涉及的风险。我们应该再次尝试,再次失败,“更好”的失败。这本书的必要性建立在以下的考量上:就如同四十年前巴特(Roland Barthes)在《恋人絮语》(Fragments of a Lover’s Discourse)中宣称的那样,爱人的话语依然处于极端的孤独之中。 我们不应吃惊,爱已经在西方超性别化(hypersexualized)的宇宙中迷失了,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最近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社会巨变中,她已经失去了真实的位置(爱到底有没有位置,还是她永远都只是“化外之地”[a-topos]?)或者重要的角色,从塔里尔广场(Tahrir Square)到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从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到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1],从香港到萨拉热窝。爱的问题出人意料的缺席。她被隐藏在边缘,在帐篷中的耳语声里,在街角昏暗的角落中上演。当然,塔克西姆广场上存在着亲吻,在祖科蒂公园也有激情韵事,但爱不再是严肃论辩的议题。这本书——我悲伤的意识到这只是我们面前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许只是“前戏”(foreplay)——不得不被视作针对一则缺席话题的冒险的贡献。 对爱的激进性的可能意义的尝试,并不会在粗俗的唯物主义层面展开,比如嬉皮士运动的爆发,或者1968年的性解放,这些运动最终都不幸沦为商品化的欲望,或一种随波逐流式的后现代放纵。这个尝试要远远超越于此,或至少实现在从这点出发:真实面对你的欲望并追随她到天涯海角依然是不够的——拉康著名的格言:“不要向你的欲望让步”(ne pas céder sur son desir);我们需要的是在每一次的最开端处重新发明爱的责任(Duty)。兰波著名的箴言“爱必须重新发明”(love has to be reinvented)是这一革命责任的最好重述。 在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爱的作为》(Works of Love)中,有着关于对抗积习(habit)最为美妙的段落: 让一百门大炮的轰鸣每天提醒你三次,去抵抗积习的力量。如同强大的东方帝王,豢养一个甚至一百个奴隶每天提醒你。交一个朋友,当你每次见到他时提醒你。娶一个相爱的老婆,一早一晚提醒你——但要小心,所有这一切不能成为积习!你可以变得习惯于在一百门大炮的轰鸣中依然安坐在桌前,听到最为细碎、无意义的事物,而且比那一百门大炮的轰鸣听得更真切——你已经习惯听那轰鸣了。你可以变得习惯于一百个奴隶每天你提醒你:你不再听了,因为通过积习你已经获得了一支在听却听不到的耳朵。[2] 对于爱而言,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就是积习(habit)。爱是——如果真的是爱的话——一种永恒的活力,以及同时对于“初见”(first encounter)的忠诚(fidelity)。这是一种张力,或者更准确的说,某种辩证法:在活力(持续的重新创造)与忠诚(针对致命与不可预期的世界崩裂[Crack in the World] )之间。对于革命(Revolution)亦一样。当一场革命不仅停止了重新发明社会与人的关系,还停止了其对于自身的预设(presupposition)的重新发明,其通常会在反-动(re-action)、衰退中终结。 真正的革命时刻就如同爱;她是一次世界的崩裂,在事物寻常的流程中,在层层堆积、为防止任何“新”诞生的遗骸中。那是一个空气变得厚重,你却开始呼吸得比以往更多的时刻。但要记住克尔凯郭尔的话:当你对于一百门大炮的轰鸣变得习以为常,以至于你依然可以毫无意识的安坐在桌前时,你应该知道革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反革命正潜伏在那轰鸣之后。当你习惯于一百门大炮轰鸣的那一刻,事件的真理也随之消失。这也是为何那些肤浅的分类法(“阿拉伯之春”,“占领运动”,“新左派”等等)具有危险的误导性,它们形成于人们永恒的通过定义离间事物的驱力,不再忠实于原初的事件或对于未来的欲望(不是来自过去)。 并不存在什么阿拉伯之春。也不存在占领运动。是的,它们彼此分享着内在的属性(从组织形式到大多数的目的),我们正在见证一种特殊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sequence),它也许可以带来巨大的转变(或在彻底的失败中收场),但为了识别它们而将它们缩减为同一分母,则永远都带着步入简单化陷阱的风险:通过定义去定义就是设限(一条边界[limes])。当然,所有这些事件在一个更深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但每一个事件,虽同属某一秩序或范式的一部分,却都能带来一些“新”(New)。 为了感知这种“新”,一个人不能说宪法广场或者太阳门广场是一样的。就像之前所说,这里存在一种范式。当然,一种极为具体的历史语境(从2011年的巨变到如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或者Podemos 等新左派政党[3])中革命的潜能正在发生。 但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种不能被缩减为纯粹事实的东西。不能被缩减的是一种超越定义或分类的感觉;一种浸没(submergence)的临场;一种完全孤独但却未被抛弃的感觉,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与唯一,但与此同时又与诸众(multitude)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被描述为爱。革命是爱,如果她名符其实的话。 就拿塔克西姆广场上发生的奇迹来说吧,基督教徒们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那些祈祷的穆斯林,他们被夹在示威者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发生的暴力之间。他们形成了一道人的锁链(human chain),就在那些为保护他们而祈祷的人周围。这曾是,并且依然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最为异乎寻常的时刻;这是一个属于团结,勇气以及…纪律的时刻。在政权的眼中这难道不是疯狂吗?但同时,在这疯狂中难道没有纯粹的理性吗?或者套用如黑格尔关于拿破仑的话,这不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world spirit on horseback)吗,仿佛这个黑暗时代中我们等待的戈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伊朗革命期间。当霍梅尼1979年命令女性穿上黑色罩袍,大量的女权主义者开始聚集在德黑兰大学的庭院中,在接下来的五天中数万人加入到反对佩戴面纱的运动中。之后一件塔克西姆式的事件发生了:这些女性被新组成的“上帝党”(Party of God,Hezbollah)围绕了起来,为了保护她们,男性——朋友,爱人,兄弟——在她们周围制造了一个圆环。 这才是爱的符号(sign)。克尔凯郭尔又一次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事件的最佳描述:一个人必须信仰爱,否则他将永远无法感受到爱的存在。对于革命也是一样。但为什么是符号?因为她依然不是爱。她是团结。每一个团结的行动都包含着爱,它是某一种爱,但爱不能被缩略为团结。让我们将慈善作为团结的对立面吧。一般而言其带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你经过一个乞丐,给予他一美元或者一块面包,这还不是团结。即使你组织了一场巨大的慈善活动,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捐赠账户,等等,这也还不是团结。团结是一种多于怜悯(mercy)的东西:当你使得你的良心安宁时,你将可以一如既往继续你的日常生活,仿佛没什么事情真的发生过。然而当你践行团结时,你甚至需要放弃你的慈善或者怜悯:即使你并没有给予乞丐以美元或面包,你也无法再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与你的日常生活相处。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生活里承担(carry)了他;你和他一同生活,并不再把他视为某种“已被整合的弃物”(integrated reject)(就像我们现在与难民或移民生活在一起一样),而是他成为了你每一个行动的一部分,甚至是行动的预设:他永远都无法被完全整合,因为非正义无法整合入爱的行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已经包含了爱。从这个层面出发,在穆斯林、犹太人或妇女的周围形成防御性人体圆环是一个美妙的团结的时刻,但为了到达爱还需要迈出更远的一步。去爱意味着即使并没有事件,不存在特殊的场合或良心的等级,也要去实现她。这才是真的事件:当爱并非因这个世界的极端崩坏而被激发出来,而是可以在看似无趣的日常行为中觅得,甚至重复,或者——重新发明。 虽然我们目前的历史僵局——那些“春天”过后随之而来的“秋天”——比以往更黑暗,但对于可能未来的忠诚(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埃及、女人和男人在伊朗并肩作战等等)才恰恰是真正定义革命的允诺。时间总是在光辉道路被尘埃掩埋、激情变为最糟糕的抑郁(或者如本雅明所言的左派忧郁[left-wing melancholy])、反革命吞没了一个革命时刻最后的解放潜能之时,才会真的到来,但最大的失败亦在此沉潜:并非被一次失败后的残酷现实所击溃,而是失败于对于乌托邦式欲望(utopian desire)的放弃。这里我们需要援引毛泽东的著名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今天我们需要大声疾呼:革命不是一夜情,也不是撩妹。这都是些最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如此认知革命,你可能很容易发觉革命就像一夜疯狂性爱之后的早晨床上那一具陌生的身体。昨天她还是最美丽与感性的爱人,如今她只是一具(被干过)的身体,就如同那些被女性瘾者(Nymphomaniac)抛弃的身体一样。 真正的爱要暴力得多。你会忘记那些陌生的身体,你会克服她,只要再来一次一夜情或一段激情韵事,但你不会忘记一次真正的相遇,因为那是一种暴力的行动。就如同1945年好莱坞经典情节剧《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中的劳拉,在与一个陌生人于火车站发生短暂的罗曼史之后,她在想象之中向丈夫忏悔:“但是,弗莱德,我如此愚蠢。我坠入了爱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从未想过如此暴力的事情会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她留在了丈夫身边,但这短暂的相遇却彻底改变了她存在的预设。是的,爱也会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同样的情形难道没有发生在塔里尔广场上或者占领华尔街期间?当然可以说风凉话,为了一陈不变,所有一切都需要改变(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之后的军事独裁;奥巴马之后的奥巴马,等等),但一些坐标确实发生了变化。最为困难的任务——与劳拉不同,她出于诸多原因选择留在丈夫的身边(负罪感,理解,积习,同时爱两个人的可能,等等)——是去忍耐(endure)。首先,不要被一场虚假的相遇所欺骗(在火车站寻找一个陌生人只能以肤浅的一夜情作为结尾),其次,抓住那个真正的相遇,无论它在何时何地发生,不惜一切代价(寻找一个陌生人……)。在华尔街的摩天大楼前,在你想要歌唱的时候就歌唱,保护你的穆斯林兄弟,即使子弹开始横飞。 这才是“坠入爱河”(falling in love)的真正意涵。我们承担风险,无论代价为何。即使我们感到那致命的相遇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所有坐标,却可以依然故我。还有其他需要做的吗? 与“坠入爱河”的必要风险相悖,我们如今面对的是一场世界范围内抵制任何类型风险的运动:从我们腐朽的西方宽容社会(permissive societies)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全部联合起来反抗欲望。即使他们声称欲望,就像某些西方式的社会发明(Grindr,Tinder等等),抑或禁止欲望,就像ISIS或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全都意在破坏机会,取消我们真正“坠入”一些事物的时刻,当你迷失了……但你依然更好的知道自己的前路。

巴迪欧在他伟大的《爱的多重奏》之中描述了“坠入爱河”的恐惧。他震惊于遍布巴黎的交友网站Meetic的海报,上面的广告语写着“百发百中的爱!”、“不用坠入爱河就可相爱”或者“得到完美的爱,且不用受苦”。对于巴迪欧来说,这就如同美国军方对于“聪明”炸弹与“零死亡战争”的宣传。为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战争或者爱。一个“零风险”的爱不是爱:如果约会服务根据你的品味、星象、工作、兴趣、智力或者身体选择了你的对象,便没有相遇的机会了。但坠入爱河恰恰存在于这种偶然性之中,存在于“坠入”(fall)这个动作自身之中。 作为最具影响力但极具争议的苏非派人士,Ibn Arabi认为“坠入”才是坠入爱河的关键所在。Ibn Arabi将坠入爱河视为一种他称为“hawa”的东西。他将爱的观念划分为四个阶段。它们是:hawa,hubb,ishq与wudd。爱的第一个阶段被称为hawa。字面意义上,hawa意即坠入,爱之坠入,或者其他激情坠入心灵。一个人坠入爱河出于三种原因:1.看见(seeing);2.听见(hearing);3.收获心爱之人(Beloved)给予的赠与(bounties)。其中最强烈的原因是看见,因为其在遇见心爱之人之后便不会改变。换句话说,第二和第三个原因都是不完美的,因为由听见诱发的爱会随看见而改变,而由恩泽(beneficence)触发之爱也会随赠与的终止而停止或减弱。 Hawa的目标可能是很多东西,并不一定是上帝。因此,在《可兰经》中,上帝命令信众不得追随hawa。Hawa是一种给上帝的爱,但被携着上帝之爱的伙伴所污染。因此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上帝之爱。 得知安拉命令他的仆从净化他们的hawa,并将其指向上帝时,Ibn Arabi却认为不可能将hawa从内心清除,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所有的人类都存有对于心爱之人的hawa。安拉命令仆从将hawa指向他。尽管上帝禁绝追随hawa,却无法清除它的存在。 Ibn Arabi认为没有信仰的人才有这种爱,因为他们给上帝的爱混杂了他们对同伴的爱。所以爱的下一个阶段被苏非派称为hubb就不足为奇了。它是一种对于hawa 的纯化,它需要通过排除其他爱人并将爱仅仅指向上帝而实现。在这个意义上,hubb是一种对于上帝的纯粹与未被污染的爱,所有的精神污物都已被清洗掉。Ibn Arabi借助词源学为hubb辩护:在阿拉伯语中,水壶被称为hubb,因为水在其中,污物却沉降在底部。如此这般水便从不结中获得了净化。 但还有一种hubb的溢出状态。它被称为ishq。当hubb满及全身,爱人对于心爱之人以外之物失去察觉,hubb在经脉中如血液般奔流,这时的爱被称为isaq。这就好像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描述的那样。巴特的书与其说是关于爱的,还不如说是关于坠入爱河的。而坠入爱河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符号的存在。巴特成功的呈现出坠入爱河如何先验(a priori)的作为一种语意系统:爱人是天然的语意学家,他可以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事物中看到爱的符号。这就是ishq。 但如果巴特的“恋人絮语”是一段穿越“坠入爱河”之符号的旅程的话,那什么是更接近爱的东西?什么是Ibn Arabi的爱的第四阶段?其被称为wudd,是前三阶段的总体归属。它是hubb、ishq或hawa在爱人心中的永存(permanency)。在此我们将接触到苏菲派最好的部分:“对于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所有的爱皆是神圣的,亵渎(profane)与神圣(divine)之爱之间的分野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男人爱女人,出于她身上神圣的显现,这种爱就变成了神圣之爱,而那些只出于性欲去爱她们的人则对创造现实茫然无知。” [4] 以性为例:如果如其所示,在两个不仅相互吸引而且相爱的人之间,性难道不就成了最美好的对于神圣与亵渎的融合吗?那些被认为令人作呕的体液亦突然变得神圣起来。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革命需要达到的层级吗?基督徒保护穆斯林或者伊朗革命期间男人保护女人的时刻不就是一种神圣与亵渎的相遇,一种wudd的显现吗? 这一点给予我们一种关于爱的可能提议:真正了解爱意味着达到普适性(universality)的层面。伊朗革命与塔里尔广场不仅仅是重叠的时刻,她们具有同样的结构。第一眼看起来的不连续其实是一种连续。且恰恰在这种连续中我们得以发现普适性的踪迹。 在C. L. R. James的《黑色雅各宾》(The Black Jacobins)中有一个很棒的例子:当拿破仑送法国军人去镇压海地的叛乱时,他们在夜间听到黑人们在森林里唱起了《马赛曲》与《一切会变好》(Ça Ira)这些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歌曲。法国人当然很震惊。他们看着自己的长官,似乎在问:“我们的野蛮敌人难道具有正义吗?我们不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士兵了吗?我们是不是变成了政治的粗暴工具?” [5] 海地革命的参与者们在字面意义上从“自由、平等、博爱”中获得了比法国人更多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不是抽象的,这是一场反殖民的斗争。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与伊朗革命和塔里尔广场类似。一个团的波兰人,因谨记着自身对于解放的斗争,而拒绝参与针对600名海地人的大屠杀。这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含义! 为了理解这种激进的普适性的潜能,我们似乎必须再次导入结构主义的实验:在共时与历时层面理解所有的革命秩序。革命的历史与革命的当下的每一部分同时存在(占领,宪法广场,塔里尔,塔克西姆,等等),又同时被时间所分离(巴黎公社,海地革命,十月革命,等等)。但真正的任务并不是在这两个层面破译革命历史,而是探究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历时与共时二者的互动。再拿塔里尔广场与伊朗革命为例:在历时层面我们可以说一场革命发生在另一场之前,但在共时层面我们看到二者的共在(in presentia):他们似乎是同时存在的。只有当我们将它们的历时性关系转让给它们的共时性关系时,我们才能抵达真正的普适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某种可以称为“抵抗的结构主义”的东西。 并不是只有海地版的《马赛曲》携带着法国大革命真正激进性的悲怆,她的普世的、革命的气质,而是在同一时刻,我们似乎也听到了塔里尔广场与伊朗革命事件中的回声。2015年1月21日,1000名穆斯林在奥斯陆的犹太集会(synagogue)上组成了一个人盾,为城市的犹太社区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保护,并谴责发生在邻国丹麦的袭击犹太集会的事件,但这并不是塔里尔广场的重复。这里无关一个人是犹太人、穆斯林还是基督徒,这仅仅是真正的普适性。保罗在《书信》(Epistles)中写到:“不存在犹太人或者异教徒,不存在奴隶与自由人,不存在男人和女人……”

如今唯一接近这种——几乎是结构主义的——革命普适性理解的人是彼得•魏斯(Peter Weiss),他的《对抗美学》(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远远超越了历史小说的题材。魏斯所做的不仅是无法归类的小说实验,还要更多:他展现了一种令抵抗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作用于现实的壮举(tour de force)。《对抗美学》的核心观点恰恰是经由这种努力我们达成抵抗;通过教育与自我教育,通过对艺术的持续检验,通过某种认同的过程,我们已经在进行着抵抗。不同于拉康式的“假设知道的主体”(sujet supposé savoir),我们需要的是朗西埃式的无知的师傅(Ignorant Schoolmaster)。只有通过提出看似幼稚的问题(例如,海地的奴隶向法国殖民者提问:“自由、平等、博爱到底是啥意思?”)我们才能得到真正激进的回答。 我们经由《爱的激进性》的可能意义所展开的旅程必须导向一种提幼稚问题的实验,就如同1963年帕索里尼拿着16毫米摄影机与麦克风,穿越整个意大利,从工业化的北部直到农业化的南部,向所有人问同样的幼稚问题一样。《幽会百科》(Comizi d'amore)是一部独特的真实电影,影片中孩子回答他们如何来到世界,士兵谈起他们到底愿意成为唐·璜还是一个好爸爸,足球运动员说着自己的性压抑问题,女工人则聊着关于卖淫、童贞、同性恋以及离婚等话题。 这本书试图探索,如果我们拿起麦克风,在毫不畏惧任何回答的情况下,漫游整个20世纪的革命历史,向那些重要的参与者——从列宁到格瓦拉,从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到乌尔丽克·梅茵霍芙(Ulrike Meinhof),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提出看似幼稚的关于爱、性与革命的问题,到底会发生什么。此外,这本书也可以视作对于目前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巨变的一丝谦卑的贡献——从“春天”到“占领”——其间关于爱的问题令人吃惊的缺席。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从圣保罗到香港,从雅典到萨拉热窝,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去重新发明爱却可以不同以及更好的世界。重新发明,却没有重新发明爱,即是并没有重新发明。这也是为什么二十世纪伟大的革命——从十月革命到伊朗革命——都将调节人类生活中最为亲密的领域作为自身的目标。 有一则关于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大•考恩(Alexander Kaun)的轶事,无需过多说明便可以立刻切入本书的主题。“在莫斯科,”考恩说,“当我们过去参加派对时,女主人,一位漂亮的女性,总是全身赤裸,仅仅踩着一双金色的拖鞋出现在大家面前。这就是对我们革命献身精神的考验。我们的灵魂已经被关于俄国自由的梦想填满了,再无暇顾忌一位赤裸的女性。”然而,很多年之后,同样是这位革命者却对自己当年的评论做出了辩证的“迂回”:“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那些派对上所有革命的言辞了。我只记得她的双峰——两支天堂般的香枕。” [6] 这就是生活!(C’est la vie!)是不是很难想象从一位祖科蒂公园的抗议者身上也得到类似的结语?在感受过2011年在华尔街的摩天大楼前示威的激情之后,他如今变老了;或者一位1979年伊朗革命的持异议者也一样:“我们的灵魂曾经满载着改变世界的梦想,但如今我只记得两支天堂般的香枕?”这难道听起来不像是又一则可以印在T恤衫上的段子吗:“我哥哥去了伊斯坦布尔,但我最后只得到了这件差劲的T恤衫?”(My brother went to Istanbul, and all I got was this lousy T-shirt)抑或这种语境:“我们相信我们当时正在闹革命,但我得到只是关于她咪咪的记忆。” 从这种致命的僵局中抽身而出的方法也许就在于克服二元对立。今天真正的问题在于以下:在我们对于革命的献身与“两枚香枕”之间,我们真的不得不选择吗,这是我们能做的唯一选择吗?我们这一版本的《幽会百科》试图提出的是:对于“爱或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同时)既简单又困难:爱“与”革命。只有在此我们才能找到爱的真正激进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塔里尔广场(Tahrir Square)是埃及“阿拉伯之春”革命发生的重要地点,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是2013年伊斯坦布尔反政府游行的发生地,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本营所在地,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是马德里各种游行示威的重要聚集地。——译注 2.Søren Kierkegaard, Works of Love, Harper Perennial, New York, 2009, pp. 51–2. 3.Syriza与Podemos分别是希腊与西班牙新兴的左翼政党。——译者注 4.Love in Sufism. From Rabia to Ibn al-Farid, Insan Publications, Istanbul, 2008.p.199. 5.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Vintage, New York, 1989. 6.Ben Hecht, in his memoirs: Ben Hecht, A Child of the Century, Primus, New York, 1985, p. 222. ———————————————————————— (第一部分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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