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茶读书记:李泽厚的同心圆与缺(20160312)

苦茶 2016-03-12 17:57:06
    三十年代出生的李泽厚,经历了民国最后二十年,建国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本可以留校,却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因为肺病退回到北大,最后到科学院负责创办《哲学研究》。这些经历,他在《浮生论学》和《该中国哲学登场》诸书中进行了回忆。在此之后的岁月里,他沉潜了近二十余年,幸而安全无恙地度过了反右和文革,并在这段岁月中,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和撰写了很多研究型提纲,为了八十年代的勃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李泽厚类似的是钱理群,在北大和人大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自此沉潜了十八年。恢复高考后,才一举考入北京大学,跟随王瑶先生继续读书。在贵州沉潜的十八年,钱理群也是认真研读了鲁迅全集,撰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成为他八十年代奋起的基础。

    回到李泽厚身上,他在文革后期,开始撰写《批判哲学的批判》,在抗震棚中撰写出了本书的初稿,几经修改,终于在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出版,引起了广泛的震动。也是这部书,李泽厚奠定了八十年代启蒙大师的地位。当然,这部书不能与《美的历程》相比,后者写得更为通俗写意,将中国传统中美好的艺术与思想,通过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一经发表,就立刻洛阳纸贵。不过,我个人仍然认为,他的代表作应该是《批判者学的批判》,在这部书中,李泽厚根据康德三大批判,融合马克思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形成文化积淀,从而构成了人类的先验理性。

    跟康德哲学研究专家不同,李泽厚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转而回头研究康德,而不仅从欧洲哲学传统出发,论证康德哲学的历史继承性,而是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重新诠释了康德哲学的基础概念,从而为康德启蒙哲学重新论证了经济发展基础。康德伦理学与美学,则是根据人类理性如何生活,如何更好生活的思考。李泽厚将康德哲学描绘成自然的人化(理性化)和人的自然化(审美化)的理论循环,从而塑造出李泽厚独特的启蒙哲学理论。

    从康德启蒙哲学研究的圆心出发,李泽厚构建出中国思想史与中国美学两条研究道路,前者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部史论构成;后者则是通过《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从这两条学术研究道路,他将中国思想史归纳为“实用理性”,而将中国美学归纳为“乐感文化”,再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情本体”。

    走到这一步,我们不能说李泽厚已经介绍完了,他在之后还有许多著作,比如《历史本体论》《乙卯五说》以及《告别革命》等作品。但是,我们应该说他的基本理论框架已经构建完成。在此之后,都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引申与发挥,万变不离其宗。

    同心圆介绍完了,那么李泽厚的思想框架,真像他所说那么圆满吗?就如李泽厚批评德国哲学,在思想上是进步的,在行动上却又是保守的。李泽厚本人也大体如此,在思想上他支持自由启蒙,但是在现实上,他却持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因此,他在评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采取了启蒙与救亡的二元论,并试图由此来肯定晚清改良,否定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

    在《近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高度评价了康有为的思想,认为今文经蕴含了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并进而引申说,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可以通过晚清立宪改革,走上稳定的宪政道路。这样,既能保守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且不必走上付出更大代价的革命现代化道路。

    李泽厚一直说自己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反对他的阶级斗争理论。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理解他反对革命,支持启蒙的思想由来。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具体分析晚清改革,是否真的走上现代化道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步一步落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满清政府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卖国条约中失去了政治和经济的主权。晚清地主士大夫阶层,也尝试进行现代化改革,但是无论是基层的改革,还是上层的改革,都没有办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结构问题。晚清的政治改革,大体仍旧停留在军事和政治层面,但是经济仍旧是传统的农业生产。甲午战争后,中国对日本一败涂地,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自身的危机所在。康有为、梁启超指导的改革,依然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式改良,既得不到地方督抚的支持,也得不到满清贵族的支持,失败是必然的。

    李泽厚对康有为的评价,大体基于康有为的著作,却忽视了对晚清经济社会的研究,从著作中判断改革的成败得失,未免本末倒置。即便是按照康有为的改革措施,进行晚清的政治改革,社会经济结构和财政结构就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不过,李泽厚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题上,则放弃了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选择了先验的理性结构,从而做错了这道历史题。

    应该说,李泽厚的思想核心是康德启蒙哲学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当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分析,大体都是正确的,而选择了康德先验哲学指导的研究,结论不免对错参半。他自己也经常认为,经验主义/唯物主义是更为根本的理性原则,但可惜的是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坚持住唯物主义的理性原则,在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与历史中采取了先验主义的错误方法,这可以说是他思想中的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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