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王安忆
导演陆川有个姑姑是小说家,叫陆星儿,2004年9月17日因胃癌晚期去世。陆星儿的挚友王安忆,后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今夜星光灿烂》,回忆起她们交往的日常。小说家在一起,总是免不了要谈写作。有一次,陆星儿正开始长篇《精神科医生》,与王安忆讨论,“我不断向她质疑,为什么事情是这样,不是那样。等她回答了我,她的答案且又成为我下一个问题,格式依然是为什么是这,而不是那。她的材料和组织在我逻辑推理的追迫下,露出一个一个破绽,几乎散了架。”我想这个场景对于正在创作的人来说,是可怕的。写长篇,需要自身沉浸其中,完全地信任自己,才会有足够的耐力和勇气完成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一旦有人,而且是个极其专业的人来不断质疑你,把你拖出来看这个工程种种纰漏,信心不瓦解算是无比坚强了,“到后来,星儿都有些怕我,怕我去质疑她。我也逐渐失望,觉得彼此谈不拢了。可就像是一种惯性,我们止不住地还是要谈。似乎双方都感觉到这种讨论的勉强,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地在外部制造仪式感。”
不只是“星儿都有些怕我”,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怕她。见她的几次,一次是她与托宾在上海作协的对谈,活动开始之前,她坐在小客厅的桌旁,很多读者都拿着她的书请她签字,那时我抱着自己出版的《纸上王国》和朋友让我带给她的礼物走过去,她抬头问我:“你是想签字吗?”我说:“没有啊,我是想送老师一份礼物。”说的时候,全身其实是在抖的。除开我自己写的书,还有我对她那时候刚出版的《天香》的看法。我想她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郑重的。大一时,在我们学校的小书店,翻到她的《纪实与虚构》,从此沉迷在她的作品里,《长恨歌》《伤心太平洋》《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我几乎找遍她所有的作品来看。收获刊登她的《天香》,分上下两期。那时候我在苏州的建材工业城,周遭没有任何卖书和杂志的地方,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到市区里来,挨个问报亭有没有最新一期的《收获》。《天香》从一开始就是吸引我的,她的语言有了变化,沉着质实,也勾起我写的欲望。
我内心里把她当成我写作上的“导师”。这些年来,她的小说、讲课、演讲、读书笔记,能找到的我都找来看。提到讲课,陆星儿曾经写道她很好奇王安忆如何在复旦大学给学生上课的,“不久,为感受‘很棒’我赶去复旦大学听安忆讲课,坐在第一排,像个好学生,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讲台上的安忆,又让我惊诧了,她这样不慌不忙的娓娓道来,没有重复,没有赘言,一句是一句。讲到重点之处,或交待比较复杂的人物,她轻盈的一转身,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还画出表现人物关系的图表。”她讲课的教义,后来结集成书《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也是我经常翻看的。但是当我把自己写的书给她后,心里十分后怕。我那样粗糙的文字,怎么能给她看呢?我希望她就把这本书撂到一边,之后就再也不会想起这件事。
她讲“逻辑”,对陆星儿用的就是这一利器,不断质问你的构思,为何是如此,而不是那般,常常在这般严肃的凝视之中,你的破绽都出来了(她虽然不写推理小说,但是却十分喜欢,她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了一整本《华丽家族》)。小说有它的逻辑性,自成一体,来不得一个偶然性的巧合。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是结结实实的,耐摔打。她最爱提到的词,“芯子”,在《长恨歌》中,她写王琦瑶的生活,找到她的性格逻辑,顺应时代的变动而走,然而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层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是踏实地活着,所谓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因为《长恨歌》和“上海”,一再有人把她跟张爱玲作比较,我觉得这真是的两位十分不同的小说家。)她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小弄堂里狭小格局里有大文章,如何布局,人们如何相处,如何生活,人情世故如何微妙细腻地展开和变化。她写起这些来,可以说是“耽溺”。
我最喜欢她写作的一个阶段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个阶段,从“三恋”、《伤心太平洋》到《纪实与虚构》,可以写到人与人之间细腻的层次,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也可以很大气,从历史的纵深之中追溯“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作品读起来,的确是要细腻很细腻,要大气很大气,各方面都平衡得非常好。可是如果没有平衡好,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细腻,如果过细,只是沉溺于描写那些细节,没有更多的提升,便真的是只是琐碎了,无法让人融入其中;而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上,王安忆在此方面一贯都喜欢从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自己的思考,她来定义她关注的事物,并努力提炼一个可以界定的概念,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思辨力,往往也会流露于硬而碎。
比如说她最近的长篇《匿名》,就是尝试不太成功的作品(但与余华崩塌的写作有质的区别,写一本不好看的小说,精神是可贵的),一写上海就生动,一写山林就生硬。有时候我在想,她的知识结构是否太封闭了?在行文中冒出来的词语和用典颇感陈旧和消化不良。她经常说自己的生活太过平淡无奇,与莫言他们比较起来,的确如此。她几乎算是把自己能写的生活都给写了,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上海的弄堂;作为职业小说家,她也经常去劳教所和妇联收集故事。《天香》,她从上海的历史中发掘故事,但一旦写起来,总不免有些隔和硬。但她一直在努力开拓自己的写作,这点我非常敬佩。
而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呢,2011年我读完她的短篇集《墙角》,做了一段笔记:“短篇小说的自洽问题,真的很有意思。其中涉及到对于短篇小说究竟是什么的理解: 1:古典式的短篇想必就是这样自洽,前面的有头,后面必有尾,信息既然产生必然被消耗,这的确是源于它的起源,无论长篇、中篇还是短篇,区别仅在于体量,而结构却是圆融的。 2:现代式的短篇却自有它的‘短篇精神’,短篇就发挥长篇与中篇所不能有的优势,它可以是片段式的,不需要这样非要结构完整,也可以是无情节的,完全是意识的流动,总之可以尝试的很多。 王安忆的短篇相比较于她的中长篇是稍微逊色的,我在跟朋友讨论时,觉得王安忆可能并非是把它当成短篇来写,它更像是长篇的片段。这样就给我们一种太满了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没有这种‘短篇精神’吧。短篇必有它轻灵的一面,简洁的一面,我想王老师是清楚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去看王安忆的。写作上,我在模仿她(效果当然是很拙劣的),连行文风格都像她,连思维习惯都是遵循她的理论,这让我变得很焦虑。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看她的任何文字。王安忆有这样的写作之路,是顺应她的个性,然而这不是我的。我该如何吸收她的作品之外,能否开始慢慢摸索出自己的路子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妄想?)。几年过去,我喜欢厄普代克、门罗、托宾、耶茨……这些小说家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让我逐渐地减少了焦虑。有一天下班,去万圣书园逛,又一次看到了王安忆的书,还是忍不住拿下来翻了翻,是《发廊情话》,“这一间窄小的发廊,开在临时搭建的披厦里,借人家的外墙,占了拐角的人行道,再过去就是一条嘈杂小街的路口。”就是这一句,我极为熟悉的一个开头,又一次把我拖进去了。站在书店里,一口气看了几个小时,内心中又一次充盈着昔日那种阅读的喜悦感和饱满感,但是我还是狠心地把书放回去了。对啊,我还是喜欢王安忆的,可是我也要走自己的路去了。
不只是“星儿都有些怕我”,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怕她。见她的几次,一次是她与托宾在上海作协的对谈,活动开始之前,她坐在小客厅的桌旁,很多读者都拿着她的书请她签字,那时我抱着自己出版的《纸上王国》和朋友让我带给她的礼物走过去,她抬头问我:“你是想签字吗?”我说:“没有啊,我是想送老师一份礼物。”说的时候,全身其实是在抖的。除开我自己写的书,还有我对她那时候刚出版的《天香》的看法。我想她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郑重的。大一时,在我们学校的小书店,翻到她的《纪实与虚构》,从此沉迷在她的作品里,《长恨歌》《伤心太平洋》《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我几乎找遍她所有的作品来看。收获刊登她的《天香》,分上下两期。那时候我在苏州的建材工业城,周遭没有任何卖书和杂志的地方,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到市区里来,挨个问报亭有没有最新一期的《收获》。《天香》从一开始就是吸引我的,她的语言有了变化,沉着质实,也勾起我写的欲望。
我内心里把她当成我写作上的“导师”。这些年来,她的小说、讲课、演讲、读书笔记,能找到的我都找来看。提到讲课,陆星儿曾经写道她很好奇王安忆如何在复旦大学给学生上课的,“不久,为感受‘很棒’我赶去复旦大学听安忆讲课,坐在第一排,像个好学生,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讲台上的安忆,又让我惊诧了,她这样不慌不忙的娓娓道来,没有重复,没有赘言,一句是一句。讲到重点之处,或交待比较复杂的人物,她轻盈的一转身,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还画出表现人物关系的图表。”她讲课的教义,后来结集成书《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也是我经常翻看的。但是当我把自己写的书给她后,心里十分后怕。我那样粗糙的文字,怎么能给她看呢?我希望她就把这本书撂到一边,之后就再也不会想起这件事。
她讲“逻辑”,对陆星儿用的就是这一利器,不断质问你的构思,为何是如此,而不是那般,常常在这般严肃的凝视之中,你的破绽都出来了(她虽然不写推理小说,但是却十分喜欢,她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了一整本《华丽家族》)。小说有它的逻辑性,自成一体,来不得一个偶然性的巧合。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是结结实实的,耐摔打。她最爱提到的词,“芯子”,在《长恨歌》中,她写王琦瑶的生活,找到她的性格逻辑,顺应时代的变动而走,然而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层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是踏实地活着,所谓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因为《长恨歌》和“上海”,一再有人把她跟张爱玲作比较,我觉得这真是的两位十分不同的小说家。)她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小弄堂里狭小格局里有大文章,如何布局,人们如何相处,如何生活,人情世故如何微妙细腻地展开和变化。她写起这些来,可以说是“耽溺”。
我最喜欢她写作的一个阶段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个阶段,从“三恋”、《伤心太平洋》到《纪实与虚构》,可以写到人与人之间细腻的层次,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也可以很大气,从历史的纵深之中追溯“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作品读起来,的确是要细腻很细腻,要大气很大气,各方面都平衡得非常好。可是如果没有平衡好,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细腻,如果过细,只是沉溺于描写那些细节,没有更多的提升,便真的是只是琐碎了,无法让人融入其中;而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上,王安忆在此方面一贯都喜欢从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自己的思考,她来定义她关注的事物,并努力提炼一个可以界定的概念,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思辨力,往往也会流露于硬而碎。
比如说她最近的长篇《匿名》,就是尝试不太成功的作品(但与余华崩塌的写作有质的区别,写一本不好看的小说,精神是可贵的),一写上海就生动,一写山林就生硬。有时候我在想,她的知识结构是否太封闭了?在行文中冒出来的词语和用典颇感陈旧和消化不良。她经常说自己的生活太过平淡无奇,与莫言他们比较起来,的确如此。她几乎算是把自己能写的生活都给写了,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上海的弄堂;作为职业小说家,她也经常去劳教所和妇联收集故事。《天香》,她从上海的历史中发掘故事,但一旦写起来,总不免有些隔和硬。但她一直在努力开拓自己的写作,这点我非常敬佩。
而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呢,2011年我读完她的短篇集《墙角》,做了一段笔记:“短篇小说的自洽问题,真的很有意思。其中涉及到对于短篇小说究竟是什么的理解: 1:古典式的短篇想必就是这样自洽,前面的有头,后面必有尾,信息既然产生必然被消耗,这的确是源于它的起源,无论长篇、中篇还是短篇,区别仅在于体量,而结构却是圆融的。 2:现代式的短篇却自有它的‘短篇精神’,短篇就发挥长篇与中篇所不能有的优势,它可以是片段式的,不需要这样非要结构完整,也可以是无情节的,完全是意识的流动,总之可以尝试的很多。 王安忆的短篇相比较于她的中长篇是稍微逊色的,我在跟朋友讨论时,觉得王安忆可能并非是把它当成短篇来写,它更像是长篇的片段。这样就给我们一种太满了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没有这种‘短篇精神’吧。短篇必有它轻灵的一面,简洁的一面,我想王老师是清楚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去看王安忆的。写作上,我在模仿她(效果当然是很拙劣的),连行文风格都像她,连思维习惯都是遵循她的理论,这让我变得很焦虑。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看她的任何文字。王安忆有这样的写作之路,是顺应她的个性,然而这不是我的。我该如何吸收她的作品之外,能否开始慢慢摸索出自己的路子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妄想?)。几年过去,我喜欢厄普代克、门罗、托宾、耶茨……这些小说家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让我逐渐地减少了焦虑。有一天下班,去万圣书园逛,又一次看到了王安忆的书,还是忍不住拿下来翻了翻,是《发廊情话》,“这一间窄小的发廊,开在临时搭建的披厦里,借人家的外墙,占了拐角的人行道,再过去就是一条嘈杂小街的路口。”就是这一句,我极为熟悉的一个开头,又一次把我拖进去了。站在书店里,一口气看了几个小时,内心中又一次充盈着昔日那种阅读的喜悦感和饱满感,但是我还是狠心地把书放回去了。对啊,我还是喜欢王安忆的,可是我也要走自己的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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