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也谈心理咨询的界限(三)

       之前说了心理咨询的不少"坏话"，这篇决定为它挽回一点名誉，讲一个成功案例，关于黑塞的故事。
       赫尔曼・黑塞被誉为德国浪漫派的"最后骑士"，也是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翻译引进后在国内也很受欢迎。不过鲜有人知道黑塞接受过相当长时期的心理分析，其中一个阶段是由荣格亲自为其治疗。黑塞与荣格交往的情况有其他人整理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这篇《黑塞与荣格不得不说的故事》。这里就不赘叙了。这里我想说说自己对黑塞阅读的体会和关于心理治疗的思考。
       个人一直非常喜欢黑塞，不仅因为其丰富多变的创作风格、融汇东西思想的深度和高度的文学技巧，更因为他始终真诚勇敢地面对内心冲突，在危险的边缘不断探索自我。黑塞一生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旧秩序崩溃的见证人，也是最后一代具有古典精神的欧洲人。黑塞又是一个精神和情感高度敏感的人，在这样变动的大时代属于最容易受到冲击的一种人，和他同时代的茨威格和本雅明等人都承受不住战争与政局的精神重压而自杀，自小就有抑郁和自杀倾向的黑塞却奇迹般地挺过这些劫难，并在战后度过了安详的晚年。虽然他在二战期间也受到冲击，好在流亡到国外免遭一劫，作品在德国国内却全面被禁。但是这一黑暗的时代中，他却创造出从《德米安》到《玻璃球游戏》一系列大作。黑塞的幸免于难原因是复杂的，最重要还在于他自身内在强大的生命力，不过与荣格和其门生等优秀的心理治疗师的相遇，无疑也是帮助他度过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黑塞与荣格年龄相仿（荣格年长2岁），二者的初遇是1917年，此前黑塞已开始接受荣格门生郎昂的分析，并阅读了一些荣格的作品。黑塞作品中很多部都有荣格学派影响的痕迹，其中以《德米安》（1919年）和《荒原狼》（1927年）最为明显，另外《悉达多》（1922）的部分章节明显也是心理咨询师“倾听”技巧的写照。不过黑塞并不是荣格的信徒（他和郎昂的关系显然更加亲密），他只是借助荣格学派的一些知识完成自身精神体系的构建，反过来荣格也从与黑塞的交往中获得不少启示，二者的往来书简中也呈现出一种平等、相互赏识的面貌。
       黑塞的分析记录今天似乎已经没有留下，或者隐私没有公开，在有限的中文资源中也查不到太多信息，只能从其作品中窥探一些端倪。黑塞作品中充满丰富的意象，也常常让人为其矛盾感到迷惑，特别是《荒原狼》这样狂暴激烈乃至于充满崩坏气息的作品和《悉达多》的宁静圆融出自同一个作者，令人感到有些难以理解，甚至前者创作时间还更晚，说明其精神并没有在《悉达多》的宁静中找到归宿，反而继续在暴烈中反复，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黑塞作品中的阴郁和狂暴当然不仅仅是他个人，更是两次大战期间整个欧洲动荡不安的精神见证。艺术家是最敏锐能感受到时代的病症，这些矛盾被其敏感地内化到自身，同时与个人的遭遇结合，就演变成个人的病症。黑塞在《荒原狼》的序言中说：“我觉得这个人有病，是某种精神病或忧郁症，是性格病，我是以健康的本能在抵御它。”同时他也说：“我认识到，哈勒是一个能忍受痛苦的天才，按照尼采的某些说法，他在自己身上已经培养了一种天才的、无限的、可怕的承受痛苦的能力。” 哈勒的病可以说是欧洲的世纪病，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一个世纪的欧洲哲人都寻找应对这场精神危机的方法。心理分析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也是为了应对这一难题而诞生的，但要说它能解决这个难题无疑是荒诞的，只能说，对于黑塞而言，荣格派的心理分析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荒原狼》的狂暴对于创作者本身来说是种情绪能量的释放，当它在作品中得到释放，它就不需要在现实中寻找突破口，也就不会以自毁的形式出现。同时，这种情绪能量难以以明确的逻辑语言进行陈述，只能通过故事意象的隐喻形式表达，而它的狂暴以某种有机的形式组合到作品的框架中，作者也获得了对其的驾驭能力。因此，对于读者看得心惊胆寒的《荒原狼》，对于作者却是走向治愈的象征。
        这里值得思考的是对于黑塞来说“治愈”意味着什么。这种治愈显然不是回归中产阶级安定生活的治愈，也不是消除其精神中内在的矛盾。相反，黑塞始终保留着这些矛盾，只是在度过这个危机之后，他的精神获得更大的伸展空间，并且达到更深的维度，因此这些矛盾冲突就被包容在这个广邃的空间中，不再具有那么大的毁灭性。所以“治愈“的意义其实是在于帮助当事人阶段性地释放出这种情绪能量，为其精神的自然成长争取到缓冲的空间。在这里，情绪能量并没有简单地被看作需要排除的敌人，相反，它被视为生命能量的一部分，被整合到当事人成长的过程中，而它的狂暴和强度与黑塞本人的“健康本能”是一体两面，二者并一起包容到伸展后更广大的精神空间中，而不是简单的对立与消灭。这点恰恰是很多人容易陷入的误区，因为他们太想只消除阴影本身，而不愿从阴影的挑战中获得积极的能量，错过了灵魂的黑夜可能带来的馈赠。
 （插一句，江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精神伸展的空间可以保护生命免于现实的上海，他《生命的厚度》一文中比较了高华和梁漱溟，他认同梁漱溟"生命和思想资源的深厚和强大"，"生命或灵性并不仅仅只有其在历史政治中 展现的那个维度。正是这种对生命和灵性的强调能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际遇从而免于受伤。"这里的认识和黑塞的情况一致。但遗憾的是客观现实没有足够的条件可以守护他精神空间的拓展。）
       不过黑塞的成功案例可能只能作为一个特例，其中存在太多不可复制的特殊因素。首先荣格学派有其特殊性，而黑塞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对于意象、隐喻这些荣格派技巧的感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也可以很顺畅将其引导到自身的创作中去，而创作恰恰是激发人最大生命能量的最佳途径之一，其次黑塞与荣格等人有相近的精神背景，一方面他们共同处于动荡的欧洲中心，时代的苦恼是他们所共有的，另一方面黑塞和荣格恰好都对东方和神秘主义深感兴趣，对这些元素的接纳上没有太多阻碍，甚至是共鸣。这在亚龙模拟的尼采的治疗中就无法做到，因为人际关系的修复对于尼采的哲学体系自身并无直接助益。第三个也是最难复制的因素，因为他们都具有彼此相称的精神深度，这使得他们能相互理解，互相尊重，建立起对等良好的关系。而此前国内某些以心理学常识来批判江和林自杀事件的行内（或行外？）人士，却不能理解对象的深度，所以他们也只能停留在自身的认识水平做出一些简单化的判断。
       当然黑塞的案例中也有某些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操作参考的东西。首先是黑塞去求助心理咨询时候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实存危机的矛盾（虽然在分析过程中逐渐暴露），而是因为生活上的直接困恼。当时由于反战，他被迫背井离乡，生活陷入困境，1916年初父亲去世，年幼的儿子又身患重病，妻子的精神病急剧恶化而不得不住院治疗，一连串的现实打击造成的精神压迫和心理压力使黑塞产生了神经衰弱和抑郁的症状，所以才主动寻求了心理治疗。如果不具备这种周围环境造成的客观契机，他并不会具有这种主动性，另外也说明心理治疗从解决现实性问题作为入口会比较有效。其次，在分析治疗中黑塞和荣格以及朗昂都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后者，这种咨询室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和现实社会中普通交往建立的关系有一些微妙的不同，没有太多盘根错节的社会利害关系，又是建立在对个体的心灵探寻的基础上， 因此容易获得比较纯粹的深度（当然前提是咨询师的水平有足够的保证）。这种关系的建立对当事人本身很有帮助，甚至超过咨询内容本身。在《悉达多》的结尾部分，主角的痛苦在船夫和河流的倾听中消逝了，仅仅是倾听，而没有任何助言，这种姿态就足以启发他自己找到解除痛苦的途径，并走向真理，我想这也正是黑塞在治疗中获得的最大收获。
       不过，联系到不久前的两起自杀事件，特别是江的自杀，我深深感觉到以上这些都是难有助益，也难以复制。一方面源于个体的特殊性，而且中国和西方的大环境和文化传统也不同太一样，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国内咨询界的现状水准无法满足这些要求，从事后那些心理专业的分析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技巧水平姑且不论，抱持着看待病人居高临下的心态，就实在很想象能够建立起值得期待的关系。退一步，即使以上特殊性条件全部满足，现实中依然有最致命的限制，即国内心理咨询的收费昂贵，超出普通人的正常负担水平。以黑塞的案例，在1916-1917年间，他与朗昂做心理分析的频率基本上是每周一次，每次3个小时，才达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如果按照国内普通的收费标准，不找特别昂贵的，一般300RMB一小时，一次按照2小时，一个月也要2400的开销，这还算是比较低的，却也绝不是江这样一个经济拮据的青年教师可以日常负担的。所以对那些劝他去做心理咨询的好心的朋友，真有种“何不食肉糜”感慨。
        不过，即使江有条件去看心理咨询，恐怕情况也不会有多大好转。林嘉文的情况，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问题。虽然林的家庭经济条件可以负担起其做心理咨询，但是心理咨询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扰。我并不认为是他的咨询师水平的问题，而是咨询业界普遍太低估实存问题的深刻性，又太高估自身的职业技巧，所以他们既不理解林也不理解江，依旧用现成的模式套用在千变万化的人性上。尤为致命的是，缺少了对人性的谦逊和尊重，这种专家式态度，对于一些有技术崇拜的来访者也许还有效，但对于那些体会过更多人性的深度和黑暗的心灵来说，只会有一种夏虫不可以语冰的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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