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保罗.萨缪尔森:最后一个通才去了

jiaon 2009-12-14 21:17:38

焦建/文 “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12月13日,保罗.萨缪尔森,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凯恩斯主义者,静静的离开了我们。他的思想与行为与凯恩斯多有交集,且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干预理论方面。当凯恩斯宣称,“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确与否,都比通常所认为的力量更大”的时候,为了影响年轻人,他则表示:“假如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写作经济学教科书的话,我才不关心是谁起草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成为了他的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口号,也成为了他辉煌人生中的一个注脚。“我是一个运动场上的看台座位,能够坐到上面去观察几乎一个世纪的基础性经济学的历史。”

他自称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他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足够“幸运”——“我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而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所有的这些因为好运气所导致的事情,都应该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根本性趋势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

按照出生日期记载,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但是,他却总是觉得自己的真正出生日期是1932年1月2日的上午,地点是芝加哥大学。“早晨8点,当我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的讲堂的时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讲座主题,是马尔萨斯的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当时,这位“因为离家和学校近”所以来到旧式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的萨缪尔森,还只有16岁。而在他看来,1932年,是生而为经济学家的大好时机。因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正在等待着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光临。“科学是只寄生虫,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究越进步,治疗方法从病理学中产生。1932年也是大萧条进入低谷期,一棵新苗正从腐烂的土壤中长出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宏观经济学。”

或许,比仅仅是运气所导致的结果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有益的现实:经济学正好适合与他。他为学术研究而生。在当时,这个学科刚好在理论和统计上都进入了一个数学化的阶段。作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我一直熟稔于逻辑操作以及解谜的IQ测试游戏。因此,假如说经济学对我是最理想的一个学科的话,也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最理想的研究者。”因此,他像茨威格一般提醒年轻人,“永远不要低估,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能够让可能的后进生变成开心的战士。”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确要感谢希特勒。正是因为后者,使得他在1935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间,能够让赶得上它的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Joseph Schumpeter, Wassily Leontief, Gottfried Haberler, 以及“美国凯恩斯” Alvin Hansen这些躲避战祸的经济学家推动了这一潮流。同一时期的哈佛研究生们,都具备了在才华上的这种新哈佛能力。Richard Musgrave, Wolfgang Stolper, Abram Bergson, Joe Bain, Lloyd Metzler, Richard Goodwin, Robert Triffin, James Tobin, Robert Solow,... ——他们全部都是萨缪尔森的同辈们——变成了1950-2000年代世界经济学前线上耀眼的明星。“的确,哈佛造就了我们。但是,就像我之前已经多次写到的那样,我们也造就了哈佛。”

在哈佛,他开始成为凯恩斯主义者。1936年,自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的理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困局,解开困局,需要的是来自政府支出或者是减税的强力推进,除此之外,还需要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使经济得到修复。很多经济学的学生们将永远都不会对于19世纪的观点感到有兴趣——它认为,在不需要政府干涉的前提之下,私有市场可以医治失业。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而萨缪尔森与自己的老师汉森则更是不断的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从1929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因此,他决定从当时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难题——投资与就业问题入手,来研究凯恩斯主义。逐渐的,他开始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且终其一生。

1940年10月,他开始来到麻省理工学院(MIT),这个他度过了所有学术生涯的地方。他很快就开始得到同行们源源不断的认同。其中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国家学术院、美国哲学学会、英国学术院等的会员资格。而各种头衔也纷至沓来。但是,三个孩子的出生却让他的经济条件开始捉襟见肘。于是,他决定写作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他给自己设定的写作标准时——这本书不应该只吸引学生,还应该具有成熟和系统性的品质。他还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来集中讲述当时依然乏人问津的凯恩斯革命的观点。他说自己“殚精竭虑”的来写作这本教材。他雇人来增加图表、彩色图示及幽默小段。

很难去低估这本名为《经济学》的教材的巨大影响力。《经济学》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了解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念。它以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它“在给予这个世界一种一般性的经济学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生们被它的充满活力的散文式风格及于自己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所吸引。从此之后,大量的教科书作者开始模仿这种写作方式。而《经济学》也使得它的作者跨入了富裕人士的行列。

他的教科书——《经济学》——教育了学生们如何去思考经济学。他的经济研究成果——《经济分析的基础》——教会了专业的经济学家们如何去研究贸易。在两本书之间,萨缪尔森重新定义了现代经济学。当经济学家们“坐下来拿出一张纸开始计算或者分析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在给他们提供所使用的工具及观念方面,没有人比萨缪尔森更加重要的了。”萨缪尔森在MIT的同事Robert M. Solow说。

1970年,当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称赞他“在提升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称为是“最后一个百科全书似的经济学家”。他几乎改变了经济领域所有方面的学术思想,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到股票价格波动的随意性。虽然在他之前,数学已经被社会科学家所采用,但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数学才称为了经济思维中的如此重要的主流工具。通过他,简单的数学预测获得了强大的理论预测能力。而“假如你做一次有关现代经济学家的成果的研究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有庞大比例的标准的研究方式,都可以追溯到萨缪尔森一生的研究,”Solow说。

除了学生和经济学家之外,萨缪尔森观点的受益者,还包括美国的总统、世界性的领袖、国会议员以及美联储官员。他曾经担任过顾问的机构有:美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以及总统顾问委员会。他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名叫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选举之后,他曾经给这个学生单独上过一堂四十分钟的课程。在当选之后,虽然他作为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的主席的第一人选,但他却拒绝了这一提名。他在原则上就拒绝任何政府官职。他说,自己不希望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上去,“不能说出和写出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他曾经讲过一个自己与弗里德曼之间的笑话:“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我不会做,”弗里德曼说,“如果换的是不平等理论,我到可以考虑。”而笑话背后,他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观点的争执,已经成为了美国20世纪经济史上的一段公案。他承认说,“我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彼此不同意,但我们依然还是朋友。”

跟自由派的萨缪尔森不同,除了国防及法律领域之外,保守派的弗里德曼在绝大多数领域里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把自由权交给个人,私有企业和竞争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但在2008年,凯恩斯主义,以及它的强大护卫者萨缪尔森,却正式上演了一出精彩的“王者归来”。当衰退开始的时候,西方的各国政府们不再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甚至主导拯救市场的计划。

他曾经这样写道:“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经济活动。”2008年,在他93岁时所接受的一次访谈中,他宣称:当下的这次经济危机,证实了他自己的经济观点的正确性——而这也证伪了他长久以来的对手弗里德曼观点的谬误。“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相反的观点,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得不到解决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凯恩斯的观点,财政政策以及赤字性支出,在引导市场经济时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再一次的得到了认同。我希望弗里德曼还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了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

但他从不把凯恩斯主义当作是一种宗教。在经历了20世纪下半场的历史之后,即便是他也已经表示:“自己相信政府上演奇迹的能力的乐观主义,已经消退了”。“假如政府变得太大,太多的国家收入要流经它的手中的话,政府将会丧失效率,而且对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变得迟钝,因此,它将开始威胁到人们的自由。”他说。但是,他依然坚信,没有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政治或者经济思想家会拒绝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性观点——与人为善的民主政府能够在避免经济问题领域里取得自由市场无法取得的成功。“政府和市场,它们单独任何一个,在没有另外一个的帮助之下,都无法服务于公共福利。”他最终承认。而有关其目的,他则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写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

2009年12月13日,这位经济学泰斗级的人物,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在他六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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