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身体话语——《黄金时代》及其他

易恒 2016-01-10 11:55:42
魏英

摘要:小说是不同的现代性的身体话语交锋的场所。《黄金时代》等小说通过对欲望的书写回归到个体,实现了对革命意识形态和左翼现代性身体话语的双重批判,建构起以“义气”为核心的新型性伦理,体现了现代性的性观念。这种观念源于作家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伦理立场和左翼现代性理想的幻灭。但在当下,“自然”的欲望身体却又成为新的“神话”。
关键词:现代性,身体,女权主义,阶级
 
身体与现代性有着密切关联。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现代性内部存在着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种价值观念的张力,前者对应于客观化的、社会性的、可测量的时间,后者对应于个人的、主观的、想像性的绵延时间[1]。作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与反动,审美现代性就根源于浪漫派对身体的重新发现与认识[2]。自尼采以来,西方思想家都是从身体出发对启蒙现代性发起批判,批判工具理性对身体的规训已经成为了后现代身体政治的核心[3]。
小说是审美现代性的表意形态之一。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小说中的身体话语,有助于揭示社会的文化心理与情感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已故当代作家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是一个蕴含丰富、值得探究的文本。作为对知青经历的当代书
魏英

摘要:小说是不同的现代性的身体话语交锋的场所。《黄金时代》等小说通过对欲望的书写回归到个体,实现了对革命意识形态和左翼现代性身体话语的双重批判,建构起以“义气”为核心的新型性伦理,体现了现代性的性观念。这种观念源于作家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伦理立场和左翼现代性理想的幻灭。但在当下,“自然”的欲望身体却又成为新的“神话”。
关键词:现代性,身体,女权主义,阶级
 
身体与现代性有着密切关联。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现代性内部存在着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种价值观念的张力,前者对应于客观化的、社会性的、可测量的时间,后者对应于个人的、主观的、想像性的绵延时间[1]。作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与反动,审美现代性就根源于浪漫派对身体的重新发现与认识[2]。自尼采以来,西方思想家都是从身体出发对启蒙现代性发起批判,批判工具理性对身体的规训已经成为了后现代身体政治的核心[3]。
小说是审美现代性的表意形态之一。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小说中的身体话语,有助于揭示社会的文化心理与情感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已故当代作家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是一个蕴含丰富、值得探究的文本。作为对知青经历的当代书写,这篇准自传体小说的写作始于70年代,终于90年代,体现了作家在年近不惑之际逐渐定型的价值观[4]。在小说写作中,个体的变化与时代的转变无形中交织在一起。随着作家的个体生命从年轻进入年迈,时代的主题也由激情高涨而落潮。因而,作为立足于当下对过去的回顾,《黄金时代》以感性的方式触及对革命、乌托邦的反思,成为现代性身体话语交锋的场所。
一、欲望的缺席与出场
    1、 欲望的出场
《黄金时代》的命名与身体相关。小说的开始是这样的:
 
“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5]。
 
这段话凸显了一种个体意识。小说的时间刻度不是1970年这样的历史时间,而是个体生命的时间(“我二十一岁”、“陈清扬二十六岁”)。黄金时代这一篇名,就是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的命名,文中反复提到“那是我的黄金时代”,“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是指个体身心处于最佳状态的时期。如果立足于历史,这个时代则是民族国家不幸的时代。因而,篇名的选择表明了对70年代历史的一种个体叙事立场。
在《黄金时代》中,个体生命历程与历史潮流既相互交织又相互背离,它体现为“插队”与“破鞋”的关系。“插队”是文革年代青年的典型经历,是时代主题在个体身上的奏鸣,而“破鞋”则指向的更为隐秘的身体经验和欲望。作为一篇书写知青经历的小说,《黄金时代》没有涉及与工农结合理想破灭(“插队”经历的必然结果)之类更形而上的题材,而是聚焦于“搞破鞋”这一“形而下”的行为,聚焦于它所引发的复杂后果,这是对个体欲望的肯定和高扬,也表明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黄金时代》系列小说中的“性”描写,受到了不少论者的赞扬,以自然、中性、坦然的态度对性进行描写已经成为王小波小说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如陈晓明说王小波的小说使性“回到了纯粹状态”[6],戴锦华指出,王小波的小说透过自然平常、浑然天成的现代语词“还给性爱一份天公地道的坦然”[7]。
 2. 欲望的前史
然而,“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8],无论《黄金时代》系列小说对性的描写方式有多么“纯粹”、“自然”、“坦然”,这都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王小波发表于80年代初的小说《地久天长》与《黄金时代》书写的是相似的经历,比较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性”这一主题从缺失到出场的变化。
《地久天长》写的是去云南农村插队的男知青王小力、许得明和女知青邢红的故事,小说的名称来源于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它暗示三个主人公之间的真挚情感是超越生死的。在小说里,三个人的友情经历了多次考验,他们一起写检查,共同承担破坏毛主席宝像的罪责,一起接受教导员组织的批判,一起被众人孤立和排斥。小说已经触及了《黄金时代》的一些母题:知青之间的友情,公权力被私用,写检查,个人被群体孤立……但“性”在《地久天长》中几乎是缺席的。尽管在小说里,“我”和大许二十一岁,邢红二十岁,在生理上已经成熟,但三人之间却保持了纯洁的柏拉图式情感。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人物还笼罩在革命时代禁欲主义伦理的阴影中。在以《红岩》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中,革命是对日常世俗生活的超越,带有神性色彩,它与家庭情爱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当革命英雄江姐得知丈夫彭松涛遇难的时候,心中涌现的念头是“老彭?那活生生的亲人!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在她所表现出的感情中,失去战友的悲痛远远大于失去丈夫的悲伤[9]。在这类小说中,一个人在超越世俗的“神性”与下拉的“惯性”之间,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本质。在这类小说中,男性英雄的成长总是充满考验,这种考验往往表现为女性的身体。在《地久天长》的开头,主人公小王“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的举动,显示了这种禁欲主义伦理在他身上的影响,这是人物在小说开始的性别意识。
故事的后来,不仅“不和女同学谈话”的戒律在无形中被打破,三个知青男女还一起游泳,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禁欲主义的革命伦理在不知不觉之间出现了松动。小说描写了从男性知青眼中看到的邢红的身体形象:她的长发披在肩上,游泳后衣服贴到身上,“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斜射的夕阳把她飘扬的头发、把她的脸、把她的睫毛、把她美丽的胸和修长的身体都镀上了一层金。她很美地笑了”[10]。这些语句表现了对异性身体青春之美的欣赏,这种描写突破了以往的革命伦理,女性的身体终于不再与邪恶和反革命相联系,而变成了自然生命力的象征。
虽然身体所象征的青春之美得到了肯定,但它具有的性吸引力却是被压抑和回避的,在这篇小说中,情爱和欲望是缺席的。小说以邢红患病去世的结局回避了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的世俗结局,以情欲的缺席保证了纯洁友谊的地久天长。柏拉图式的情感通过人物的相互应答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强化,邢红的话“将来咱们都不结婚,永远生活在一起”代表了三个人共同的心声。可见,在80年代初,作家的创作还没有完全摆脱禁欲主义的革命伦理影响。
3.对禁欲主义革命伦理的解构和颠覆
90年代定稿的《黄金时代》接续了《地久天长》关于友谊的母题,不同的是将“性”与“友谊”一起作为书写的重点:主人公之间建立起的伟大友谊是“搞破鞋”。《地久天长》中的友谊是无性乃至去性的,而在《黄金时代》中,性却成为了友谊的一部分,被充分肯定和彰显。小说的开始,陈清扬要求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王二却琢磨起她的乳房来:“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脸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
在这部小说里,性的欲望被上升为个体存在的象征。小说如此描写王二在二十一岁生日那天的情形:“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指向天空,尺寸空前”[11]。接下来写了生产队的阉牛,公牛被阉割后只知道吃草干活,听从人的安排,负责阉牛的队长认为这种措施可以施加于人,知青和牛一样“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显然,在牛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类比,性能力是个体生命力的象征,象征着尚未被文明管束的生命,为了便于管理,人们对牛实施阉割,正如为了便于管理,社会对人进行精神阉割(思想改造),性能力被消灭意味着生命被彻底异化。
由于与存在联系在一起,《黄金时代》中的性带上了某种理想色彩,它构成了对以往主导中国当代小说的禁欲主义革命伦理的解构、颠覆和批判。在《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的“破鞋案”先后被定性为“勾结敌对势力”、“思想淫乱、作风腐败”、人民内部矛盾、“文革时整人的材料”,这些说法没有统一的逻辑,而促使主人公“成为破鞋”的诸多元素更是可疑:男人们找医生陈清扬看病是为了看破鞋,军代表要对王陈二犯进行思想改造是出于争风吃醋,斗破鞋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娱乐活动……它揭示出充斥着话语的革命年代是一个虚伪荒谬、违背人性的年代,在道貌岸然的“斗破鞋”、要求“交待材料”背后是人们的生活极度贫乏、性欲望被压抑和扭曲的真相,经过这样的描写,革命话语的意义、革命领导和群众的形象都被性本能颠覆了。《革命时期的爱情》进一步清理了革命小说的禁欲伦理所造成的影响,“既然在一系列小说、电影、英雄传说中,只有严刑拷打才涉及肉体与肉体的接触”,那么,性交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与“逼刑与受刑,施虐与忍从,鬼子与革命者”相连,小说中的主人公团支书×海鹰受这种革命伦理影响,只能在强奸的情景中感受到性快感,把一切性关系都叫做强奸,“意识形态角色的化入把性的自然状态变成了政治行为的模仿”[12]。于是,通过探讨革命伦理对性欲望的扭曲,王小波的小说探讨了革命对人性的扭曲,从而颠覆和批判了禁欲主义的革命伦理。
4.建构新型性伦理
由于与存在相联,王小波小说中理想化的性还参与建构了一种新型性伦理。在传统的性观念中,两性关系与婚姻密切相关,“人类的两性关系以婚姻形式出现以后,一般都是以男性个体对女性个体的独占为特征”,并由此形成了对性的羞耻心文化(将性负面化、隐秘化、私有化),在这种文化中,女性对性有较强的羞耻心[13]。而在王小波笔下,性已经与生殖、婚姻脱离了关联。
《黄金时代》中王二“引诱”陈清扬时的想法貌似怪诞,却又相当前卫:“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练开膛,我准让她开;所以我借她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而陈清扬也接受了王二的说法,“她始终没搞明白我那个伟大友谊是真的呢,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但是“那些话就像咒语一样让她着迷,哪怕为此丧失一切,也不懊悔”[14]。按照传统的性观念,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应该被纳入婚姻和生育的轨道,小说中,当地领导认为“搞破鞋”的两个人“不结婚影响太坏,非叫去登记不可”[15],但王二却认为性交不过是“借身体一用”,陈清扬接受他的要求则仅仅是因为不愿意被视为“小气鬼”,二人也没有结婚生孩子的意愿,他们已经把传统的性道德抛到了一边。这种性观念十分现代,“在传统的社会中,性的主要目的一般是生殖;而在现代社会中,性活动中的娱乐的比重越来越大”[16]。
 
二、自由立场、理想幻灭与个体叙事
在西方社会中,现代性的性观念的社会土壤是政治上斗争、立法方面变革、医学技术发展导致两性关系转型的结果[17]。在王小波小说中,现代性的性观念出场的背景则是多重的,它既来源于一种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又是革命理想这一另类的现代性追求破灭的结果。
1、“义气”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对于这种新型性伦理而言,“义气”是一个关键词。《黄金时代》中,王二曾对陈清扬作出这样的表白:
 
“在我看来,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友谊。水浒中的豪杰们,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立即倒身便拜。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18]
 
在《水浒》中,“义气”是男性之间相处的伦理,具有浓厚的厌女症(misogyny)色彩,在其中女性根本没有地位。成为梁山好汉的前提之一就是不近女色,海外汉学家夏志清指出,“梁山好汉在潜意识上以女人为他们的死敌,因为女人令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禁欲主义受到了威胁。故此,他们惩罚女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们是女人。”[19]而在王小波小说中,“义气”却超越了性别的界限,突破了欲望的限制,成为男女主人公之间平等互重的伙伴型关系的说明。在《黄金时代》中,王二用“义气”来界定他与异性陈清扬之间的“伟大友谊”;在《三十而立》中,小转铃为了与王二这个朋友形影不离,不惜给他当老婆;在《似水流年》中,线条提议王二与自己“联手证明自己是英雄(雌)好汉(娘们)”。
当“义气”被用于界定异性之间的关系,这已经接近于某种女权主义立场。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确实思考过女权主义理论,并认同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立场。这种女权主义立场来源于哲学家罗素的“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王小波认为,“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仅仅是尊重这个人,而且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对黑人、少数民族、女人乃至遭遇了上山下乡的老三届都应该如是看待[20]。具体来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意味着女性比男性劣等或优越;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利[21]。可见,这种女权主义立场是自由主义伦理的延伸,关注的是应然而非实然,它将不平等的问题诉诸私人领域的伦理原则,试图用个体的方法来为社会问题提供答案。
在王小波小说里,这种自由主义的女权立场化为了感性的细节:《变形记》中,身体被设想为附属于心灵的财产,恋人在一夜之间被调换了身体,呈现了在男性/女性感受中女性/男性身体的新奇与不便;《绿毛水怪》中,异性恋是对同性恋的认同/模仿,陈辉与妖妖的相爱始于一本小说,他们将自身代入到小说中的同性恋情之中,渴望一种超越性别的灵魂之爱……在这些早期小说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别被设想为仅仅是身体上的,而非本质和灵魂的。在《黄金时代》中,王二多年后见到衰老的旧日情人时,出现的是这样的描写:“陈清扬脸上有很多浅浅的皱纹,在灯光下好像一条条金线”。由此写出的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深切之爱,这种爱已经超越了时间和容颜。正是出于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伦理立场的认同,《黄金时代》系列小说中出现了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形象,突破了以往小说将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成规。对于一名男性作家而言,这种书写已经相当前卫,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形象迟至90年代才出现于一些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作家笔下[22]。
当爱超越了时间与容颜,不再与婚姻、生殖相连,它的支点又会是什么呢?在王小波笔下的男男女女们以“义气”来界定彼此的关系时,他们的人生已经带上了英雄主义的色彩。
如果说梁山好汉的英雄们是以好勇斗狠、快意恩仇为特征,对抗着朝廷的倒行逆施,那么王小波笔下的英雄们却是以生命意义为追求,结伴对抗着权力、衰老和世俗对生命的侵蚀。
2、从反面看意识形态——理想的幻灭
而在新中国的语境里,以“权力”来指代官方却联系着左翼现代性在实践中的挫折。
王小波与左翼现代性的关系耐人寻味。在90年代,他已经是一个坚定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者,但在70年代,他却曾对革命理想热情向往。根据亲人回忆,王小波在70年代主动选择了去云南插队,那时的他听到亲人讲一点不太革命的话都会愤怒[23]。然而插队的结果却是幻灭的开始。后来,王小波谈到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对意识形态“从反面看一看”,“当过了知青以后,统治的权力(指意识形态)就要破灭了,想信也不信了。倒有个机会重新学习怎么生活吧。”[24]对于梁晓声《年轮》等小说对知青经历那种“青春无悔”的写法,他觉得“有些人反面一课还没有上完”[25]。
从反面看意识形态意味着对主流话语的彻底失望。《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已经完全放弃了理解/接受官方话语的可能:“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也不知为什么又放她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这也是王小波在90年代所确定的立场,对于曾经的插队经历,他表示“人生在世,常常会落到一些‘说法’之中。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拿它当了真,时过境迁之后,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就是个严肃的问题”,对此应该有承认的勇气:“这不就是当了回傻×吗?”[26]理想的幻灭促成了独立意识的发展,在痛定思痛的审视里,革命露出了反乌托邦的一面,历史被等于权力,生活被理解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生在世有如棋局,输一着就是当了回傻×,懂得这个才叫会下棋”[27],因而王小波的小说通过对“历史”与权力的游戏的书写,指涉着“亘古岿然的权力之轮”[28]。
这种从反面看待意识形态的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又经历过怎样的发展,从小说里难以找到答案。在《黄金时代》里,大量回忆都围绕着“破鞋”事件展开,而这一切上演的背景——“插队”及其带来的内心转变却没有涉及,由此造成的影响是小说中的人物缺乏成长的过程。有论者指出,王小波小说中没有“伴随情节的发展而展示的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情节在小说中也没有突出的地位,作品的前后部分之间只有一些微弱甚至表面的联系[29]。
3、被祛魅的劳动身体
《黄金时代》没有写到“插队”带来的影响,也没有涉及“插队”结束后的事,对于理解这部小说而言,找回这些被省略的信息也许不无助益。在王小波亲人的回忆里,“插队”后如何重返城市是个重要的话题。由于王小波插队时户口迁出了北京,1973年病退回京时想再迁回已经万分困难,为了保住户口,家人动用各种资源先把户口迁到山东农村,费尽周折才迁回北京。在那个年代,户口十分重要,没有它就没有粮票,也不能工作[30]。
在70年代去云南插队之前,王小波对农村的了解还只是教育部大院子弟的文学式浪漫想象,而丧失北京户口、被迫第二次插队的经历则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现实。但《黄金时代》系列小说对这段经历的描写却是高度有选择性的,在其中,王二去云南插队的原因和结果、插队所带来的心理转变都是缺席的,插队环境的重要构成——农民的形象也模糊不清,他们仅仅作为“斗破鞋”活动的围观者和背景而存在。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是耐人寻味的。
写于90年代的未竟稿《这辈子》是王小波为数不多的以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其中的身体形象与《黄金时代》中的身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辈子》描写了农民陈得魁一天的生活,主要内容就是推粪车上山和吃饭,前者带来的是身体的疼痛:“大腿上钻心的痛”,“脚在痛,腰在痛,肺急急忙忙地动着,好像肋间也在痛”,痛到后来“全身的肌肉已经麻木了:它们随时都要十二分亢进地收缩,所以现在根本放松不开,无论用力与否,它们全是紧绷绷的一团”,“脑子也因为全身各处麻木而变得十分迟钝,只是感到骨头节里有那么一点儿痛”。吃饭凸显的是身体的饥饿:“肚子里好像有一把火在烧,眼前也要发黑”,“老陈把东西扒下胃,就感到这些东西和肚子里那团火一起融化了,变成了十分可疑的一种感觉:大概那种感觉是可以随时转化成饥饿的感觉的。”陈得魁的老婆二十九岁,但已经“又老又憔悴,脸上早就爬满了皱纹,手粗得好像打铁的”,他的孩子则是“瘦瘦的肋骨如同炉箅一样,胳膊腿都瘦得吓死人,只有一个肚子大得可以,身上黑泥成了鳞”[31]。在这里,身体的疼痛与饥饿、衰老与丑陋都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人性”需求的肯定,由此来揭示生存处境的“非人性”。
与之相比,《黄金时代》中涉及“破鞋”陈清扬的段落是这样的,“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脸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过来一帮老婆娘,对她品头论足。结论是她真白,难怪搞破鞋”[32]。陈清扬的身体之美(“脸白、乳房高耸”)是城市生活和职业(医生)所赋予的,而当地已婚女人“脸色黝黑,乳房下垂”的特征则是农村生活的操劳使然。在这里,一种身体的价值等级在悄然建立/复原,它是对以往革命文学和主流话语的倒转:在革命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典型身体特征是“小白脸、弱不禁风、没有劳动能力”,无产阶级的典型身体特征是“体格强壮、皮肤黝黑、熊腰虎背”,后者在道德价值上和审美价值上均高于前者[33]。在革命报章上,劳动状况的艰辛是一种考验,它塑造了农民崇高而浪漫的英雄形象:“当农民光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畏艰苦的革命精神,冒着狂风、暴雨、烈日、严寒,战胜千灾万难,最后夺取了胜利。”[34]而在这里,劳动者的身体被祛魅了,它不再是强壮有力、值得钦羡的英雄式身体,而显示出被摧残和折磨的特征。劳动被祛魅了,它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类似于《圣经》中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它不再是骄傲的资本,而成了避犹不及的噩梦。《这辈子》中,农民陈得魁质疑着自己的生活:“难道这一辈子就这么吃了干,干了吃就完了吗?”,“我们活着是为了谁?为了儿孙吗?要是过得和我一样,要他干什么?”[35]在这里,劳动者的生活也被祛魅了,它变成了终身无休止的奴役,毫无幸福可言。
4、“再教育”的失败与个体叙事的局限
作为城市里来的知青,王小波最终幸运地逃离了农村,并以对个体的回归和对欲望的书写实现了对革命意识形态和左翼现代性身体话语的双重批判。然而,这种书写却又是不无问题的。
首先,这种书写并非完全客观,而是基于特定立场作出的判断。在小说《这辈子》的结尾,陈得魁的梦想完全是以城市生活为原型的,“我们要吃饱,我们想不要干这么使人的活。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婆不要弄得像鬼一样。我们也要住在有卫生间的房子里头,我们也要一天有几个小时能听听音乐,看看小说。”[36]这样的愿望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农民所能够设想的。事实上,农民陈得魁是个“上辈子不是农民的农民”,他上辈子是城市人,名叫小马,家住百万庄五号楼三单元五号。在小说中,主人公带着上辈子的思维和记忆在这辈子里生存,也就是带着城市人的思维去看待农村,与城市的生活对比,农村生活才显示出了它的穷困、劳累、肮脏、贫乏。当城市的生活被呈现为农村的榜样,而农村被呈现为落后和等待拯救的对象,农民被呈现为低素质的群体,这种逻辑就在悄然间落入发展主义的陷阱。
而且,农村的这种穷困并非自然而然,它与城市也不完全是落后与先进的历时性关系。事实上,农村与城市是不可分割的共时性存在。对于新中国的城市居民而言,其生活的相对舒适是建立在城市市民的特权身份上的,始于1950年代的户籍制度是一项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制度设计,它将公民划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在1980年代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与中国借鉴前苏联的“以农哺工”政策(通过抽取农业资源来支持重工业部门)相结合,在阻碍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同时,形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等[37]。这种制度设计通过将户口与收入分配、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对身体的严格管控。
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毛泽东设想通过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克服城市培育出的知识精英脱离农村和群众的现状。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就是缩小和消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存在的“三大差别”[38]。然而,这场运动却以彻底失败告终:来到农村的知青发现的是不同于主流话语宣传的农民,为了返城而展开的激烈竞争繁育的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理想破灭导致许多人成为犬儒主义者,接受“再教育”的结果是“思想变得更坏了”,正如王小波的妻子、学者李银河所言,“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皮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39]。
关涉一代人的成长之痛和创伤性记忆,身体的语义连接因此而被重新界定。在上山下乡的官方话语中,“劳动的身体”处于价值等级的上层,体力劳动是净化思想的措施和考验,而在《黄金时代》里,“劳动”却被书写为队长惩罚知青的措施,要达到的是与骟牛同样的效果,反之,“欲望”才是个体存在的表达。因此,《黄金时代》呈现了不同身体话语的交织与搏斗,它以欲望的身体质疑了革命意识形态,又在欲望的叙事中超越了劳动的身体,并将其降格到价值等级的下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被揭示为自然的身体却又在悄然之中生成新的神话,成为阶级差异的新的象征[40],“如果它是昨日与今日的反主流话语,那么它正在成为明日的主流文化”[41]。
如何走出“欲望的身体”与“劳动的身体”之间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作为逃离农村生活的幸运者,王小波没能对此做出更多思考,这源于城市知青在农村的边缘人身份,也源于作家意识形态幻想破灭后对个人立场的退守,这是个体叙事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是它固有的缺陷。
注释略
发表于《西部学刊》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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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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