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清暉 2015-12-26 20:11:52
   临时想起来的。说来惭愧,还是经由一位友人提起,才真正回头认真把《清人文集别录》读了一遍。随后又是《清人笔记条辨》《清代扬州学记》,不过,在一边翻检一边随手作笔记的时候,才又想起来一件事:当时看曾运乾的《尚书正读》,一直疑惑于所谓审辞气与通训诂。跟着老师们听课也有一年多了,可惜这一年,可能所思不够,所读也有点茫然,至少是欠缺梳理。不过最近稍微有点清楚起来,所谓辞气,所谓文义,其实仍然是不可缺的。否则,无条贯无义例,一群知识片断堆积在一起,仍然是茫无头绪的。因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六经皆史可能、可能就不必太刻意提起了。原因我想已经不难推测,条例已经清晰明了的,大约也不大可能执拗到什么程度去。(其实这一点还要感谢那天一位朋友提醒,回去看了一下苏轼、黄庭坚、叶梦得及吕祖谦几人的文字,才明白何以求《檀弓》之美,那是一种读书法,从中训练文章条贯、叙事明晰的)。说到这里又想起一次翻徐枋的笔记,一次是看王西庄的一个稿本(蹭着帮忙抄了个回目),都是文钞,也就是归纳笔记。对学术笔记的笺注,其初衷可能正是就已有论断再行推敲考订,敷衍成文。陈也是这么做的,其实他的论文,拆开来看正是一条一条小的笔记考证。
   临时想起来的。说来惭愧,还是经由一位友人提起,才真正回头认真把《清人文集别录》读了一遍。随后又是《清人笔记条辨》《清代扬州学记》,不过,在一边翻检一边随手作笔记的时候,才又想起来一件事:当时看曾运乾的《尚书正读》,一直疑惑于所谓审辞气与通训诂。跟着老师们听课也有一年多了,可惜这一年,可能所思不够,所读也有点茫然,至少是欠缺梳理。不过最近稍微有点清楚起来,所谓辞气,所谓文义,其实仍然是不可缺的。否则,无条贯无义例,一群知识片断堆积在一起,仍然是茫无头绪的。因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六经皆史可能、可能就不必太刻意提起了。原因我想已经不难推测,条例已经清晰明了的,大约也不大可能执拗到什么程度去。(其实这一点还要感谢那天一位朋友提醒,回去看了一下苏轼、黄庭坚、叶梦得及吕祖谦几人的文字,才明白何以求《檀弓》之美,那是一种读书法,从中训练文章条贯、叙事明晰的)。说到这里又想起一次翻徐枋的笔记,一次是看王西庄的一个稿本(蹭着帮忙抄了个回目),都是文钞,也就是归纳笔记。对学术笔记的笺注,其初衷可能正是就已有论断再行推敲考订,敷衍成文。陈也是这么做的,其实他的论文,拆开来看正是一条一条小的笔记考证。至于抄书这件事,有守规矩的,也有不地道的(颜师古对颜游秦)。若无前人体例和借鉴,又谈何后来的章法。我想可能不必什么都必须往传统文化上联系,好的就学下来,本没有必要太在意这些名义上的纠缠。只不过有时候似乎是太容易冲动,文人相轻,外加我们其实挺喜欢弑父的。

        其实说的都是废话,今天只考出来一条半,嗯,不过从戴建业先生的博客上摘下来这篇文章,觉得所说都是心得吧。自己惭愧,过去一年荒废太多,不写什么读书总结报告了,只愿保持这两个月的好状态,把忘记了的书都慢慢记忆回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用回忆说来安慰自己,惭愧惭愧。PS,我还是不喜欢检索,喜欢翻书,今天翻一下午收获很大。可能在检索时代最大的困难居然就是,答案来得太轻松,以至于忘记了古人到底是为什么写笔记。
 

别忘了祖传秘方

——读《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

戴建业

原载《读书》2006年第1期

 

尽管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断言“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蔡尚思先生在九十年代初也认定张舜徽是二十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张舜徽(刘梦溪先生语)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说起清代学术史时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梁、钱二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少有人提及张先生的《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和《清儒学记》,更别说他的《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了,或许如今的学人根本就没有将这两本书视为“学术史”,好像只有李学勤先生说过《清人笔记条辨》“是专论学术及学术史的著作”,并说该书是他时常翻阅的枕边读物(《读〈清人笔记条辨〉》)。

我国古代可称为“学术史”的著述不外乎两类:一为目录学或校雠学(张舜徽认为称“校雠学”更准确),一为学案或学记,前者通过对“书”的归类来明簿录体例,后者通过对“人”的阐述来辨学术流派;前者可以说是“物以类聚”,后者可以说是“人以群分”。二者学术理路虽有不同而学术宗旨却完全一致,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其旨归。《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当属前者,《顾亭林学记》、《清儒学记》等“三记”则属后者。十年前出于好奇我曾随便翻过《别录》与《条辨》,当时未能识得二书的深处与好处。近日又重读二书的新版,自觉所得超过自己读过的任何清代学术史和清儒学案一类著作,以“别录”这种体式来总结清代学术,自有其他学术概论或学术史所不可替代甚至无法比拟的长处。

 



 

别录之体创自刘向,他校书秘阁时每一书校毕便写下叙录,论书之旨归,辨书中谬误,原本载在本书,后又裒集众录而称为“别录”。张氏在《别录·自序》中解释说,所谓“别录”就是“纂辑群书之叙录,都为一集,使可别行云尔。”由纪昀总其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别录”这一体式的集大成者。张的《别录》、《条辨》虽远绍子政而近踵晓岚,但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给群书条分部类,而是要阐述有清一代学术的兴替与学风的嬗变,在《自序》中揭明了《别录》的义例与宗旨:“顾每集读毕,辄好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各为叙录一篇,妄欲附于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事实上,《别录》也好,《条辨》也好,作者都是将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来写的。

虽然此二书作者是当做学术史来写,但在写法上又与通常见到的学术史大不相同。不妨将它们与梁、钱二人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一比较。如果说梁、钱二人的学术史只是清代少数著名学者的“特写镜头”,那么张氏二书便是清代学者的“集体合影”;如果说梁、钱二人只描绘了十几株或几十株清代学术史上的“参天大树”,那么张氏二书给读者眼前呈现的便是清代学术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如钱穆《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凡14章,除第1章“引论”外,其余13章从清初黄梨洲到清末康长素,分别以17人为标题,主要论述的也是这17人,另附论的34人。被清末学人自诩为“国朝学术前无古人”的有清学术,显然不是这51人能支撑起来的。即使他们的学术成就确实都“出人头地”,有清近三百学术史能数出来的只有50来号人,其学术队伍也未免过于寂寥,更何况其中有些人是否能代表清代的最高学术水平还是个问题,如“第7章李穆堂”、“第11章龚定菴”、“第12章曾涤生”,李绂学宗陆九渊而不坠虚玄,重视躬行实践和匡时济世,虽然于经史根底较深,但在清初名家如林的学者群中他还算不上顶级大师;龚自珍也并非清代的硕学鸿儒,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可能高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至于曾国藩更不是以学术名世,尽管事功辞章都为当时士人所称道,但于经、史、子学都非专门。在钱著14章中以上三人各占一章,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张氏的《别录》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博览清人文集一千一百余家,略加删汰后《别录》中“录存六百家”,作者在序中相当自信地说“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百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多在其中矣”。钱著的清代学术史是少数学者或思想家的单线排列,只让少数几个人唱独角戏,而张氏的清代学术则可谓千汇万状,浩翰汪洋,许多学者都纷纷走到台前,由十几个人的清唱一下变成了六百人的合唱。这儿有淡泊自守的学人,也有热衷仕宦的官僚,有专治文字经史的人文学者,也有以天算为绝学的科学家;这儿有同代学者思想的不谋而合,也有同代或异代学人的思想交锋,有不同学术派别的相互渗透,更有不同学派的门户之争,众多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路、学术个性、学术风格交织在一起,于同中见异,在异中显同,使清代学术史多彩多姿,丰富生动。

张氏的这种写法难以凸显大家和名家,初看似乎有点“重点不突出”,但它更易于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一代学术的兴替和特点,更易于了解某历史时期学风的变化,同时也更易于理解大家和名家的学术取向与学术思想。以清初的学术为例,梁、钱的学术史都突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张氏虽极力推崇这三家“意量之宏,规为之大”,但他着力的是清初学术群体,叙录的文集70多部,论述的学人近60家。从这里可以看到顾、黄、王三人的思想并非空谷足音,很多人不仅议论与他们三人好像同一声口,治学路数也好像“如出一辙”(《别录》P7)。且不说远在僻壤尚未进入学界视野的王夫之,顾、黄二人虽然受到学人敬重,当时在同辈中并达到让人高山仰止的地步。其时学术成就与顾、黄相近的人不少,有的甚至可以与他们比肩,“时论以李顒、黄宗羲、顾炎武及(朱)鹤龄,并称海内四大布衣”(《别录》P6),有人还将钱谦益、黄宗羲与顾炎武并列,那时以学问雄海内的人还有阎若璩、毛奇龄、朱彝尊、钱澄之等。钱澄之说炎武之学“详于事而疏于理,精于史而忽于经”,他本人治学“无所依傍,自辟蹊径,孤怀高识,创见极多”。张氏认为澄之“治经之功,似非顾氏所能逮。不知近人考论清初学术者,何以忽之”(P18—19)。朱彝尊“根柢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P52)。毛奇龄同样“博学雄辨,固是不废大家”,清人甚至将“乾嘉学术开山之功,推诸奇龄”(P42)。清初学术“体用兼该,气象博大”(P3)。这一博大的学术气象是当时南北学者共同形成的,顾、黄、王只是这个学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每人只是其中较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学术团体中较为出色的代表。当时的学术绝非只由他们三人所形成的学术孤岛,而是由许多优秀学者组成的学术高原。假如学术史只大谈他们三家,那么他们在清初就好似天外来客,只有“请出”当年与他们并肩前行的其他优秀学者,我们才会对清初学术形成清晰的轮廓,也才会对他们三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谈到清代学术,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乾嘉朴学,而乾嘉朴学又以“吴皖之学最盛”(《别录》P355)。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贵以专,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贵以精,它们共同形成乾嘉专精的学术风格。惠、戴二人都是引领学术风潮的人物,乾嘉学术史突出惠、戴无可厚非,但以人为章节的学术史很少能做到“以点带面”,常常见到的是以点“代”面。忽略了“面”就可能记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这样会使学术史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则又可能使学术史失真。梁、钱二公的清代学术史都难免以点“代”面的遗憾,钱著这方面留给人遗憾尤深。如钱著论乾嘉学术的共3章:“第八章戴东原”、“第九章章实斋”、“第十章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加上附论的学者也只有12人,连惠栋也是在第八章中作为戴震的附庸被提到。戴震弟子和再传弟子如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金坛段玉裁,这些乾嘉朴学巨子在书中有的只偶一提及,有的连名字也没有提到过。还有钱大昕、崔述、程恩泽、桂馥、王鸣盛、赵翼这些乾嘉的经史名家,基本在书中见不到他们的踪迹。遗漏了这些巨子名家,怎么可能总结乾嘉学术的得失和特点呢?乾嘉之世只有几个学者浮出水面,学术盛世却给人以学术凋零的印象。我们再看看张氏的《别录》,乾嘉被叙录的文集200多部,论及的学人近200名,一时最为重要和相对次要的学者都在他的视野之中。从这群浩浩荡荡的学者队伍中,人们不难看出乾嘉时期的学术昌明,从浩瀚载籍和众声喧哗中,人们也不难识辨当时的学术思潮。张氏《别录》让我们领略到了乾嘉的学术盛况,这一历史时期名师迭起,或精于舆地,如赵一清毕生精力萃于《水经注》;或长于小学,如桂馥一生心血用于许书,终成《说文义证》五十卷巨著;或擅长考证,如崔述集辨伪疑古学之大成;或以校勘目录名家,如纪昀萃一生精力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者以专治名物称首,如程瑶田的《通艺录》;或以专治训诂见长,如王念孙的《经籍述闻》。学者守专门之业终生图之,最终能达到醇粹邃密超越前人的境地,由此又可以看出乾嘉学贵专门的风尚。

学术史编述者有点像旅游团中的导游,有些导游于万山丛中只走一条线路,带游者光顾几个“代表性”景点,游人觉得名山不过如此,大呼此地不可不游也不可再游,哪知是导游无意中遗漏了不少胜景,将辽阔的风景区缩小成了几个单调的风景点;有些导游则一一向游人交待此地有哪些美景,有几处奇山,几处异水,几座古刹,几条回廊,让游人慢慢登临探访。到底是哪种学术“导游”更好呢?

 



 

“别录”之体“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一)。“辨章学术”即张氏所谓“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别录》和《条辨》二书最精彩之处,就在于书中随处散落的对清代学人学术成就高下优劣的考辨与品评,由此我们能略窥张氏学问的渊博、识断的精审和思想的深刻。刘永济先生读完《别录》后称叹道:“非有渊博之学,弘通之识,不足以成此书。观其评骘学术,论而能断,即足见其有学有识也。况其文笔雅健,又非常人所能逮;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读此书者已不多矣”(《旧学辑存》)。“考镜源流”在二书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寻清代学术的源头,一是比叙学者“家学、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以见授受濡渐之迹”(《别录·自叙》),一是追溯学术的“首创之功”(《条辨》P122),揭露学术剽窃之迹,阐述学术观点的发展演变过程。

关于清代学术的源头,自清至今便有多种说法,乾嘉学者多认为发韧于清初诸儒,只有纪昀说起于明代,清初顾、黄等人则称肇于宋学,后来和此说者有章学诚、皮锡瑞等。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独排众议,称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反动”和“断裂”,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十几年后钱穆似乎是针锋相对,说清代朴学是宋明理学的延续,儒家文化在清儒中一脉相传,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一起笔就写道:“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而清初“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即使乾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张氏同样也认为清代学术源于宋明,但他所说的宋学内涵完全不同于钱穆,钱氏的宋学是指宋明理学,张氏的宋学则涵盖了宋明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除宋明理学外,还包括宋明史学、子学、校雠学、小学和文献辑佚、天文历算、动植物学等。他说“大抵一代宗风,自必前有所承,非宋、明诸儒为之于前,亦莫由以臻清学之盛”(《条辨》P354)。他早年在《广校雠略》中曾说:“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乾、嘉诸师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 他在《条辨》中也说“清人治学途径,无不开自宋人”。清文廷式发现阮元《研经室集》中《诗经》研究的不少结论多与“宋人逸斋《诗补传》”“相合”,并认为“国朝人不喜宋、元经学,故未检耳”。张氏说芸阁(文廷式字)发现阮的《诗经》研究其义发自宋人,表明他的学术敏感,而以为二者的雷同是“失之未检”,则未免过于天真。“大抵清儒治学,名虽鄙薄宋人,实则多所剿袭。戴东原说《诗》,即多本朱传,其明征也。他如段若膺注《说文》,多阴本小除《系传》之言,掠为己有。余昔一一录出而未暇为之。其他类此者甚多,又未暇悉数矣。况有清一代朴学,实两宋诸贤导夫先路,余早岁著《广校雠略》,已有专篇论之。乾、嘉诸师,动辄轻侮宋人,亦谈何容易耶!”(《条辨》P374)经学研究、史部考订、文献辑佚、音韵训诂、校理诸子、目录校勘等清代取得骄人业绩的领域,无一不受惠于两宋诸贤,“清代朴学实源于宋,不足以傲宋儒”(P353)。这一观点在《别录》和《条辨》中数数言之,“宋人治学气象博大,所以启示后世而导夫先路者,至多且广,又不仅《说文》、考据、金石、校勘四端而已”,“宋儒有读书至多、学问极博者,已非乾、嘉诸师所能望,况道、咸以下耶!”(《条辨》P373、376)钱穆和张舜徽虽都说清学源于宋学,但二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钱氏强调的是儒家文化血脉在异族统治下仍未中断,处处流露出肯认和维护传统文化价值的热肠;张氏则在学术的层面阐明宋学在各个领域对清学的影响,时时表现出对学术的虔诚与执著。

清代大多数学者都学有渊源,即使那些自学成才都也无不如此,或来于父子相传,或得自师承授受,或由于友朋切磋,或因为乡贤影响,不少学者同时或先后在同一个地域,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学风熏陶,最后同一地域形成一种相同或相近的学术风尚,这使清代学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如吴派、皖派、湘派、浙东学派、常州学派等。无论是研究一个学派的学术风尚,还是分析一个学者的学术个性,我们都得了解学者的学术渊源。比如人们说扬州学派是对皖派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其中介就是皖派魁首戴震。扬州学派的骨干王念孙、焦循、阮元、刘文淇都与戴震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王念孙为戴震及门弟子,其子王引之为再传,焦循自称“为学私淑休宁戴氏”,其子焦珽琥为再传,阮元“其言训诂,得之王念孙,阐明义理,又与焦循为近”,为戴氏再传,刘文淇子寿曾“尝溯其家学所自,实渊源于江、戴,谓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文淇问学于阮元,为戴氏三传(《别录》P231、292、294、477)。张氏在《别录》中一一列出扬州学者的师承关系,一方面使我们明了皖学在扬州的承续,一方面扬州学派学术上的发展演变,使我们得知清学由精向通的嬗变过程,也使我们懂得由精而通的主要原因:扬州学者学有渊源却不争门户,深得师传而又不事依傍。同一地域的学者群,张氏除了交待他们的师承授受、友朋切偲之外,还特别注意乡贤和地域对他们的共同影响。如宝应康熙、乾隆年间学者“王懋竑、朱泽沄研精朱熹之学,而俱以经史实学植其基,以泛观群书博其趣,”不仅二人“以学问相切劘”,两家也“易子而教”,“懋竑之子箴宝曾受业于朱泽沄,泽沄之子光进复问学于懋竑”(《别录》P98),这样既使自己的子弟续承其业,也深深影响了乡里继起的后学如刘台拱、朱彬、刘宝树、刘宝楠等的学术取向。“台拱自年少时,得其乡先辈王懋竑、朱泽沄之遗书读之,始为程、朱之学,以饬躬行。”交游中如段玉裁、王念孙、汪中、邵晋涵皆乾嘉经史名家,所以“一生以宋贤之义理涵养身心,而以汉儒之训诂理董经籍”。朱彬“为泽沄族孙,又与刘台拱为内外兄弟,又以王懋竑表彰朱学,独为醇正,服膺不衰”。刘宝树、宝楠兄弟是刘台拱的族孙,学术上也与“台拱同趣”(《别录》P98、245、252、366、367)。仅《别录》中所论及的家学、师承、友朋、同门等各种各样的学术联系就多达一百多处,从中可以看到清代学者的学术渊源、学术交往,像一张纵横交错网络,清代学术像血脉流注而又纷繁复杂的有机体,并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成长的来龙去脉,一个学派学术风尚的具体成因。在其他体式写成的学术史中,很少也很难像《别录》这样如此详细辨析学者的师友渊源,如此深入地阐述各自的“授受濡渐之迹”。

在追溯学术渊源的过程中,张氏十分注意追踪学术的“首创之功”,绝不因创始者的小疵而掩其大善,如乾嘉学者常指责郑樵“卤莽”、“粗疏”,王鸣盛在《蛾术编》卷十三《通典通志通考》条中说:“《通志》于‘三通’为最下。”张氏则认为《通志》“与杜、马之书,体殊广狭而功有难易,奚可相提并论耶?无识者徒见三书同以‘通’字立名,遽取而合刊之,泯其畛域,肆起讥弹,此固郑氏所不任咎也。况郑氏有志修前史,合为一编,其用心可谓勤笃。后以困于多病,赍志以没。今所流传之二百卷书,悉由病中匆遽编成,固未能自致于全美也。后人如徒据其未定之书,而忘其创始之艰;摘其纂述之疏,而没其义例之善,亦太失是非之平矣。”(《条辨》P94)又如清卢文弨、严元照先后批评宋徐楚金《说文系传》“立说多穿凿无当”,并说“楚金于小学非有真知者”,严还“摘举七目以攻楚金之失”。张氏这简直是“吹毛索瘢,无乃已甚。然其书实不可废者,非特据小徐《系传》可正大徐本之失已也。吾尤服其每说一字,多因声以求义,往往曲得古人造字命物之意。段玉裁为《说文注》,多阴本其说而敷畅之,甚或一字不易,掠为己有。余新注《说文》,遇此等处,皆一一标明楚多之说,所以尊创始之功耳”(《条辨》P206)。再如评丁寿昌这位清代并不太著名的学者,特意指出“《释榖后序》一篇,发明物名大小之例,大意谓凡物之大者曰王、曰蜀、曰戎、曰胡……物之小者曰童、曰妾、曰婢……皆古人比事属词,非有异义于其间云云。所说甚通,实开近世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释例》之先” (《条辨》P411)。与尊重学术“首创之功”相联系,张氏随时揭露学术中的剽窃之迹,他多次强调学者应具备“为公非为私”的胸怀:“按读书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则必舍己从人,称举前人之说。若此说已有数人言及者,则必援引最先之说,所以尊首创之功。”段玉裁是张氏心仪的清代学者,但对他将宋人徐楚金《说文系传》的成果“掠为己有”的行为,多次不留情面地给予谴责。晚清今文经学学者廖平“敢于独申己见,发前人所未发,不啻为经学树一革命旗帜”。康有为“始于光绪十六年,晤面于广州安徽会馆,读平所著书,而深服之,窥其大义,加以引申。本其《今古学考》、《古学考》,以作《新学伪经考》;本其《知圣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张氏通过比较和考证后断言:“康氏之书,实出于平,不可掩矣。”不管本人有多大的成就,也不管本人有多大的名气,只要有或明或暗的抄袭现象,他都会违学术公德的行为进行曝光和声讨。张氏在考镜源流时也很注意辨析某一学术观点的发展演变过程,如“引书注卷数”一事,张氏一一列出前人的考证发现:首先是余仲林说始于宋程大昌和辽僧行均,钱大昕接着说始于唐王悬河,后汪远孙说始于梁皇侃,近人余嘉锡又在前人基础上探本穷源,称《左传》、《国语》引《尚书》就已举其篇名,“此自古相传之法,不始于六朝、唐人”,张氏说这一学术传统的开端,学者从辽、宋、唐、六朝而上溯至先秦,“可谓愈推愈密”,“考证之事,后出者胜,信矣”(《条辨》P83、84)。

 



 

梁、钱二人的清代学术史都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明显具有现代学术史研究的特征。他们二人都倾心于宏大叙事,给人以高屋建瓴和势如破竹的印象。如钱著第一章“引论”分两节,上节“两宋学术”,下节“晚明东林学派”,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别阐述十几位清代“代表性”学者。这种章节安排充分表现了“纲举目张”的特点,凸显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承续。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则以“时代思潮”为主线,以佛教生、住、异、灭的流转理论将清代学术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全书中心论旨是阐明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其主观动机和历史效果“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它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序曲和开端。梁、钱二公都让学术史承担了远非学术史所能承担的重任,或者建构和弘扬儒家道统,或者从传统文化中开出现代文明。这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学术史带来了偏颇:首先是对学术史的越俎代庖和过度诠释,因为著者的焦点是自己的文化关怀或社会关怀,无形中让学术史牵就自己的观点,导致学术史的扭曲和变形;其次是使学术史向思想史倾斜,关注的重心是“思想”而非“学术”,如学术渊源、治学门径、学问大小、学术理路、学术境界等,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著者忽视;再次,宏大叙事的一大好处是能给人以条理分明的阅读感受,但有清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竟然如此层次清晰,又易于让读者产生怀疑:作者是否隐去或遮蔽了某些重要的学术史现象?是否将没有的东西塞进学术史中并加以夸张放大?否则,学术史怎么刚好按编者的思想发展?怎么会哪样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比如梁任公将清代三百学术发展装进佛教“生、住、异、灭”的框架中,很容易让人想起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来解释一切的思维模式。

《别录》和《条辨》深得老祖宗的秘传,在内容上不外乎“叙录”群书,在体式上也仍属校雠学范畴,但张氏在“远绍前规”的同时,写法上又有不少发展变化。每篇“叙录”“首必致详于作者行事”以知人论世,接下来或提要钩玄以明作者用心,或述家学师友以明学术渊源,或究论证得失以见学者才华,或品见识高低以显学术境界,而二书前面必冠以作者《自序》以为全书“导论”。“叙录”以比叙群才,“自序”以综观一代,二者相得益彰,既可阐明“一代学术兴替”之运,推明一代学术“风气窃变之机”,又能细致分析学者的学术个性,平亭各学派的学术是非,而且也避免了“叙录”体式琐碎饾饤之弊。

如《别录·自序》鸟瞰一代学术兴衰:“间尝以为有清二百六十余年间,学凡数变。”清初“为学,原本经史,不忘经世,非特有殊于宋、明理学诸儒之空谈,复不同于后来乾嘉经师之琐碎,体用兼该,气象博大。此一期也”。“乾嘉诸儒,从事朴学,不厌精专,非特理董周秦故书,秩然就理,即天文、历算、舆地、乐律、声韵、文字、训诂诸学,亦各极其湛深,发明甚广。然陋者为之,则又群趋于褊途以自隘,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此又一期也。“降至嘉、道,禁网渐疏,学者始稍稍为论政之文。自鸦片战后,外侮迭乘,志士扼腕,尤思以致用自见。于是依附公羊今文之学,盛张微言大义之绪。后之鼓吹变法维新者,卒托此以行其说,力辟墨守,广揽新知。此晚期也”。 这则文字片言居要,论及有清近三百年学术的分期、每一期学风的特点及其成因。书中的六百篇“叙录”则是这则“导言”的展开和深化。试以《别录》涉及的清末学术为例,当国门被列强洋枪洋炮打开后,士人目睹国家积贫积弱的惨象,清醒地意识到儒生们一辈子穷经考礼,于己是浪费生命,于国则贻误苍生。此时学人无论是趋新还守旧,无一不“好论天下大事”,无论是主张开放还是坚持闭关,无人不“喜言洋务”。他们对经书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由从前俯首尊经一变而为离经咒经:“古之能治天下者,莫不有愚天下之具。自唐虞迄周,愚天下以礼、乐;自汉迄今,愚天下以《诗》、《书》。礼、乐之兴,能使人拘;《诗》、《书》之行,能使人迂。群天下之人,夺其智勇,黜其辩力,而惟从事于拘迂之途,黄小穷经,至白首尚不能通,而昕夕无暇。上之人为所欲为,天下岂有不顺之民。吾固以为秦始皇之燔书坑儒,为不知治天下之道也。”(《别录》P503、557、584)这种对经典憎恶的态度和偏激的言辞,是稍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先声。《别录》和《条辨》不仅细致地辨析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也详尽地论述了清代各时期学风的特点与变化。

文中随时将梁、钱二公的清代学术史与张氏的同类著述进行比较,绝不是要在三位大师之间有所轩轾,更无意分出什么高下优劣,只是试图阐明以“别录”这种方法从事学术史著述自有其优胜之处,这种传统体式仍然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张氏在上世纪中后期仍以两千多年的体式进行学术史写作,并非先生落后于自己的时代,也不是他天性喜欢抱残守缺,而是由于他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的自信。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一直在走极端,古人唯古是从,今人唯洋是趋,以人家的话语来说人家提出的问题,让传统的学术思想去迁就西方的学术范式,以致大家都惊呼学术“失语症”。要想在当今世界的学术语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就得一方面昌明国故,一方面融会新知,在吸取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自己的祖传秘方。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张舜徽集第一辑之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华书局1963年版;《清人笔记条辨》(《张舜徽集第一辑之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华书局1986年版;《顾亭林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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