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自我批评与反向质疑的真/伪女权

Louise 2015-10-21 10:22:15
       最近看到颇多男性痛定思痛幡然醒悟反省自己,要求加入男女平等的队伍,并且就女权主义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而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对这种行为和言论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时间各抒己见,各种批评、质疑与反向质疑的文章与评论越来越多了,大家就女权这个水瓶究竟该装什么水更合适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和论战。
       详见链接: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8897679/?start=0&post=ok#last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0543396/?start=0
http://dajia.qq.com/blog/479359045144531

       有争议的观点大致整理如下:

       一、生育权是否属于女性自决权?

       A:(男)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女人一个人怎么生?故女性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生育自主,法律也归定了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子女权利的界定,某种程度来说也遵循了生孩子是夫妻双方的事。
       B:(女)生孩子的容器是女性的子宫,男性并没有生育过程的经历和付出,女性有权选择是否要怀孕或者终止妊娠。
       C:(男/女)生育权影响国家及社会发展,在中国法律也归定生育自主的前提是服从国家宏观调配。

       二、关于生育成本和女性对家庭的付出是否应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何种补偿算是足值?

       A:部分女性也口口声声说女权,但是说到底就是女人给男人生孩子做家务什么的,最后离婚的时候应该多分钱,应该让男人净身出户什么的。似乎是给够了钱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帮男人生孩子了。
       B:女性的生育成本过高,尤其是对女性生理健康和事业发展的长期影响是不可逆的,因此女性在家庭上理应得到更多的倾斜和补偿。类似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理,男性应该包容体谅女性的不易,并且给予充分的补偿。
       C:女性不应该自我物化,不应放弃改善自身地位的努力,不应把希望寄托在对男性的要求上来改善。在两性关系里不应过分地跟男性对立,尤其男女之间应该互相包容体贴关爱尊重,但如若感情破裂以后,女性应该潇洒地走开不依靠男性,独立自主地变得更加完善美好。对于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革命就要有牺牲的觉悟,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必要路径。

       三、男性(偏向性别平等)与女性对于女权主义(自由选择权)认知的偏差

       A:(男性)女权主义者里面有部分始终把男女关系对立起来,并且对于两性关系的看法太过功利,恨不得拿个算盘把所有成本盘剥进去,除了感情,完全依托市场化价值来衡量,我们男性也是有意志有感情懂尊重,并不是把婚姻家庭都丢给女性。
       B:(男性)女权主义者始终认为工作权才是女性独立的标志,对于那些男权化影响的女人总是恶言相向,而不考虑实际她们是有可能自愿地,这是干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否认她们的选择。这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精神。
       C:(男性)女权主义者不应否定道德和伦理的作用,也不应否认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对于国家安定的贡献,而女主内男主外是基于生理的不同合理分工,女权主义者难道追求的是女人搬砖养家男人围着家里转?
       D:(女性)女人反对女权那一定是她获取了男权赋予的部分好处,也未意识到女性的处境,更没有认识到千千万万的女性需要解放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她们自己都是男权的守护者。
       E:(女性)男性对女权指手画脚是因为他们不是女权无法感同深受,带着一种高于女性的怜悯及视察的心态来要求女权尊重他们的意见,不懂女人真正需要的平等是什么。
      F:(女性)绝对的自由意志在中国特定环境下显然不切实际,那些男性自由主义者们对自由意志的幻想显然忽略了社会环境中等级的宰制和意识形态的误导。因此不存在“自愿为奴”的女性,女权主义有义务让这些女性明白自己的处境和真实需求。

       以上大概是争论的焦点,甚至女权主义内部流派也有这些争议。我简要谈一下部分观点的发展历程及个人对此的看法:

       一、 生育权是否属于女性自决权?
       生育权制度的确立及生育行为的权利化经历了自然生育阶段、生育义务阶段和生育权利阶段。(引:生育权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女权主义者要求有自愿成为母亲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相关的国际会议文件中才正式规定了生育权,如1968年联合国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宣布:“父母享有自由负责的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联合国世界人口会议于1974年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中生育权被定义为:“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自由负责的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的责任时,应考虑他们现在子女和未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 )

       19世纪第一次女性解放运动提到了“女性生育自愿”第一波女权的基准是“两性平等”,基于人类基本权利中的男女平等,类似政治权、工作权、受教育权与生育自主权,强调女性能力和地位的重要性。在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的定义中,女性拥有绝对的自主选择权,尤其是当女性的工作与生育冲突时,法律及社会应给予女性充分自主的环境。

       1942年,美国斯金娜诉俄克拉荷马一案中,斯通大法官利用“自由”的广义概念,认定强制绝育侵犯了人类自由,其剥夺了个人生育后代的权利。但由于中国计划生育与该提法相违背,并未将生育权作为自然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主张“夫妻主体下的生育权”,故有所争议。

       参照中国现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可以看出中国法律保障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但限制在“中止妊娠”的具体事项中,同时也肯定了男性具备部分生育权。从中可以看到国际上对于生育权权利确认的进程:一是主体由“妇女”——“夫妻双方”——“所有夫妇及个体”。生育权的主张内容从选择自由——自由且负责——对子女负责(生育自主的义务)——对社会负责,因此要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干预。从这种脉络里可以清晰到看到法律意义上的生育权从主体的家庭单元发展到了社会单元的层面。也能看出法律之于个人选择的不同在于具有普遍意义,这不再是某一位女性是否具备自由选择权的个体议题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生育自主权是这一切衍伸的根基,所以女性自主生育权的法律地位客观存在。


         二、关于生育成本和女性对家庭的付出是否应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何种补偿算是足值?
       首先确立夫妻双方都具有生育权后,这个议题似乎解决起来容易一些。关于这个问题我更倾向于从未成年权利方向来恒定:在子女不具备生育自我选择权、女性也不可能完成自我受孕而且怀孕风险大的前提下,夫妻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生育责任。我不提倡单纯从夫妻感情生活的互尊互爱互相挟持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还有未知的感情破裂风险,因此明确对子女的责任显得极其重要。

       其次针对婚姻中的生育行为何种程度才是负责并没有明确界定,而产假问题也不可能单一从“个体家庭的协调”来解决。鉴于各国对于赡养和补偿的界定不同,因此法律对此也并未有完全合理的解决办法。

       这就要谈到部分男性所说的不应用金钱利益衡量生育成本的问题。我赞同生育成本问题的确不能完全从经济方面来衡量,但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一员,也不要指望脱离金钱生活。相应的男性产假、女性工作环境改善、男女同薪同酬、男女社会地位平等、家庭劳动合理分工也应被提上议题,否则一方面主流社会对女性还是“回归家庭”的潜在要求,对女性仍然还是“母亲”“妻子”的身份地位界定;另一方面却用“坚强”“真爱”“母性”“这是你的孩子”来搪塞生育抚养的实际问题,看起来就像是想要吃糖还不想给钱,巧妙地把社会及个人的生育成本分摊到了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上。

       就像“自愿为奴”根本不可能是理性认知一样,部分奴隶对于奴隶制的维护也并非出于被奴役的抖M情怀,更多出自于他们的社会等级,美国废除奴隶制的时候,南方黑奴管家们的反应比奴隶主还愤怒,当然他们在对待低自己一等的黑奴时更加残忍麻木,这恐怕不是出于对奴隶制度的忠诚吧?在前几年舆论大肆批判拜金女只看钱不重情重义的背景下,似乎也忘了趋利若鹜的拜金主义者不是以性别来界定的。而女性对生育成本的经济衡量也是出于自身及子女处境的考虑,自然界的雌性还需按照基因水平和养育能力来挑选配偶呢,因此我并不同意自我物化的说法,毕竟娃不是靠喝露水长大的,情感成分的不稳定也会增加这种生育成本。

       三、男性(偏向性别平等)与女性对于女权主义(自由选择权)认知的偏差
       而针对部分男性提出女性在要求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义务,女性地位改善必须靠自己,并且他们无法保证女性牺牲就能换来改善的说法,我认为自身努力积极向上乐观开朗并不等于女性需要圣母地承担所有生育责任,如果女性地位的改善必须通过女性的努力地牺牲和不对男性提要求来促成,那么还需要提男女平等么?直接改成妇女的崛起就好了。提到这点不得不说到很多男性“女权主义者”们,对于在谈论女性事务时,总是有一种身份下放视察的态度,他们要求其他的女性女权主义者们尊重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毕竟自己身为同盟总是因为身份上的尴尬而感觉被排斥,他们认为这是身为男性的待遇。

       对此我的看法也很简单:倾听和讨论都是双向过程,女权主义流派之间也是各抒己见,然而并没有哪一种模式是放之全社会都可以通用的,在讨论过程中抽样对象的差异和自我体验的不同都有可能是一次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不因你的性别而格外明显,当然我也不否认对性别格外芥蒂的人客观存在。但如果认识到观点的局限性,在质疑他人的观点过于片面的同时,反省自身观点是否自居真理、考察抽样误差及自身表述差异的前提条件显得更为重要。毕竟扪心自问,如果我的谈话对象总是自称“老子是宇宙的王”,我也有可能用“老子才是宇宙的王”回敬过去,情绪通常带有明显的感染性,而保持谈话的理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多数人都会受到情境对话时的情绪化影响。

      而谈到自居真理,不得不提到我对于在宣传女性主义的过程中,碰到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譬如对底层女性形象的丑化、对某些现象客观偏见、对非己立场的排斥、对男性主体的本质对立都广泛存在。对此我的看法是:这并非只是女权主义才存在的问题,任何一个主义,任何一个学派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提到或主张男女平等观点的人达到意见一致、客观理性公正、毫无争执毫无矛盾,而女权主义者也并没有成为满buff的圣人才能谈平等的义务。事实上,女权主义作为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方面,正是由于承认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客观存在,才能完善自身,人类自身的差异性和不美好才是构成多样理论的重要根基。而对于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的内化要求,则是尽管对男女平等实现方式及表达形态各异(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每一个号召性别平等的人都希望促成的实际愿望。而尊重个人对平等的理解不同、也尊重个体经历的差异,是避免矛盾成为裂痕的必要手段。
        
        就像曾经一位女权主义者对我说“尊重男女生理上的客观差异存在”,我的回答是“但不能否认也有跨越这种差异的存在”。承认A并不等于否认非A,就像我如果承认水瓶是拿来装水的,并不表示我否认它还可以插花、放辣椒酱、甚至当做尿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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