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冷地去写这世界的苦难

唐山 2015-10-10 15:25:48
“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打死了。子弹击中头颅。他大概奔跑了十来米,想抓住自己的脑子……你能写这些吗?”被采访者用嘲弄的语气问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以为,她已经被吓坏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还真把这个细节写进了《锌皮娃娃兵》,那是一本纪实文学,记录了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10年中所发生的一切——死亡、残暴、欺骗、苦难、精神失常,还有那些普通家庭失去亲人后的悲伤。书名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侵入阿富汗的都是20岁左右的“娃娃兵”,他们带着梦想离开家乡,结果却被放进锌皮棺材中,又带了回来。

为了《锌皮娃娃兵》,阿列克谢耶维奇几次被告上法庭,她在努力捍卫着一个真相:战争就是杀人,士兵就是杀人工具。不是每个人都能面对这个真相,一个失去孩子的苏联母亲说:“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是纪实文学,有一定道理,她写的都是采访来的东西,通过“剪刀加浆糊”,将别人的回答、日记、书信等拼贴在一起,她不抒情、不拔高,甚至不怎么交代背景,以维持绝对冰冷、绝对客观的外壳。此外,她的书中都没有主人公,她总是将几十个采访笔记打乱,并胡乱穿插在一起,读来犹如一团无序的碎片,因为与日常生活如此同构,所以显得特别真实。

在相当时期,“真实”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护身符,她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甚至很少在作品发表议论。这,或者也是一种应对环境的伎俩。

然而,仔细品味,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并非完全客观,其中隐含着很强的抒情味道——她所截取的,都是最有情感冲击力的细节,片段与片段也非随意拼接,而是充分考虑了阅读者的情绪起伏——一般情况下,她总是先随意扯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紧接着就是最惊悚、最恶心的内容;接下来,她会讲一个悲伤的情感故事,温馨却黑色;作为结局,她总能翻出一些当事人似是而非的感悟。

始而诱敌深入,继而强烈刺激,再则诉诸情感,最后留下苦涩的回味,这一套叙事把戏在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中,被大师们玩得炉火纯青,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竟然在纪实的外包装下,复活了这一系列大招。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让人钦佩的地方,在于她的克制力。

阿列克谢耶维奇当然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却始终不肯站出来,她不动声色地引诱着读者,直到他们钻入圈套,并在情感反复受虐之后,最终自己“悟”出来。她像一个老练而冷静的猎手,随时准备击垮你的心理防线,让你泪流满面。

谁不知道战争是苦难的呢?谁不知道苦难两字的重量呢?但阿列克谢耶维奇永远能把苦难说得与众不同,以使你明白:它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真正的苦难是没有旁观者的,面对它时,我们无处可逃。

其实,又有多少虚构文学的作家,能像阿列克谢维奇这样,把苦难说得这样惊心动魄?

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一个女兵回忆道:“我从前线回来时才21岁,已经是个白毛女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了。每当半夜里听到附近矿井开采爆破的声音,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发疯地往外跑……”

这本书写了卫国战争中那些被忽略的女战士们,书中这样提到了她们所受的伤害,一个当年的女兵几十年后一直不敢进肉铺,不敢看肉,特别是鸡肉,因为鸡肉让她联想到人肉,每次战斗结束,它们散落在战场的各个角落。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克制力还体现在她的文字中,她很少写痛彻心扉,专写苦难的漫长回声,写苦难对心灵的扭曲,以及我们想忘掉苦难时,装出的那些从容。

在《最后的见证人》中,阿列克谢维奇写了100个人回忆童年时所见到的战争,她不怀好意地写道:“主人公不是政治家、不是士兵、不是哲学家,他们是儿童——不偏不倚的见证人。”可这些见证人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

“当我目睹了在他们机枪的扫射下,我的爷爷和奶奶中弹而死;他们用枪托猛击我妈妈的头部,她黑色的头发变成了红色,眼看着她死去时,我打死了这个德国人。因为我抢先开了枪,他的枪掉在了地上。不,我从来就不曾是个孩子。我不记得自己是个孩子……”

在《锌皮娃娃兵》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了一个苏军士兵遗孀的心声:“我24岁当了寡妇。头几个月,任何男人来找我,我立刻就可以嫁给他。我疯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自救。”悲伤让她无法重建自己的生活,而当她以为终于可以平静时,局面突然逆转。“当我第一次从电视上听说阿富汗是我们的耻辱时,我把屏幕砸碎了。那天,我第二次埋葬了我的丈夫……”

不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怎样采访到这些故事的,也不知道她因此遭遇过多少拒绝、恐吓和羞辱,她深入了受害者们的心灵,抓住他们稍纵即逝的瞬间精彩,她耐心地将这些编织进自己的抒情圈套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绝不会为了圈套的完美,匆匆跳出来妆点一番,或者是因为她手中的猛料实在太多了,多到让她不屑于去“拔高”。

纪实文学的写作最考验作者的采访量与采访深度,许多历史名篇也存在着“采访不足注水凑”之弊,而阿列克谢耶维奇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策略,她书中很少有大人物,这就减少了采访突破的难度,但对于小人物,她挖掘得异常深入,也许和当事人要聊上几天,但最终在书中可能只用了几句话,对于当下的中国作者来说,这恐怕难以想象。

在中国,纪实写作的地位始终没有虚构写作高,因为养不活人,绝大多数作者只能业余为之, 1977年到1999年,中国报告文学写作曾繁荣过20多年,但终于在偏见与市场的夹击下,日渐零落。

我们曾经以为,纪实文学是出不了大师的,因为它不永恒,既不能延续小说智慧,也无法承继丰厚的小说文化遗产,但,阿列克谢耶维奇却展现了另一种可能——即使是在我们曾经的报告文学繁荣时代,我们也很少注意到这种可能——纪实文学未必要指点江山,未必要汪洋恣肆,未必要“有用”于时代,它也可以回到人的层面,成为现代社会中爱、悲悯、真诚等等情怀的培育所,它是所有人的文字共和国,我们走入其中,收获了更丰富的共情能力,则纪实文学与经典文学又有什么分别?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注定都是没用的,所以本文开头提到的故事有一个搞笑的结尾:7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又见到了曾经的采访对象,此时他已经是个大富翁,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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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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