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mly Satchida,以及《当我写作时》译后记

baiya 2015-07-25 2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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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泼先生印制了印度诗人K.塞奇达南丹的诗集《当我写作时》。这部诗集算是我自己翻译诗歌的一个练习。校对则由平楚完成,细致到连脚注里出现的问题也找了出来。诗集的设计师是ANNWUCU,很用心,做了两个封面稿,最终择定的封面又修改了多次。诗集征订结束后,泼先生的负责人按照诗人的要求把书寄往印度。后来,我才得知,这书寄了两次,第一次被水泡了,影响阅读,只得收回来重寄。

昨天下午我登录Facebook,看到塞奇7月4日发的一张照片:



谢天谢地,他最终还是收到了自己诗集的汉译本(他收到书的当天就发来过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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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奇是一位马拉雅拉姆语诗人,他的名字用英语拼出来显得颇长:Koyamparambath Satchidanandan。这一串像是魔法咒语的字母读上去很有饶舌的节奏感,但写出来就稍嫌麻烦了,所以他经常简称K. Satchidanandan。但即便如此,还是比较难念,他更喜欢别人叫他Satchida或Satchi。他说,朋友们都叫他Warmly Satchida,这也是他在电子邮件中使用的署名。确实如此,塞奇是一位非常热心的诗人,这一点我在诗集的译后记中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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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小制作,这部诗集的印量有限,但全部的译稿都保留在这个专门的豆列中:http://www.douban.com/doulist/2820296/

本来,这都是些初译稿,记录了最初翻译这部诗集的痕迹。但我想了想,也许还会有朋友读到留在这个豆列里的译稿,如果保留错误不少的初译,难免以讹传讹,所以我下午抽时间用定稿将它们替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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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非常感兴趣当代亚洲/亚裔诗歌的创作状况,塞奇是我最早关注到的亚洲诗人之一,李立扬则属于我非常喜欢的亚裔诗人行列。通过自己粗浅的阅读,我了解到,被划在这个兴趣图谱中的诗人,有许多都是很出色的,比如韩国诗人高银、日本诗人蜂饲耳。

现在回想起来,翻译塞奇的诗算是描画这份兴趣图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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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当我写作时》的译后记,写得很浅,大致记录了这部译诗集的前前后后:


译后记:无限之诗

得以译成此集,说来全是一系列因缘巧合的结果。去年八月下旬,我在一份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名单里发现了塞奇的名字。为好奇心所驱使,我去维基百科上搜索其资料,又在一个国外诗歌网站上觅得其诗,读之,叹服,尤其是那首《冷,热》:“噢,我服了一剂魔药:死亡。/现在我可以变换任何形状,/可以去任何地方。”感动之余,我又依凭着自己那粗浅的英文在西南的燥热里戏译起来。当其时也,纯属兴之所至。

早先,我把译得的三五两首贴在豆瓣日记里,不期然得到芬雷赏识,豆邮往还,遂生译其诗集之意。随后我又在网上寻得塞奇的电子邮箱,抱着尝试心态,发去邮件咨询。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天便得到他的回复:同意以非商业用途翻译出版其诗。不久,塞奇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近百首他的诗作(英语自译)。同时,我也托远在美国的好友赵小毛同学帮忙购书。就这样,我一边翻译着塞奇邮件传送的文档,一边等着美国的寄书。

九月下旬,恰值研究生入学季,成天瞎忙,译事断断续续。待得寒假,才能安下心来,整理旧稿,着手新译。迁延至今日,方算是暂告一段落。


于此,我想存一私心,打着译后记的幌子,来贩卖点自己的读后感。我读塞奇之诗,生出若干“无限”之慨。

其一,其诗所恃之传统无限。

正如序言所说,乃是“从三大源头汲取了经验:马拉雅拉姆语诗歌口头语、书面语并行的别致传统;印度诗歌(古典的和现代的)大传统;还有现代欧洲诗歌的先锋实验”。就表层来看,这是一个“地方—国家—国际”的逻辑构成。然而,实际情况要比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表述复杂得多。塞奇本人乃是1960年代以来马拉雅拉姆语新诗发展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探索着传统和现代之间更为适切的转换之方。他倦于“浪漫派的泛滥和革新派的肤浅”,“奋力开创出一种新颖的诗歌风格——全面捕捉当代生活中的分歧和纷杂”。塞奇并没有一味摒弃传统,也没有全盘接纳现代,他通过自己的阅读、翻译和创作,力求打通二者之间的关节,将其融会起来。正因为此,他第一本诗集《五个太阳》的出版才能成为马拉雅拉姆语文学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样的融通,我们也能够从此集所收诗作中读出来,比如他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印度史诗的吸收,再比如他对策兰、阿米亥、巴列霍等现代诗人的借鉴。因此之故,塞奇才能“无限”地往还于传统与现代,并破除这样的二元对立,以遨游之姿,施展自己的诗歌才华。

其二,其诗在形式、主题等层面具有无限性。

这些诗歌“不仅仅是组合游戏”,它们“自难言之海升起,为无名的命名,给无声的声响”。塞奇的诗歌语言丰富多样,“从街谈巷语到法律文件用语,各种各样民间、古典和现代的有韵律或无韵律的设计”,几乎无所不包。所以我们在此集中既能读到《甘地与诗》、《甘地与树》这样的对话体诗歌,也能读到《地狱报告》这样的戏拟报告语散文诗。

塞奇的好友里奇欧•拉吉将其诗作按主题划分为三大部分:“阿卡姆,即爱情、居家和内在之诗;普拉姆,即社会关怀之诗;摩芝,语言本身成为主题的诗。”第一类,如《家与监狱》、《爱一个女人》、《错放的物什》;第二类,如《不》、《摇篮曲》、《一个带着扇门的男人》、《老妇人》;第三类,如《仙人掌》、《口吃》。塞奇自己也说,“正义、自由、爱、自然、语言和死亡”是他诗歌的核心主题。如此丰富多样的主题涵括了诸多方面的生活经验,它已经超越了“内在—外在”、“抽象—具象”这样一些粗暴的二元区分,成为一种独特的无限表达。

其三,其诗歌所呈现的文化视域亦具无限性。

塞奇生长于印度西南一隅,马拉雅拉姆语也只是众多印度语言当中的一种,但诗人的视野足够开阔,不为地理的、语际的条件所限制。序言中,他简述了自己自小培养起来的宽广阅读兴趣,《圣经》、《摩诃婆罗多》、《法句经》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在诗人身上交相感染,卡比尔、库马兰•阿桑、雪莱、济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等人的著作在他的诗歌里交相辉映。而在现实层面,塞奇的交游之广,我们可从序言中那一长串国内国际的名单看出。另外,《西方诗篇》、《北方诗篇》、《罪恶:罗马组诗》和《纪念瑞典之夜》等诗作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塞奇的视域实非东方、西方这样的文化地域划分所能限制。正如《拉尔•戴德声言反对边界》一诗所写,“春天和星星不会同/相信边界的人交谈。/我不相信边界:/沙粒知道/它们所处之地的名吗?/苹果树根/在人类建造的墙下/延伸向彼此。/风、水和根/竭力反对墙壁。/鸟儿们用它们锋锐的/翅翼扑打着边界线。/那些地图上的线/甚至无法阻止一片枯叶”,“我不相信边界。/没有堡垒能够阻止/那些生生不息的人。/我们曾在过去;/我们将在未来。/无限总是新的,/月亮,也是新的”。

其四,无限的诗意。

塞奇说将他“塑造为一个诗人的主要元素可能是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诗歌传统;经验;对自然和人类的观察;旅行;对诸如音乐、绘画和电影等艺术的借鉴;全部转化为我想象纤维的读与译”。广泛的传统、丰富的经验和宽阔的视域,将其诗歌的诗意无限化。讽刺,如《外婆》、《地狱报告》;自省,如《浪子》;谴责,如《不》、《摇篮曲》;情爱,如《爱一个女人》、《我的爱》;回忆,如《不安》;死亡,如《冷,热》;哲思,如《如何去到道观》;……当我们阅读此集时,各种各样的诗意便如无尽的涟漪层层泛起。这些无限的诗意,也为塞奇的诗歌带来了丰富的变奏,成为一部繁复的交响曲。

在粗略探讨塞奇诗歌中的“无限”时,我们还应关注造就这种“无限”的秘密所在。当然,这并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相反,这是个公开的秘密。《甘地与诗》中,那首“因不是祈祷歌而羞惭”的精瘦的诗拟人化地出现在甘地的修行处,受到了甘地的点化:“你必须/戒除时而用梵语/讲谈的习惯。/去到田间,听听/农民们说话。”也就是说,诗歌应当回到基本的生活经验层面,以此为基础才能展开其丰富的可能性,否则只能沦为言辞的组合游戏。这也是塞奇一直强调的,他所认同的聂鲁达“非纯诗”的概念:“承载远方尘土、百合花微笑和小便的诗歌,从语言和民族的船难中捞救起的词语里创造出来的一首诗。”但同时,“非纯诗”并不为神圣和世俗这样的观念所宥限。它超越二者,既不神圣得不可及,也不世俗得不可耐,因为这样的诗是以爱写就的,爱破除二元的界说。“我以爱写作。/鸟儿栖息我肩头。/树木花果累累。/交战者相互拥抱。/语言像条清澈溪流/展现它的基底。/我的悲伤、憎恶、愤怒、嘲讽——/均具有了意义。”(《当我写作时》)

要考察塞奇诗歌中的“无限”在创作层面的成因,还必须了解他的创作理念,或曰“诗观”。他说:“我可以成为一个没有信仰的虔信者。……除了诗歌本身,一个诗人不需要任何信仰。”当然,这并不是说唯诗歌是从,而是说,一个诗人,应当尊重诗歌创作本身。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更好地去言说其他,否则,恐怕诗歌就会沦落为泛滥的浪漫派或肤浅的革新派之流。塞奇正是把握好了这一点,才让他的诗歌显现出涵括经验、打动人心的力量来。也正因为此,才让他的诗歌具备了“无限”的可能。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塞奇诗歌中的“无限”和印度文化本身所形成的对照。

一方面,印度自古以来是一个受各种外来文明交互影响的国度。深远如雅利安、希腊、波斯、匈奴和蒙古等文明的浇灌、浸润,近如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来与去所施诸的影响。同时,印度文明自身又在朝外扩散,著名如佛教在南北两路的东传。而塞奇的诗歌也呈现出这样的形态:它既受本土文化(也就是我们所概称的印度文明)的滋泽,同时也受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现代传统)的影响。并且,塞奇的诗歌还形成一个向外延展的形态,这不仅体现于其诗歌创作(尤其是题材)的跨地域性,也体现于实际的传播过程,比如包括诗歌翻译在内的国际性的诗歌交流活动。

另一方面,印度在语言、民族、地理、历史、政治、宗教及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独特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丰富多彩又显得含混纷乱。但同时,它也拒绝单一化,深具一种吐纳之力。塞奇的创作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多元化文明的影响。无论是形制,还是主题,塞奇的诗歌都显得丰富多样。在文化视域方面,则更是如此。

我相信,正是因为塞奇诗歌中的这种无限性,才成就了他在当代印度诗坛乃至国际诗歌界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将是无限的。也正是因为其诗深具此种无限性,我相信,它对我国上世纪初发轫的新诗在当下的继续创作和持续反思当是一种有意义的镜鉴。


“人类只有通过分享母语才能让巴别塔免于劫难”,这是塞奇在序言中传达的信念。他在《致中国读者》中则讲出了这样的事实:译入汉语的当代印度作家太少了,译入印度各种语言的当代中国作家也太少了。也就是说,中印当代文学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界限。那么,不揣冒昧地说,此集的翻译也算是对塞奇无限之诗的一种致敬。

贩卖完我那点“有限”的读后感,作为译者,我还应该将诗集的翻译情况简要说明:1、与诗人本人商议后,中译本删除组诗《北方诗篇》中《天安门,1994》一首,增补《冷,热》、《数学游戏》和《青春期》三首;2、中译本同英译本一样,所有诗歌均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布;3、限于译者的英文水平和学识,想来错讹定不在少,还请读者指正,以期更为完善之译本。

作为译者,我应在向出版方泼先生致谢的同时,致以歉意,因为我对“诗歌对照”出版计划产生了“误读”。这本诗集并非“单一主题的单行本诗集”(如果硬要为这个集子寻一个主题,我认为“无限”是个不错的提议,虽然这显得过于吊诡了),乃是塞奇新旧诗作的选集(所选诗歌大致是其每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这一点有违出版计划的宗旨。然而,芬雷在豆邮中表示泼先生仍然愿意继续推出这个集子。这样的包容心让我和塞奇本人都深为感佩。感谢泼先生的支持和包容。

诗集的翻译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在此期间,我开始恶补印度文化,通史、简史、游记、专书翻览一二,重读《罗摩衍那》,并开动了《摩诃婆罗多》的阅读计划。又,集中诗篇涉及大量植物名称(想来与塞奇的生物学背景不无关系),这给了我翻览植物学书籍的动力。就此而言,我必须感谢塞奇本人。

感谢赵小毛同学从美国购买、邮寄书籍。同时,感谢室友王觅同学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助校对部分译稿。

谨以此译献给雨萌,谢谢你的支持督促。

2014年3月23日于橘园

特别感谢平楚帮忙校稿。虽然素未谋面,但你的细心和耐心让我感动不已。

2014年8月22日于新居
baiya
作者ba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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