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韵飘香 教泽长存 ——怀念业师时永乐先生

未觸齋 2015-06-12 19:00:54
                                                         书韵飘香 教泽长存
                                                                          ——怀念业师时永乐先生
    
     [编者按] 时永乐,河北博野人,1957年生。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索引学会理事,河北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当代中国古文献学家、《论衡》研究专家。创建了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为河北大学学科建设做出卓越贡献。先后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2项,省、校级教学成果奖6项,多次获得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两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著有《古籍整理教程》、《论衡词典》等,撰写、发表论文70余篇。2014年10月10日,因胆囊癌医治无效去世。

    2014年9月30日,夜里十点多,突然接到一位在上海读博士的好友的电话。电话那头,许超杰声音低沉,告诉我:“时老师病得很严重,——胆囊癌晚期。”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感到内心一阵撕心裂肺的悲痛。一时间,对先生的景仰、感恩、愧疚之情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旁若无人地失声痛哭起来。
    2006年9月,我进入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后改为文学院)不久,便在院里
                                                         书韵飘香 教泽长存
                                                                          ——怀念业师时永乐先生
    
     [编者按] 时永乐,河北博野人,1957年生。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索引学会理事,河北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当代中国古文献学家、《论衡》研究专家。创建了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为河北大学学科建设做出卓越贡献。先后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2项,省、校级教学成果奖6项,多次获得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两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著有《古籍整理教程》、《论衡词典》等,撰写、发表论文70余篇。2014年10月10日,因胆囊癌医治无效去世。

    2014年9月30日,夜里十点多,突然接到一位在上海读博士的好友的电话。电话那头,许超杰声音低沉,告诉我:“时老师病得很严重,——胆囊癌晚期。”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感到内心一阵撕心裂肺的悲痛。一时间,对先生的景仰、感恩、愧疚之情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旁若无人地失声痛哭起来。
    2006年9月,我进入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后改为文学院)不久,便在院里组织的专业指导会上见到了时老师。时老师身材魁梧,声音浑厚。那天,知道了时老师是中文系主任,他所研究的学问叫做“中国古典文献学”。时老师慢条斯理地介绍着这个大家普遍感到陌生的专业,讲到文献学大有可为。但在这个到处充满生存竞争的社会,毕竟少有人主动去选择这个听上去十分枯燥乏味的专业。因此,时老师的语气中明显带有一丝牢骚与期盼。
    不知为什么,我却对时老师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内心急切地想走进这个神秘的专业。会后,我便到图书馆借了文献学专业的教材来读,并跑去听了时老师主持的他的研究生的报告。大二时,时老师亲自给我们讲了“古典文献学”课程,先生的儒雅之态、严谨之风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我又独自旁听了时老师为文献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的版本学、校勘学课程。可以说,我选择进入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最初完全是受了时老师的影响。这几年的学习、研究生活,也见证了我与时老师结下的深厚感情。
    一提起时老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到一个字:书。没错,买书、读书几乎构成了时老师的全部生活,甚至连老师平日的为人处事,也多有古板之处,整个人就像一部大书。
    时老师爱买书是出了名的。河北大学流传着一个故事:王洪瑞校长到任之初,听说一位老师为满足教学所需,节衣缩食不计成本自行购置书籍,乃至家中连日常家电都没有。王校长到家中探访,所见比听说更甚,感动之余提出自掏腰包买个冰箱送给他。为此,这位老师急急到商场拉了个冰箱回来,并对身边人说:我又不是买不起冰箱,只是钱用来买书更应该。王校长又改买了一套《中国通史》送给他。
    校长送书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时老师。时老师现在住在学校紫园小区,来到家里,你会惊叹地发现,200多平米的居室,的确很大,可以称得上“广厦”,但从内到外、从上到下,满满当当全是书。书房架子上、桌子上、茶几上摆满了常用的和刚买来的书;卧室里放几个书架,空间便显得十分狭小,甚至有一间卧室全放了书架,成了一个小书库;别人家会在马桶边上放几本杂志打发无聊的时间,老师的厕所中居然还有一架子书籍!此外,地下室里也堆满了书。如果继续这样买下去,恐怕终究有一天会再装不下了。
    时老师有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自行车,每天骑着它上班、逛书店、书摊。学校周围有几家书店,时老师上完课,总爱骑车去看看。时间长了,老板的脾气,老师都说得上来。有一家非凡书店,文科类书较多,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常喜欢去转转。但一提起来,老师总会稍有不满,说老板太抠,经常为几毛钱与学生发生争执。果然,没多久,非凡书店就关门大吉了。从学校西侧顺着长城大街一直往南走,在妇幼保健院西拐,就到了保定古物市场。古物市场每周末都会有书市,几十家小书摊成行摆开,各门各类图书或码整齐,或扔成堆,任人挑选。于是,几乎每个周六早晨,老师都会骑着他的老破车去淘书,转一圈,碰到喜欢的,或满载而归,没有称心的,也只好作罢。上大学的我,也用少得可怜的积蓄,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舍友戏称为“教授车”,然后学了老师的样子,周末去古物市场淘起书来。等到八点来钟,老师已经打道回府了,而我正懒洋洋地骑车出门,所以,在古物市场,我一次都没能与老师相遇。等到下次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便很得意地向老师报告买到什么喜欢的书。这时候,老师会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再慢慢地说出一系列相关的书籍,我便默默记在心里,下次留心购买。中华书局整理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就是老师为方便我阅读而推荐的。为了买到这部书,我在学校食堂打工,省下吃饭的钱,最后才收入囊中。
    我常常羡慕时老师经常能以低价买到超值的书籍,自己怎么从没碰到过这种好事?仔细想想,自己年少无知,才识浅薄,也难怪会像大多数人一样,不能沙里淘金了。记得2012年暑假,我到时老师家里,看到地上有一大堆没有封面的书,翻开一看,原来是《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老师很高兴地说,这是他从古物市场上十块钱一本买的。听了这话,真是让人眼馋到骨头里了——这简直跟白捡没什么两样了。但是,书并不全,缺第九册,老师在地摊上多次搜寻,未果,只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有高价出售者。显然是书商故意为之。此时我正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杜泽逊教授那里有完整的《图录》。回济南后,我便将所缺之册扫描了,发给时老师。
    近几年来,时老师购书的欲望更是有增无减,越发上瘾了。2010年,许超杰跟随老师读研究生。超杰兄也是十分爱书之人,网上一有图书打折的信息就立马告诉老师,老师也像年轻人一样,卡着时间在电脑前抢书。如此一来,本来就拥挤的家里,就显得更无立锥之地了。后来,超杰兄再不敢告诉老师这方面的信息了。可是,老师却自己学会了关注网商促销活动,买书之举,已成无法收拾之势。去年春天,我和超杰兄回保定看望老师,老师坐在他那张大椅子上,还愤愤不平地谴责孔网书商胡乱标价,又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可以从京东、当当等网站上买打折书,再不受书商欺负了。
    时老师的夫人门凤超老师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平时对老师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里外一切家务,从不让老师沾手。门老师对时老师最大的支持莫过于买书了。有一次,我问坐在一旁的门老师:“时老师买书这个买法,您没意见吗?”门老师沉吟片刻,轻叹一声,说:“有时候也有意见,家里的钱都买书了。但你老师喜欢这个,他用得着这个,该支持还得支持呀。”接着,又转向时老师说:“你算算,上个月花了几千,这个月刚开始,又花了几千。”时老师听了,脸上微微露出了惭愧的神色。门老师接着笑着说:“以后你买来,我就在网上卖,咱们一定能赚钱。”一听到要卖书,时老师可不干了,一脸严肃地说:“差不多就行了,怎么你还没完了!”门老师只好一笑了之,我也笑了。其实,若没有门老师的全力支持,时老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坐拥书城,得以总笑呢?在最近的一篇小文中,老师生动地写道:“前些年,妻云‘你买书犹如我买菜,天天往家提溜’。”读到这里,门老师的温和、幽默的神情又浮现在眼前了。能有这样一位支持自己事业的贤惠妻子,真是老师的福份,也是爱书、读书之人的夙愿。
    时老师买书是为了读书,所以尤其注重书籍的使用价值。在购买的线装书中,最值得老师炫耀的就是两宜轩本《说文解字注》了。每次讲到“学术性善本”这个概念,老师总会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告诉学生,周祖谟早就提到,两宜轩老的石印本《说文解字注》改正了经韵楼本的错误,但从来没再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寻得一部两宜轩本成了老师的一块心病。终于在2009年,老师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以500元购得此本。书到之后,老师用以检校许维贤先生的整理本,发现许书《附注》中指出的经韵楼本中的讹字,两宜轩本大都改正了。而老师研读《说文》多年,“常疑经韵楼本有讹误不通之处,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善本”的看法也得到了证实。去年8月,老师又把这件事情写成了一篇题为《寻觅20余年的两宜轩本〈说文解字注〉》的小文,买书、读书的乐趣游走于字里行间。
    当然,时老师用力最勤的书非《论衡》莫属了。从1999年开始,老师便专注于《论衡》的研究,历时六年,完成了皇皇巨著《论衡词典》。且十多年来,围绕《论衡》的各种问题,不断有文章发表。每次我问老师有没有出版一本《论衡》研究专著的计划,老师总是轻轻地摇摇头,淡然一笑,说暂无计划,只是碰到一条做一条。我便极力怂恿老师做这件事情,以遍惠学林,而老师依然无动于衷。现在想来,老师孜孜不倦地研究《论衡》,是在追求精益求精,无有遗漏,这正是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也是当今社会普遍缺乏的问学精神。老师对《论衡》版本的研究,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多年以来,老师一直致力于不同版本的搜集,每有一种影印本或整理本出版,老师必定要一睹为快。听超杰兄说,到现在为止,老师已经汇集了近三十个《论衡》版本。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其中影印了一部宋刊宋印本。之前的《中华再造善本》也影印过同一版本,却是宋刊元明递修本,又称三朝邋遢本。老师急切想看到日本的本子,而《选刊》部头很大,价格极高,河北大学图书馆购买的可能性较小。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关注一下山东大学图书馆。当时山东大学也还没有购置,9月份我到北大后,终于在古文献研究中心找到了此书,心想总算完成了老师交给的任务。然而,中心的老师怕复印有损纸张,只允许我拍照,我便只好逐页拍下,给老师发过去。几个月后,山东大学文科阅览室上架了,我担心老师在电脑上看图像颇为不便,赶紧找郭冲师弟从图书馆借出复印,给老师快递过去。事情过去将近一年了,我对这件事情也有些淡忘了。而今年10月我再次来到老师的书房时,却无意间发现老师书桌上放着一册打开的用我去年拍的照片打印的《论衡》。原来,老师收到我的图像后,就立刻打印出来研读了。我又想到自己书架上的买来好长时间却依然塑封完好的图书,不禁耳根发热,如芒在背。
    时老师不仅自己踏实读书,还要求学生真读书、会读书。对于不读书或不会读书而大发议论的伪学者,老师向来严厉批评,毫不留情。考上研究生去山大之前,我比较悠闲,便跟着时老师听课。一次老师给自己的研究生上读书课,快要开始了,老师却支支吾吾说今天的课没什么好听的,让我回去。我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仍然坚持坐在后面等着开讲,老师也不好再赶我了。读书报告一发下去,老师便让学生逐个谈一下学习的体会,大家都认为读书要态度严谨。结果,接下来的时间里,老师狠狠地批评了学生不好好读书,报告写得随便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老师的严厉。每当谈起学术现状,老师总会对一些行为非常气愤,诸如有的老师在指导论文时,竟然没有发现学生直接抄袭所研究的书籍的序言。在《文献学是国学的基础》一文中,老师还批评了某位唐代文学博士论文《艺文类聚》是“一部有名的丛书,但百不存一”的荒谬论断。甚至,老师还会义愤填膺地谈到参加其他专业的论文答辩,专业导师对该学科研究前沿的了解远远不如自己。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反而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因为老师的书房中不断会有文史哲各专业的书籍补充进来,就像新鲜的血液,激发着老师新的学术生命。
    时老师对这种肤浅的治学态度异常愤憾,对我却是十分宽容,百般提携。我最终走进文献学研究领域,离不开时老师的支持与鼓励。老师在给我们本科生讲文献学时,曾让我们思考古书散亡的原因。我便找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总结归纳一番,在课堂上念了一遍。由于其他同学都没有准备这个问题,所以倒显得我十分专业。可是等对文献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我才发现当年那种拼凑二次、三次文献的做法,放在文献学研究中是多么地讽刺!可是,老师却宽容了我的年少轻狂,因为我是班里唯一一个主动去看材料的学生。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和时老师的交往越来越多。
    大三的时候,我获得了本校保研的机会,导师是时老师。但本校保研没有公费名额,我无力支付学费,便一心想往外考。报考之前,找老师咨询,我明显感觉老师对我略有不满,就像小孩子赌气那样,对我也没有了往日的热情。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我考入山东大学,跟随杜老师读研究生,再回去见时老师,老师早已原谅了我的“叛逃”,又像以前那样,亲切地关心我的学习情况。其实我知道,在老师心里,我已经成为他的一名亲学生了。在读研的日子里,我经常给老师发邮件,报告我的近况,写了文章,也会请老师过目。后来,我惊奇地发现,我在老师的受业本科生、研究生中竟大有名气!原来,老师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时,经常提到他有个学生,喜欢读书,考到山东大学读研究生,善于发现问题,已经发表了好几篇C刊论文了。得知此事,真是让我诚惶诚恐,无地自容。2013年博士考试面试后,我取道保定,又去看老师,老师很高兴,早早地从家里出门,到学校边上的站牌去接我。超杰兄比我早到一步,陪着老师,手里提着一瓶老师珍藏的好酒。晚上,我们和门老师一块儿,在学校坤舆园吃饭,老师为我和超杰分别考上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而高兴。就在这天,老师提出希望我们毕业后能到河北大学工作的事情。
    如果说一个学者只关注自己的书斋生活,而不主动为学校、学科做出自己的努力,他将很难是一个大器的、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在自己的读书生活中,时老师深刻认识到老老实实做学问的重要性。面对学术研究项目制、标准化的现状,时老师大力宣传文献学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河北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建设。李俊勇老师所撰《悼词》这样写道:“时永乐教授是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创始人、学术带头人,凡学科发展之规划、课程之设置、教师之聘任,先生皆亲力亲为,核心课程皆亲授诸生,不辞劳苦。从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的建立,到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的开设,再到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的招生,先生亲手创建了河北大学完整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为河北大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还记得我大学毕业那年暑假,时老师一直很忙,但忙得很开心,每次说起,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原来,文学院正在申请国家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一旦获批,老师便可以招收真正属于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了。如此以来,老师经营多年的古文献学科体系将更加完整,有助于提高专业在学院乃至学校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然而,几年下来,老师却没有指导几个博士研究生。一是由于文献学是个冷门专业,知道的人本来就不多,愿意坐冷板凳潜心研究的人就更少了;二是文学院招收博士研究生名额有限,博导又多,直到今年,老师才招到了第一个文献学专业的博士生。
    文献学学科建立之后,时老师一直计划招聘教师,充实学科的师资力量。然而,在此过程中,前来应聘的博士,要么文献学素养太差,无法胜任专业教学任务;要么出于其他考虑,放弃了已经定下的河北大学的教师岗位,到条件更好的学校任教。所以,文献学专业并没有因为时老师的努力而进一步壮大实力。对于一个新建立的学科而言,后劲不足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河北大学的文献学现状,足以令人担忧。因此,老师多次向我和超杰表达希望我们回去工作的意愿。而我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直犹犹豫豫,闪烁其辞,总是不能让老师安心。
    得知时老师病重消息后的第二天,我连夜赶到病榻前,看望我最最敬爱的老师。由于做了胆囊摘除手术,又连续发了两个月的高烧,老师无法下床活动。但那天老师的精神很好,头脑也很清醒。看我进来,老师很高兴,紧紧抓住我的手——我竟没想到此时的时老师居然还有那么大力气——好像十分害怕我会转身离去。老师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他又谈到了我工作的问题。老师说:“等你毕业了,愿意来,超杰也来,我们一起,这个专业一下子就起来了。”就到这里,老师的另一支手还做出奋力上扬的动作。我知道,虽然这么说,老师已经清楚自己时日无多了,他是在用生命为这个学科做最后的战斗啊!“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我不能再忍心看着自己的老师内心受到如此折磨了,脸上强露出微笑,安慰老师说:“来河北大学工作挺好的,等老师身体好了,我们有的是机会慢慢聊。”几分钟的谈话,老师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门老师怕他过于劳累,不让他继续再说下去了。当我要离开的时候,老师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我的手。
    谁曾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握住老师的手,这竟是我最后一次看着老师的眼睛,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老师对我讲话!10月6日下午,我再去看望时老师,老师又发高烧,口中喃喃自语,没有人能听清他说的什么,但大家都知道老师仍在为学科的事情牵肠挂肚。7日上午,我回北京之前,又来到老师的病房外,得知老师体温稍降,也能进食了,还天真地相信老师会慢慢好起来。十点多钟,我便离开了。
    10月10日早上7点多,我准备上课,收到了来自保定的噩耗:时老师于当天凌晨1时20分,溘然与世长辞!三天前转身的那一刻,竟成了永别!我再也不能见到时老师了!
    时老师走后,灵位设在那个塞满书的家中。10月11日,我来到紫园,门外两侧摆满了花篮,上面挂着各个单位、年级、个人撰写的挽联。老师一生默默无闻,宛如花篮里盛开的菊花,不去百花丛中争芳斗艳。但菊花自有一股清香,当人们驻足沉思时,这种香气显得愈发浓郁。一位送花圈的店员看到这个场景,不禁感叹:“这么多花篮,去世的是位大官吧!”孰不知,时老师收获的,是朋友、同事、学生最最真诚的敬意。
    傍晚时分,王洪瑞书记(2012年由校长上任)陪同省委领导前来慰问门老师。我想,十多年后,当王校长再次走进时老师的私人图书馆时,会不会再次为家中常用电器依然缺乏以及更多的书而感动?
    10月12日上午,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雨。随着送葬的队伍,我陪伴时老师走完了最后一程。殡仪馆的灵堂中,老师静静地躺在中央,北墙上悬挂的照片,老师的神情依然严肃认真,又掩饰不住慈爱与安详。此时此刻,我内心感到无比悲痛,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突然如决堤的江水奔涌而出。马学良师兄让我为老师守灵,我努力想止住泪水,却发现自己是多么地无力。不到两分钟的工夫,我只好被换下,退到灵堂外面去了。
    我不敢相信,时老师就这么离我们而去了,您明明说好的,让我毕业后跟您一块读书、教书。我不能理解,书房里那堆满书的大桌子前,那张大椅子上,怎么能再没有您的身影?以后的日子里,当门老师去上班的时候,那条小黄狗应该伏在谁的脚边?我不愿想象,您辛辛苦苦建立的文献学学科,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何去何从!亲爱的老师,您带我们一批批的学生在文献学领域登堂入室,为什么要在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好好读书的时候骤然离我们而去?为什么上天如此不公,在一位学者最有学术创造力的时候,无情地把他带走,留给生者无尽的遗憾!我悔恨,到北京后,还说离老师近了,可以常回去看看,可为什么从去年4月一直都没再看望过老师?老师中秋节那时已经住院,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却怕我分心,没有告诉我。可为什么我没有打个电话跟老师聊聊天,而是简单地发了一条苍白无力的短信?我愧对老师的栽培,愧对老师的信任,愧对老师的期盼!而欠下的这个人情债,此生此世,再也没有机会偿还了!
    时老师说:“我是清贫的,但也是富有的,我的近40架、数万册书籍是我的无价之宝,使我站在讲台上底气十足,授课有根有据,旁征博引,纠正了不少以讹传讹的‘定说’。”如今,人已去,书尚在,老师留下的批注、校正的痕迹,使这些书有了独特的价值,余韵飘香。“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我最大的心愿;学生的成才,学生的赞誉,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从教近三十年来,时老师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人格影响了一批一批的学生,泽润后来。老师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为学问、为学科、为学校、为学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业师杜泽逊说他“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优秀的教师,忠厚的长者”,绝无半点虚言。想着这一切,在回北京的路上,我的眼泪又来了……

                                                                                  (摘自《国学茶座》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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