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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狂人》S7E14全剧完结篇“Person to Person”手记

老咪 2015-05-23 00:12:09

去年九月底，马家辉作客《锵锵三人行》谈到一段一直令他记忆犹新的历史片段：早年，他在从事张爱玲文学研究，为《色·戒》的论文搜集背景资料时，曾阅尽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对汉奸的庭审纪录。在那些大小汉奸足有几千万字的自述和审判笔录中，最动人的一句话出自一个在华北政务委员会里面工作的小汉奸。他上庭后，法官问他为什么当汉奸，他说，两个字怕死，就是怕饿死，怕穷死，怕日本鬼子打死，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个在嘉宾口中不过寥寥一百多字的短短的故事，没有把这个汉奸描绘成一个扮演愚蠢助纣为虐者角色的机器的一环，令听者对其嗤之以鼻；亦没有对他自身生存困境追加补充，以期让半世纪后我们这些旁观者放下政治正确的枷锁，从人性的维度，省思身置其中便令人难以看清方向的时代洪流如何将他裹挟着做出错误决定，而于时代面前，他的挣扎和生命显得多么渺小，于他而言，时代又显得多么残忍无情。但这个故事却意外地我心里停留了许久，在我的脑海里始终踱着步子，因为对我而言，它道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困境：个体与时代既有秩序博弈常有的无力。
这个审判台上的男人苟且偷生的岁月，是国军五倍兵力都难敌日军前进铁骑的时刻，是一个他未必看得见后来历史真实走向的节点。如果在离他遥远的日本，一个与他素昧相识的军官永野修身能够克制内心膨胀的狂妄情绪，没有发出轰炸珍珠港的指示，也许如今的神州大地会是另一番景象，会在飘着另一篇旗帜，而他和汪精卫所代表的一群人或许又会被赋予另一个符号。
但时代逆着他的设想突然转了方向：那枚炸弹最终在呼啸的寒风中落了下去，他的选择、赌注成了他脑海中毕生的恍惚与悔意。
过去八年，《广告狂人》一直在试图从许多角度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身处60年代，也是之后任何时代的人们很少感受到满足与真正的快乐和平静？在过往的数季里，你可以从不同角色的遭遇中得出不同的答案：可能是高压的工作环境、缺钱、被透支的感情交流热情，或是金钱和生存面前无止尽的牺牲妥协和渺小的尊严。可能是办公室里的嫉妒、竞争、失业，虚伪的上司和同事，脑满肠肥的客户，理想与现实、自己的能力与这种能力被认可之间的距离。也可能是干扰着夫妻间、人与人坦诚交流与真正理解的性别、社会角色、知识结构与立场的鸿沟以及沉湎于过往错误的自我否定。但还有一些原因是时代将其中的人抖落进了一个注满了水、令其无法逃遁的鱼缸：在《广告狂人》的最后一集，它实际上道出了在当时、甚至在当下均难以逾越的天花板——难以停止的消费主义对满足感的稀释。
作为消费社会学的课题之一，消费主义一直作为隐秘的主题贯穿《广告狂人》始终，这一主义在二战后得以蓬勃发展。消费主义并不满足于让大众停留在果腹层面的生存需求，而是要鼓励消费、刺激消费，引领乃至制造消费需求，并借此刺激更大规模的生产，周而复始。简单点说，它像一个广告人、一面广告招牌不断向你暗示：你可以拥有更多，你可以拥有一切你想要的。广告业一直是消费主义的栖息地，是它最卖力的传声筒。以主人公唐德雷珀为代表的广告人，其工作的核心即是将激起消费者购买欲望和拥有更多所得的夙愿。他们的手段是将产品与营销这层功利的实质，精心包装在非功利化的文化、艺术、修辞外衣下，即唐口中的“幸福感”。它可能是我们在繁忙都市疲惫而孤独的生活里渴望的爱、家庭和幸福健康闲暇的生活，也可能是你并不具有但却万分渴求的社会地位、男子气概、爱人的关注和由此而来的尊严。通过这种对文化资源的挪用与话语转换机制，高明的广告从业者能将广告的消费主义本质恰到好处地隐藏起来，实现一种意义的移植与嫁接，激发消费者想象的方式把某种产品与特定的意象、价值链接起来，最后经由其特有的修辞与叙事手法（多是图像化的表征）呈现出来，使产品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之外的“意义”或虚拟的“价值”（这些“虚拟价值”本身也可能成为“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抬高价格，提高利润，并成为商品使用价值外，消费者追逐和看重的部分，例如奢侈品或名牌）——如蕾切尔希冀赋予给梅肯百货的上流生活感、柯达胶卷与对家人的回忆的联系、捷豹汽车和他吸引男性消费者的女性符号，以及汉堡大厨文案里试图驱散乱世不安情绪的安宁、家庭与团圆。
但事实上，消费并不会真正给予消费者他所期待的“幸福”。不仅如此，这种幸福感被物质替代了。这种消费文化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情感表达，甚至地位身份的展示诉诸物质、诉诸昂贵的商品。仿佛只有通过贵重物品，我们的真情实感才能得到表达，我们的爱人、家人和我们自己才会感到幸福和尊严；仿佛阶级、阶层划分的标准已经被简化为“消费”一项，即向全社会输出“告诉我你‘买’什么，我告诉你你是谁”的逻辑，并通过特定消费强化这种分层。在这种广告营销中，叙事的逻辑是“物本主义”而非“情本主义”的。这种进程的最后，将信仰、地位与物质勾连的意识形态得以向全社会输出，大众被笼罩在一切皆要透过消费、商品、物质化才能得以真正握在手心的紧迫感——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拥有消费更多的商品，更奢华的服务；社会地位的高低在于穿戴使用的是否是香包豪车。即便它们意味着社会情绪中的功利、嫉妒、贪婪、虚荣和焦虑被放大的代价，意味着人们会因此面临健康受损或是负债压力，意味着这种借由购买更多商品填补生活的不完美、从而通往更美好的生活的幻想将把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推向商品在效用、流行度殆尽后更大的失落感、无奈感和空虚感，也意味着我们在消费外愈发难以感受到快乐。而这一切的目的，不是让消费者感受、获得广告里许诺的幸福、安逸、地位，而是让他们沦为消费的奴隶。

在唐给佩奇的最后一通电话里，他说自己在“唐德雷珀”的皮囊里毫无建树。事实上，唐德雷珀本人和它从事的工作在某些特质上惊人的相似——它们均与“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享乐一脉相承（消费主义鼓励消费者透过消费追求绝对的自我满足，甚至突破道德界限向消费者兜售香烟产品。唐德雷珀则同样罔顾道德界限，沉溺于出轨提供给自己发泄秘密、获得缺失母爱与生活激情、试图弥合岁月伤口的自偿里）；它们也都鼓励人们诉诸物质填补精神真空（第一季唐对贝蒂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满足：他将处于不安、孤独情绪中的妻子贝蒂完全推向心理医生，还背叛妻子，恬不知耻地为自己狡辩。在S2E4中，唐认为自己为家庭供给物质需要就已经足够，遂在照顾子女的责任分担问题上与贝蒂发生激烈争执，互相推搡。总之，在那段摇摇欲坠、最终塌陷的婚姻中，二人少有精神层面的理解）；它们也都在毕生编织着不道德的谎言（从名字、对伴侣的忠诚到工作，唐众生都在制造着欺骗）。在马修韦纳等编剧的笔下，唐和广告业乃至消费主义是合二为一的，他一直是后者忠实的代言人。唐在斯特林库珀广告公司的十多年时间里，倾尽心血地制造着假象，也一直躲藏在假象里——一个假身份、两段假装忠诚与道德的婚姻、无数用物质和纵欲满足精神空虚的虚假而徒劳的自我安慰。
唐德雷珀，一直因其自身模糊的历史，行过凋敝与繁华的脚步，始终被认为在人格外，承载了美国（一个不太重视历史的民族）和消费主义等国家和时代主题的符号（《广告狂人》有不少符号，像历史符号——琼和佩奇成为女权符号、鲍勃和萨尔瓦多成为性取向自由化的符号、德雷珀倒数第二个秘书唐恩与第一季的黑人角色承载的种族符号、SCDP的加州分部和西部业务折射60年代的西部经济崛起、莱恩前往美国工作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哈里建立电视部与全剧最后凯文在电视前常坐不起与传媒业的转型和电视业于后来的巨大影响、金西皈依神秘的东方宗教与宗教多元化、罗杰等人服用LSD与六十年代致幻药与亚文化、乱世的联系。人性符号——如莱恩的自杀，这起事件意义复杂，如罗生门。除了揭示莱恩的软弱和他自身致自己失信于公司管理层的过错，和唐代表的公司层面的残忍，还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的、无法被填补的价值观：他的妻子认为是堕落的私生活使丈夫破产，走投无路；罗杰认为他是为一个绝色佳人而疯狂；皮特则认为他在婚外情中逃避没有激情的婚姻，最后厌倦了一切。但莱恩实际死于自尊和走投无路。这起事件也和唐的弟弟亚当一起成为他的愧疚符号。《广告狂人》的复杂性、多义性，一部分原因即是因为以上符号的叠加为故事增添的多层次与多视角结构，展现了现实世界一起事件成因、结果与意义的多元性和不同的人在自身价值观、立场等束缚、局限下从同一事件看到的不同层面）。在第七季这个遍布忏悔、面对现实、面对自己主题的最终章节里，唐面对自己虚假一切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他、亦是当下的不少人试图洗净自己，将自己与消费主义等物欲谎言割裂，寻求内心安宁解脱的过程。但颇具讽刺的是，种种迹象显示他还是回到了麦肯，炮制出了不同肤色的年轻人手拿可口可乐，鼓励人们不顾可能的健康损害，消费饮用这一垃圾食品的广告。在佩奇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后，唐也许并没有彻底挣脱制造骗局的宿命，或许他的毕生都还在如他过去十年一样，在与客户、上司的周旋中，在一屋子创意总监的竞争下，忍气吞声、出卖道德和良知，高高端起手中的饭碗渴求着消费主义和广告业赐予他每日三餐。也正如在今天——一个各种节日被商家包装成采购节日，人们被排行榜、广告牌、快速更新迭代商品洗脑充满物质饥渴感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依然在诉诸过度的物质消费寻求毒品般的精神麻醉。也许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里，我们终能摆脱被消费主义一点点掏空纯粹精神愉悦的命运。但那一天何时到来？消费主义会否在那时扮作另一幅外表继续放大人性的贪婪，让所有人在“获得更多”的愿景里继续感受不到物质外的满足？我不知道，显然马修韦纳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唯一明确的，恐怕是消费主义仍将是牵着我们四肢、摁着我们的头、主宰着我们内心愉悦感的力量。这是六十年代，也是我们当下时代未能突破的局限，就像全文最开始蒙住那个无名汉奸双眼的时代迷雾一样。
补白：
1.在这一季中，不少女性都纷纷感受到了被自己抛弃的孩子（亦或是自己试图抛弃的孩子）的召唤，包括前几集里的佩奇、琼和这一集安娜德雷珀的侄女斯蒂芬妮，而她们之所以做出这一残忍举动（或意图做出这一残忍举动），皆是因为自我——事业独立、自由生活，这实际上映射着极端女性独立思潮在六十年代末的失败和妇女绝对解放的困境。美国的女权运动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彼时不少男丁被征招入伍走向前线，催生了他们的妻子——这一女性群体解放的火种，这一呼吁平权、不受责任束缚、以绝对意志过活的解放运动在六十年代社会秩序被重新塑造的年代达到高峰。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女性并没有彻底摆脱主内和繁衍照顾后代的角色定位，她们也至今并未彻底获得如男性一般的自由意志和同等的职场尊重。母性、愧疚感也一再呼唤女性回到家庭的角色中。妇女没有获得绝对解放的代价是她们至今仍然需要在家庭和工作间苦苦平衡，这也是时代的局限之一。
有趣的是，女权主义本身也和消费主义发生交集，并实际上成为互相推动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女性的独立意识被精明的商人发掘，并将其与烟草划上等号，使抽烟成为女性追求独立的举动之一，大大刺激了美国烟草的消费，这也是女性角色夸张的抽烟镜头被大量放置在《广告狂人》中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象征性。正如子女、生殖之于女性的符号作用一般。佩奇进入男权社会、成为一个女版男人是以其抛弃私生子为象征的）。《广告狂人》里另一个隐晦的对女权、消费主义交集的刻画是妙龄佳人唇膏的文案。佩奇为该产品设计的文案是“用唇印标记你爱的男人”，这里除了侧面体现佩奇懵懂的女权意识，还在于它强调了广告人如何将女权思潮作为素材鼓励消费的。女性相信女权出于绝对自我意志，但实际上却是消费主义的产物，这暗含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观点“人被迫自由”（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人被迫自由”在《广告狂人》里的另一个展示是喜力啤酒的例子，贝蒂认为自己购买喜力啤酒是出于自我意志，但实际上她只是受到了该啤酒的广告设计者——他的丈夫唐透过广告对其进行的“意识控制”。
极端女权膨胀的另一个结果是离婚潮。
2.观众是如何在这一集感受到萨利的成长的？最初萨利和父亲唐的对话里，唐滔滔不绝地描述其在加州如孩童般尝试汽车最高行驶速度的经历，而萨利则不感兴趣（她生硬地回答“我希望你玩得愉快”。这里有孩童与成人的角色置换）。不仅如此，她还耸拉着疲惫的双眼，倚靠在墙边，告诉父亲唐，让波比和吉恩与亨利生活在一起是自己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想法，她还模仿亨利的说法告诉唐自己背叛了保守秘密的诺言，并告诉她自己并非小题大做（i'm not dramatic，这是贝蒂过去常用的台词）。而到了最后我们看到萨利教波比做饭，背着贝蒂站在洗水槽前洗碗，她还穿着和第二季中贝蒂样式接近的牛仔裤，并早早地将上一集提到的外出游玩的计划抛到了脑后。到此，我们从台词、穿着、角色置换等诸多层面感受到萨利成为家中女性顶梁柱角色的过程。而之所以贝蒂在与唐的电话对谈里表示希望将子女交付给哥哥与朱迪过，是因为她希望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拥有一个女性角色。她没有意识到萨利已经充当这个女性角色原因，是她在早前的遗书中将萨利定位在一个”外出冒险家“的位置里。

3.S7E8里泰德赵的创意“生命里需要有三个女人”在本集里终于获得了解释，她们分别是唐生命里的三个女人——安娜德雷珀、贝蒂和佩奇。在本集里，安娜以戒指和斯蒂芬妮为象征出现，代表着唐的过去——迪克惠特曼。唐将戒指放置在了斯蒂芬妮家的桌子上，而斯蒂芬妮则最终承担起了养育子女的责任，并拒绝了唐的帮助，到此他被从迪克的过往里剥离开。贝蒂则代表了他曾经不负责任的丈夫的一面，贝蒂暗示“没有唐的家庭才是常态”，最终令唐意识到自己被从另一个过往里剥离开，精神陷入崩溃（贝蒂和唐在离婚后始终带着特殊的感情纽带。在《广告狂人》里，隐秘的亲近感时常以秘密作为暗示，如佩奇同唐和斯坦的关系皆以后者知道私生子秘密为象征。唐与贝蒂的关系则体现在贝蒂是少数知道唐真实身份的人）。直到佩奇在最后一通电话里以母亲的口吻规劝他“回家吧”才最终将其从死亡边缘拉回。这里也侧面展示佩奇视事业为全部的想法，和唐毕生与广告业打交道的宿命。最终唐在李奥纳多的口中感受到了共鸣：身处皮囊、对真实身份暴露的恐惧始终阻止他抛弃内心的冰冷真正拥抱周遭以释放爱，同时也接受爱。

4.斯坦与佩奇在性格上互补：前者热情自信，懂得忍让。后者苛刻，并常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中，这令佩奇时常在潜意识里寻求一个男性作为父亲角色（见S7E6，本集里佩奇说斯坦总能把事情做好）。在《广告狂人》里不少与伴侣性格无法互补，甚至双方均颇为好强的角色都遭遇离婚，如唐和琼。本集里对佩奇另一个性格上的暗示是她争取客户的事件，在第二季她在完成冰棒文案获得客户赏识后，凭借主动争取，获得了琼甚至不少男性文案都不曾拥有的办公室。这显示其一直知道争取自己应得价值的信仰。
5.琼在男友与事业中抉择的过程中，电话铃声是一个出色的隐喻。

6.结尾广告的含义：
于商品层面：它强调可口可乐是“real thing”（货真价实），试图暗示竞品百事可乐不是货真价实。
于意识形态层面：它强调可口可乐与轻松闲暇生活的联系。而不同种族的青少年（代表未来）手持可乐合唱的镜头，也是冷战下世界割裂紧绷的紧张气氛下世人“世界大同”理想的写照。（广告永远贩卖的是人们不具有的事物，是向往本身）。你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可乐代表美国走向世界，事实上可口可乐也的确时常被赋予美国精神的符号，如其在八十年代于中国大陆的角色。
于剧情层面：广告中有一个梳着鞭子的女孩与唐在度假村遇见的前台招待头型一致，显示唐是这个麦肯出品广告的作者。当佩奇和琼分别面对遗弃孩子的内心谴责、男权社会打压后，她们均面对了现实，并试图从现实的废墟里重新建起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如今唐也面对了现实：在彻底失去了过去之后，工作成了他的全部和唯一。他一日为广告人，终生为广告人。但这一次，他或许能寻找到面对并部分化解现实里的压力、欺骗的方式，就像大多数《广告狂人》里的角色那样，最终被迫面对过往已不可修改、只好在当下调转自己人生航行路线，向现实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