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研究]中国人的科幻观
为《GEO视界》写的稿子。发表时编辑做了一些删改,原稿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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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科幻观
By 夏笳
科幻·现实
1999年是科幻作家刘慈欣作为一个“新人”崭露头角的时刻。这一年7月的《科幻世界》上,刊登了他的一个短篇故事《宇宙坍缩》,其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景:科学家们预测出了宇宙由膨胀转为坍缩的准确时间,然而在芸芸众生眼中,这样遥不可及的事件,对于他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一丝一毫影响。面对此情此景,物理学家丁仪,这位后来不止一次在刘慈欣笔下登场的哲人科学家,望着众生忧心忡忡地叹息道:
是的,两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小的尺度是亿亿分之一毫米,大的尺度是百亿光年。这是一个只能用想象来把握的世界;而你们的世界,有长江的洪水,有紧张的预算,有逝去的和还活着的父亲……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但可悲的是,人们总要把这两个世界分开。
小说的结局令人悚然:宇宙坍缩同时也是时间反演,因此人类的历史即将在此终结。经验的感性世界,最终臣服于超验的理性世界之下。
可以说,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探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现实世界,灰色的,充满着尘世的喧嚣,为我们所熟悉;另一个是空灵的科幻世界,在最遥远的远方和最微小的尺度中,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在许多年之后《三体》英文版的后记中,他使用了另外一个更加生动的比喻:东方红与煤油灯。在人造卫星、群星、银河、光年的对立面,是饥饿、煤油灯、文革武斗与洪灾。前者是遥不可及的彼岸梦想,后者则是几代中国人所亲身经历的、苦难而纠结的历史。
科幻作家韩松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观察:中国的科幻作家,大都来自偏远闭塞的城镇,那里充溢着工业幻想和郊县文化。“正这种闭塞与压抑,与对于未来的幻想和惊奇感结合,产生了化学作用。这就分化出两类人:大部分人出于对工业化的羡慕,激发出改变命运的野心,现实而且投机,去攫取他的利益;小部分人却是向内的,希望用想象跨越这个阶段,到达一个遥远的乌托邦。”
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科幻教学与研究工作多年的吴岩教授,则言简意赅地概括道:“就像中国革命一样,中国科幻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按照这种说法,当今中国科幻最核心的几位领军人物——刘慈欣、王晋康、何夕,以及《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都可以算是来自“农村”。他们经历过大城市小资产阶级难以想象的生活,看到的是与高楼大厦和智能手机相距甚远的一种现实,而他们心中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激情与渴望,恐怕也是他人很难体会的。
二十多年前,在黑龙江伊春市林场当工人的姚海军组织成立了“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通过一封封手写邮寄的信件,他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科幻作家、编辑和科幻迷取得联系,并在简陋的条件下,一期又一期编印着中国第一本科幻迷刊物《星云》。这对于他而言,正是一个想象力所创造出的、可以跨越周遭现实的乌托邦。十年之后,姚海军长途跋涉,奔赴北京参加科幻大会。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从一个林场工人变成了科幻杂志编辑,一干就是快二十年。从“农村”来到“城市”,来到“中国科幻根据地”成都,姚海军的“跨越”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本身或可以被看做近三十年来“中国梦”的一个缩影。
然而,韩松本人却并不相信这种跨越。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他白天四处采访,记录描绘各种怪现状,凌晨则坐在电脑前,书写诡异而荒诞的科幻小说。在他看来,科幻世界既不空灵也不超脱,而更像是现实的另一重镜像。“扭曲,神异,遥远,神秘,金属,滑湿,黑暗,深不可测。”
在一个名叫《受控环》的短篇故事中,韩松描写了一幅寓言般的历史图景:人类王国与机器王国交替出现,如同钟摆周而复始。每次变化发生之后,全体国民们都丧失了记忆,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前来这里试图拯救这个王国的“控制论专家”向“海洋王”指出:“你们随时间而变化,却不能随时间而进化。”
“不能进化”正是韩松作品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般的意象。没有方向,没有救赎,没有彼岸,没有乌托邦,有的只是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的循环。这种噩梦般的恐怖,让韩松对现实中一切看似欣欣向荣的“进步”都充满焦虑。他在科幻作品集《地铁》和《高铁》中反复描写这种焦虑,在这些故事中,高速行驶的交通工具,象征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狂热梦想,却也同时是将十几亿人囚禁于其中的铁笼子。面对大城市中蛛网般不断增殖的地铁线路,面对老百姓追赶地铁时兴奋的脸,他会情不自禁想到:“在这块5000年的大地上,到处都在修地铁,如此浩大的工程,挖出了多少墓葬和尸骨呢?”墓葬和尸骨,同样是韩松笔下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们象征着沉甸甸的历史债务。我们越是希望依靠飞速发展的势头将它们抛在身后,越是事与愿违地不断被其纠缠。
对于更年轻的作家们而言,科幻同样代表着另一重不同于现实的维度,而这些维度本身是面朝未来敞开的,是多元化的,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出生于七零年代的潘海天,于九十年代中期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又在毕业后辄转到来上海定居。在此过程中,他先后当过建筑师、专职作家、杂志主编、影视从业者。对他来说,科幻首先意味着一种心灵上的自由。“也许是现实世界中我们受到的束缚太多了,以至于希望在小说中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世界,纵然这世界的结局是寂寞、死亡和毁灭。”
在他的代表作《大角,快跑》中,一个名叫“大角”的少年第一次离开家,跑过一座又一座形态迥异的城市,见到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因而对未来充满了期盼与恐惧。这个既像寓言又像童话的故事,传递的正是这一代人独特的成长经验:不同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像无数道门一样在道路两旁打开。重要的不是某个已经被前人写好的答案,而是不断探索与追寻的过程。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自己心中的科幻世界:“滚滚的文明洪流已经过去,废墟上的新人类重新站起来。或许老一辈人经历过高科技文明带来的苦痛,对各种新事物怀有谨慎和否定的态度,而新一代人却依然对外界怀着炽热的赤子之心,对他们来说,生活或在别处,生活总在别处。”
出生于八零年代的宝树,则喜欢在作品中探讨无限遥远的时间和空间,喜欢描绘那些超出我们想象力之外的存在,这或许与他所学的专业有关。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宝树远赴欧洲深造,研究现象学。“那时候我觉得已经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未来,就是回国找一个教职,皓首穷经钻研一个领域,做一个学者。”
2010年,刘慈欣的《三体III:死神永生》出版。宝树读完之后感觉不过瘾,一时手痒,用十几天时间写完长达10万字的三体同人小说在网上连载,结果一炮而红。2011年,《三体X:观想之宙》出版,而宝树也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科幻小说。两年之后,他回到中国,却没有去找教职,而是成为最世文化的一位签约作者,开始从事专职科幻写作。
“现在我每天构思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读以前根本不感兴趣的技术书籍,和以前根本不可能接触的人打交道,几乎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我生命里最科幻的经历,也是科幻的本质:未来不可预测。”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迎来了新的繁荣期。新元素、新作家、新市场不断涌现,并持续对新的题材、形式、主题与风格,进行着百花齐放式的探索。在这个领域之内,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彼此之间又有共性。共性或来自于,这一批作家和科幻迷们共同经历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异常剧烈而又复杂的一段转型时期,而科幻的视野与想象力,往往正源自于这样的变革过程中。不同之处则在于,每一个人亲历这一过程的方式和体验都是不一样的。正是现代中国自身的复杂性,造成了中国科幻的丰富多样性。
对刘慈欣来说,生命中最科幻的经历,是十多年前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感觉自己通过网络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与世界联为一体,确实很科幻,当然现在早就习以为常了。”尽管如此,直到今天,每当面对大都市中现代建筑最密集的地方,比如上海浦东,他依然会感觉到十分科幻,尤其是夜里灯火璀璨的时候。但这种感觉在常年生活于大城市的人那里是没有的。
而对韩松来说,科幻就存在于他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新闻中:“会议场所,阅兵式,满地痰迹,山寨苹果手机,两亿现金藏在屋子里,太阳照常升起。”
中国科幻·中国性
在2012年夏天芝加哥召开的世界科幻大会上,一位美国科幻研究者,向中国科幻代表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是什么?”(What Make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hinese?)这种提问方式,似乎预设了某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科幻”是某一种特殊的科幻,跟我们平常不加限定语所说的“科幻”,彼此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但这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对于中国的科幻作家来说,似乎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
在刘慈欣看来,相比于其他文学类型,科幻本身是一种最具世界性的文学。优秀的科幻小说,可以跨越语言与文化区隔,在其他国家的读者那里引起共鸣,譬如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作品。
“如果仅仅从科幻的范围看,我真没觉得中国科幻和美国科幻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沉思了一下。“当然差别也有一些,比如美国科幻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对某些题材,比如克隆人、制造生命等等比较敏感,但中国文化对这些事情就没有这么敏感;但反过来,在科幻里面中国人比较敏感而美国人觉得无所谓的东西,我一时还真想不出来是什么。”
在这一点上,姚海军与他看法比较接近。“中国的科幻小说,会展现中国人的历史观、现实观、未来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科幻就是一种特殊的科幻。”他说。“科幻小说关注的是人类共同的现实困境与未来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幻应该是无国界的。区别可能在于,不同国家的作家看待这些问题的视角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所以他们想象出来的解决方案会带有独特的文化烙印。”
或许《三体》的成功经验,正可以印证姚海军的观点。在这部作品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来自宇宙中其他文明的挑战,未来世界不再有国家,而形成了统一的联邦。《三体》同时得到了中文与英语世界读者的喜爱,在英文版后记中,刘慈欣写道:“科幻是全人类的文学,它描述的是地球人共同关心的事情,因而科幻小说应该是最容易被不同国度的读者所共同理解的文学类型。”
然而,在潘海天看来,真正优秀的科幻,恰恰应该具备某种特殊性。譬如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和《中国太阳》,都只可能以中国这片土地为背景,被中国作家写出来。“特殊是件好事啊,就像日本科幻,俄国科幻,捷克科幻,英国科幻,也都自有其特殊性,有些一眼就可以看出和美国科幻的差异。我觉得我们必须坚持这种特殊性,哪怕在在西方主流科幻圈,这种特殊性容易被忽视,被边缘化,但谁说评判标准只有美国星云奖和雨果奖的标准呢?”
潘海天不愿意说“中国科幻”和所谓的“西方科幻”之间存在“差距”,而更愿意用“距离”这个词。“平行,但互相尊敬地互望。偶尔相互冲突,偶尔和谐共存,有一天,可能产生更优秀的文化混生物。”
在2014年北京的华语科幻星云奖上,潘海天见到了来自美国的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并且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作家还是美国作家?”刘宇昆的回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美国是个大拼盘似的移民国家,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母国里的某些文化元素带进来,‘合众为一’,变成拼盘的组成部分,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虽然作品里有中国文化的成分,但那是他自己阅读和理解的‘中国’,在他写出来之后,也就变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对潘海天来说,这是一种他自己达不到的状态。“我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意识。哪怕在五十万光年外,一个国别已经消亡的时代,那些行动、走卧、遇到毁灭宇宙问题的形形色色怪物,它们骨子里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这句话会让人联想起刘慈欣在酒桌上讲过的一桩不知是真是假的八卦:写《三体》时,他本人所供职的单位正在经历一场人事变动,要裁掉一批人,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变得很紧张,谁看谁都像敌人。《三体II》中冰冷残酷的“黑暗森林法则”,正是由此得到的灵感。
刘宇昆在美国长大,用英文写作,获得过美国星云奖与雨果奖,也是《三体》英文版的译者之一。他在美国积极推广介绍中国科幻,也经常在英语读者们那里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科幻小说与英文科幻小说的区别在哪里?”
在他看来,“英文科幻”和“中国科幻”这种分类和比较的方法本身就有问题。所谓“英文科幻”,从来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科幻小说,彼此之间就各不相同。即便是去问一百位美国作家如何定义“美国科幻”,也必然会得到一百个不同的答案。“对于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以及中国科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得到刘慈欣的赞同。“正像刘宇昆说的那样,中国科幻本身就不止一种,这种种不同的中国科幻之间的差异,可能比它们同‘西方科幻’之间的差异都要大,所以真的很难去谈中国科幻的特殊性。”对刘慈欣而言,做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科幻”并不存在,这与美国黄金时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很多的重要的科幻作家都聚集在约翰·坎贝尔的纲领之下,对“什么是科幻小说”产生了某种共识。而在当今的中国科幻圈,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纲领。
或许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的“中国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多元的、兼容并包且变动不居的,是与世界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不断互动而产生的。在青年科幻作家飞氘看来,当代中国人的价值、情感与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所以没必要刻意追求本土性,也不必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划分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不是只有清宫、点穴、红高粱、降龙十八掌才算中国特色,神州飞船、玉兔、科学发展观,也都是中国特色。所谓‘中国’,从来就不是某一种亘古不变的地域、族群、语言或者文化,他是一代代中国人,在杂居、共处的过程中不断昂扬向上的追求和结果。”
“即便我们承认存在着所谓的‘中国性’,那也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综合体。”宝树说,“它可以包括古代文明、地方民俗、社会主义文化甚至现在的网络文化。中国有多复杂,中国性就有多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在宝树看来,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科幻小说致力于探讨的东西。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概括的话,科幻的恒久魅力在于反映出科技和工业文明对于人性和文化传统的冲击及其回应。中国性就是中国自身对于这种冲击的反应。这种碰撞和融合会决定我们的未来。但对中国来说,目前还很难去想象这样的未来,因为没有现成的程式,所以才更值得我们这些中国科幻作家去写。”
2015年3月,《纽约客》发表对于刘慈欣的长文评论,标题是《中国的阿瑟·克拉克》。这一在中国科幻圈流传已久的称号,似乎正逐渐得到英文世界的认可。刘慈欣本人曾多次提到克拉克对他的影响:“我是他的崇拜者,是他的作品把我领上科幻创作之路,同时,我们都是把科幻构思作为自己小说的核心和基础,我们都在远离文明中心的小地方度过一生——我自己至少是大半生。”
“至于区别嘛:他的小说在科学上比我的要严谨,他的小说更注重于情境而我更注重故事,他的读者比我的多的多,他的小说已经改编成电影并成为经典而我的没有,他是基佬而我不是。”
今日·未来
今日中国科幻,似乎已进入了“后三体时代”。一方面,由三体引领的科幻热潮开始突破之前“小圈子”的边界,许多此前看似遥远的事情开始迅速变成现实。另一方面,这股热潮对当前图书市场、产业格局、作家创作等很多方面情况都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为科幻作家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希望、焦虑与担忧。
在韩松看来,自2010年到现在,中国科幻发生了许多值得留意的变化和趋势:小说的创作和出版越来越多,银河奖、星云奖的规模越办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主流文学界与大众传媒都在关注科幻,包括郭敬明的最世文化公司也签约了一批青年科幻作家;相关主题的图书,电影,游戏,正在慢慢形成某种产业链条,很多科幻作品都进入了影视改编环节;与此同时,中国科幻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增长,许多作品被译介到其他国家,《三体》英文版更获得了今年美国科幻星云奖与雨果奖双奖提名。
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定偶然性,比如国际化是因为有刘宇昆这样有才华的作家愿意也有能力进行翻译工作,而《三体》的横空出世更是对国际化和影视化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宝树这样总结道。“但总体来说,可以看成是中国科幻发展、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和中国这个国家本身的崛起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这些令人欣喜的现象背后,也存在着问题与弊端。在姚海军看来,中国科幻的成熟,需要经历一次从杂志时代向畅销书时代的过渡,但现在,这一过程还未完成,就突然一步跨进了影视时代。这一两年来,科幻看似很热,但内在的空虚与浮躁正日益显现。“科幻现在的状况属于典型的后发综合征,就像一栋楼房一夜建成,然后就迫不及待开始装修,实际上内部问题累积一堆。也许中国科幻要发展,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但我们身在其中的人应该保持清醒。”
即便刘慈欣本人也对现状并不乐观。“在影视方面,科幻确实处于一个热潮状态,或至少有一个热潮的开端,但在科幻文学方面,所谓的热潮越来越像一个假象。《三体》除了它自身,基本上没有带动科幻文学中的任何东西,甚至连我自己其它的作品都没有带动,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三体》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已。”
谈到对于未来的担忧和希望,韩松的回答本身就像一篇出自他笔下的科幻小说。
“风险来自于经济和思想两方面。最坏的情况,经济滑坡,甚至垮下去,会影响科幻,此外,思想的僵化也会不利于创作。最好的前景,是中国稳定发展,实现平稳过渡。另外,希望世界不要太乱,不要发生战争。从历史来看,科幻需要和平的、安定的创作环境。”
相比之下,刘慈欣的考虑则要现实得多:“近几年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写作上,但一直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没有让自己兴奋起来的想法,有的长篇中途而废。主要担忧的问题,是自己是否还能够找到足够的创意。最坏的情况可能是长期写不出新的作品,最好的前景是能够再写出一部像《三体》这样的小说。”
<完>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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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科幻观
By 夏笳
科幻·现实
1999年是科幻作家刘慈欣作为一个“新人”崭露头角的时刻。这一年7月的《科幻世界》上,刊登了他的一个短篇故事《宇宙坍缩》,其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景:科学家们预测出了宇宙由膨胀转为坍缩的准确时间,然而在芸芸众生眼中,这样遥不可及的事件,对于他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一丝一毫影响。面对此情此景,物理学家丁仪,这位后来不止一次在刘慈欣笔下登场的哲人科学家,望着众生忧心忡忡地叹息道:
是的,两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小的尺度是亿亿分之一毫米,大的尺度是百亿光年。这是一个只能用想象来把握的世界;而你们的世界,有长江的洪水,有紧张的预算,有逝去的和还活着的父亲……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但可悲的是,人们总要把这两个世界分开。
小说的结局令人悚然:宇宙坍缩同时也是时间反演,因此人类的历史即将在此终结。经验的感性世界,最终臣服于超验的理性世界之下。
可以说,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探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现实世界,灰色的,充满着尘世的喧嚣,为我们所熟悉;另一个是空灵的科幻世界,在最遥远的远方和最微小的尺度中,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在许多年之后《三体》英文版的后记中,他使用了另外一个更加生动的比喻:东方红与煤油灯。在人造卫星、群星、银河、光年的对立面,是饥饿、煤油灯、文革武斗与洪灾。前者是遥不可及的彼岸梦想,后者则是几代中国人所亲身经历的、苦难而纠结的历史。
科幻作家韩松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观察:中国的科幻作家,大都来自偏远闭塞的城镇,那里充溢着工业幻想和郊县文化。“正这种闭塞与压抑,与对于未来的幻想和惊奇感结合,产生了化学作用。这就分化出两类人:大部分人出于对工业化的羡慕,激发出改变命运的野心,现实而且投机,去攫取他的利益;小部分人却是向内的,希望用想象跨越这个阶段,到达一个遥远的乌托邦。”
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科幻教学与研究工作多年的吴岩教授,则言简意赅地概括道:“就像中国革命一样,中国科幻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按照这种说法,当今中国科幻最核心的几位领军人物——刘慈欣、王晋康、何夕,以及《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都可以算是来自“农村”。他们经历过大城市小资产阶级难以想象的生活,看到的是与高楼大厦和智能手机相距甚远的一种现实,而他们心中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激情与渴望,恐怕也是他人很难体会的。
二十多年前,在黑龙江伊春市林场当工人的姚海军组织成立了“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通过一封封手写邮寄的信件,他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科幻作家、编辑和科幻迷取得联系,并在简陋的条件下,一期又一期编印着中国第一本科幻迷刊物《星云》。这对于他而言,正是一个想象力所创造出的、可以跨越周遭现实的乌托邦。十年之后,姚海军长途跋涉,奔赴北京参加科幻大会。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从一个林场工人变成了科幻杂志编辑,一干就是快二十年。从“农村”来到“城市”,来到“中国科幻根据地”成都,姚海军的“跨越”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本身或可以被看做近三十年来“中国梦”的一个缩影。
然而,韩松本人却并不相信这种跨越。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他白天四处采访,记录描绘各种怪现状,凌晨则坐在电脑前,书写诡异而荒诞的科幻小说。在他看来,科幻世界既不空灵也不超脱,而更像是现实的另一重镜像。“扭曲,神异,遥远,神秘,金属,滑湿,黑暗,深不可测。”
在一个名叫《受控环》的短篇故事中,韩松描写了一幅寓言般的历史图景:人类王国与机器王国交替出现,如同钟摆周而复始。每次变化发生之后,全体国民们都丧失了记忆,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前来这里试图拯救这个王国的“控制论专家”向“海洋王”指出:“你们随时间而变化,却不能随时间而进化。”
“不能进化”正是韩松作品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般的意象。没有方向,没有救赎,没有彼岸,没有乌托邦,有的只是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的循环。这种噩梦般的恐怖,让韩松对现实中一切看似欣欣向荣的“进步”都充满焦虑。他在科幻作品集《地铁》和《高铁》中反复描写这种焦虑,在这些故事中,高速行驶的交通工具,象征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狂热梦想,却也同时是将十几亿人囚禁于其中的铁笼子。面对大城市中蛛网般不断增殖的地铁线路,面对老百姓追赶地铁时兴奋的脸,他会情不自禁想到:“在这块5000年的大地上,到处都在修地铁,如此浩大的工程,挖出了多少墓葬和尸骨呢?”墓葬和尸骨,同样是韩松笔下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们象征着沉甸甸的历史债务。我们越是希望依靠飞速发展的势头将它们抛在身后,越是事与愿违地不断被其纠缠。
对于更年轻的作家们而言,科幻同样代表着另一重不同于现实的维度,而这些维度本身是面朝未来敞开的,是多元化的,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出生于七零年代的潘海天,于九十年代中期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又在毕业后辄转到来上海定居。在此过程中,他先后当过建筑师、专职作家、杂志主编、影视从业者。对他来说,科幻首先意味着一种心灵上的自由。“也许是现实世界中我们受到的束缚太多了,以至于希望在小说中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世界,纵然这世界的结局是寂寞、死亡和毁灭。”
在他的代表作《大角,快跑》中,一个名叫“大角”的少年第一次离开家,跑过一座又一座形态迥异的城市,见到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因而对未来充满了期盼与恐惧。这个既像寓言又像童话的故事,传递的正是这一代人独特的成长经验:不同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像无数道门一样在道路两旁打开。重要的不是某个已经被前人写好的答案,而是不断探索与追寻的过程。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自己心中的科幻世界:“滚滚的文明洪流已经过去,废墟上的新人类重新站起来。或许老一辈人经历过高科技文明带来的苦痛,对各种新事物怀有谨慎和否定的态度,而新一代人却依然对外界怀着炽热的赤子之心,对他们来说,生活或在别处,生活总在别处。”
出生于八零年代的宝树,则喜欢在作品中探讨无限遥远的时间和空间,喜欢描绘那些超出我们想象力之外的存在,这或许与他所学的专业有关。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宝树远赴欧洲深造,研究现象学。“那时候我觉得已经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未来,就是回国找一个教职,皓首穷经钻研一个领域,做一个学者。”
2010年,刘慈欣的《三体III:死神永生》出版。宝树读完之后感觉不过瘾,一时手痒,用十几天时间写完长达10万字的三体同人小说在网上连载,结果一炮而红。2011年,《三体X:观想之宙》出版,而宝树也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科幻小说。两年之后,他回到中国,却没有去找教职,而是成为最世文化的一位签约作者,开始从事专职科幻写作。
“现在我每天构思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读以前根本不感兴趣的技术书籍,和以前根本不可能接触的人打交道,几乎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我生命里最科幻的经历,也是科幻的本质:未来不可预测。”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迎来了新的繁荣期。新元素、新作家、新市场不断涌现,并持续对新的题材、形式、主题与风格,进行着百花齐放式的探索。在这个领域之内,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彼此之间又有共性。共性或来自于,这一批作家和科幻迷们共同经历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异常剧烈而又复杂的一段转型时期,而科幻的视野与想象力,往往正源自于这样的变革过程中。不同之处则在于,每一个人亲历这一过程的方式和体验都是不一样的。正是现代中国自身的复杂性,造成了中国科幻的丰富多样性。
对刘慈欣来说,生命中最科幻的经历,是十多年前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感觉自己通过网络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与世界联为一体,确实很科幻,当然现在早就习以为常了。”尽管如此,直到今天,每当面对大都市中现代建筑最密集的地方,比如上海浦东,他依然会感觉到十分科幻,尤其是夜里灯火璀璨的时候。但这种感觉在常年生活于大城市的人那里是没有的。
而对韩松来说,科幻就存在于他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新闻中:“会议场所,阅兵式,满地痰迹,山寨苹果手机,两亿现金藏在屋子里,太阳照常升起。”
中国科幻·中国性
在2012年夏天芝加哥召开的世界科幻大会上,一位美国科幻研究者,向中国科幻代表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是什么?”(What Make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hinese?)这种提问方式,似乎预设了某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科幻”是某一种特殊的科幻,跟我们平常不加限定语所说的“科幻”,彼此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但这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对于中国的科幻作家来说,似乎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
在刘慈欣看来,相比于其他文学类型,科幻本身是一种最具世界性的文学。优秀的科幻小说,可以跨越语言与文化区隔,在其他国家的读者那里引起共鸣,譬如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作品。
“如果仅仅从科幻的范围看,我真没觉得中国科幻和美国科幻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沉思了一下。“当然差别也有一些,比如美国科幻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对某些题材,比如克隆人、制造生命等等比较敏感,但中国文化对这些事情就没有这么敏感;但反过来,在科幻里面中国人比较敏感而美国人觉得无所谓的东西,我一时还真想不出来是什么。”
在这一点上,姚海军与他看法比较接近。“中国的科幻小说,会展现中国人的历史观、现实观、未来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科幻就是一种特殊的科幻。”他说。“科幻小说关注的是人类共同的现实困境与未来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幻应该是无国界的。区别可能在于,不同国家的作家看待这些问题的视角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所以他们想象出来的解决方案会带有独特的文化烙印。”
或许《三体》的成功经验,正可以印证姚海军的观点。在这部作品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来自宇宙中其他文明的挑战,未来世界不再有国家,而形成了统一的联邦。《三体》同时得到了中文与英语世界读者的喜爱,在英文版后记中,刘慈欣写道:“科幻是全人类的文学,它描述的是地球人共同关心的事情,因而科幻小说应该是最容易被不同国度的读者所共同理解的文学类型。”
然而,在潘海天看来,真正优秀的科幻,恰恰应该具备某种特殊性。譬如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和《中国太阳》,都只可能以中国这片土地为背景,被中国作家写出来。“特殊是件好事啊,就像日本科幻,俄国科幻,捷克科幻,英国科幻,也都自有其特殊性,有些一眼就可以看出和美国科幻的差异。我觉得我们必须坚持这种特殊性,哪怕在在西方主流科幻圈,这种特殊性容易被忽视,被边缘化,但谁说评判标准只有美国星云奖和雨果奖的标准呢?”
潘海天不愿意说“中国科幻”和所谓的“西方科幻”之间存在“差距”,而更愿意用“距离”这个词。“平行,但互相尊敬地互望。偶尔相互冲突,偶尔和谐共存,有一天,可能产生更优秀的文化混生物。”
在2014年北京的华语科幻星云奖上,潘海天见到了来自美国的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并且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作家还是美国作家?”刘宇昆的回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美国是个大拼盘似的移民国家,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母国里的某些文化元素带进来,‘合众为一’,变成拼盘的组成部分,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虽然作品里有中国文化的成分,但那是他自己阅读和理解的‘中国’,在他写出来之后,也就变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对潘海天来说,这是一种他自己达不到的状态。“我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意识。哪怕在五十万光年外,一个国别已经消亡的时代,那些行动、走卧、遇到毁灭宇宙问题的形形色色怪物,它们骨子里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这句话会让人联想起刘慈欣在酒桌上讲过的一桩不知是真是假的八卦:写《三体》时,他本人所供职的单位正在经历一场人事变动,要裁掉一批人,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变得很紧张,谁看谁都像敌人。《三体II》中冰冷残酷的“黑暗森林法则”,正是由此得到的灵感。
刘宇昆在美国长大,用英文写作,获得过美国星云奖与雨果奖,也是《三体》英文版的译者之一。他在美国积极推广介绍中国科幻,也经常在英语读者们那里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科幻小说与英文科幻小说的区别在哪里?”
在他看来,“英文科幻”和“中国科幻”这种分类和比较的方法本身就有问题。所谓“英文科幻”,从来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科幻小说,彼此之间就各不相同。即便是去问一百位美国作家如何定义“美国科幻”,也必然会得到一百个不同的答案。“对于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以及中国科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得到刘慈欣的赞同。“正像刘宇昆说的那样,中国科幻本身就不止一种,这种种不同的中国科幻之间的差异,可能比它们同‘西方科幻’之间的差异都要大,所以真的很难去谈中国科幻的特殊性。”对刘慈欣而言,做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科幻”并不存在,这与美国黄金时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很多的重要的科幻作家都聚集在约翰·坎贝尔的纲领之下,对“什么是科幻小说”产生了某种共识。而在当今的中国科幻圈,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纲领。
或许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的“中国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多元的、兼容并包且变动不居的,是与世界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不断互动而产生的。在青年科幻作家飞氘看来,当代中国人的价值、情感与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所以没必要刻意追求本土性,也不必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划分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不是只有清宫、点穴、红高粱、降龙十八掌才算中国特色,神州飞船、玉兔、科学发展观,也都是中国特色。所谓‘中国’,从来就不是某一种亘古不变的地域、族群、语言或者文化,他是一代代中国人,在杂居、共处的过程中不断昂扬向上的追求和结果。”
“即便我们承认存在着所谓的‘中国性’,那也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综合体。”宝树说,“它可以包括古代文明、地方民俗、社会主义文化甚至现在的网络文化。中国有多复杂,中国性就有多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在宝树看来,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科幻小说致力于探讨的东西。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概括的话,科幻的恒久魅力在于反映出科技和工业文明对于人性和文化传统的冲击及其回应。中国性就是中国自身对于这种冲击的反应。这种碰撞和融合会决定我们的未来。但对中国来说,目前还很难去想象这样的未来,因为没有现成的程式,所以才更值得我们这些中国科幻作家去写。”
2015年3月,《纽约客》发表对于刘慈欣的长文评论,标题是《中国的阿瑟·克拉克》。这一在中国科幻圈流传已久的称号,似乎正逐渐得到英文世界的认可。刘慈欣本人曾多次提到克拉克对他的影响:“我是他的崇拜者,是他的作品把我领上科幻创作之路,同时,我们都是把科幻构思作为自己小说的核心和基础,我们都在远离文明中心的小地方度过一生——我自己至少是大半生。”
“至于区别嘛:他的小说在科学上比我的要严谨,他的小说更注重于情境而我更注重故事,他的读者比我的多的多,他的小说已经改编成电影并成为经典而我的没有,他是基佬而我不是。”
今日·未来
今日中国科幻,似乎已进入了“后三体时代”。一方面,由三体引领的科幻热潮开始突破之前“小圈子”的边界,许多此前看似遥远的事情开始迅速变成现实。另一方面,这股热潮对当前图书市场、产业格局、作家创作等很多方面情况都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为科幻作家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希望、焦虑与担忧。
在韩松看来,自2010年到现在,中国科幻发生了许多值得留意的变化和趋势:小说的创作和出版越来越多,银河奖、星云奖的规模越办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主流文学界与大众传媒都在关注科幻,包括郭敬明的最世文化公司也签约了一批青年科幻作家;相关主题的图书,电影,游戏,正在慢慢形成某种产业链条,很多科幻作品都进入了影视改编环节;与此同时,中国科幻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增长,许多作品被译介到其他国家,《三体》英文版更获得了今年美国科幻星云奖与雨果奖双奖提名。
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定偶然性,比如国际化是因为有刘宇昆这样有才华的作家愿意也有能力进行翻译工作,而《三体》的横空出世更是对国际化和影视化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宝树这样总结道。“但总体来说,可以看成是中国科幻发展、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和中国这个国家本身的崛起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这些令人欣喜的现象背后,也存在着问题与弊端。在姚海军看来,中国科幻的成熟,需要经历一次从杂志时代向畅销书时代的过渡,但现在,这一过程还未完成,就突然一步跨进了影视时代。这一两年来,科幻看似很热,但内在的空虚与浮躁正日益显现。“科幻现在的状况属于典型的后发综合征,就像一栋楼房一夜建成,然后就迫不及待开始装修,实际上内部问题累积一堆。也许中国科幻要发展,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但我们身在其中的人应该保持清醒。”
即便刘慈欣本人也对现状并不乐观。“在影视方面,科幻确实处于一个热潮状态,或至少有一个热潮的开端,但在科幻文学方面,所谓的热潮越来越像一个假象。《三体》除了它自身,基本上没有带动科幻文学中的任何东西,甚至连我自己其它的作品都没有带动,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三体》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已。”
谈到对于未来的担忧和希望,韩松的回答本身就像一篇出自他笔下的科幻小说。
“风险来自于经济和思想两方面。最坏的情况,经济滑坡,甚至垮下去,会影响科幻,此外,思想的僵化也会不利于创作。最好的前景,是中国稳定发展,实现平稳过渡。另外,希望世界不要太乱,不要发生战争。从历史来看,科幻需要和平的、安定的创作环境。”
相比之下,刘慈欣的考虑则要现实得多:“近几年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写作上,但一直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没有让自己兴奋起来的想法,有的长篇中途而废。主要担忧的问题,是自己是否还能够找到足够的创意。最坏的情况可能是长期写不出新的作品,最好的前景是能够再写出一部像《三体》这样的小说。”
<完>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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