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症候”在中国

齐物秋水 2015-04-17 09:00:05


巴托比,乃美国的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一人物;而将“巴托比症候”推广且发扬之的,是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此语大约是说,“一举成名便再无作为;以各种借口拒绝创作;热衷他业而荒废写作;追求完美而不敢提笔;躲避读者,甚至不以真名示人,行踪诡秘……”患者列名不少,有霍桑、王尔德、兰波、塞林格、佩索阿等等。

外国的,是别人家事,我忽然想起自家是否亦有“巴托比”作家呢?遥远的、已逝的不谈,只看看当代的罢。稍一理不要紧,竟也有许多,缘由不同,样式不一,也是有说一说之趣味的。

中国“巴托比症候”患者,最引人注意的当推阿城。当年《棋王》《树王》《孩子王》写出,技惊四座,随之《遍地风流》一组短小说后,竟罢笔小说创作了。后来除《闲话闲说》《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等随笔或讲稿类作品,小说已然是广陵散矣。阿城属典型的“巴托比症候”患者,成名后不仅小说不再写,其他作品也是懒懒散散,能拖就拖,甚至长达十数年不出东西,只是偶尔为侯孝贤编编剧本,真所谓大隐隐于市,略似于塞林格,却又不像其躲进小镇宅子里藏起来,而是满世界周游,闲云野鹤般。阿城为何不写小说,外人不好妄加猜测,或因为生性喜述而不作,更愿游列国,或因《棋王》立意奇高,自己亦无法超越,干脆搁笔。不管怎样,若说当代作家中的隐逸者,兼头号“巴托比症候”患者,非阿城莫属。

而陈忠实属另外一种,此种“巴托比症候”患者只因毕其功于一役,无力再战了。陈忠实早期并非没有一些还不错的作品,如《康家小院》,如《初夏》《信任》等,但《白鹿原》一出,他所有之前创作的小说尽然失色(且相信看过《白鹿原》的读者,大多不会再读陈忠实别的小说)。“一本书主义”,放在陈忠实身上实在适用,他也的确在《白鹿原》之后不再写别的小说,而其时他不过五十岁,正当小说家的壮年。“巴托比症候”之于陈忠实,是有若干必然性的,他为《白鹿原》准备了许久,投注了一生的阅历与思考,写此一本可以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所有的精力尽在其中矣。这和塞林格的患得患失还是不一样的,不妨理解。

说到这里,不禁想到路遥,若他还健在,《平凡的世界》之后,会否停笔不前?亦即意味着,他可能是潜在的“巴托比症候”患者么?不过,我想以他的韧劲儿,与贾平凹仿佛,老黄牛耕地般耕“砚田”,大约不会停下的,且路遥喜关注自己处身的当下社会(与陈忠实回首历史不同),他应该会与时代浮沉不歇,“人生”之后,有新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之后,有另一种“世界”罢。

孙甘露,亦为一例。当年,他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忆秦娥》《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中短篇,让评论家见猎心喜,让普通读者脑袋大了一圈。孙甘露的小说若认了第二难读,应该不会有人认第一,对小说的所谓“边界”就算没有冲垮,也是到了沿儿上了。照这种写法,后来竟还有长篇小说《呼吸》出来,是令人有些惊讶的,不过《呼吸》虽然做了风格的延续,但还是收敛了许多,叙事的成分增加,起码有一个首尾的故事,读之者不至于稀里糊涂。而其后——果然,基本没有什么小说新作了,又一个“巴托比”作家出现。孙甘露之“巴托比”,大约与其他人都不同,他是自己给自己刨坑,自己把自己逼到这个份儿上的,如战场的“卒”,冲锋在先,一头扎到河里,想浮上来都难。小说的写法没什么限制,孙甘露的是极端的一种,写着写着就难以为续了,若不改弦更张,重起炉灶,“巴托比”当定了。

其实,还可以谈谈曾患“巴托比症候”,后来愈合的一些作家。如余华和格非,都曾经停滞小说创作十年左右,算是暂时的“巴托比”作家。余华在1998年出《许三观卖血记》,2008年才推出《兄弟》,随后再有《第七天》,不过其蛰伏十年的“复苏”,情况却不算太妙。他早期的许多中短篇,及《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其赢来巨大的名声,赞誉之声几乎是一面倒,而“兄弟”归来,贬大于褒,渐有消耗“存誉”的意思了。而格非自1996年出版《欲望的旗帜》后,下一部长篇小说乃2004年的《人面桃花》,其后又有《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计三部曲。余华、格非的“巴托比症候”,事实上就是创作的瓶颈,作家想寻求突破是困难的,从结局看,余华的“破颈”似算不得理想,格非由先锋派向现实主义的转向,却是开出一条路径的,至于前路如何,尚待后续。

话说“巴托比症候”至此,忽而想起莫言。莫言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蛙》,2012年获诺奖,时至今日亦有六年无小说作品问世,虽说牵连上“巴托比”未免言之尚早,但盛名之下的影响总是让人禁不住猜测的。或许不少人都会想问一句话:“莫言先生,您的下一本小说什么时候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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