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征讲座杂谈纪要与思考】开场：话剧市场表面热闹，艺术形式单一萎缩

虽然讲座有题目，远征老师还是将其定义为一次和听众的杂谈，在刚刚过了第53届世界戏剧节（3月27日）及其考入人艺与人艺结缘30年整的时刻，对话剧的杂谈。 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文艺青年对新的艺术与思想作海绵式吸收的饥渴状态，以及当年话剧一票难求队伍如龙的盛况。当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卡拉OK、酒吧等的出现导致娱乐方式多元之后，人们的物质欲望增强，艺术追求转淡，话剧热逐渐冷却，话剧与人艺皆走入低谷。 如今，当人们在追求过物质享受之后欲再次转向精神追求时，话剧又火了起来，民间剧团逐渐兴盛，小剧场演出也逐渐活跃，如国家话剧院等也在努力创造此气氛，常有芭蕾、歌剧、舞剧、交响乐等演出。然而在远征老师看来，这些表面的繁荣之下，实则是国内话剧的停滞不前，艺术形式的萎缩。因为在经济压力下，剧场多以赚钱为目的，演出剧目多为图观众一乐的快餐式作品，鲜有对艺术形式的勇敢探索。 这一点，我也略有体会，如地铁或灯箱中就常见融合了小品元素的搞笑话剧或白领戏剧的海报。自己也曾花钱体验，但在场时总是觉得笑点刻意，出来则觉得印象肤浅，一味停留在屎尿屁或是生理、智商、情商的调侃，常常有一种看春晚的不舒服感。而80年代初艺术家那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淡化了，艺术形式也越来越单一了，他回忆道，那时的创作者哪怕遭受观众、同行的质疑，也要广泛探索，探索多元的艺术样式，文艺青年也热烈捧场，管他看懂看不懂，先看了再说。 也正是在彼时的时代空气中，林兆华导演请来了西柏林高等院校的路特•梅尔辛教授教授格洛托夫斯基表演体系，也因此之缘，还在人艺学员班进修的冯远征受教授邀请赴德留学，进一步学习格氏体系。如今的戏剧环境，依然需要这样的请进来与走出去，需要观众予以创作者强烈的多元的需求刺激，以激发他们更自觉的探索。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冯老师结合自己近来的教学与演出经验，举了几个例子。 他曾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带过艺术研究生的课，并组织学生们排演《等待戈多》。参演的学生一开始无法理解剧本，甚至读到想吐。老师并不着急，只是让他们多读，每天读，读个十遍以上。后来学生果然渐入佳境，倒是未参演的一个同行路过看到后犯糊涂了，觉得搞不懂。当戏最终上演时，又遭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批评，说是什么东西。专业人士的两次不懂，对此种荒诞艺术样式的不解，也从侧面反应出艺术探索与接收的萎缩。这出戏后来又送去监狱演出，犯人反而看懂了。因为他们自身就处在荒诞中，一直在等待。可见，重要的不在你用了什么样式或使用了什么主义，而是究竟给观众带来了什么样的体验与收获。 冯老师认为，如果创作者自己没弄懂，一味地让同样看不懂的观众去看，多看，十遍八遍地看，是不负责任的。在排演之前，自己必须试图去理解剧本，反思其之于当下的意义，进而寻找自己的表演方式。排练此剧时，马航370失联多日，韩国岁月号又遇沉船事故，我们正等待着他们的信息，他们也等待着我们获取他们的信息，无论生命是否还存在，但灵魂依然在等待。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也时时处在等待状态，高三的学生等待高考，高考后等待成绩，大学时等待顺利毕业，毕业后等待工作；年轻时等待爱情，等待家庭，等待孩子降生；破裂的婚姻等待离婚，年迈的老人等待死亡，等等。于是他为演出准备了一架红色纸飞机和400架白色的纸飞机，最后一起飞向观众。 汇报演出时，190人的演出厅竟汇聚了近500名观众，有一对情侣，因为音箱阻挡视线，全场竟仅仅是站着听了一出演出。观众的热情，恰恰说明大家需要，对新鲜的艺术作品的需求。 昨天，是《公民》第二轮的首演，演出结束后，冯远征收到一条观众来信，说结尾处大段独白好像念错了。但其实是导演和演员的别有用心，他们害怕台词太顺，太一气呵成，太像表演，故意露出些毛刺儿，故意寻找些生活的常态。还有观众留言说觉得虽然很精彩，但没有戏剧冲突。但其实溥仪这个人物从皇帝到囚犯再到公民的跌宕命运已经很精彩了，已经是内在的冲突了，冲突不仅仅是三一律中的那样。观众的细心发现与热心留言，是他们对戏剧和表演的认真，但视野的局限，恰恰又说明创作者提供的艺术样式太单一和固化了。 因工作关系，作为一个外行，我是从去年春天才开始相对多地关注话剧演出的，期间曾观看了两岸小剧场艺术节的部分演出和交流，夏天观看过南锣鼓巷戏剧节的部分剧目，冬天看过本末艺术中心的《爱情的印象》和《旧爱》，并两次参与莎士比亚戏剧进校园的放映活动，也一直关注着人艺大剧场和实验剧场的演出。每次入场，几乎皆如今日观众席般爆满，年龄各异。从演后的交流中略知，两岸的小剧场小剧团发展一直比较艰难，因着经济的压力，剧团更似流浪的草台班子，一帮热爱戏剧的年轻人，在拍电视剧挣钱回来后，抽空喂喂戏剧，过把舞台的瘾。但还是可以看到大家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对社会问题的言说，尤其对于我这个坐井观天者，更加惊喜： 明戏坊的《离婚》，仅仅是两个演员一个帘子，演员从帘子中穿进穿出，实现着角色转换，忽而演老张，忽而是小赵，忽而又是老李，两个演员竟演活了全剧人物，我则在台下目不暇接，只有靠语言与行为方式才断得这是哪一角色，又是哪一演员。 《爱情的印象》和《旧爱》皆在舞美、灯光、音响上让我耳目一新，前者靠演员大段的对话与独白，在简约的舞台上勾勒出即将拆除的旧房子及其废墟气氛，“午后的太阳透过落地窗一方一方平整地斜铺在地板上，碰到墙根儿弯上去竖起来”。勾勒出丰茂的庄稼地和等待着的小屋。我去的那场，更是引来崔健观演。后者则靠着一颗颗、一箱箱黑色乒乓球敲打地面来表现人物的心理。 皮村新工人剧场观看的台湾野草丛剧社的《化外之民》则除主演一人之外，余者皆是在演出当地临时招募的普通人来演，就地搭建的脚踏土地的舞台，简陋的音响与灯光，以及全组生涩近乎生活本身的表演，表现出戏中角色与戏外演员、观众的生存困境，皆如野草般低下而顽强，“糊里糊涂生，乱七八糟死”。 当然也曾见着很多剧目剧本的贫瘠粗糙以及表演的油滑造作，但总归是积极的，大家仍在坚守，在探索，因为这种坚守本身就不易，尤其在影视与话剧、明星与普通演员、演员与其他职务待遇呈天壤之别的今天。如蓬蒿剧场、鼓楼西剧场、77剧场等，仍在坚持着剧本朗读、艺术讲座、工作坊等。 去年夏天曾看过一个瑞典的似戏剧、电影或曰舞蹈的作品：《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演后，主创与观众交流，说在创作这个无法准确定义的作品的过程中，政府（艺术基金？）曾资助一笔钱，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开车沿路旅行，在悠游的旅行中无甚顾虑地创作，因而整个作品也呈现出一种安静、悠游甚至松弛、散漫的气质，与国内常见的演出中严肃、紧张甚至歇斯底里声嘶力竭或躁动、闹哄哄气质大不一样，也让在日常工作中紧张焦虑的我豁然开朗，这才记起生活中的自在，已是久违的状态。于我们，这样的自由自在并不容易，因为戏外的创作人员也需要生存，因而演员亦表现出如角色般的紧张或焦躁，观众也大多是带着加班与赶路的疲惫而来的吧，来这里，在舞台的紧张中熟睡。 然而与地方的演员和观众相比，在首都总归是幸运的。自从体制改革后，不少剧团频临解散，为了维持惨淡的经营，不得不走上搞笑逗乐甚至脱衣取悦的路子。地方剧团的演员常羡慕人艺的演员可以演经典，演名著，他们则多是为了进京拿奖排个好人好事。地方的观众也常常跨越大半个中国来看戏。比如今天，就有这么两位观众，一位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女老师，带着自己一帮中小学生坐周五晚上的火车来北京，早上八点抵京，上午聆听讲座，下午两点还得赶回去。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观众，特意过来看第二遍《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