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堂听莫言对话哈金

玑衡 2014-11-18 22: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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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很多场演讲,从来没有在教堂里做过演讲。”11月17日,在哈佛大学对面的First Parish教堂,这是莫言演讲的第一句话。

莫言身边坐着著名的旅美作家、专门用英文写作中国故事的哈金。这场重量级座谈的主持人是北美最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在一共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座谈、自由提问中,两位作家讨论了从军经历对写作的影响、双语写作、写作与社会责任,等等话题。

就在一周之前,在哈佛大学一间只能容纳三十人的小教室里举办了另外一场文学座谈会:当今最优秀的青年诗人之一王敖对话王小妮诗歌的英文翻译者顾爱玲(Eleanor Goodman)。在这场鲜有人知的文学座谈中,王敖驳斥了“中国诗歌正在走下坡路,现代诗已经没人读”这种普遍的看法,而翻译者顾爱玲也认为中国诗歌正在英文读者中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的读者群。

不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信心和认同感,只有在今天这场数百人参加的莫言/哈金座谈中才得以印证。在座谈的一开头,活动组织者、著名清史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t)满意地看了一眼挤在教堂长凳上黑压压的听众,“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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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很多场演讲,从来没有在教堂里做过演讲。”11月17日,在哈佛大学对面的First Parish教堂,这是莫言演讲的第一句话。

莫言身边坐着著名的旅美作家、专门用英文写作中国故事的哈金。这场重量级座谈的主持人是北美最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在一共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座谈、自由提问中,两位作家讨论了从军经历对写作的影响、双语写作、写作与社会责任,等等话题。

就在一周之前,在哈佛大学一间只能容纳三十人的小教室里举办了另外一场文学座谈会:当今最优秀的青年诗人之一王敖对话王小妮诗歌的英文翻译者顾爱玲(Eleanor Goodman)。在这场鲜有人知的文学座谈中,王敖驳斥了“中国诗歌正在走下坡路,现代诗已经没人读”这种普遍的看法,而翻译者顾爱玲也认为中国诗歌正在英文读者中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的读者群。

不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信心和认同感,只有在今天这场数百人参加的莫言/哈金座谈中才得以印证。在座谈的一开头,活动组织者、著名清史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t)满意地看了一眼挤在教堂长凳上黑压压的听众,“在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立的六十年中,我们迎来过许多卓越的贵宾。可是很少有嘉宾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听众。感谢在场的每一位在这个阴雨连绵的傍晚出席活动。”参与组织这项活动的东亚系博士无不自豪地表示:“还有好多人报名了,因为场地限制我们没有给门票!”

莫言的哈佛之行受到了明星式的热烈欢迎。“我没读过他的书,就是来看诺贝尔奖的。”哈佛设计学院的硕士生黎同学这么说。至于哈金呢?读过他的人就更少了,有多少中国人会去读一个用英文写作而且在大陆被很大程度禁言的作家呢?不过没关系,“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一定牛逼。”
感谢哈佛东亚系Fang Pan提供现场图片
感谢哈佛东亚系Fang Pan提供现场图片


至于两位作家到底说了什么,这对听众来说是次要的,就像人们蜂拥挤进比尔盖茨或者马云的演讲,不论他们讲了什么,都将是生趣盎然的,受益匪浅的。即使很多人意识到了,“感觉莫言在重复第一百遍以前的演讲内容”——很多人认为,“现场的英语连续传译极大破坏了对话的连贯性。”——很多人感觉,“他们只是在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没有讲文学。”即使如此,现场爆发了很多次笑声,无数会意的点头,和谐,非常和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片繁荣。王德威教授没有”善意提醒“任何”不许问“的问题,是欢声笑语的气氛自动阻止了这些问题:为什么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中国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哈金的《等待》去年秋天被禁止在大陆再版?为什么同样是旅美作家却是严歌苓而不是写得更好的哈金近年来在中国大红大紫?或者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具体讨论他们的作品本身,哪里好,哪里不好。在First Parish这样一个包容所有宗教的进步性教堂(Unitarian Universalism),今晚,是对中国文学的宗教性膜拜:我们有诺贝尔奖,我们崛起了,成功了。

两位作家非常空泛地讨论了政治和文学的关系。莫言说,触及政治议题,要从小事写起,以小写大。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大陆禁言的哈金说,政治只是写作的一种素材,像《红楼梦》这样真正好的文学不可能是政治作品。

只有两次,些许的异议被提出来,又被轻轻地转开了。

在自由提问阶段,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位硕士女生这么问道,“当我读你第一本书《檀香刑》时,我还在读高中。当时我还是一个心灵比较纯洁的少女,读完之后一个月都缓不过来。使我感到惊讶的不仅是这本书的内容,还有作者的愉悦感,作者对残忍的场面近乎津津乐道,我想问你在描述这个的过程中是怎么想的?”

莫言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质,他只是说,“《檀香刑》这本小说是把一个刽子手作为重要的人物来描写,我得描写他的职业。”

另一个男生提问,“当你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仅仅出于个人兴趣呢,还是出于对于中国社会的责任感,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没有加强这种责任感?”

莫言这么回答,“刚才演讲的时候我也说了,今天我离上帝这么近,我要说真话。真话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我写作的时候的确没有那么高尚的动机,后来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呢,我现在依然没有那么高尚的动机。”

在上帝面前,这句“真话”引起了听众席多次爆笑。

可是,有什么话在这场活动里没有说?

为吸引到四百名听众而自豪的欧立德教授大概不知道,就在一天前,几公里之外举办了另外一场同样关于中国同样一票难求的活动: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创新与创业论坛 (MIT-CHIEF),整个周末,八百名注册了会议的留学生们聆听着彼此的创业之梦。为MIT-CHIEF的创业大赛担任评委的,是人人网的创立者陈一舟、著名风投公司IDG资本、著名天使投资真格基金。

“我是非常喜欢文学,非常崇拜文学家的。一百年之后,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人会记得,只有文学作品会长存。”周日中午,在一家MIT附近的简陋的墨西哥快餐店里,真格基金的创始人徐小平啃着八美元的墨西哥卷饼,这么对我说。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就基于徐小平自己的文学创作,一个三万字的剧本。

他话锋一转,接着说,“可是,在当今的中国,年轻人可以做什么呢?他们能当官吗?能进国企吗?能从事文学创作吗?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创业,只有创业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他的这番话不无道理。在整个周日上午,他坐在万豪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试图说服他给自己的创业公司投钱,不少学生甚至是从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专程飞过来的。整个下午,在麻省理工大学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里,更多的团队争先恐后在几百人的目光下被他鼓励和赞扬——甚至,只要能和他说上话,即使是被他否定和质疑,都成了不可多得的荣誉。

可是,有什么话在这场活动里没有说?

2014年国庆节当天,富士康的车间员工许立志坠楼自杀,年仅二十四岁。他默默无闻的一生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最好的作品全部是直接描摹在工厂打工的经历。诗人王敖并不认为中国现代诗正在江河日下,而许立志的大部分作品是发表在富士康的内部刊物《富士康人》上的。他的朋友说,许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图书管理员,永远和书在一起。两年前,他申请成为富士康内部图书馆的管理员,被拒绝。今年九月,他申请成为深圳一家书城的员工,再次被拒绝。

许立志出生于1990年。据说“九零后”是在蜜罐里长大的,衣食无忧,万千宠爱。徐小平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 只有创业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而就在今年夏天,IDG资本高调斥资一亿美元专门扶持九零后的创业。当然,这一切与许立志的生活无关。二十岁起,这位广东揭阳小伙开始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单调的工作触发了他最早的诗歌创作。今年二月,他从富士康辞职试图开始新生活,半年后,他发现对于自己唯一可能的工作和生活只有在富士康。去世前一天,他不得不重回辞职前的工作岗位。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直接触发了许立志自杀的悲剧,也许没有直接诱因,也许只是一个异常敏感自省的灵魂难以忍受日复一日机械化的消耗,也许你会说,“太脆弱了”,“何必想不开呢”。与他的纵身一跳同时消散的,是来自工业中国第一现场的诗意表达。在今天的哈佛座谈中,莫言说,“小说家多,文学家少”,小说家是讲好故事的人,文学家是创造了文字风格的人。许立志,一个尚属稚嫩然而非常珍贵的文学家。无论是莫言、哈金,还是北岛、顾城,从没有写过这样的句子:

2014年1月9日: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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