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美的事物仍要以花为名

江汀 2014-10-28 17:00:13

我曾在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里读到,晚年哈姆生在养老院中沉默度日,直到死去,护理工为他的脸部拉上亚麻布床单。那是在2008年,我读到这个故事。(那么,某种意义上,哈姆生死于2008年。)我隐隐意识到,这或许不同于幼时,1990年代,我在《世界五千年》中读到的另一个故事,另一位北欧大师,晚年的易卜生,站在自己的窗前眺望王家花园。后来,他被获准破例进入那座花园散步。 伯恩哈德的作品讽喻性十足,但我当时没有在意这个故事。尽管哈姆生是我幼时阅读并热爱的作家,(我读的作品是《维多利亚》和《牧羊神》,)可在那些年龄里,我根本不会去想作家本人会有怎样的生活,只是读到他所述的故事;这就够了。 我在幼时读了多少书?我想,我记得它们中的每一本。或许那是我一生中最宽裕的时日。我和家人住在一个苍白的小镇上,每年过年,我都随父母回到祖父家。祖父的村居里也有一个书架,多是父亲和姑姑少年时的旧书。 我是一个早早醒来的孩子。但我仍然要装作一动不动,即便我的眼睛已经睁开好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上的暗纹。所以我很快就到了能够阅读哈姆生的年龄,就是前述的那两部作品。“我们的双眼总会在生命中发现,∕更美的事物仍要以花为名。∕哦,我对此颇为明瞭!”这是荷尔德林写过的诗。我对哈姆生所言的事物,同样十分明瞭。在《维多利亚》里,哈姆生讲过一对夫妇,妻子年老时容貌衰退而不安,丈夫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执意把硫酸泼到自己脸上。 我读到的那个哈姆生版本,是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的《牧羊神》,列为“外国抒情小说选集”之第十一卷。里面还收有另一篇后来影响过我的小说,黑塞的《流浪者之歌》(通译《悉达多》)。哈姆生和黑塞,——两位赋予我性格的作家。那时我与他们的作品一起呆在家乡的晨雾里,那晨雾也围绕着远处可见的小山,在一个秋日的上学路上。现在,那原初性的雾气散去,我发现自己已经“是其所是”,是的,我已经能够用第三人称来指代自己。 那之后我才能够去观看世界。后来我继续读过很多书。2009年,精装本《汉姆生文集》出版。2011年,又有一本《汉姆生传》出版。直到这时候,我才去了解哈姆生的生平。时间仍在推移。在这之后,我才会明白,伯恩哈德为什么那样轻描淡写地道出哈姆生的名字和晚境。那儿有一扇木门,懂得的人才能入内。 * * * 现在我可以散漫地谈论自己的经验了。就在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翻检周作人的资料。 “红卫兵们把他撵到狭小潮湿的洗澡间里,令其躺在地下木板上,只给玉米面粥充饥。他身穿黑布衣,上挂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并且任凭人们在窗外观看和辱骂。后来,红卫兵们为了制造声势,扩大“战果”,又把其他“专政”对象也集合起来游街示众。游街时的周作人已无人色,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更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历经多次折磨的周作人,曾多次暗求家人给他安眠药,渴望尽快了此一生,但未能如愿。直至1967年5月6日他才算结束了一生。此时此刻无一人在其身边。”(江小蕙《八道湾11号和周作人的晚年》) 此即是生活,此即是文学。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或许会隐隐意识到自己日后的悲哀。愿文学史家们去翻检周作人的出生时刻,那个时候命运——是否——“向他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有一种世界观认为,时间中的“先”与“后”是幻觉,如博尔赫斯所思,开端与结束联接成为环形的废墟。 周作人和哈姆生有着相似的处境,他们被历史的涨潮之水淹过,但那水面恰恰只漫到眼部。他们还能够观看—— “可是已经太晚了, ——永恒正在试穿它的衣服。”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谈起永恒呢?在一次聚会上,我和朋友们喝起酒来,难道那里更合适谈论这个词吗?可是我在他们之间大声说:“在座的诸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拥有一个周作人那样的晚年。” 我所想的是,周作人曾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我对他的兴趣并非来自他的文章,而在于他的生活,在这里生活一词需要加粗。我在南方见过榕树的根,它们在地面上铺开。在一次离开北京的旅行之前,我去了两处地方,一处是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一处是银闸胡同,这是沈从文初到这里时栖身过的两个地名。 还有多少种晚年?那么多的晚年在等着你。从去年起,我即一直想去一趟银闸胡同,并希望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天空阴沉,街区里有煤的气息。(现在那儿还烧煤吗?)可是我的晚年之眼将看见的是另一个故事。我同一位认识不久的画家姑娘在北海边的文津街告别;然后默默回想着《彼得•卡门青》里的情节,毫无意识地继续往前走。迷蒙中有人在护城河边架着相机,那儿总是有人在拍照。那么,那晚月亮很亮,悬在水上,已是春末,但天还没有热起来。我望向河这边的低矮民居,光影中似有烟囱,那极像我家乡镇子上的景象。街道上的槐树间有浑浊的雾气;我抬头看墙边的路牌,明白自己走到了那个地方。需要拐个弯,走进那个巷子的深处。 我已经意识到,世上充满了“窄而霉小斋”。我看到零星的牵牛花藤。我被自己的生活牵引至此,像奥弗特尔丁根追寻蓝花。青年沈从文的生活像幻影围绕着我,但它就此开始膨胀;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坠入那个明净的深渊之中。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那个画家姑娘迅速成为已失名的事物,像宇宙间的一张旧报纸被揉皱。为这样的生活,我或许得生一场大病。因为我转而在旅行中迅速认识了另一位南方姑娘;只是同样地,三个月后她也失名了。在回返北京的夜间火车上,我观看暗红色的窗口。我总是有机会静静看这样一些景物。 在旅行中的痛苦时分,我想起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情节。一位老者在夜间前往墓地,修行不净观,为了祛除自己对于女性的执念。我想到自己同样有一颗那样的衰老灵魂,会在夜间突然醒来;但是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我第一次读谷崎的作品是在2008年,读的即是《春琴抄》。春琴在不幸毁容之后,佐助刺瞎了自己的眼睛。我隐隐回想起《维多利亚》里的故事,如聆听来自童年的微弱呼喊。从那时起我可能就准备好了再次听这个故事,像等待一次医疗电击。现在我去翻检年表:《春琴抄》写于1933年,而《维多利亚》写于1898年。 我对这些时间甚为敏感,尽管从中也得不到任何价值。但除非一个情况,就是祛除“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昨晚我没有睡好,仅仅三个小时,但这也就够了。我从光熙门回来,带回来一大片交谈,还有一册小开本的《阴翳礼赞》。在西坝河边上,我抽了几支烟;而回到定福庄的住处时,沉重的雾霾突然降临、笼罩了整座城市。 “你到家了,快去喝一口列宁格勒河岸边 那鱼肝油似的灯光吧。” 从旅途中回来,——或者只是从城里回来,快要走近住处时,我就想起这首诗。这不是我初次念出它;我是将它从南方带到北京的。但我无法把谷崎的书从那儿带过来;我在那些扉页上认真地签了名,但那个名字已经不认识我。 我在家乡曾听闻一个传言,说人死后,其灵魂就不再认识亲人和朋友。也许是——他们那儿的行事方式完全不同。但我们生者仍然持有某种“安全保护证”。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才会早早开始撰写“自传”。我曾在另一处形容过:写作者将刚刚食用下的生活,立刻又呕吐出来。我能感到一片时间在身边盘旋。 我正准备一次搬家。但就在早晨,我听到窗外的冬日鸟鸣——我已经听了它两年。为了这一点可以触摸的、这实在的乐趣,我无法离开这里。很快即又到了晚上,邻居家有婴儿,每天晚上十二点入睡前都会大哭。我已习惯这隐隐的声音传来;我们的双眼总能在生活中发现。 “几十年的忧愁 悬在空中, 瞪着我们的好时代。” 我需要每天下午去胡同里散步。我想,假如某人住在这儿,头顶上有寒鸦飞过,这无异于居住在南方小镇。回到办公室,走廊昏暗,灯光昏黄,这些景象或许几十年间从未改变过。我仍然生活在父辈存在的那个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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