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精神 (《外省精神》代自序)

诗人邹波 2014-10-25 23:53:58
邹波

不仅仅是文学,我的生活,周遭的人际,也愈发使我深入诊断自己的病,我的孤僻和自大,已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包括回故乡武汉我也颇不情愿,像把自己逼进一个放射线充盈的密闭容器,把自己的头按进水里,像个赤裸的人采访着赤裸的人,握手也感觉到赤裸、扎手。

我对武汉人隐士般故作神秘和高深其实也洞若观火,时时感同身受这种套路。这些年当记者与人倾谈的手段也并未白练,是一把双刃剑,如此锋利,每句对话自己都有痛感,像在叫我的名字。

在《人物汇报》(原来的《长江日报》下属的《文化报》)临时办公室里,我和李皖的交谈这样开场,“你究竟是怎样的人,复旦毕业的徐州人,能生活在这里20多年,最终变成一个武汉人?”

他回答第一个关键词是“虚无”——“我其实是一个虚无的人。”——我点头。

第二个关键词是“怀疑”——“其实我怀疑一切。”——我点头。

“我来武汉,最初很反感它庸俗,市民气,那种不信仰一切价值的虚无感。我是一个外地年轻人,是带着‘复旦价值观’来的。”

我点头——那时他不情愿地来武汉,后来我也模糊地意识到类似的原因,离开武汉,而当我离开,他已适应了武汉。

他最终接受了这里,并称喜欢上了这里的“虚无”:“这种虚无使武汉人天生就有一种对现实‘祛魅’的能力。”——我点头,这也是我这几年在念叨的词,让我哆嗦了一下:难道一向自认为靠近真理的本能,却仍来自武汉人的共性。

他继续说:“这种天生的能力,也使一切价值和思想,到了武汉,都要归零,放到这块砧板上来重新被确凿地评估其真实的价值。”是的,武汉人有句话:“不信邪。”武汉人天生似乎就有完美的常识,似乎不靠任何知识准备,就能评判一个抽象事物,天!也正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当然,这也让我想起,我在云南,云南人自诩那种天生的哲学头脑,云南诗人轻易祭出那些省内的高山大河,思想却有点像盆景,也许和我们武汉人的“完美常识”是同一回事。正是当我回武汉,我开始反思上一本书《现实即弯路》里讴歌过的云南派。

如今徐州青年李皖当年却透过武汉人“表面的庸俗”,找到了共鸣,在武汉生活了下来。他的评论文字的口气,确实也已像一个武汉人不预设任何观念寻找着确凿,回想那些年,我读他在武汉报纸上的专栏已真以为他是土生武汉人,他说:“实际上我只分析艺术中可理解的部分……”——我点头,再次产生武汉人的共鸣,我,一个永远被贬斥为文青的人,也同样通过新闻写作寻找确凿——这类人有着本质的自负,似乎相信自己对真理有天赋的鉴别力,正如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中每一个流派当年都宣称是“发现了现实”——而谈起人生哲学,我们也都试图原地无限超越,超越……好象心灵真有捷径可走,武汉能产生康德吗?最后却还是谈到佛经的智慧。

当年,却也正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有独立判断的商业市民社会,以及它的师范学堂知识分子、郊农新军,祛了清王朝的魅。但一个市民社会发展下去,究竟能达到一个怎样的精神高度?在这个时代,一种地方大众文化,除了变成全民卡拉OK的选秀节目,还能有多独立?

李皖于是讲了个故事,那是他初来武汉的日子:有天乘公交车去报社上班,公交车上抢到一个“最好的座”,一个武汉老头在他后脚只抢到旁边次好的座,结果老头开始骂叨这年轻人不让座,那时公交旅行是漫长的,在三镇走走停停,老头就这样数落了40分钟,仍未到站下车,已“骂出如许脏话”,李皖一直温和地沉默,旁边的人——甚至包括站着的人,都开始看不下去,说这个老头子太过分了。等老头下了车,旁边的人问李皖是什么人,他说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旁边说“难怪这么有涵养”,啧啧称赞起来。

正是这件事让李皖对武汉开始有了好印象,这种自发的商业市民社会,似乎有其自然向善的舆论。正如一个毫无价值观的社会,也会有基于基本人性契约的道德。这真像原始部落的善,为什么我们不断在中国社会产生这样的原始感?

他说:“我最初甚至更虚无地以为任何道德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但后来我发现,武汉人的道德就是天生的善。”——这种善当然也包含着上文所说“祛魅”的判断力和智慧。

但继续想,一个自然向善的市民社会,要成为一个公民社会,还是需要点价值观吧。他并不否认这一点,更显性的社会舆论,武汉似乎又没有了,我也总在这些市民报纸中感觉,面对报纸新闻,什么都无法展开真正深刻的讨论,也缺乏其他公共空间和平台来讨论,电视上都是与整容医院形成产业链条的选秀节目,各种年龄的人在追求外表美(更易理解的东西),那年武汉超女候选者王贝整容而死的事,我不知说明的是整容医院的无德,还是说明她为这点微末价值死得太不值。

李皖说,“武汉是没有舆论平台的……于是武汉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平台可以表达,而只是分头在角落里自己搞自己的。”

但这其实又正好符合中国知识分子本性里对消极自由的追求的一面,渐渐那些最初不适应这个无头无魂的商业社会的愤青们,在这里找到了安宁,家庭,和周遭熟人社会的宽容——“啊,我们单位的大作家啊,电力局的大诗人啊,我们学校的海涅啊……”我后来访问过的许多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也已萎缩成某种兴趣,还自称为理想:“我只想,我只想,我只想……”

一旦成为熟人社会后(这在第一篇关于长沙的文章还会提到),一旦在外表有了最基本的身份认同,武汉人确实会更加能接纳一个有知识的人(或者叫知识分子?),这也是这个市民社会向善的本能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国老百姓基础价值观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才子。

这个词本身是毫无立场判断的。让我想起少年时期屡屡参加的“楚才杯”作文竞赛,区里的题目更保守,我屡屡能凭上林子虚的口吻拿区里一等奖,而到了市里,我开始报复性地恶作剧般乱写,不第。当然,我报复性创作也只是虚无——描写无边无头的梦境。

多数留在这里的知识分子,品评生活与文艺,在这里找到了体面安宁的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事创作,但代价也许是这没有价值观的社会继续助长了他们的虚无。我也问李皖,你还有精英意识吗?

他说:“我是多元论者,社会政治方面,人人一定要平等,在思想方面,各人自有其真理,但在艺术方面,还是一定要有等级的。”

“那就一定会有天才和精英。会有他们的高高在上的价值。”

“是的。”

可许多中国人对于天才和知识的来源也存在一个传统的迷信:越是在偏远闭塞的地方,越是可以出现一鸣惊人的惊世大儒,他通过个人的思维的修炼、阅读而非广阔的世界视野,能推算出他所从为未在场的世界大部分地方的地理和历史,政治,军事,社会民生的原理,他也因政治上偏远从而具有了旁观的清醒能力。这番话是我提起的,现在想来,多少是在附和。

继而他列举了本地的一些似乎是因为远在外省而被整个中国埋没了的武汉知识分子,许多武汉天才。我早离开了故乡,很生疏,没资格评论不了解的武汉天才,但他们被描述得好象一开始就超越了武汉本地,直指人类最基本的问题。这也与李皖多年一直坚持用最宏伟的词汇来评论中国当代音乐的方法相合——尽管在我看来这些音乐至今仍十分渺小、无法承载这些意义:

几乎是在用拜伦和雪莱来形容本地的诗人比如张执浩和余效中,用对杜甫和李白的继承来形容周云蓬的新的唐诗专辑,仿佛流行很容易被解释为永恒,我承认这里头有一种洞察的理解,也是努力在试图建立渊源和联系,但这毕竟是一种十分丧失比例的修辞和赞美,在A与B之间,要有多少铺垫,无视多少相对主义的语境,才能进行这样的类比分析。

这样描述中国现在的艺术家,在北京的我是断然不会的,那也许是一种大胆的激赏,但另一方面,也许仍然只是修辞贫乏的表现,这可能说明我们对更多的二三流的外国艺术家缺少认知,否则我们就不会动辄用雪莱。

这种修辞中,最后我也只读出八个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确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他的桂冠诗人,任何一个城市也许都有他的桂冠诗人,后来当我看见凉山彝族的歌手在西昌自我吟唱,他们比我们道路更繁琐,还在苦苦寻求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存,上海赛车手作家力图概括世界的口吻听起来仍跳不出少不了上海人城市岛民依靠高速公路旅行的意识……每当我看到这些,我多少会想起这次交谈。

我无法妄测李皖对世间一切的看法,但仅就他的乐评来看,我总觉得,是在把人类终极的精神词汇总表,放进了一个被过度诠释甚至穿凿的浅薄载体中,对于声称怀疑和虚无的他来说,却反而是一些过度堆砌思想和过度赋予意义的小故事,这多少缺乏穷举的思想,也许不如我们这些记者,后来在21世纪初叶开始,在中国各地拼凑出的现实感更接近中国的现实,这是我们重建现实感的文献基础,绕不过去。

10年前我何尝不也曾试图坐在《经济观察报》设计部的办公室里通过一种深入无穷小的旅行,来寄托对世界的全部情感和猜测,“我这端坐的漂泊者,有了地方官的沉默”,回想10年前我写出的第一本书评集,那本书竟然出奇地缺乏我们现在普遍意识到的社会批判意识——正是对这种共性思维的有所意识,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继续抵御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使我对他们以及我自己产生了隔膜与警惕。后来的岁月,通过旅行,我努力将自己客观化。

从人们的批判意识来说,时代也真的是在前进——比如我现在重读王小波,聪明是很聪明,但90时代后期,是从80年代末过来,总体竟重新对世道充满希望,仿佛精神挫折的补偿是商业自由,当时那种重商出发的乐观社会情境,人们很难有更前瞻的社会批判,王小波的酷评里甚至还有少许的民族文化自满和民族沙文气,这还包括爱国主义和新东方口吻的成功学,而现在我们写作最容易想到的动作就是批判,于是也许是时候来反思这一切有点和稀泥味道的“外省精神”了。

……回到李皖和我的谈话,更使我隔膜的却是,他甚至承认车延高的机关诗歌起码也是诗歌,这种宽容让我无法苟同。这是一个中产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的城市,人们喜欢(或者必须)依附于自己的单位,系统,机关,成为机关中产,连诗歌都能带有了机关的价值观,那摆脱不掉的干部的枯燥的业余生活的口吻,在车延高的诗里。这也只有虚无的武汉人能把它接受为诗歌。“他毕竟是特别的。”人们说。“毕竟是机关里的雪莱。”现在则是宣传部里的雪莱。我也并非没有以肯定思维来采访过一个地方官或者国企领导,但我发现他们个性毕竟远小于共性,而出于共性说出的许多话,都被我在后来的写作中视为最难消化的套话,比如说涉及区域经济的一些描述,我自己也很难完全跳出那些套话。

……武汉人没有价值判断的宽容的一面表现为他们如此宽容。这就好比任何能力的落差都能形成明星和粉丝的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这确实是彻头彻尾的虚无和无价值,这样的社会我一天也呆不下去。

李皖的确告诉我:武汉这里听音乐会多是团体票,喜欢被组织去琴台听高雅音乐会,东方斯卡拉的低俗夜场,被组织去旅游等等。我自己也多年深有感觉,这里的人们也似乎比北京人上海人更爱国,更热衷世博会等等。但武汉人倒是真适合有个网球世界冠军——这种运动既俗套又不落俗套,非常适合武汉人中和拿捏的口味,害怕自己不够洋派,又不想完全跟风,它的训练虽然艰苦,但不可救药地象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它狠命的击球扣杀,每一下又是打在奢侈品绵软的墙上。当然李娜离开训练体制独立发展的精神仍然让我钦佩,她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坦率地说:“比赛只是为了钱”——这又正是武汉人不信邪的精神。

但毕竟,我在各地旅行观察到的共性仍然是:越是首都之外的外省(这显然是法国人发明的词,巴黎之外的法国外省,隐藏着多少野心勃勃的于连那样的青年,他们渴慕巴黎的文明、时尚和体制,渴慕从边缘进入各种权力和财富的中心),越是有点“自作多情”,容易本能地,把高处来的文化甚至指令性的文化与中央政策(甚至是任何其他城市流传来的文化)当成既成事实和流行文化来接受,事后无非议论两句而已,另一面,当你已考虑放弃“成功学”理想的时候,他们往往还在做着成功的梦,这明显是一种“时滞”。

外省的我们把很多“说什么是什么”的东西当成既成事实来接受,接受了之后再骂两句而已。世界也许不是太嘈杂,而是太重复,太泛滥,太让人盲从,甚至让一个乡野的无名者,也必须再去下很大的决心去过真正无名而独立的生活,让一个似乎地理上物质上已经远离虚荣的人,还要另下额外的决心,远离更隐秘的精神上的虚荣和盲从。

北京城里也是如此——如果你将它解构地看,它也只是一些基层行政区、贫困的郊区乡镇文化、貌似多数却永远被边缘化外乡职员的拼合体,各地来京兑现中心文化的权势的富人们在北京的山村同样试图寻找心远地偏的隐居感,中心文化本身也被解构成一些死角——产生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性”——残雪急剧消融的华北平原,13年生活使我这外省人对这片土地有了丧家犬的感情,北京,我在这里得到了我要的清苦感,但现在这个城市每个角落都透着权力与土鳖的愚蠢,不是我想要的,以下这段则是我采访建筑师李晓东在北京怀柔山中建的篱苑图书馆时的京郊村中见闻(本文因篇幅所限并未收入本书):

“……可当我再往里走,是大约四十多户富豪别墅,其中还有诗人,这个村最好的土地实际上已被这些富人瓜分,空山新雨后,老年企业家摸样的人骑着马,见到我一愣,以为我会认出他谁,但我并没有,彼此最后只茫然对视而过,又充满了难言的尴尬,这是狭路相逢,虚荣又没有回应……如果是这里最有名的北京地产巨子‘老潘’,孤陋寡闻的我也许就能认出,也许他就会更有些尴尬,经过一扇扇低矮的黑铁门,摆脱一条条恶狗,踩着被车轧瘪的新成熟的板栗,我有了点狗仔队的感觉,这个村从入口的凋敝感,到深处给人一种富人山的充实的森然,这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呢?这是否是中国乡村理想的另一种归宿呢?”

上海何尝不也充斥坐井观天的公司人,这被李皖称赞过的“至少是有价值观”的城市,中产气质更接近台湾人的礼貌倒是最有价值的素养,但他们自身难以觉察的城市人的傲慢和脆弱,颇像H.L.门肯当年自讽过的美国人;尽管行政以及城市规划方面,上海似乎比北京更有职业经理人的效率,但上海和深圳却也很像——这种城市既像贸易、时尚的窗口,又在公权力主导的精神上保守得甚至有点左,上海甚至缺乏广州那样的全国意识的媒体,也许是上海只和空空的大海接壤……沿上海海岸线稍微往南,在号称宗法伦理为社会基础的温州,这些我们津津乐道的各地“商人性格”、“乡土性”、“地方性”,也逐渐只是普遍的逐利之心的遮羞布,说到这里,我单单把我的故乡武汉拎出来拷问也许是不公平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越来越容易从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模型去理解中国各地那些故作神秘的“地方文化”,得出的却是共性的结论。

大隐隐于市,我终于有所顿悟,这个“市”,其实说的是“中心”的意思,而归隐南山的姿态,至少在当代世界悖谬的文化里,反而距离清醒更远。但中国的中心究竟在哪里?

我偶尔问到他关于仕途。那年作为《武汉晨报》主编和省市内外大小干部一起组织去英国学管理一年,回来并没有如很多人传说的,使他进入政府宣传部门,这里头当然有一些偶然事件所致,但李皖说,这么多年,真正由党报新闻岗位走上政府领导岗位的,几乎没有,他们继续留在新闻单位,“那好歹是一种准仕途。”——而若要走上真仕途,这些新闻工作者“太聪明了”,会与周围的干部出身的干部难以融合,而这些干部出身的干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圈子,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狭窄得多,闭塞得多,那几乎是一种更单向度的人在一个更单向度的空间里,做出必然单向度的决策,人性之光非常渺茫,越是底层,越是地方越成为执行上面政策的技术官僚。于是李皖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体制报系中的闲云野鹤一般的自由。

但当他一面反复对我声称要怀疑一切,甚至要有“对自省的自省”的时候,当他继续似乎坚持不辍地精细品评着这些音乐和艺术的细处和妙处的时候,他又似乎是不加选择的,是完全接受的,那些词语用于早年的摇滚和先锋音乐,那还说得过去。

现在的流行音乐早已丧失了先锋性,他还在用同样宏伟的词语对待这些音乐,多少听起来像是刻舟求剑,无论音乐和时代精神在如何整体变渺小,他的词汇不变,这本身不是在怀疑和批评,只是在接受。

于是我想起“外省精神”这个也许不存在的词,它首先是对这些被灌输的中心文化缺乏抵御能力的,它参与公共政策方面,永远是被动的,这一点甚至通过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执行和借政策“寻租”过程加剧了——人们被迫围观和评论他们必须接受的东西——长久的被动,导致催眠般逐渐习惯于把所接受的东西当谈资般的“精神食粮”以及“潮流”、“趋势”享受着——当然,无论那“精神食粮”是什么,它都有可能为其推波助澜(这的确是双刃剑),比如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容易在这样的环境被唤起,因这里对中心文化乃至全球化贩卖的一切的来由更不辨究竟(中国在全球化中继续处于复制外来文化的边缘地位),这种推测,也许违背了“礼求诸野”的观念。

当“地方性”偶尔与自由精神结合,它也许能实现局部的先锋意识,当“地方性”与单调趋同的体制文化结合,它的产物类似千篇一律的可怕的窒息的县级小世界——这就好比一种宗教开始与“世俗化”道路背道而驰,走向的是原教旨。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老先生也曾告诉我:甚至中国高校的文科招生都在大大萎缩,这是不是一种故意,而各地的大学中,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又有多少?

一种边缘化的文化,能多大程度上孕育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也许越来越难,否则我为什么越在偏远的县城越感到权力犹如可卡因的纯度在提高,非主流身上却充满对主流的内心艳羡——边缘地带的独特性,被普遍复制的行政区文化削弱——粗暴城市化导致乡镇的衰落、智力资源如教育依着层层技术官僚的走向集中,形成知识断层——更细小的自由细胞的衰落……一种貌似独立的地方精神,和一种对中央文化的攀附,又有多明显的界线、对人类核心知识的追求和权力化的中央智库的迷信,又有多明显的界线、崇拜思考与反智,又有多明显的界线?当精神之理想被掏空,除了媚俗,生活是没有内容的,也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会陷入民族主义,甚至是各种民族主义,诺瓦利斯说:“当人不能再往前走时,他会借助一个绝对的命令,或一个绝对的行动。”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究竟能在何处寻找,在何处被重新创造?

这几年行走时,我更试图参考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并试图时刻在微观的事实中保持思辨状态,马歇尔·萨林斯则是我见过的最有思想的人类学家之一,也鼓舞我做这些“过度的思考”而非止于美学批判、区域经济的功利价值观——这种区域经济的“成功学”,以老家发展为第一要务,为此不惜同相邻区域的人们竞争的谈资,并你死我活地排斥外地临时居民,是各地常听到的发展观。

在接近我老家的湖北乡村,我也感受到与武汉一样的两三代人的状态:中老年饱经沧桑般的安逸状态,似乎又与90后、2000后无根的“轻逸”不同。这本书里的文章也更侧重于写出生活环境对人们的行为的决定和局限,试图廓清和解释当地生活的逻辑链,尤其是贫穷的层次,我的经验是,当你无法通过面谈得到答案,答案一定平铺在地理环境中。

中心也已非中心,正文最后《故宫向东,故宫向西》那篇文章我运用我景仰的凯文·林奇的方法——这种介乎古典、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直观方法——对北京内城中心的一部分进行了步行考察,看看它中空的微观世界。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也说:东京的中心——皇宫已经是假中心。

无论我多眷恋我的故乡,我离开了武汉,就再不会回到那里谋一个工作,地方报纸的书评版、评论版——他们的酷评,更像是在挑选一本书的版本,而不是在彻底讨论一本书本身,他们的独立艺术,也更像是在模仿中心文化的一切,却自认为是独特的,有个性的。

回到北京后的这些思考,这种批判,也许显得多余,在武汉都用不上,即使在北京,声称看穿了世事的犬儒者也会觉得再这样去从根本批判它、“拿出来说事儿”已毫无必要,正如昂伯托·埃柯在《倒退的年代》里所说:“这种类似风俗道德的批评会立刻招来嫌恶……”

当相对主义达到极致,并分发给每个蒙昧的个体,这时代就不再有任何可靠的判断、批评和美学鉴赏了,全都笼罩在自我沉溺的迷梦里,整体失措就在于此。

当我在北京郊区写作,我仍对这些东西从根上怀疑,并仍期待着中国从根本上启蒙,追寻所谓现代性,我的少数民族兄弟也许面临的仍是更基本的民族认同、民族形式与生存空间的问题,但这“过时”的基本诉求却能在这个时代成为清醒剂,因为悲剧和被迫害的人物总是要善良些的,他们对社会公正的要求,甚至他们对他们的神的敬畏态度在这个虚无的时代重新成为清醒剂……

的确,在中国叠加着许多不同步的时代诉求,记者这种职业也似乎是一种清醒剂——对现实社会的充分体验,穷举经验,审视和追问的过程毕竟已是绕不过去的一关,必须四处去看,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美国人的建国历程》中说:本来只想原地获得救赎的英国去还是去开辟了美国……当年我离开武汉也是对的,武汉当时仍不像广州和北京——尤其是广州——能有立足地方心怀天下的媒体。

启蒙总像小行星擦身而过,到达近地点之后,越来越远——许多人看来,时代已有了它的新语言,许多渐近在解构和松散中慢慢实现,许多人看来,“启蒙”也根本已是一个伪命题,这似乎是一种“既然已失去机会就不用再想”、因而也判定为“不属于我们文明的发展机会”的哀叹,甚至,一种虚无的乐观主义认为:经过文革,中国倒是包袱更少了,没有印度那种多元社会平等诉求的包袱,并继续以一种清零的实用主义重新开始轻松发展——于是失去的那些价值、历史感、外省精神,会被认为越来越不重要。

(2010年初稿,2012年、2013年改定)

(本文系邹波未出版的非虚构文集《外省精神》自序,作者已出版非虚构文集《现实即弯路》。<a href="http://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2691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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