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的“普世原则”

示播列 2014-10-05 19:32:45

按:虽然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哲学了,但还是在上个月末去听了刘小枫在同济的讲座,他在同济首次提出了自己所谓差序政治的普世原则,也算有纪念意义。早就想把讲座内容整理出来,但直到今天才腾出时间来写这篇笔记。由于精力有限,因此本文只记录重点结论,文本细读及推论过程只得略去。尽管我的几个好朋友早已跳脱刘粉和施派的“魔眼”,但我还是想把他的动态分享出来,供朋友们各取所需。

9月28日上午,刘小枫参加了在同济举行的“尼采论坛”,他开场就打趣地说:“我知道我已经掉进一个启蒙的‘窝子’里面,我在想孙老师(孙周兴)是诱敌深入,把我引入埋伏圈,然后一举歼灭。”言下自是有备而来。

刘小枫此次报告的题目是《尼采的晚期著作与欧洲文明危机》,但问题意识在于“尼采所面对的引发欧洲文明危机的那场革命,与我们所面对的引发中国文明危机的革命,事实上是同一性质的民主共和革命。尼采对欧洲文明危机的思考,理应对我们思考中国文明的危机有所启发,如果我们真的把尼采视为伟大的思想家的话。”

他认为尼采的晚期著作《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偶像的黄昏》这四本书可以构成有机的整体,堪称四部“福音书”,共同反映出尼采晚年“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计划。

经过对《善恶的彼岸》序言的一番解读后,刘小枫得出的结论是:“尼采把欧洲文明危机的症候理解为哲人病。第二,这个哲人病的具体症候是启蒙哲人的病。尼采没有从政治或经济角度去找欧洲文明危机的根源,而是从欧洲文明的担纲者(智识人)身上去找根源。”(特别强调哲人≠知识人,哲人只是知识人中的一小部分。)

接下来,刘小枫就进入到这次报告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当然也是我认为最能表现出他自身关切的部分,那就是对于尼采著作中“自由精神”与“自由主义”的区分。

刘小枫指出“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这个称号最早指的是英国自然神论派最著名的代表托兰德(John.Toland),“他远比20世纪的诸多自由主义哲学家更清晰也更简洁地表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政治原则的要核。”

尼采当时把“自由思想者”的出现看作是欧洲文明的新现象,“自由思想者”爱给自己起各种各样的新名字,譬如无神论者、反基督主义者、非道德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因此,在尼采看来,当时欧洲新出现的所有启蒙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归为“自由主义者”名下。(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小枫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都属于自由主义。)

但问题是,在尼采看来,所有这些堪称广义的“自由主义者”都不是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人,真正的“自由精神”体现在将来要“重估一切价值”的“未来哲人”身上。尼采认为启蒙知识人完全误解了“自由精神”——

“丑话少说,他们属于平等主义者,这些被叫错了的、名不副实的‘自由精神’——他们巧舌如簧,妙笔生花,却是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奴隶……他们全力追求的,是绿草茵茵的牧场上的普遍幸福,那里每个人都能生活得稳定、安全、舒适、轻松;都被他们哼唱烂了的两套曲子或者学说是‘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者’……”(《善恶的彼岸》第二章最后一节)

刘小枫说当时他读到这段引文的时候就像当头一棒,“尼采逼着我要在自由主义与‘自由精神’之间做出选择,而我们之前似乎生下来就是相信民主品味和现代观念的,而且越读书越相信,究竟是该信尼采,还是自己所受的教育?我的精神差点儿崩溃。尤其是民主品味,我们从文革过来的经历使得我们对于‘民主品味’和‘权利平等’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

总之,刘小枫区分尼采著作中的“自由精神”与“自由主义”,目的是想说明尼采用启蒙哲人惯用的“理性批判”去攻击启蒙哲学本身,指责启蒙哲人是“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奴隶。真正拥有“自由精神”的哲人应该是怀疑一切。

讲座最后,刘小枫论述了尼采反启蒙哲人和自由主义的“普世文明依据”,那就是他从“世界文明大历史”中所“洞察”到的“差序政治原则”。当然,这种原则对于熟悉刘小枫及其大力译介的施派学说的读者而言,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只要读过柏拉图《理想国》(刘译为《王制》)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原则既是政制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它反对现代启蒙哲学建基的普遍人性论,主张人天生存在着禀赋的高低差异,因此要维持一个良性健康的国家秩序,就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心性品质去安排适合于他们的政治权利。

刘小枫特别挑明这是他第一次在同济提出新的普世原则,而这种差序政治原则必然体现为权利不平等,它正好与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普世价值形成对抗。

“不要看姿态,而要倾听理由。”刘小枫在论及自己的政治立场时反复强调。“尼采所处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处境非常相似,但我们今天非常习惯于看姿态。我个人觉得天生对自由民主观念的信任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槛儿。当然我现在也被说成是“反自由民主分子”,这就叫做看姿态。我们还是要理解自由民主的理由,以及反自由民主的理由。简单说我是反自由民主,没有意义。”

“中国的知识界,从教师到学生,我估计有90%都是自由主义,但是我们要把自由主义想清楚,而这也是尼采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好机会。”“我今天在这里说的一切过激语词都来自尼采,不是我的啊。”当刘小枫略带狡黠地这么说时,自然引发台下一片笑声。

刘小枫此次讲座的点评人是陈家琪,陈老师质疑了刘小枫提出差序原则背后的人性论假设,“从现实生活中看,即使人与人之间有99%都是不平等的,那么我想人之所以为人有没有1%是相同的?如果有,那这1%是什么?”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果人性中真存在着1%的平等,那么无论是柏拉图那里的“金银铜铁说”,还是孔子眼中的“上智下愚”,都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它的合理性。

其实陈老师早在刘小枫于2000年发表《尼采的微言大义》之后,就曾写有《在学问之外——也谈尼采的微言大义》(刊《书屋》2001年第1期)对刘的那篇长文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看法。陈老师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小枫的观点没什么变化,而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改变。为写这篇文章,我又把陈老师当年那篇文章翻出来读了一遍,看到其中有这样的话——

“就这样信笔写来,我已分不大清哪些是叔本华、尼采的话,哪些是小枫的,哪些是自己的,特别是一些让人有所感受的话。人其实只能注意到自己想注意到的东西。所以移花接木,借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尽管倒并不一定真有‘微言’要曲折地表达。”

其实,当刘小枫说他讲的一切都是尼采所言之时,这种移花接木的老套路就已经显露无遗了。

提问环节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信奉民主平等是现代自由主义观念的奴隶,那么反过来,推崇尼采所欣赏的差序原则和贵族政制是否也会变成古典精英主义的奴隶?

刘小枫表示非常欣赏这个问题,也承认,哲人之间的战争、信念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个体的信仰问题,完全取决于个人选择,几乎无可争论。这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勃兰兑斯的尼采,或是海德格尔的尼采,或是施派的尼采,还是刘小枫的尼采,最终取决于我们根据自身生命经验感受而作出的判断。

然而,至于个体信仰的学说是否会成为一个监狱,使自己沦为它的囚徒?刘小枫说这是可以在学理上进行辩驳的,对此,它要求每个知识人内心诚实的回答。

总结下来,刘小枫这次在同济的演讲对我而言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冲击和收获,但他终于不再“微言大义”,而是公开亮明了立场,提出自己信奉的原则。正如陈老师所说,这对于日益分裂的“国朝学界”不啻是一件好事,也有助于厘清分歧到底在什么地方。

ps.当眼下的香港风起云涌之时,我却还在这里敲打着刘小枫的“普世原则”,心想也算是遵其所言,不看姿态,倾听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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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示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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