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特别关心人类的未来——与《一九八四》译者孙仲旭一席谈

Luke 2009-07-14 12:08:22
(原载《深圳商报》2009/7/10,记者 杨青)

   一部文学作品在出版当初就成为经典,跨越了国界。在穿越一个世纪以后,它的预言依然一次次搅动人们的视线和思想,让人们不断地回到这部作品。
  青年翻译家孙仲旭被称为爱书人翻译家。近年来译作迭出,颇受好评。奥威尔是孙仲旭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作家,他几乎读过奥威尔的全部作品,至今他已经翻译了奥威尔的四部作品和一部传记。恰逢《一九八四》出版60周年,他眼中的《一九八四》和奥威尔是什么样子的?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一九八四》:预言还是写实?

  文化广场:很多人都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当成一部经典的政治预言。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却反对,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苏联的奥斯古拉格群岛,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法国五月风暴。感觉他总结的是一代人的政治体验,是在写实。你怎么看?

  孙仲旭:极权主义下的生活许多人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现实证明了他的书是比较准确的。他这样写,是一些经历和他个人认识的原因,包括他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见识了斯大林主义对思想的控制,对敌人的清洗等等。而且在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之前,人们就对希特勒第三帝国了解了很多。奥威尔自己有类似极权主义环境下生活的一点点经历,再加上自己的认识和想象,写成这部书。书中描写的景象,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自然发展,我们惊讶它预言的准确性。我认为《一九八四》既是写实,也又预言,是写实主义的预言。

  文化广场:《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奥威尔在给联合汽车公司F.A.亨生的信中说:“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看来他并不认为他的预言一定成为现实。

  孙仲旭:他等于是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这本书的原名是《最后一个欧洲人》,一方面奥威尔比较悲观,一方面是为了唤醒大家的警惕。温斯顿代表的是在思考、人性尚存的人,在对抗国家机器时不堪一击。

  文化广场:你第一次读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机缘?

  孙仲旭:我是在王小波去世后读他的作品时,看到他提到奥威尔作品。他是这么说的:“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王小波在1997年去世,我大约是1998年才读到《一九八四》,当初读到的第一感觉是震撼。觉得奥威尔真的代表了历史的良知。

  两个预言:1984年过去了,2050年还会远吗?

  文化广场:其实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有两个预言,除了1984还提到了2050年。奥威尔的预言是一个连环套的预言。1984过去了, 人们松了口气,觉得奥威尔的预言没有应验。现在2050年也离我们不远了,可是第二个年代和第二个预言常常被忽略,很多人根本没有提到。难道思想的自由不是从语言的钳制上开始的吗?只有电幕可怕,新话的推广难道不可怕吗?

  孙仲旭: 我并不认为2050有什么特别的深义。他写新话的重点,是揭示了可以通过改编语言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就是《一九八四》这个书名,我也觉得是因为他在1948年写作,顺手起了这么个书名。当然他写到用改造语言来控制人们思想,极有这种可能性。对语言的改造伪装,想一想在当下也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新话。但是对于奥威尔的2050年采用新话这个预言,我觉得不要太认真。

  尊敬他所以翻译他

  文化广场:你说过奥威尔在中国遭遇了一个著名作家的最终命运:人们尊敬他、援引他,却很少阅读他。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途径是如何的?

  孙仲旭:最早是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董乐山《一九八四》的译本,现在国内目前只《一九八四》就有五种不同的译本,他的各种作品的中译本(包括一本书的各种译本)总有二三十本的样子。

  文化广场:你最早看的《一九八四》是不是董乐山的译本,为什么要重译?

  孙仲旭:其实我最先翻译的奥威尔的作品是《上来透口气》。我读《一九八四》是董先生的译本,我没有对译本不满,只是译林出版社跟我约稿。因为董先生译本的版权没在他们手里,他们也想出。我觉得奥威尔多出一个译本不是什么坏事。我那么喜爱奥威尔,重译对他也是一种致敬。翻译过程中我参考过董先生的译本,但绝对不是抄译。我译的本子去年又出了一个新版,已经修改过第三次了。我的译本谈不上超越了董先生的译本,但我自信起码对得起原作和读者。

  文化广场:能否评价你的译本与董乐山先生译本的区别和各自的特色?

  孙仲旭:我想我作为译者之一,不大合适做这样的评价,但是我对翻译了奥威尔的这部传世名作感到自豪。

  《一九八四》的艺术魅力

  文化广场:一提到《一九八四》,人们就会想到它的政治预言。但对它的艺术魅力同时代和以后的一些评论家都有过微词。奥威尔自己也说过:“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你怎么看?

  孙仲旭: 抛开政治预言不说。从文学性、艺术性来说,奥威尔的新闻作品及随笔影响非常广泛。他的随笔,公认是非常好的。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作为写新闻作品、学习英语的教科书。他的小说作品,艺术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他的小说我全读过,有些作品结构包括情节方面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奥威尔的确是一个好的政治作家,他代表了一个作家在政治上的思考高度,也代表了作家的社会良知的高度。《一九八四》的缺点不是特别突出。而《上来透口气》的结构就比较松散。别的几部作品有的情节生硬。说服力不够。

  冷竣的良知

  文化广场:你译了奥威尔不少作品,还有奥威尔的传记,对奥威尔其人感觉如何?

  孙仲旭:我译了奥威尔的四部作品,还有一本传记。《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和《上来透口气》都出版了,还有一本《巴黎伦敦落魄记》早就译完,今年或明年出版,计划再译几本。这些年我还译了好些别的作家作品,像怀特、塞林格、耶茨等等,但对奥威尔我一直特别喜欢,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政治性。他像普里切特所称,有种“wintry consience”。我译作“冷竣的良知”。他特别关心人类的命运和社会走向,追求正义、公平,他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非常忧虑。虽然1984年到来时许多人挺高兴,好像毕竟没有活得像他预言的那样悲惨。但是他预言的现象无时无处不在,包括现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也能看到奥威尔式现象,表现在对信息的控制、对普通人隐私、自由的侵犯等。奥威尔在现代的东方西方都没有过时。英国有一档娱乐节目,名字就叫做“老大哥”,也是引用了《一九八四》里面的话:“老大哥在看着你。”

  文化广场:在中国,奥威尔的影响力好像只在知识界,没有扩散到普通民众中。

  孙仲旭:那是因为人们对奥威尔的印象主要还停留在《一九八四》、《动物农场》上,让人感觉奥威尔的作品读起来比较沉重,所以让一般读者敬而远之。其实奥威尔也会写得轻松有趣,例如《上来透口气》就被英国文学专家约翰·凯里评为“二十世纪最令人愉悦的五十本书”之一。他的许多很有意思和趣味的随笔等等还没介绍进来,国内全面译介奥威尔的作品尚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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