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Sils-Maria

Gräkomanie 2014-08-05 04:48:51
两年前的旧文,载7月《书城》。当时试图写得比较抒情。


                                                        尼采与Sils-Maria

尽管尼采出生于普鲁士治下的小村庄Röcken,又在Naumburg度过少年时光,然而在他的自述中,无论Röcken还是Naumburg均非心灵之故乡。1883年6月,他从Sils-Maria写信给友人Carl von Gersdorff:

我再次感到,唯有此地才是我真正的故乡和发源地。(KSB 6, 386)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曾用“血脉相系”描述过人与自然的契合:

自然的相似者。——在某些自然区域中,我们带着愉快的惊异再次发现自己;这是至美的相似。——恰恰能够在这里产生这一感觉的人何等幸福,在这始终充满阳光的十月空气中,在这从清晨到傍晚阵阵微风的欢乐嬉戏中,在这最纯粹的明澈与最适度的清凉中,在这高地——它无畏地紧靠着永恒之雪的恐怖——带有优美之庄严的山峰、湖泊与森林特性中,这里意大利与芬兰相结合,自然的一切银色似乎在此归于家乡——能够说出如下话语的人何等幸福:“自然中必定有比这更为伟大与美好的事物,但是这里对我而言是亲密与熟悉的,与我血脉相系,甚至对我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人性的,太人性的》“漫游者
两年前的旧文,载7月《书城》。当时试图写得比较抒情。


                                                        尼采与Sils-Maria

尽管尼采出生于普鲁士治下的小村庄Röcken,又在Naumburg度过少年时光,然而在他的自述中,无论Röcken还是Naumburg均非心灵之故乡。1883年6月,他从Sils-Maria写信给友人Carl von Gersdorff:

我再次感到,唯有此地才是我真正的故乡和发源地。(KSB 6, 386)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曾用“血脉相系”描述过人与自然的契合:

自然的相似者。——在某些自然区域中,我们带着愉快的惊异再次发现自己;这是至美的相似。——恰恰能够在这里产生这一感觉的人何等幸福,在这始终充满阳光的十月空气中,在这从清晨到傍晚阵阵微风的欢乐嬉戏中,在这最纯粹的明澈与最适度的清凉中,在这高地——它无畏地紧靠着永恒之雪的恐怖——带有优美之庄严的山峰、湖泊与森林特性中,这里意大利与芬兰相结合,自然的一切银色似乎在此归于家乡——能够说出如下话语的人何等幸福:“自然中必定有比这更为伟大与美好的事物,但是这里对我而言是亲密与熟悉的,与我血脉相系,甚至对我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人性的,太人性的》“漫游者和他的影子338”)

在写给Gersdorff的信中,尼采承认,他与Sils-Maria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Sils-Maria,这个海拔两千米,被湖泊、森林、群山所环绕的村庄,位于瑞士南部Engadin地区,毗邻意大利。在尼采作为自由哲学家著述与漫游的十年间,他几乎每个夏天都在这里度过。正是在这里,尼采完成了包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内的大部分后期作品。根据他在《看啊这人》中的说法,他后期重要的发现——“永恒复归”的哲学也诞生于此地(《看啊这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Thomas Brobjer的研究证实了尼采上述宣称的合理性:因为尽管尼采早年即已通过对荷尔德林和Neumann的阅读获知了相关学说,然而的确是在Sils-Maria居留期间,他通过将永恒复归学说与虚无主义问题及生命价值相系而赋予这一学说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主义式的维度(Thomas Brobjer, A Diskussion and Source of Hölderlin’s Influence on Nietzsche, in: Nietzsche-Studien 30 (2001), 405f.)。

对于尼采而言,对Sils的发现无疑是生命中的幸遇。在1879年从巴塞尔语文学教席退休之后,他便开始在瑞士和意大利各地频繁旅行,试图寻找一个写作生活的理想之地。1881年7月,尼采来到Engadin的St. Moritz。这座城市令他厌烦,他甚至打算立即告别Engadin地区。幸运的是,一个热心的旅伴提议他到临近的Sils-Maria看一看。这样,尼采“最终【...】安顿于大地最为可爱的一隅”。在写给Heinrich Köselitz的信中,他说:“我从未拥有过如此的宁静,我的可怜生存的50个条件在这里全部得到了满足。我将这一发现视为一个出乎预料也不应享有的礼物”(KSB 6, 100)。

决定留在Sils-Maria之后,尼采开始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的场所。他选择了Gian Rudolf Durisch小楼的一个房间,并在这里度过了数个漫长的夏季。Durisch家的小楼位于via da Marias街67号,背靠山崖,前方则是水流湍急的蓝色河水。像Sils其他典型的民居一样,这座小楼分为上下两层,此外再附有一间小阁楼。尼采的卧室兼工作间在二楼左侧,相邻的房间则是他的餐室。楼中剩余的房间为Durisch家人分有,一楼还开有一间Durisch自家经营的小店,出售各类舶来品。尼采常常在此购买英国产的饼干、腌牛肉、茶叶、肥皂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与我们所熟知的鲁迅手稿包油条的轶事类似,尼采的房东Durisch有时会随手拿起他散落在此的手稿为光顾小店的顾客包裹食品。关于尼采与Durisch一家的交往,我们所知的并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尼采与这家人,尤其是他们的小女儿Adrienne之间建立了一种亲人般的关系。“这家人待我好,世上很少有地方能找到好好对待你的老动物的人”,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说(KSB 8, 92)。

1960年,当几经易手的小楼面临商业改建的威胁时,一些关心尼采遗产的人士紧急成立了Sils-Maria尼采故居基金会,他们设法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并将其建设为尼采故居博物馆。一楼进门左侧的房间被辟为和尼采生平相关的各类原始档案的展览室,而靠里的房间则由故居如今的负责人Peter André Bloch教授精心布置为“巴塞尔教授屋”(Basler Professorenstube)。室内的陈设——若干来自尼采巴塞尔居所的家具,其中还包括一个用来摆放甜点的瓷盘与一张象棋桌——试图重现尼采在巴塞尔任语文学教授时日常生活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故居中不仅能看到与尼采本人有关的藏品,同时也展出了一些前往Sils朝圣的著名作家与学者的珍贵档案,例如黑塞在此地创作的绘画以及不久前意外发现的未刊诗作手稿。与普通的博物馆不同,Sils尼采故居多年来努力将自身建设为一个小型的研究共同体:这里允许专业研究者甚至普通爱好者在几间客房内短期居住;负责人Bloch及管理员Peter Villwock两位先生均专注尼采多年,可以对研究给予指导;同样重要的是,故居陈列了Oscar Levy等学者捐赠的藏书,并且收藏有考订版尼采全集以及几乎所有重要研究文献,可供访问者自由使用;而每年秋季由故居基金会主办的Sils-Maria尼采研讨会(Nietzsche-Kolloquium in Sils Maria)已经成为与Naumburg尼采会议并列的两大国际尼采年会。正是鉴于这一共同体对于研究的推进,从2011年开始,慕尼黑尼采论坛(Nietzsche-Forum München)设立了Werner Ross奖学金,用于资助青年尼采研究者或作家在Sils尼采故居进行为期一月的访问。作为2012年获奖人,笔者得以于此年9月前往Sils-Maria,亲身体验一种尼采式的生活。

故居的核心是位于第二层的尼采的房间(笔者房间恰好在其对面)。在这间布置简朴的小屋内,除去一床一桌,外加一个盥洗台,别无他物。故居的管理者相信,尽管室内旧有的陈设早已不知所终,我们凭借这些移自Alpenrose旅馆的古老家具仍能想象尼采的旅居生活。属于这一生活真正遗迹的是尼采当年亲自设计并请人缝制的暗色桌布。此外,房间的地板和门窗也保留了他居住时的原貌,重新用木料包裹过的墙上则特意展露出他所用绿色墙纸的一角。从尼采时常开阖的窗户望出去,还能看到他曾无数次注目的景色。与当年一样,前方仍旧是绿草地,而一旁则是他喜欢漫步的青松覆盖的山路,徐徐向上。

根据尼采的通信以及友人回忆录等史料,我们可以部分重构尼采在此地的日常生活。他固定每天早晨5点起床,以冷水洗浴全身,随后是一小时的工作,6点半用早餐。在工作与漫步之后,11点半他会准时出现在Alpenrose用午餐。饭后仍旧是散步。下午6点半是晚饭时间。

这一极有规律的作息可以视为早年Pforta中学寄宿生活的遗留。在1859年8月的日记中尼采(此时他刚满15岁)详细记录下Pforta一天的生活:凌晨4点学生开始陆续起床,5点必须全部起床,5点25分晨祷钟声响起,6点到12点是上课时间,12点至1点50是午餐与休息时间,1点50到3点50阅读课,随后一个短暂的茶歇紧接着三小时的课程,7点晚餐,饭后到8点半晚间休息,随后晚祷,9点整睡觉。任何违反这一作息的人都将受到惩罚(BAW 1, 119ff.)。或许正是中学教育的深刻影响,使得尼采在成年之后仍坚持每日早起,并严格遵照时间表安排一天的生活。他在Sils的生活不仅规律,而且极其简朴与自制。这里避免了剧院、音乐会等晚间的娱乐,他尝试每晚在黑暗中静坐两小时,以蓄养精神(KSB 6, 121)——尽管尼采在作品中对斯多亚派自我克制的德性持既赞赏又批判的矛盾态度,他事实上却践行着一种斯多亚式的生活。正如在Sils寒冷的夏季,他始终住在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房间中,并且坚信,承受这种寒冷令他更加坚强。

在众多对尼采在Sils-Maria生活的叙述中,不断被提及的是他每日数小时的散步,因为根据尼采本人的记述,他后期作品的若干片段均是这一散步的产物。由于缪斯喜欢在漫步途中突然降临,他在散步时总是随身携带纸与笔。人们相信,康德和尼采几乎同样著名的散步正好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类型:前者的日常活动与哲学均枯燥乏味,不包含任何个人特质,而后者在湖山之间的自由漫步则是其“诗化哲学”的表征。在致Köselitz的信中,尼采写道,“我的情感之紧张让我战栗并大笑——已经有好几次我出于可笑的原因不能离开我的房间,因为我的眼睛发炎了——何以至此?每一次我都在头一天散步的路上哭泣得过多,不是感伤之泪,而是欢呼之泪;我在路上歌唱并胡言乱语,为一个全新的视界所充满,我在所有人之前预先获得了这一视界”(KSB 6, 112)。这种不可遏止的高涨情绪或许正是致死疾病的开端。根据Resa von Schirnhofer的证词,1884年8月,尼采在Sils开始频繁出现幻觉。她还提到,此时为了缓解日渐严重的头痛,尼采参考了若干医学、生理学论著,尝试进行自我治疗。他利用“Dr.”一词特有的歧义,以“Dr. Nietzsche(医生/博士尼采)”签名的处方获取了大量药剂,其中就包括具有致幻与镇静功能的水合氯醛(Chloralhydrat)。Schirnhofer甚至怀疑,尼采可能还凭借伪造的处方尝试过大麻这种当时刚刚流行的致幻剂(Begegnungen mit Nietzsche, 491-494)。

尼采有时会出门往左走,经过Zuan家的小楼和牧场一直走到Chasté岛上,有时则会往相反的方向经过Edelweiß旅馆、邮局往Silvaplana湖的方向走去,岸边的一块石头因为与远处的山峰形状相似,据说成为了永恒复归学说最初的灵感来源。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人散步。路上常常会遇见嬉戏的孩子。多年后,Zuan告诉来访的阿多诺,当年小伙伴们很喜欢戏弄这位无论晴雨总是握着红色阳伞,似乎想从中寻求保护的漫游者:他们将小石子偷偷塞入其折叠的伞中,当畏惧阳光的尼采打开伞,小石子就会突然掉在头上(Adorno, Aus Sils Maria, in: Ohne Leitbild, Frankfurt am Main 1967, 50f.)。倒霉的哲学家尽管会喊叫着追赶这些顽皮的孩子,但恐怕从未真正生起气来,因为查拉图斯特拉曾说:“我喜欢躺在此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崩颓的墙边,在蓟草和红罂粟花丛中。对于孩子们而言,我仍是一个学者,对于蓟草和红罂粟花也是如此。他们是无辜的,即使在他们怀着恶意的时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学者》)。

除了生病卧床不起的日子,尼采每天都要前往Alpenrose餐厅,在那里独自享用午餐。关于尼采在此地的饮食,知名的叔本华、尼采研究者Julian Young在其涉嫌抄袭(参Mark Anderson及Daniel Blue的系列书评)的新作《尼采:一部哲学传记》(Friedrich Nietzsche: A Philosophical Biography. Cambridge 2010)中告诉我们,餐厅老板Krämer先生多年后仍记得,尼采唯一的“缺点”就是吃肉太多(页391)。

在注释中,Young给出了这一轶事的来源——Friedrich Nietzsche. Chronik in Bildern und Texten页594。出于对尼采饮食习惯的好奇,笔者查阅了Chronik的原文,这里摘录了Eugenie Galli“在Sils Maria尼采故居中” 一文的片段(“Im Wohnhaus Friedrich Nietzsches in Sils Maria” ,载Deutsche Zeitung,1899年12月17日)。Galli报告说,当他作为崇拜者前往Sils寻访尼采旧日的足迹时,他首先见到了Alpenrose餐厅的老板。此人宣称,正是糟糕的食谱毁掉了尼采的健康,因为据他回忆,尼采每日所吃的仅有一块牛排,余下全是从过路的意大利人那里购买的水果,其嗜好水果以至一天就要吃掉三公斤之多。随后Galli又拜访了尼采房东Durisch(因其经营一家小店,Galli将其称为老店主(der ältliche Krämer))。Durisch谈起他从前的房客仍带有一种“深沉的,孩童般的崇敬”:“我不相信他【尼采】会有什么错误,除了太过勤奋(zu großen Fleißes)。【……】每天都不知道多早他便起床。黎明时分他就在紧锁的房门后面写作,这样就没人可以打扰他。11点他走出他的小房间【……】。下午四五点钟他回到房间,一直写作到11点,煮上点儿茶,然后工作,不断工作!【……】当他常常病得整日躺着,伴随剧烈的头痛,并且不断呕吐,我有时就坐在旁边陪着他。他以极度的忍耐承受一切。尽管他的工作正是这一切的根源,他却不愿也不能放弃。”显然,餐厅老板认为尼采吃得过多的绝不是肉,却是水果!Young的叙述建立在一系列的错误之上:他不仅未能区分两个报告人,并且错误地将第二个报告人老店主(Krämer)混同于德语区常见的姓氏。而更为离奇的错误在于,他还将“勤奋(Fleiß)”误读为了“肉(Fleisch)”。

尼采这一时期的家信尽管没有谈及对水果的爱好,却证实了餐厅老板关于牛排的回忆。在1883年7月写给妹妹的信中,他汇报在Sils单调的饮食:“我每天中午(除去生病的时候)吃得一模一样(在这个时间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即:牛肉清汤(两盘),牛排配豌豆【……】”(KSB 6, 408f.)每天一块牛排的习惯似乎从未改变,1887年他写信告诉母亲:“我独自吃饭【……】:日复一日一块美味红牛排,搭配菠菜,再加一个大蛋卷(里面裹着苹果酱)”(KSB 8, 120)。1888年仍旧是牛排加蛋卷(KSB 8, 357)。除了午餐固定在Alpenrose进行,早餐和晚餐他通常在自己的房间解决:早餐包括一个生鸡黄、面包卷、茶及茴香面包干,晚餐则在火腿、生蛋黄、小面包、意式玉米饼、茶和茴香面包干中选择(KSB 6, 121; KSB 8, 120, 357)。一方面在Sils山区食品并不丰富,另一方面这里的物价也极高(今天依然如此),我们并不宽裕的离休语文学教授(尼采授课期间年收入为4500法郎,退休金则降至每年3000法郎,参J. Stroux, Nietzsches Professur in Basel, Jena 1925, 83, 89, 103)不得不极其频繁地(有时每周一次)请求母亲为他邮寄装有各类食品的包裹,以调剂在Sils单调的饮食。通过他开列的食品清单,我们发现,产自Naumburg的火腿无疑是他最为热爱的食品。几乎每封写给母亲的信都是一封索要火腿的求助信。1888年在Sils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由于Naumburg的火腿迟迟未到,他写信诉苦,要求母亲立刻为他操办购买火腿的事宜,他如此计划:“因为我的夏天大约有4个月长,我还需要至少12磅=6公斤熏火腿”(KSB 8, 333)。需要说明的是,1880年代的欧洲已经拥有极为发达的邮政系统,从尼采故乡Naumburg(位于德国东部)寄出的包裹只需要几天时间便可到达Sils(瑞士南部),这保证了包裹中食品的新鲜,甚至让孤身在外的哲学家可以不时品尝到母亲寄来的亲手烤制的蛋糕。

正如Durisch所说,对于尼采而言,与睡眠、饮食一样必不可少的是每天的阅读与写作。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一位专注的阅读者。从Durisch那里,我们得知尼采学生时期常通宵苦读,当倦意袭来,他便依靠将双脚放入冷水的方式提神,而此后的年月中,即便是在他视力最弱的状况下,尼采也每日坚持数小时的阅读与写作。甚至在都林最终的崩溃之后,当他的挚友Franz Overbeck赶来,第一眼看见的还是一个蜷缩在沙发上的阅读者,尽管此时文字对他已经失去了意义(Franz Overbeck – Heinrich Köselitz. Briefwechsel. Berlin/New York 1998, 205)。

关于尼采在Sils的阅读生活,仍旧是他的书信为我们提供了最多的信息。在这里居留的漫长夏季,他主要通过三个来源获取书籍:首先是他本人的收藏。尼采在1883年6月致Gersdorff的信中提到自己在Sils有一箱书。1884年10月,他写信告诉母亲,此年他带着重达104公斤的书籍前往此地。同时,他还使用Alpenrose旅馆的图书馆。邮寄则成为他获取书籍的第三个途径。1881年在Sils的第一个夏天,出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兴趣以及自我治疗的需要,尼采要求自己的出版商Ernst Schmeitzner寄来《实用医学纲要》(Compendium der praktischen Medicin)、《日常生活化学》(Chemie des täglichen Lebens)、《生理学教程》(Lehrbuch der Physiologie)等若干通俗科学读物。有趣的是,他罗列的书目中还包括一本名为《中国生活图景》(Bilder aus dem chinesischen Leben)的作品(KSB 6, 94f.)。这一对于中国的兴趣再次反映在1885年的书信中。尼采在信中几次提到,他在Sils结识了一位荷兰人,而此人关于中国的情况谈得很多(KSB 7, 88)。我们看到,在“如同世界尽头”的Sils-Maria,尼采并未丧失对于亚洲文化的好奇,或许正是在这“超越人与时间6000英尺”的高处,他可以更好地推进摆脱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

尼采选择在Sils度过夏日的重要原因在于,这里的日光充裕而柔和,这对于他日常的阅读写作至关重要。但即使如此,对于这位半盲的读者而言,夜晚的阅读仍是一个问题。桌上的酒精灯很难提供足够的光亮,因此他不得不依赖于另一位朗读者的帮助,正如在视力急剧下降的1873年,他依靠Gersdorff朗读书籍并记录下著名的“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一文那样。然而在远离朋友家人的Sils,寻找一位朗读与笔录的得力助手成为了难题。尼采在1884年9月2日致Köselitz 的信中说,夜间无人为他朗读,因此不得不在寒冷和忧郁中熬过睡前的几个小时。1885年夏季,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他告诉Overbeck有一位“来自Meiningen地区的德国女士”专程前来为他朗读书籍,并且笔录他口授的内容,但“遗憾的是,到下周她就没有时间了”。我们不免猜测,尼采对于古代的朗读问题的关注或许与其亲身体验相关。也正是在Durisch家的小屋中,他写下了“德国人不大声朗读,不为耳朵而读,而是仅仅用双眼阅读:他将耳朵放入抽屉。而古人为自己朗读时——这极为少见——则大声朗读;如果有人默读,便会使人惊讶,并促使人暗地里【为这一奇特的行为】寻找原因”(《超善恶》247)的著名段落,从而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关于古人阅读习惯的论争。与朗读者的合作虽然能暂时解决视力问题,却可能带来新的烦恼,尼采抱怨说:“每一个朗读人都是一个对于像我这样敏感的思考动物的干扰”,他因此期待口头传播和交流领域进一步的技术革命:“继打字机之后,朗读机将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发明”(KSB 6, 151,也参180)。

与阅读相比,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写作。尼采每日要进行大量的书写工作,除了哲学文本和私人信件的写作,在他的笔记中我们还能看到对各类书籍的摘录。“在我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书写动物生活(Schreibthier-leben)中,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写得让自己看得清”(KSB 8, 92, 431),尼采在信中写道。他因此不断请求母亲寄来质量上乘的笔记本(KSB 6, 108, 114f.)以及钢笔尖(KSB 8, 92, 406, 431)。他并且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作。在此地居住时,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了一种紫色墨水。这成为了研究者推断相关手稿写作时间的关键证据(Beat Röllin, Nietzsches Werkpläne vom Sommer 1885: eine Nachlass-Lektüre, München 2012, 24f.)。

对于视力衰退的尼采而言,写作与阅读一样充满困难。正是在Sils期间,他开始考虑是否购买一台新发明的打字机来尝试一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因为据说经过一星期的练习便可以在机器上盲打(KSB 6, 117)。1881年8月,他告诉朋友,他与打字机的发明者,哥本哈根的Malling-Hansen先生有了通信(KSB 6, 113),但问题在于,其价格高昂,“并不是为我这样的穷人预备的”(KSB 6, 117)。在通过各种途径对打字机进行了仔细考察之后,此年12月,旅居热那亚的尼采终于下定决心,他发出订单,并预言正在写作的《曙光》第6至10卷将是自己用笔书写的最后一部手稿(KSB 6, 150)。1882年2月17日,从尼采寄出第一封使用打字机创作的信件开始(KSB 6, 171),到3月21日打字机突然出现故障,停止工作为止(KSB 6, 186-188),他与打字机的合作只持续了短短1个月时间。尽管此后他不得不回归传统的书写方式,但作为率先拥抱新技术的哲学家,他却从这一经验中意识到媒介对于认知活动的建构作用。在现存第二封用打字机写出的书信中,我们读到如下话语:“我们的书写工具参与了我们的思想”(KSB 6, 172)。这简短的一句话几乎可视为20世纪后半叶传播学的公式。当多伦多学派的代表人物Havelock、McLuhan等人强调不同的传播方式对于心智的影响,当他们考察书写的普及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关联,并期待广播、电视等新媒体推动一种口传性的复兴时,他们无疑继承了尼采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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