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 转载

七夕 2014-06-28 06:04:32
亦舒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
. 2004-03-01 16:09   周熙熹
【胭脂】

《灯火阑珊处》

  亦舒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都市女性在面对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时心理、生理上的抗争与矛盾。在塑造了都市众生相的同时,亦舒小说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它有别于其它言情小说的最主要原因。

  一

  “女性文学”是由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并以与世抗辩作为写作姿态的一种文字状态,它改变了并还在改变着女性作家及其本文在文学传统中“次”(sub-)类位置:它对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既介入又疏离,体现着一种批判性的精神立场。[1]言情小说可以说就是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既介入又疏离的文学样式,但并非所有的言情小说都归属于“女性文学”。真正的“女性文学”需要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的对世界的介入,打破男性在这方面的垄断局面。二是挖掘出男性理解惯性和期待视野的女性经验,实现对男性世界的叛离,以构造出具自身完整性的女性经验世界。[2]

    亦舒小说就具备了以上两种要素。它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女性主义意识。这表现在女性的主体意识(包括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两性关系的平等意识)、对父权的遗弃和反抗,一种自觉、自省的女性立场等方面。

  二

    亦舒迄今为止共创作了一百五十多部小说其中包括九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当中的大部分作品采用女性视点的故事内在叙述角度,改变了传统叙述作品中“讲故事的角色基本是男性的,听故事或读故事的角色是女性的,而故事则是他们交合的媒介”(约翰·巴思语)[3]的情况,而是侧重表现过去被淹没、被歪曲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女性话语从过去文本中的边缘地位一跃成为主流。

  并且无论是用女性视点还是男性视点对故事进行内在叙述,并且无论是用女性视点还是男性视点对故事进行内在叙述,并且无论是用女性视点还是男性视点 对故事进行内在并且无论是用女性视点还是男性视点对故事进行内在叙述,叙述者与故事整体的外在关系一般是采取内部视点的方式,深入人物的心理甚至潜意识领域(通常借助描绘梦境、幻相、幻听等手法)发掘她们或他们的精神和心理变化。

    同时,如果从叙述者的感知程度的强弱来区分(大致可分为1、“在场者”;2、缺席的“在场者”;3、半隐蔽者;4、隐蔽者),亦舒小说的叙述者又基本张属于“半隐蔽者”,即在表露自己的观点是较有节制,有时候这类叙述者也会揶揄书中人物,但总的来说,态度比较客观,语调相对平和。[4]含而不露的叙述感知程度造就叙述者权威性较低的效果,这正有别于男性话语世界中常见的对“叙述空间的占有”造就的“权威姿态”。 [5]

    再另一类从男性视点出发的亦舒小说中叙述视点与叙述者之间的明显差异表露出两性审美体验的差异。其代表是《玫瑰的故事》,小说分成四部分,四个部分中的“我”分别是:

    第一部分《玫瑰》“我”:黄振华,黄玫瑰的大哥;

    第二部分《玫瑰盛放》“我”:溥家敏,黄玫瑰第二恋人溥家明之弟;

    第三部分《最后的玫瑰》“我”:周棠华,黄玫瑰的未来女婿;

    第四部分《再见玫瑰》“我”:罗震中,黄玫瑰的继子。

    借这四位男性的眼光审视少年、青年、中年的黄玫瑰的情感经历。女主人公黄玫瑰,一方面,具有令人心悸的美丽,她成为男性观众窥视的对象;另一方面,她如同玫瑰花一样,只因人人都喜欢,她又有着流于俗艳的悲哀处境。但玫瑰自在而任性的成长、绽放,坦然的接受情爱的洗礼、波折,超越了男性社会习俗规范的束缚,她又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

  值得注意的是,四位男性叙述背后又包含着一位隐含叙述者,她的观点借助叙述议论隐性地传达给了读者,使之产生了显著的情感效应。例如论者一再地借人物之口强调周士辉和庄国栋的沉沦与她人无关,美丽的黄玫瑰不过是他们用来逃避现实的借口,颠覆了“女人祸水论”。

  三

   亦舒小说常见孤女、单亲家庭的形式,形成“无父文本”,男性家长被排除/ 放逐于文本之外,形成女性家长当家作主的模式。[6]在《胭脂》、《银女》、《我们 不是天使》、《假梦真泪》、《祖母》、《花解语》、《朝花夕拾》等作品中,单身母亲的形象一再出现,男性家长的缺席,宣告了女性家长的主体性地位。单身母亲只是现实社会一个较普遍的现象,但她在文本中的强化,无疑表明文本对父亲权威的遗弃。

  另外一些小说中表现了对父权的反抗:《故园》中家庭女教师夏铭心面对卓世光的金钱侮辱,愤然离去;《烈火》中夏荷生对烈战胜强权的不断反抗;《假如苏西堕落》里苏西对苏父遗嘱的嘲讽和背弃。甚至在短篇小说《安排》中林细全面对父权式女性家长姑婆林华苓“安排”时,也表现出反感:“太过经营的安排变成控制”,而拒绝了姑婆为其创造的“好姻缘”。

  不得不指出的是,生活在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下的都市女性又是矛盾的。亦舒笔下的女性很多都宣称:“真正的男人,是保护女人的男人,一切以她为主,全心全力照顾她心灵与生活上的需要。” “所谓丈夫,是照顾爱 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

  被保护欲与现代女性经济独立论、反抗父权观有着明显的冲突,但这一冲突却又在亦舒小说中得到消解。因为在亦舒小说中很难找到“男性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保护来反射两倍大的男性形象”, [7]貌是护花使者的男性形象只是拥有由金钱、地位所支撑的“强大”伪装。女性之所以接受保护是因为金钱社会的无奈出卖,“英雄救美”表面下有着都市男女关系的猥琐、丑陋,于是姜喜宝成了勖存资的情妇(《喜宝》),周海媚毫无犹疑地选择了陈国维(《没有月亮的晚上》),彭祖琪嫁给了郁满堂(《蝉》),花解语和残而不废的杏子斡结了婚(《花解语》)……

    商业社会,底层女性的挣扎与奋斗是亦舒小说的一大主题。这类“陋室明娟”形象往往与单身母亲形象配合成社会底层妇女的辛酸史。“陋室明娟”中一部分人纯良正直,于生活的万千波折中自立,如《故园》中的夏铭心、《明天给你送花来》中的华芝子、《我们不是天使》中的邱晴、《不羁的风》里的唐清流 等等,苦难的磨砺中突显其智慧和自律、刚强的特质,这一类应该算是亦舒笔下正面的苦难少女。而亦舒并不止步于塑造正面女性形象,另一类“喜宝”式 的女性的命运抉择——“卖身”,也造成了读者同情理解的表达效果。

  还有一类是被文明所异化了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人,其代表是《直到海枯石烂》 中的庄自修。她“如同蝴蝶,尽管终其一生在嫣红姹紫花丛中穿梭,却原属色盲。” 上一代她的姑姑庄杏友毕竟还苦难的爱过一次,到了她,除了自爱,已无法爱人。在此所讨论的是都市人内化了金钱万能价值观后,所剩无几的爱的能力。

  都市白领女性生活一直是亦舒小说创作的重点,这类中产阶级女性形象也最能体现亦舒小说的现代女性意识。

  首先,她们都是女性经济独立论的倡导者。她们深知只有争取经济的自立,才能够得到人格的独立。工作对于她们不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也是展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我的前半生》中“子君” 前半生的命运类似鲁迅笔下《伤逝》的女主角“子君”,自以为自主的她在得知“涓生”不再爱她后猛然发觉“原来这些年来,一切荣耀都是史涓生带给我的,失去史涓生,我不只失去感情,我也连带失去一切。” 她的地位还不如佣人阿萍,“原来自力更生,靠双手劳动有这等好处:她可以随时转工,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吃香,我,我走到什么地方去?”

  但“子君”又是幸福的,她走上了亦舒为她找到的不是堕落也不是回家的第三条路:自食其力,经济与精神同样独立,彻底摆脱了依附心理。职业妇女都达成这样的共识:从工作中能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是家庭生活中所没有的。

  但女性的生活压力并未因此而减轻,经济独立后的女性又身处于工作角色(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妻子角色、母亲角色等)的双重压力之下。[8]在《美丽新世界》里,亦舒采用科幻手法,从未来和变化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利用两性的置换--未来社会,男性也能借助新科技孕育孩子,但育儿过程中受到种种歧视和生活压力的束缚,从反面阐释了现代女性的双重角色冲突:职业妇女原来的完整角色人格分裂为工作角色人格和家庭角色人格时的矛盾和痛 苦。在冲突的双重重压之下,有的女性因对工作的投入无法全面实现家庭角色感到愧疚自责,《绝对是个梦》里,著名女记者程真为挽救婚姻,被迫辞职移民 却为时已晚;有的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不得不舍弃儿女情长:《我们不是天使》里邱晴只能作他人的“红颜知己”;《迷迭香》中女导演余芒选择了电影为其终身伴侣;《西岸阳光充沛》中的汤宜家、《印度墨》中的刘印子、《承欢记》中的毛咏欣均是独身主义者,以至于亦舒的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干脆就 叫《独身女人》。

  全职主妇的苦闷心理在亦舒作品里也又揭示:《西岸阳光充沛》中的汤宜室辞职移民后的失落、《承欢记》中的麦太太偏执。 面对整个女性群体的生活压力,亦舒发出这样的慨叹:“作女人是难的,默默无闻做个妻子,迟早变男人口中“我不了解我”,挣扎的有名有姓,又被人横加污辱。”自觉、自省的女性立场形成对女性苦难的深度关照视角。

  四

  平等的两性关系一直是亦舒小说女主人公的追求,这也是亦舒女性主义意识的一大表现。除了两性经济地位上的平等追求,还有两性交往中平等的要求,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又主要突显于三方面:

  1、与异性交往中的独立自主性。亦舒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她们所处的小环 境中通常处于中心地位和主动位置,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成 为她们的臣民和倾慕者。比如《玫瑰的故事》、《风信子》、《香雪海》、《曼陀罗》、《迷迭香》、《阿修罗》、《叹息桥》、《弄潮儿》、《连环》、《明天给你送花来》等作品中这一模式尤其突出。

  2、对理想爱情不抱幻想的心态。

    这是现代女性在经历了男性社会的平等压抑后所采取的普遍态度。亦舒小说中常见类似的言论:“千万别奢望良辰美景可持续一生一世,这是根本没有可能发生的事,一定会得望。”“如今的社会,什么是可靠的呢?别告诉我是感情。”亦舒对爱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把爱情看作发自内心的,出于自然的纯洁美好的感情。她曾说:“中国人讲究‘恩 爱情义’。爱情涉及恩义,其中责任大于一切。中国人不懂得爱情最美丽之处,是在乎任性,来去自若,不受礼俗常规所拘,拒绝其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亦舒又将自爱情视为人生的游戏,往往一见钟情,如痴如醉,一旦爱情消逝,便行“美丽的离婚”、“无怨的分手”,旧欢如梦,新欢可觅,不迷恋过去,只追求现在。[9]因此她笔下奇情畸恋多,爱情悲剧也多。亦舒常常采用死亡来隔断爱情,“爱情无法永恒,但死亡使其成为可能”,于是黄玫瑰深爱的溥家明患病死了(《玫瑰的故事》),周至美和邓永超刚刚互相爱慕,邓永超就因飞机失事而永别了(《曾经深爱过》),关大雄准备追随的香雪海患骨癌死了(《香雪海》)。即使不是死亡, 有时也是牢狱之灾使有情人分离:左文思和王韵娜的感情刚刚稳定,左文思就因 杀人而被捕入狱(《开到荼靡》),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烈火》中的烈火与夏荷生 身上。有时,亦舒又只描绘一个男女初相识的光明的开头,故事嘎然而止,为的是将以后可能的发展留待读者想象。读者往往会依据传统审美心理在空白处设定大团圆结局。这样的处理就避免了将爱情悲剧结局昭示出来。借助这些方式亦舒将其爱情怀疑论交给了读者。

  3、女性的性自由意识。亦舒小说对女性性意识的描写很少且隐讳,但小说中时代女性报复男性或献身男性,都是建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的基础之上的。亦舒小说对男女两性中的性开放意识持平等态度,男人“风流成性一样找不到好妻子”。文本中也有着对大男人主义者“处女情结”的鄙视与嘲弄。

    在《玫瑰的故事》里,黄振华在结婚前夕从别人口中得知未婚妻苏更生曾结过婚,方寸大乱之下追着苏更生说:“我会原谅你的”,苏更生却义正辞严:“我有什么要你原谅?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的伟大原谅才能重新做人,你以为你是谁?”

    苏更生有权利要求真正的爱与尊重,这来自于她心理上的自立,更来自她经济上的自立。若对方不给,她不必迁就他。这是标准的女性主义的姿态。

  五

    爱情是可疑的,友谊——女性间的友谊——却被亦舒推到了至重的位置。她的女主角大都有至少一个女性挚友,或是姐妹(如《西岸阳光充沛》中的汤 宜室、汤宜家,《我们不是天使》里邱雨、邱晴,《灯火阑珊处》中的表姐妹江宁波和邵正印),或是母女(如《胭脂》里祖孙三代,《绮色佳》里继母陈绮罗和甄蔷色,《绝对是个梦》里,义母程真与义女程功,或是同学、同事(如《小人儿》中的邓志高和甄子壮,《承欢记》中的麦承欢与毛咏欣)甚至陌生人、情敌(如《银女》中的林无迈和王银女),和她站在同一战线,欣赏她、鼓励她、帮助她。在这里,女性友谊是女性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尊重与热爱,是感情的需要,甚至是对另一性别的不公正对待的联合反抗。亦舒写出了这种友谊的温暖和珍贵,也写出了它的脆弱——的确是脆弱的,在男性为主宰、女人们“念的是男人,怨的 是男人”的社会里。《我的前半生》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子君因唐晶与未婚夫同居而倍感失落,甚至于她“无理取闹”,知道往日友情不再,悲叹“无法力挽狂澜”……纵然后来她们言释前嫌,重归于好,那种悲哀却仍然存在。

  结语:

  亦舒小说从写作效果来看,不是生理性别而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作为新的精神而注入到作品中,将时代女性的独特经验、群体感受、生存困境、矛盾心理一一展现,它是以非常感性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对男性霸权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 之站在同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接纳和赞扬,从而使其“性别歧视”较为温和。[10]在当代作品中,亦舒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抒写出时代女性内在感受,不沉湎于虚幻的爱情,反而揭示爱情的虚幻。亦舒的小说是属于“泛言情”式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头到尾描写男女的爱情),使得她的小说拥有了女性写作的特质和女性文学的要素。


 

  [◎参考书目]

  [1][2] 王侃著《“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摘自《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P87-97

  [3] 苏珊·苏莱曼著《颠覆的意图:性别、政治与先锋派》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P33转引自胡全生著《女权主义批评与“失语症”》,摘自《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4][5] 陈顺馨著《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P54,P62

  [6] 林幸谦著《反父权体制的祭典—张爱玲小说论》摘自《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P34-42

  [7] 丁莉丽著《金庸的悖论: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注释[8]《扭曲的心理:为什么男人憎恨女人》P308,转引自《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 P86-90

  [8] 童勺素著《角色的困惑与女人的出路—“当代职业妇女角色冲突”国际学术会议综述》摘自《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 P76-77

  [9] 晓舟著《带刺的玫瑰 绯红的梦》摘自《亦舒传奇》P383附录

  [10] 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P48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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